作者：佚名

2011年04月02日

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4万蒙古铁骑来到钓鱼城下，由此一场兵力严重悬殊却又改变历史进程的大战随之爆发。从2月到7月，宋蒙两军围绕着钓鱼城展开了一场历时5个月的大战。虽然此战随着蒙哥的负伤去世而告终。但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钓鱼城凭借自身的艰险，顽强的阻击蒙古大军的南下，历经20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只到1279年守将王立开城投降，钓鱼城才落入蒙古之手。

钓鱼城在在几十年里由守将王坚、张珏的率领，牢牢的把守者入川的门户，同蒙古大军浴血奋战，并且击伤了率军而来蒙古大汗蒙哥，蒙哥也因此去世。这也改变了13世纪的整个历史进程，迫使江淮地区已经南下的蒙军不得不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南宋王朝也因此得以延续了几十年。也
让得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分裂成几大块，使得蒙古大军进军非洲和欧洲的步伐得以停止。更使得元世祖忽必烈得以继承蒙古大汗的位置，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王朝——元朝。

钓鱼城之战因此被载入世界史册，被世界史学家们称为“上帝折鞭处”。钓鱼城的军民们在敌我悬殊巨大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守卫钓鱼城，保卫自己家乡的不屈精神和忠勇爱国的情怀，也因此同钓鱼城之战共同铭刻在了历史之中。虽然时间已历千载，许多东西已经消逝在了钓鱼城外的滔滔江水之中，但钓鱼城仍然静静的屹立在江边，宛若一座刻着中国历史丰碑，时刻提醒着人们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

随着又一个清明节的临近，去为历史中的民族英雄扫墓，缅怀他们为整个民族作出的贡献，成为了很多人的不二选择。但我们凭吊那些有名有姓的的英雄们时，是否应该想起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为整个民族的发展与传承献出生命却又默默无闻的人们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年龄，甚至连他们有多少都不知道。譬如钓鱼城，他们留给我们只有一段历史、一处古迹和一种传承的民族精神。我们不知道在那场战争的日日夜夜里，钓鱼城的军民们怀着怎样的心情。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无所畏惧，在来势汹涌的蒙古铁骑面前竖起了一座坚实的城墙，并把他们碰得头破血流。

悠悠的钓鱼城，静静的矗立在三江交汇之处，千百年来坚守着那一中华民族饱受战乱段历史。始终铭记着那些在那段时期里，为了守护国家，保卫家乡不被蒙古铁骑蹂躏的合州军民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永久不变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即使被历史的长河冲刷了近千年，仍然熠熠生辉。

只有牢记历史，才能面对未来。作为现代的我们有时候不仅饱受困扰，不知道自己应该坚持什么，自己该追求什么。或许当我们回首历史时，会在其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在这个清明节里，请允许我登上钓鱼台，缅怀那些在钓鱼城之战中牺牲的英灵们。面对江水，祭洒一碗清酒，重新回味那一段历史，在历史的尘埃中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新找出来，放在自己的心底。

来源：http://post.news.tom.com/B70000BC339.html

热爱传统文化的汉服复兴者自发举办花朝节活动。图为祭拜花神现场

传统节日的日渐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历来重视丰富的传统节日文化。寄予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亲近春日、生命、绿色的渴望的花朝节就是其中之一。

花朝节俗称百花生日，是我国民间早春时节的传统节日之一，也叫花神节，一般于2月份，在“惊蛰”到“春分”节气之间，“百花争望之时，最堪游赏。”（南宋《梦粱录·二月望》）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草木萌青，百花或含苞或吐绽或盛开。

花朝风俗，各地不一。东北为花神设置神位，素馔祭之；中原举行民间“扑蝶会”，优胜获奖；南方宰杀牲畜，祭祀花神，恭祝仙诞。花朝节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作家刘心武曾倡议北京恢复“艳丽芬芳的‘花朝节’”。

大连同袍的复兴实践

西历2011年3月20日（夏历二月十六），大连汉服（涟汉堂）在大连市劳动公园举办了一场祭拜花神的汉服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的关注与赞赏，其宗旨在于宣传汉服和传统文化礼仪，通过复兴汉族的传统节日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活动组织者拍摄的“大连汉服涟汉堂花朝节活动纪实”在网络上也吸引了一定的反响。

整个活动过程中大家都身着漂亮的汉服，由赞者书山君将祭祀队伍领上祭祀台，奉迎花神。祭祀在上午十点半开始，大致分为行盥手礼、朗读祝文、祭拜花神、簪花赏红等。礼成后由女性同袍和围观群众簪花，共同庆祝这早春节日。

礼仪结束之后进行气氛活跃的小活动，如“悬红活动”——将写上愿望的彩色卡片和红丝带系在树枝上，祈祷实现美好愿望；在游戏环节，大家随机交换礼物，抽花签，击鼓传花；最精彩的莫过于汉服歌舞，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最后大家在公园合影留念，活动结束。

大连汉服在传统节日复兴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图为活动结束后合影

据了解，该活动由涟汉堂、大连理工大学汉服社团与大一团建班级、大连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文华轩汉服社团，以及留学生等共同举办的，为目前辽宁汉服花朝节日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标志大连汉服（涟汉堂）在东北汉服运动的传统节日复兴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汉服运动的意义深远

近年来人们发现，从首都北京到岭南广州，从西安古都到江南水乡，从齐鲁泰山到天府之国，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从欧洲英伦到大多伦多，身着汉服的传统文化复兴潮流几乎刮遍大江南北、吹到全球各地。我们不禁会问，华人世界为何掀起汉文化复兴的大潮？

全球各地的汉服复兴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图为某地汉服活动集体照

何谓汉服？简单地说，汉服就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服装（所谓“同袍”就是汉服复兴者相互间的尊称）。汉服不是古装，不是和服，不是韩服，更不是戏服，汉族人的传统服饰也不是所谓“唐装”或“旗袍”。汉服承载着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汉服让生生不息的华夏民族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生态体系，汉服是联系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纽带。

何谓汉服运动？汉服运动又叫汉服复兴运动，是中国人热爱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它必将给中国和世界历史留下重重一笔。复兴传统节日的文化礼仪生活是汉服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汉服运动，人们努力让汉服和传统文化和思想文明回归寻常百姓之家。以汉服为切入点的传统文化生活复兴，显示汉服重新走入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表明华夏文化可以被很好地传承并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

未来，汉服运动能显现出的意义可能不啻于引发西方文明大发展的文艺复兴。汉服作为华夏民族最直观最丰富的文化代表，其兴起必然带动人们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思想各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乃至衍生各种新行业，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

来源：汉服资讯

作者：书山君 嘉林

附：大连汉服涟汉堂花朝节活动纪实（视频）

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d/201103/t20110328_1529108.htm

百灵网：http://news.beelink.com.cn/20110328/2761430.shtml

温州网：http://news.66wz.com/system/2011/03/28/102479833.shtml

从汉林网上书城的兴亡看方舟子反中医的动机

亦明

2010年10月20日

在新语丝的《立此存照·中医批判》专栏，至今共有三千一百多篇文章。其中最早的，是《“新语丝之友”讨论合集：中医与科学》，它汇集了新语丝之友在1997年底讨论中医的几篇文章。在那场讨论中，方舟子的观点很明确，“中医能治病不能说就不是伪科学”。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即使中医能够治病，它也是伪科学。而方舟子用来证明中医是伪科学的尚方宝剑，就是那篇他偷来的《科学是什么？》。此时，我们只要记住这样的事实：方舟子在1997年底，就已经把中医打成伪科学了。

可是，在2000年发表的《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述评》中，方舟子却特意要把中医与“伪科学”相区别：

“由于整体主义向来就是以反还原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至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并无一个统一的阵营。其中，有非科学的，例如传统中医理论；有反科学的，例如‘科学神创论’、智能设计论（二者都是神创论的现代形式）；有伪科学的，例如中国的‘人体科学’、‘生物全息律’；有接近信仰的，例如盖娅假说；也有属于科学思想的，例如迈尔（E.Mayr）、古尔德（S.J.Gould）所主张的机体论。”（方舟子：《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11期，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evolution/redu-holi.txt）

也就是说，在2000年，中医不仅不是“反科学”，也不是“伪科学”，而仅仅是“非科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更让人不解的是，方舟子还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立论比较不会前后矛盾，不容易改变观点”。（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712。）那么，为什么在把中医打成“伪科学”之后，方舟子又“改变观点”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方舟子不但从来就没有回答，他反倒要极力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比如他反复强调自己反中医始于1998年，说自己“在1998年，我已对中医有过系统的批评。2000年我主持的新语丝网站开始关注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后，很快就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见：方舟子：《我与中医的关系》，2006年11月20日《经济观察报》，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jingji/zhongyi4.txt），好像他反中医是十年一贯制似的。事实是，方舟子“对中医有过系统的批评”是在1997年，而“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则是在2002年4月份以后的事情。为什么方舟子要把自己“对中医有过系统的批评”起始时间延后、把“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的时间提前呢？

答案是，方舟子要弥合一个巨大的时间缺口。原来，在1998到2001这四年间，方舟子对中医不仅没有“批判”过，就连“批评”也极为罕见。事实是，新语丝对中医的全面攻击，始于2006年。这样一来，一个明显的问题就出现了：方舟子为什么会对中医有一个这么长时间的容忍期？

一、汉林书城

原来，从1998年年底起，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开办“汉林网上书城”，主要业务就是将中国大陆出版的图书卖给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留学生。虽然这个书店的网址是以新语丝网站的名义注册的（见：http://www.directnic.com/whois/index.php?query=hanlin.com），但根据方舟子在《“汉林网上书城”开业致辞》中的语气，他颇像是这家书店的大老板之一。（见：http://69.93.206.253/hanlin/openning.txt。）并且，方舟子在2000年两次把汉林书城当作自己的收入来源之一。这年8月，中科大校友基金会的刘铮问方舟子：“你离开实验室之后以何为生？”方舟子答道：

“我那个专利的royalty还算不少, 加上海内外的稿费，和国内的朋友合开的网上书店（汉林网上书城），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收入加起来，我的消费也不是很高，还是可以生活的了。”（中国科大海外校友基金会：《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Net/afustc_interview.txt）

11月8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署名海田的文章，《与“网侠”方舟子谈文论“网”》。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生活来源，方舟子坦言他有一个专利收入还算不少，加上海内外的稿费，和国内的朋友合开的网上书店（汉林网上书城）等，杂七杂八加起来，对于消费不是很高的他，生活起来绰绰有余。”（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Net/wangxia.txt）

2001年5月，因为刘华杰抱怨汉林书店服务不周，方舟子发帖子说：

“国内版的汉林和海外版的汉林除了共用数据库和技术人员之外，分属不同的股东和不同的网站，在业务和财务上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国内版的汉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参与其运作和分红。和我有关的是国际汉林。”（http://web.archive.org/web/www.xys.org/forum/messages/27623.html）

总之，按照方舟子的说法，汉林书城是他的个人财产。

确实，从1998年12月初开张起，方舟子似乎就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到了这个书店上。他不仅亲自编撰《汉林书讯》、《汉林书摘》等刊物，而且频繁推出“汉林书城新书推荐”、“汉林书城十佳新书（方舟子挑选）”、“汉林书城上周排行榜”等栏目。仅在1999年，新语丝新到资料中就出现了118条与汉林书城有关的“新到资料”，它们当然全部都属于软性广告。

2003年2月19日新语丝网站首页截图（见：http://69.93.206.253/xys。）

注意汉林书城在首页所占的分量

2004-2005年间插入新语丝新到资料中的汉林书城广告（见：http://web.archive.org/web/20050325020332/http://www.xys.org）

新语丝读者称该广告“很恶心”。（http://69.93.206.253/forum/messages/2007.html）

也就是因为自己的付出太大，但是回报太小，方舟子在借《中国青年报》炒作这个书城时，还曾这样抱怨他的合作伙伴：

“汉林已向新语丝提供了大量的书摘，我也收集了不少书评，但汉林自己的网页上却不放这些书摘、书评，连我编好的《汉林书讯》、《汉林书摘》都不放，可以扩大网站影响的举手之劳却不做，未免太奇怪。”（方舟子：《从博学堂到汉林：两家网上中文书店——网站评点之八》, 1999年6月7日《中国青年报》电脑周刊，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Net/webcmt08.txt）

那么，方舟子的合作伙伴是国内的哪家公司呢？这个信息被那个曾撰写过《比鲁迅还不鲁迅的方舟子》、《网侠方舟子》、《方舟子你就是神》的乐智强透露出来：

“从1997年起，厦门新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就在多媒体及网络通讯等方面作过许多积极的尝试和探索。1998年3月，公司看到了电子商务的光明前景，确定将电子商务作为企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并选择市场条件比较成熟的网上书店作为第一个突破口――决定创建汉林网上书城。当时，网上书城步履维艰，家家亏损，汉林网上书城本也免不了‘共患难’的境遇。汉林所拥有的除了上级的鼓励和有限的资金投入，只有几个热血青年的冷静的决心，比起其它书店并没有任何优势。但是，汉林看到国内电子商务市场的基础过于薄弱，几乎无力开展正常的电子商务，便另辟蹊径，做出了明智的一举：进军海外华文图书市场。基于此，汉林制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战略：首先从电脑网络普及率高、信用卡消费普及、零售和在线结算技术比较完善的北美和欧洲市场开始，向海外华人、留学生和对中文感兴趣的海外读者销售中国国内出版的各类图书和音像制品。”（乐智强：《攘外而后安内——汉林书城的电子商务战略分析》，《决策与信息》2000年第10期）。

据查，“厦门新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在2005年被厦门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http://www.xm.fjaic.gov.cn/zfxxgk/ggxx/zdqymd/200803/P020080313343595319734.xls）

另据一个名叫任远的人揭发：

“实际上,到2006年初,‘汉林书城’还在营业.方肘子在密西根兰辛市找了个他原来认识的中国女人,帮他接‘汉林书城’的电话.据那个女人说,方肘子就是她的‘老板.’‘汉林书城’的联系电话就是方肘子的手机号,其邮政信箱也在加利福尼亚,但没有在加州注册,连那什么‘五十州联盟’都不如.据那密西根的女人说,‘汉林书城’实际办公地点在密西根兰辛市.但事实上,‘汉林书城’也没有在密西根注册.我记得,‘汉林书城’匆忙关门,应该是在2006年3月以后.看来,那女人通知了方肘子.这‘汉林书城’完全是非法.方肘子利用所谓‘非盈利网站’非法经营图书,这是一个事实.他可以关闭那个‘书城,’但这个事实无法改变.”（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70430.shtml）

据查，新语丝新到资料中，最后一次刊登“汉林新书推荐”是在2005年3月23日，推荐的是“方舟子《江山无限》”；最后一次出现刊登“汉林”的广告是2005年7月23日，《广告：汉林越洋短信邮全面改版》。当然，这两条链接现在都已无效。但是，在新语丝的首页上，汉林书城的链接一直保持到2006年6月。

二、中医贩子

那么，网络商人方舟子办汉林书城和“打假斗士”方舟子不反中医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

原来，从汉林书城一开张，方舟子就不遗余力地贩卖中医书籍。在第一期《汉林网上书城推荐书目》中，有一类叫做“不朽经典”。猜猜它们都是些什么书？

“近年来中国古代房中术著作开禁，得以跟普通读者见面。由民国藏书家叶德辉搜集的著名的《双梅影暗丛书》现在得以影印出版，并且加以校点和详细注解。该书共收有十七种房中术、青楼记等罕见古籍。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秘戏图考》以研究明代春宫画册为出发点，勾勒了自汉至明中国人的X生活情形，并附有作者搜集的历代秘书十种。《中华性学观止——中华性医学珍籍集成》汇集了我国上自秦汉，下迄民国，旁及东瀛、朝鲜与美国的中医性学典籍30余种。《玉房秘诀》概要地总结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性学精华，删繁就简，并配有大量古方和插图。”（《汉林网上书城推荐书目》，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812）

笔者曾经提到，《新语丝》月刊的创刊号，就曾登有“张开凤”、“王里统”这类的“性学”文字以吸引读者。1999年1月，方舟子还在新语丝上开设了“中华性学大观”栏目。（http://web.archive.org/web/19990508204452/www.xys.org/~xingxue）这比他开设“立此存照”栏目早了大约两年。所以，在开办汉林书城之初，方舟子拿“中医性学典籍”来吸引客户，可谓前车后辙，有迹可寻。问题是，方舟子并没有到此而止。实际上，他在汉林书城推销中医书籍整整一年。看看在1999年间方舟子向中国留学生“推荐”的中医书籍：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2.11.) （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2.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2-11 01:41:07

7800892557 中国医学大词典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谢观 等编著

7533510615 中草药彩色图谱（修订本）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徐国钧 主编

7117008237 本草纲目（校点本）人民卫生出版社 [明]李时珍 著

7530811754 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全两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7030059603 古今医统大全精华本 科学出版社 [明]徐春甫 原集 林菁 等 编选

7538100458 华佗神医秘传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汉]华佗 撰 [唐]孙思邈 编集

7532337669 证治准绳（共六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明]王肯堂 辑

780089424X 针刺手法百家集成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陆寿康 主编

7507713407 实用针炙推拿手册 学苑出版社 胡兴立 著

7208013659 中国自然疗法大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烈 主编

7800608255 百病中医按摩疗法 学苑出版社 陈贵廷 编著

7806222707 红楼医事 上海书店出版社 沈庆法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2.14.) （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2.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2-14 08:48:29

7508006984 医心方 华夏出版社 [日] 丹波康赖 撰 高文铸 等校注

7508007867 医经病源诊法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高文铸 主编

7508008510 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刘更生 编

7508007891 中医儿科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郭君双 主编

7508007883 中医外科伤科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胡晓峰 主编

7508007875 中医内科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盛维忠 主编

7508007921 针灸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黄龙祥 主编

7508004434 药王全书 华夏出版社 张作记 张瑞贤 等辑注

汉林书城新书(1999.3.15.)（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3.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3-16 12:07:10

7800893200 疡医大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清]顾世澄 编著 精装 $14.9

7800894371 医学入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李（木延）著 精装 $14.9

7800894398 千金方衍义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清]张璐 著 精装 $14.9

7800895238 类经（附：类经图翼 类经附翼）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张介宾编著 精装 $16.9

780089438X 医学纲目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楼英 编撰 精装 $21.9

780089486X 冯氏锦囊秘录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清]冯兆张 纂辑 精装 $21.5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6.22.)（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6.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6-23 13:28:01

7805435472 茶饮保健顾问 四川辞书出版社 毛嘉陵 编 平装 3.5

7805436916 家用药酒大全 四川辞书出版社 刘道清 主编 软精装 5.5

7500912706 麻将大全 人民体育出版社 鲁嘉 等编著 平装 2.9

7806281789 针炙甲乙经全译（上下）三秦出版社 [晋]皇甫谧 著 贾成文 主编 平装 8.9

7216024192 实用心理按摩 湖北人民出版社 吴才智 主编 软精装 6.9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7.20.)（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7.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7-21 14:24:47

7539009314 豆制品治病养生850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瑶卿 等编著 平装 3.9

7539007672 药茶治病养生888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敏涛 等编著 平装 3.5

7539007710 药酒治病养生999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敏涛 等编著 平装 3.5

7539007907 药粥治病养生777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敏涛 等编著 平装 3.5

7539008091 药蛋治病养生555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敏涛 等编著 平装 2.9

7539008245 羹汤治病养生600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敏涛 等编著 平装 3.5

7535919715 五官保健与治疗方 广东科技出版社 叶也龙 主编 平装 6.5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7.25.) （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7.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7-26 14:51:57

7800895718 邮票上的中草药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沈保安 编著 精装 10.9

7800896218 中国特色医疗大全（第一分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研究院特色医药合作中心 编 精装 24.5

7508206797 实用针灸选穴手册（修订版）金盾出版社 杨兆民 鞠传军 编著 平装 3.9

7508200209 家庭药浴 金盾出版社 王发渭 郝爱真 编著 平装 1.9

7530418408 中医名方配伍技巧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亚 著 平装 1.9

7508207335 癌症病人饮食调养 金盾出版社 杨昌林 主编 平装 1.9

7508206150 醋的保健功能与药用便方 金盾出版社 刘强 编著 平装 1.9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8.20.)（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8.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8-20 14:19:13

7800899918 口腔疾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罗冬青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926 眼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育良 高卫萍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90X 皮肤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傅杰英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896 孕产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霞灵 等主编 平装 3.5

7800899861 儿科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娟 等主编 平装 3.5

780089973X 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定武 等主编 平装 3.5

7800899713 糖尿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倪青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683 肝炎肝硬化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周大桥 熊益群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616 感冒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翟兴红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659 高血压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鸿谟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624 哮喘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玉凤 等主编 平装 3.5

7800896730 医宗必读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李中梓 著 平装 3.9

7800896773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缪希雍 著 平装 2.5

7800865290 经穴美容探秘 中国检察出版社 丛峰 著 平装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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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的买卖，方舟子怎么肯为了“科学”而将之放弃！实际上，迟至2006年6月，也就是“汉林书城”因违法经营被迫关闭之前、也就是方舟子对中医大打出手的同时，新语丝网站还在大肆贩卖中医保健品。（见下图）。

迟至2006年6月仍旧出现在新语丝网站上的中医保健品广告

注意：该广告的联系人也姓方。

（该网页已被方舟子删除，但被“时光机器”网站保持。见：http://web.archive.org/web/20060614105224/http://xys.org/others/baojian/bjmain.html。）

三、相关分析

那么，方舟子在1998-2005年间对中医的“宽容”，到底是不是与他经营汉林书城有没有关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图表而“一目了然”：新语丝上那段反中医的空白期，恰恰被汉林书城的活动所填补。汉林关门了，中医也成了被打的对象。新语丝“立此存照•中医骗子”专辑中的文章篇数与新语丝新到资料中出现的与汉林书城有关的资料数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5189，显著性超过95%置信度。

方舟子反中医与经营汉林书城之间的关系

蓝色方柱为新语丝“立此存照•中医骗子”专辑中该年度文章篇数；红色方柱为新语丝新到资料中出现的与汉林书城有关的资料数。

相关分析只能说明二者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关系，即使答案是肯定的，它也不能确定那就是因果关系。因此，如果我们说方舟子在1998到2004年之间放中医一马是因为汉林书城，那就需要解释下面这些事实：新语丝新到资料停止收录汉林书城的资料是在2005年；新语丝网站不再挂汉林的广告牌子是在2006年6月。可是，从2001年3月起，新语丝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医的零星攻击。到了2002年9月，方舟子还亲自加入了这个阵营，撰写了《一粒安宫牛黄丸就能引起中毒》一文，指控中医“给刘海若‘每天早晚各“灌饲”一粒牛黄安宫丸’，……事实上是在毒害她。”（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niuhuang.txt）到了2002年4月左右，新语丝上还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这又如何解释呢？

解释如下：方舟子反不反中医与汉林书城只有间接的关系，而与他卖不卖中医书籍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方舟子1999年公布的20多期“汉林书城排行榜前50名”中，根本就没有中医书籍的踪影（见：http://web.archive.org/web/20001205140700/www.xys.org/hanlin/hanlin.html。）而在他1999年10月15日推出的“汉林书城畅销图书180本”中，唯一勉强能够算作中医的书籍，是排在136位的《家庭食养食疗全书》。这表明，中医在留学生中并没有什么市场，因此方舟子想要从中医身上赚钱的想法落空了。

除了中医书籍销路不好之外，方舟子在1999年12月9日发出最后一期“汉林书城新书推荐”之后，就不再做这类的“批发推荐”了，而是改成通过“汉林书摘”、“汉林新书推荐”等栏目在新语丝新到资料上进行“零售推荐”——推荐单独书目。这样一来，他就不太可能公开地“推荐”中医书了。既然不再公开推荐中医，并且中医对他无利可图，方舟子当然也就“无欲则刚”，可以放开手脚大反中医了。

实际上，在2003年以后，尽管花在汉林书城上的气力与以前同样大，但方舟子在介绍自己的收入来源时，根本就不再提及汉林书城。比如， 2003年7月2日，方舟子在新华网视频上说：

“我的经济来源有几部分。第一，我有一个专利，几年前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当时和同事们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产品和艾滋病治疗有关系，所以有药厂买了我们这个专利，每年支付一些专利费用，这些可以保证我的一些基本生活费用。第二，有时间我也给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做做咨询工作，这也有部分收入。第三，稿费也是我收入的一部分。虽然说没赚到什么钱，但是维持基本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新华网：《海外学人方舟子谈“学术腐败”》，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xinhuanet2.txt）

也就是说，办到2003年，汉林书城已经成了方舟子手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了。

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迟至2006年才对中医开展全面攻击呢？这是笔者下文所要讲述的。（本文End）

亦明

目 录

1、袁崇焕及袁崇焕研究概述………………………………………………………………………. 2

1.1、袁崇焕其人…………………………………………………………………………………………. 2

1.2、袁崇焕研究…………………………………………………………………………………………. 4

2、377个字中的十大谬误……………………………………………………………………………. 6

2.1、第一个问题：“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7

2.2、第二个问题：万历皇帝是“二十五年不上朝”吗？…………………………………….. 8

2.3、第三，中国是“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吗？………… 8

2.4、第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吗？….. 9

2.5、第五，后金是“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10

2.6、第六，宁远之战，努尔哈赤是“率兵十三万”吗？…………………………………… 11

2.7、第七，努尔哈赤是在宁远“被打伤”吗？……………………………………………….. 12

2.8、第八，宁远大战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吗？………….. 14

2.9、第九，宁、锦大战，皇太极是“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吗？………….. 15

2.10、第十，袁崇焕是“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吗？………………………… 15

3、649个字中的十大笑话………………………………………………………………………….. 17

3.1、笑话之一：“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自己防区不负责任……………………………….. 17

3.2、笑话之二：“连上三疏”…………………………………………………………………….. 19

3.3、笑话之三：“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 21

3.4、笑话之四：“闻警即率兵入援”……………………………………………………………. 22

3.5、笑话之五：“蓟州交锋”…………………………………………………………………….. 23

3.6、笑话之六：“满兵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 24

3.7、笑话之七：“袁崇焕率兵急速追赶”……………………………………………………… 26

3.8、笑话之八：“满兵无不大惊失色”………………………………………………………… 26

3.9、笑话之九：“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 27

3.10、笑话之十：“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 29

4、盗憎主人：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29

4.1、自打耳光…………………………………………………………………………………………… 30

4.2、自欺欺人…………………………………………………………………………………………… 32

4.3、作法自毙…………………………………………………………………………………………… 37

4.4、不打自招…………………………………………………………………………………………… 39

4.5、自残不息…………………………………………………………………………………………… 42

5、结语……………………………………………………………………………………………………….. 43

附方舟子原文《功到雄奇即罪名》……………………………………………………………. 44

方舟子在1994年2月与人创办了《新语丝月刊》，这被他后来吹嘘为“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不过，在这份“文学刊物”中，并非都是“文学作品”。其中就有一个专栏，叫做“网里干坤”，专门发表“文史哲小品”。在1994年内，方舟子在“网里干坤”中共发表了四篇非文学作品，它们是，第二期的《闽南金蚕蛊》，第五期的《国子的监狱》，第八、第九期的《功到雄奇即罪名》，以及第十一期的《进化是什么》。其中，当然以《功到雄奇即罪名》最为着名，并且被方舟子得意地称为自己的“经典作品”。

前面已经提到，《功到雄奇即罪名》不仅是方舟子的得意之作，而且还为他赚来了很大的名声，吸引来了大批的粉丝。时至今日，在新语丝网站，对它的赞叹之声仍旧不绝如缕。可惜的是，除了毫无理性地吹捧之外，笔者至今尚未看到一篇客观的、详尽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文章，把它好在哪里说出个一二三来。既然如此，笔者只好当仁不让，来填补这项方学研究的空白。

1、袁崇焕及袁崇焕研究概述

1.1、袁崇焕其人

袁崇焕字元素，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袁崇焕三十五岁时中进士，曾在福建任县令。天启二年（1622）初，袁崇焕被调到兵部任职职方主事，按照金庸的说法，“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见金庸《袁崇焕评传》）。不久，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广宁大败明军，袁崇焕突然间不知去向。原来，他单骑出关，实地考察。回来之后，袁崇焕扬言“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个人就可以扼守山海关。”当时的王公大臣门正愁没有将才，于是提拔袁崇焕为佥事，“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金庸语），监军关外，并且发给他二十万两帑金，让他招募士兵。这是袁崇焕任职辽东之始。

当时的辽东经略是王在晋，可以说是袁崇焕的顶头上司。但袁崇焕嫌王经略见识短浅，不仅不听他的命令，还打他的小报告。恰好大学士孙承宗巡边，袁崇焕请求在宁远（今辽宁兴城）筑城防守。孙承宗不顾众人反对，批准了在宁远筑城的方案。孙承宗不久接替王在晋为辽东经略，袁崇焕得到重用。宁远城在天启四年建筑完毕。次年，明军收复锦州等地。

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被罢官，由高第接任。高第决定把关外的驻防军队全部撤回到山海关，但袁崇焕不从，宁死不撤宁远。宁远于是成为关外的一座孤城。努尔哈赤得知明军易帅，在天启六年正月率大军西征。二十三日抵达宁远。袁崇焕率领士兵坚守孤城，依靠城坚炮利，击溃后金兵的数次攻击。让人不解的是，后金大军浩浩荡荡从沈阳跋涉五百余里，在攻打宁远二日、死了几百人之后，就匆匆撤兵。这就是所谓的“宁远大捷”。因为这个战功，袁崇焕晋升右佥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

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为大汗。袁崇焕派人吊丧，以打探对方虚实。皇太极派人回报。从此袁崇焕开始了与后金的议和，即所谓的“通款”。议和期间，皇太极征服了朝鲜，袁崇焕修建、强化了（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此时，辽东经略已撤，袁崇焕总理关内关外一切防务。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兵攻打锦州、宁远。二十余日不下，撤兵。这就是所谓的“宁锦大捷”。但论功行赏之际，袁崇焕却仅官升一级，并且被人指责他固守宁远，而没有援助锦州。袁崇焕于是辞去官职。

不久，天启皇帝（熹宗）死，继位的怀宗一个月之后亦死，皇位由熹宗的弟弟、年仅17岁的朱由检继承，是为崇祯皇帝。崇祯继位之后，杀了阉党首领魏忠贤，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七月，皇帝召见袁崇焕，问以平辽之策。袁崇焕说：计策已经写在奏疏之中了。如果按照我的意思来行事，五年之内“全辽可复”。崇祯闻言大喜，许诺功成封侯。一个叫许誉卿的官员偷偷问袁崇焕，五年之策为何？袁崇焕答曰：我看皇上很焦虑，不过是在安慰他。（“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许誉卿说，如果皇上到期向你要结果，你怎么办？此时，袁崇焕才感到自己把话说大了。一会儿皇帝进来，袁崇焕要崇祯保证五年之内军饷、器械、用人、调兵遣将都“事事相应”，他的承诺方能兑现。崇祯满口答应。袁崇焕又要崇祯用人不疑，不要轻信他人的意见。崇祯也照准，并赐给他尚方宝剑。现在看来，当日袁崇焕向崇祯提出那些苛刻的要求，很可能是要收回覆水，没想到崇祯竟然把它们照单全部接受，袁崇焕骑虎难下，结果酿成大祸。

袁崇焕重新出山之后，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把镇守皮岛的总兵毛文龙斩了。毛文龙，浙江人，比袁崇焕年长八岁。三十岁时闯关东，加入在辽明军。天启元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率领二百人到河东招降纳叛，恢复疆土。七月，毛文龙夜袭镇江城，俘获镇江游击佟养真。是为“镇江大捷”。（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天启二年，毛文龙被授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明史•袁崇焕传》）。也就是说，就抗击后金的资格来说，毛文龙要比袁崇焕老。那么，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帅呢？他罗列了毛文龙的“十二斩罪”：

“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明史•袁崇焕传》）。

其实，不论这些“斩罪”是否成立，袁崇焕都没有诛杀毛帅的权力。所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报告中说：“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明史》说，“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毛文龙被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后金没有了后顾之忧，因此可以驱兵深入，直捣京师。《明史•袁崇焕传》是这么说的：“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是为“己巳之变”。也就是说，皇太极的兵绕道蒙古进入关内。袁崇焕闻讯之后，带兵在蓟门堵截，但没有截住，后金兵杀向北京城。袁崇焕于是带兵勤王，在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达北京。三天后，在广渠门与后金兵大战，“互有杀伤”。十二月初一，袁崇焕被捕下狱。八个月之后被凌迟处死，罪名是：

“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长编》卷三十七）。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

“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1.2、袁崇焕研究

从袁崇焕被缚之日起，袁狱之曲直就众说纷纭。袁氏门人程本直撰有《几声》、《漩声》，袁氏友人余大成撰有《剖肝录》，为袁崇焕鸣冤叫屈。而明末史籍则多认袁崇焕咎由自取：他自知无法兑现五年之内平辽的承诺，所以决意与后金通款；但又害怕毛文龙干扰其事，所以擅杀毛文龙，以取信于皇太极；为了逼迫崇祯接受和议，又纵后金兵入关。且看以下史籍记载：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于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崇祯实录•卷二》）。

“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 （谈迁：《国椎•卷九十》）。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徐石麒疏》，见谈迁：《枣林杂俎•仁集•款案》）。

“己巳四月，崇焕遣把总吴某、千总陈某使建州，以故辽人方君达来报二十四日阴谋，款索逋赏，且佯输彼情，约杀岛师毛文龙，许之，又告饥，遂令都司蒋文举开粜于高台堡，名赈熟夷也。边储始渴。寻用都司吴先计，犒军，矫杀文龙。” （谈迁：《枣林杂俎•智集•袁崇焕》）。

“文龙亦惮上英明，思自立功名，遂与□通诚，愿捐金二百万，易金、复二卫地，奏恢复功，邀上赏，已成约矣。袁崇焕以督师出，上召问，漫以五年□□为期，及履任，觇知毛有成约，阴遣喇麻僧啖以厚赂，冀解毛约以就袁。□最重誓约，坚持不可。喇麻僧曰，‘今惟有斩毛文龙，在辟不为负约，在我可以成功。’袁遂以阅兵为名，……擒文龙斩于辕门外。”（李逊之：《崇祯朝纪事》卷一）。

但是，到了清朝干隆年间，《明史》撰成，其中《袁崇焕传》据《清太宗实录》透露皇太极曾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干隆四十七年，清高宗干隆皇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

“谕军机大臣等：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闇，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清高宗实录》干隆四十七年十二月）。

袁崇焕死于反间计之说行世之后，对袁崇焕的评价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撰写《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即《袁督师传》），开篇就说：

“有人焉，一言一动，一进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响直及于全国者，斯可谓一国之人物也已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见《梁启超全集》1353页）。

三十年代，明史大家孟森在北京大学讲授明清史，曾“专辨证袁崇焕之诬枉”，认为崇祯杀袁氏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崇焕之被谤，则于温、钱相倾之门户旧套以外，又多一虚憍爱国者之兴奋，为清太宗反间所中，久而不悟，虽有正人，只能保钱龙锡之无逆谋，不敢信袁崇焕之不通敌。”（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316页）。

1975年，金庸作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为袁崇焕鸣冤。金传的基调，可以从其开篇的三段话中得见端倪：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者蜂拥而起，开始了新一轮的造神运动。1984年6月，在广西藤县举行“袁崇焕诞生四百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1988年8月，在辽宁兴城召开“国际袁崇焕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都有论文集出版，前者是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1984年出版的《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后者是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出版的《袁崇焕学术论文集》。两本论文集收录的六十篇论文，几乎都是一个腔调：认定毛文龙之死是罪有应得，认定袁崇焕之死是千古奇冤。不仅如此，他们还几乎一致认为，袁崇焕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一个与岳飞起名的民族英雄。八十年代研究袁崇焕的风向为何，可以从下面这些学术论文的标题中看出一二：

阎崇年：《论明代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北京史论文集》1980年）

张正明：《抗清名将袁崇焕》（《学术论坛》1981年第1期）

隋喜文：《冤同武穆愁天地——袁崇焕与崇祯》（《人物》1981年第1期）

大为：《功盖寰宇浩气长存——记明兵部尚书袁崇焕》（《藤州史话》1981年第1期）

孙文良、李治亭：《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黄国强、谭红儿：《试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与指挥才能》（《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石斌：《试论爱国名将袁崇焕》（《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朱清泽：《袁崇焕指挥宁远大捷的高超艺术》（《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孙文良：《论袁崇焕的英雄主义精神》（《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现在，当然谁都知道那个打头炮的阎崇年是谁了。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正说明朝名将”《袁崇焕传》。2006年，阎崇年一边在中华书局出版袁崇焕为核心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一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开讲《千古奇冤袁崇焕》。可以看出，“袁学”不仅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门显学，而且已经成了商界的一位显贵。

不过，二十一世纪的袁崇焕研究有一个十分显着的特点，这就是挺袁、贬袁两派的强烈对立。挺袁派（被贬袁派称为袁粉）主要是以阎崇年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他们在传统媒体上把握有绝对的话语权，并且极力要把袁崇焕塑造成一个“高大全”。贬袁派（被挺袁派称为袁黑）多数属于“草根学者”，即所谓的“民史”。他们一般只能利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贬袁派虽然不一定认为袁崇焕死有余辜，是通敌的汉奸，但基本上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由于袁案的史料多如牛毛，真假难辨，所以上述两派都能够“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笔者虽然无意参与关于袁案的论战，但因为袁崇焕研究涉及中国史学研究的态度、方法、目的等重要问题，因此在分析方舟子的文章时，对其他挺袁派人物的研究也稍加评论。笔者将尽量参考不同的观点，引用全面的材料，以示公正。

2、377个字中的十大谬误

《雄奇》属于史论文章。前面提到，衡量史论到底是高论还是谬论有两个标准，第一就是看所据是否真实，所论是否基于史实；第二就是看基于史实的议论是否合乎逻辑。那么，我们就看一看《雄奇》所据的史实到底如何。由于《雄奇》的第一节与袁崇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从第二节开始。此节共377字，全文如下：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对于上面这377字，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十个问题：

第一，“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第二，万历皇帝是“二十五年不上朝”吗？

第三，中国是“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吗？

第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吗？

第五，后金是“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第六，宁远之战，努尔哈赤是“率兵十三万”吗？

第七，努尔哈赤是在宁远“被打伤”吗？

第八，宁远大战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吗？

第九，宁、锦大战，皇太极是“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吗？

第十，袁崇焕是“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吗？

显然，凡是看过我写的《为了陈章良，方舟子不惜出大丑、现大眼》的读者，知道方全才具有在280个字中分泌出十大无知的本事，此时应该已经猜到了上面十个问题的答案：它们是十个大大的NO！论证如下。

2.1、第一个问题：“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按照方舟子的下文，他这么说的根据有两个：第一就是张居正在这一年去世，从而导致“人亡政息”；第二就是万历皇帝在这一年亲政，但“二十五年不上朝”。本来，历史似一长河，看它的转折点，必须要根据它的上下游来说话。看上游，张居正生前固然制造了所谓的“万历中兴”，但在整个明朝历史中，这个中兴不过是在其中后期相对突出而已，它与洪武、永乐年间明朝的兴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假如这一年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在它之前的周武王伐纣、周平王东迁、齐桓公称霸、秦始皇统一中国、陈胜起义、王莽新政、赤壁大战、以及忽必烈入主中原、朱元璋建立大明，这些都算作什么？

再看下游，虽然张居正在死后不久就受到了万历皇帝的秋后算帐，但他生前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全面推行的一条鞭法，并没有终止。（见：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485-576页）。况且，万历皇帝在亲政之后，还颇有建树，所谓的万历中兴，一般认为至少持续到了万历十五年。（见维基百科该词条）。实际上，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明朝政府还赢得了所谓的“万历三大征”：其中与日本丰臣秀吉政权争夺朝鲜的战争，（共两次，第一次在万历二十年，第二次在万历二十六年），打得有声有色，直接导致丰臣家族的覆灭。而努尔哈赤反明，是在神宗亲政的三十多年之后。

也就是说，即使说万历十年是“明朝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都有牵强附会之嫌，把它定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更是信口雌黄了。所以说，方舟子的这个论断，就像是一个无知的幼童，随机地指着螺旋的某一个点说：这儿就是拐点。

问题是，方舟子方舟子再无知，他妄发议论也需要某种原因。他总不会随机地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哪一年这个问题吧？原来，金庸说了这样的话：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也就是根据金大侠的这些话，方舟子浮想联翩，借题发挥，作出了“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样的无知论断。

2.2、第二个问题：万历皇帝是“二十五年不上朝”吗？

本来，在写《乱侃明史》的时候，方舟子还只是说神宗皇帝“有二十余年不视朝（可不只十几年）”（见《乱侃明史（#3）—-建文逊国》）。可是，仅仅一年的工夫，方舟子就考证出了万历不上朝的确切时间，不由人们对其史学功夫刮目相看。可惜的是，方舟子并没有把自己的考证神功亮出来：这个“二十五年”的数字，到底来自哪里？实际上，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出了名的，但是到底有多少年不上朝，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孟森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明清史讲义》246页），钱穆说“世宗、神宗并二十余年不视朝”（《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672页），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根本就没有提年数这个问题。那么，方全才的这个“二十五年”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既然他说《雄奇》一文“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则不注明出处的史料一定来自《明史》或者金传。先查《明史•神宗本纪》，没有记载。再查金传，果然查到了：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下面这句话重复了两次：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这大概就是方舟子的出处了。可是，出处找到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一，万历皇帝死于四十八年，难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又开始上朝了？第二，按照翟凤羽中的奏章，则万历不上朝始于万历十八年（43-25=18）。那么，方舟子又是根据什么说，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年“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呢？第三，1997年5月，方舟子作《张居正二三事》，其中说：“他从此三十年不上朝，消极怠工了。”由此看来，万历皇帝到底有多少年不上朝，全凭方舟子的信口开河。

2.3、第三，中国是“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吗？

按照方舟子的说法，万历十年是中国“辉煌灿烂”和“黑暗不幸”的分界线，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张居正的去世和万历皇帝的亲政。那么，万历初年是中国的“辉煌的顶点”吗？假如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乃至明初的洪武、永乐盛世，又该如何称呼呢？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万历十年之后，中国是否是一个“黑暗不幸的深渊”？我们且看中国在“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之后五年的情况吧：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中华书局1982年版1页）。

除了“四海升平”之外，在“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之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到中国，次年，他的《坤舆万国全图》得以刊行。直到万历三十八年去世，利马窦一直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纵观中国历史，这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最为平和、最为有效的一段时光。

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重修东林书院，所谓的东林党就此诞生。东林党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于他们与阉党作对，而在于平民可以通过“清议”而形成社会舆论，由社会舆论而影响政坛。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以及后来黄宗熹、王夫之对君权的观点，一脉相承。

另外，在方全才所说的“黑暗不幸的深渊”之中，科技方面，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的出现（分别在万历二十三年和崇祯十年刊行）；文学方面，有汤显祖的《牡丹亭》（万历二十六年写成）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的出现（万历四十五年刊行）。至于着名人物则有大科学家徐光启（1562年-1633年），大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大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冯梦龙（1574-1646），大画家徐渭（1521年-1593年）、董其昌（1555-1636）。

请问方全才，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个比这“黑暗不幸的深渊”更“辉煌”的时刻？

问题是，方舟子为什么要妄下论断呢？原来，金庸在吹捧完“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之后，又花了一千五百多字来描写神宗是如何的昏庸和残暴，如说他“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也就是根据这些文字，方舟子制造出了他的“顶点”和“深渊”谬论。

2.4、第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吗？

努尔哈赤反叛明朝政府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不仅史有明文，并且史籍中没有任何异文。如《明史•神宗本纪》明明写着“四十六年春二月乙巳，……大清兵克抚顺城，千总王命印死之。”《清史稿•太祖本纪》写道：（天命）“三年戊午二月，……上伐明，以七大恨告天，祭堂子而行。”

天命元年为公元1616年，为万历四十四年，因此天命三年为万历四十六年。这样的年代换算，即使是对史学一无所知的小学生都不应该出错，可是方舟子大笔一挥，把努尔哈赤造反的时间提前了一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金大侠在《袁崇焕评传》中是这么写的：

“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

2004年，方舟子把这篇稿子原封不动地交给福建人民出版社，作为《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的第一篇文章。显然，出版社编辑的文史水平比方舟子高出一大截，从这本“小册子”中给方舟子挑出了“很多硬伤”，其中就包括这个“万历四十五年”。对一个正常的学人来讲，当别人在自己的文稿发现错误之后，他的本能反应首先应该是对编辑表示感谢，然后再对自己的浅学感到羞愧。假如他对编辑的发现有不同的观点，他还可以把书稿撤回，拒绝出版。但方舟子是个一等一全才，因此他的反应必然异于常人。他三管齐下：一面恬着老脸继续让出版社出书，一面在新语丝上“打编辑的假”，一面在汉林书店大肆推销这本印刷量高达两千册的小册子。关于方舟子打编辑假的故事，我们留待下一章再介绍。这里，我们先看看方舟子是如何为这个“万历四十五年”错误辩护的：

“该编审在文后列举了原稿中的34处被他改正的‘错误’， ……这34处‘错误’中，……有3处是无关紧要的史实有误。一处是《功到雄奇即罪名》：‘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p.4）应是“万历四十六年”。按：《功到雄奇即罪名》一文如我在该文后记中所说，是针对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写的，金传引用的史料也多加以采纳，这里就是沿用了金传的错误，但是这个差了一年的年代错误，对文章的内容毫无影响。”（方舟子：《〈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勘误之二》）。

不过，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方全才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是“打假斗士”，更是一个美国通。1999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时，使用一条铁证：原作有技术性错误的地方（比如引文错误、错别字等），抄袭者也一一跟着犯错。以至有些辞典、目录的出版商，故意留几个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以便用做指控别人抄袭的铁证。”（方舟子：《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因此，按照这个“美国原理”，这处“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金大侠的失误很可能是故意的，他预料到会有人偷窃自己的文字，因此故意留下了这个小错；其次，它不仅是方舟子写作《雄奇》时不读史书的证据，而且还是方舟子抄袭他人的“铁证”。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盗憎主人”，一般的解释是“比喻邪恶的人憎恨正直的人。”其实，小偷之所以憎恨物主，有其复杂的心理背景。他们对物主的仇恨，第一来自嫉妒物主的富有，第二来自偷窃时的恐惧，第三，他们还害怕物主终有一天会指认赃物。方舟子抄袭金庸，在被人抓到之后却反咬金大侠一口，就是盗憎主人这些心理活动的外在反映。

当然，方舟子在“该文后记中所说”，其意思是不是在说《雄奇》一文是“针对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写的”，并不由他自己说了算。

2.5、第五，后金是“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阿拉伯寓言，意即这头骆驼已经到了负重的极限，再给它增加任何一点重量，即使是一个稻草，都会使之承受不了。那么，努尔哈赤起兵，是压垮明朝的那根稻草吗？从时间上来判断，后金起兵在公元1618年，崇祯吊死煤山在公元1644年，前后长达二十六年。显然，这头骆驼对这根稻草的反应过于迟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逼崇祯上吊的，是李自成率领的农民义军。而李自成起义是在崇祯二年（1629）。因此，无论怎么看，“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都应该是李自成。

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极力夸大努尔哈赤的作用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无知。原来，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对努尔哈赤的吹捧不遗余力，这对史学知识少得可怜、并且对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方舟子一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看看金传中的这一段：

“袁崇焕……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埵大漠、南疆高原、扩土万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

第二个原因就是，方舟子要捧谁，就非要把这个人捧上天，而他使用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夸大这个人的对手。（方舟子捧人的另一个手法就是贬低这个人的同类。比如，他要吹捧杜甫，就力贬李白。他要捧辛弃疾，就力贬“晏殊辈”。）《雄奇》的目的是要捧袁崇焕，所以夸大努尔哈赤的作用，可以使袁崇焕显得更为高大。

2.6、第六，宁远之战，努尔哈赤是“率兵十三万”吗？

宁远之战又称“宁远大捷”，是袁崇焕成名之始，在此之后，袁崇焕飞黄腾达，两三年内就“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那么，这个“大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不争的事实是，袁崇焕率领士兵坚守孤城宁远；后金军攻城不克，最后撤兵。但是，不争的事实到此为止，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目前尚没有人人可以接受的标准答案——甚至连宁远大战到底是打了两天还是三天，人们尚且争论不休。至于下面这些问题，就更是众说纷纭了：

第一，后金军到底有多少人攻打宁远？

第二，后金军在宁远到底有多大伤亡？

第三，后金军到底为什么撤兵？

第四，明军到底是大捷还是大败？

在此，我们只讨论第一个问题。本来，后金军参与此役的人数，史无明载。但挺袁派却都斩钉截铁地宣称努尔哈赤的军队是十三万人。那么，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根据就是《清太祖实录•卷十》中的这么一条记载：

“大兵至宁远，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大路安营。放捉获汉人入宁远，往告：‘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宁远道袁宗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

也就是说，无论是二十万，还是十三万，都不过是双方在斗嘴之时随便说出的数字，并没有可信服的根据。实际上，袁崇焕在宁远之战结束不久所作的《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中，又说后金兵“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可见他自己也没有准确的数字。那么，后金军到底是多少呢？我们且看黄仁宇分析后金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时军队的人数：

“努尔哈赤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1619年的辽东战役》）。

实际上，黄仁宇估计的数字，与金庸的数字几乎完全一致：金庸自己就承认，在天启二年（1622）前后，“这时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万之众了。”只不过是，金庸为了给宁远大战后金兵力十三万人找根据，就顺口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金庸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当然只有天知道。其实，即使清军的实力真的在三年之内扩充了一倍，他们难道会倾巢出动，远征宁远吗？对于这个问题，金大侠大概连想都没想。而方舟子呢？自然是甘当金庸的传声筒，人云亦云地说“十三万”。

那么，宁远之战，后金军到底有多少人呢？据天启六年正月二十日东江塘报：

“内丁守备陈国忠……探得奴酋决在灯节前后，挑有披甲达子四五万，牛车粮草尽皆齐备，不如东西要在那里攻抢，万分真的，等情到职。”（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65页）。

后来，辽东经略高第在塘报中说：

“今奴贼见在西南上离城五里龙宫寺一带扎营，约有五万余骑。”（见《明熹宗实录》卷六七）。

兵部尚书王有光在奏疏中说：

“据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塘报，二十四、五两日，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同上，卷六八）。

在此之后，“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几成定论，如“兵部给事中罗尚忠言：虏众五六万人攻围宁远”（同上，卷六八），以及被方舟子誉为“震烁千古”的《国榷》，在卷八七中这样记载：“建奴统西虏渡河。五六万骑攻宁远。”而清人修的《明史•满桂传》则说：“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远迩大震，桂与崇焕死守。”既然是“数万”，当然不可能是“十三万”。而袁崇焕本人在奏章中，从来就没有提到后金兵的人数，但却明说明军“城中士卒不满二万”。（《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当然，除了袁崇焕的“吾已知十三万”之外，明朝大学士顾秉谦曾说过这样的话：

“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四夷共凛天威，九塞咸称庙算。”（《明熹宗实录》卷六八）。

这段话虽然颇富文采，但其中的几个数字是当不得真的。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六年，满打满算只有八年，哪里来的“八九年之积颓”？即使是熹宗本人，在得到战报之后也只是说，“虏遭屡挫，打死头目，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见《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实际上，顾秉谦这个人厚颜无耻，油嘴滑舌，只要主子愿意听，他什么话都敢说。看看他要拜魏忠贤为父时所说的话：“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难怪《明史》说他为人“庸劣无耻”。（《明史》将顾秉谦列入《阉党传》。见列传一九四），也难怪着名袁粉阎崇年在《袁崇焕传》中引用“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这句话时，竟然不敢把顾秉谦的名字写出来。

所以说，这个“袁崇焕率领一万明军大战后金十三万大军”的故事，纯粹就是一个神话、鬼话、瞎话。

2.7、第七，努尔哈赤是在宁远“被打伤”吗？

当然，不论是一万战十三万，还是“不满二万”战五、六万，总归是明军以少胜多，并且是在连败之后取得的胜利，庆贺是应该的。但是，研究历史必须以史实为基础，“不掩恶，不虚美”。而袁粉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出于某种目的，拼老命般地夸大袁崇焕的作用。如果是他人率领明军打了败仗，他们就极力渲染明军的人数是如何如何之多，后金军人数是如何如何之少，因此证明明王朝是如何如何之腐败。而当袁崇焕率兵打了胜仗之后，他们就反过来，极力渲染袁崇焕率领的军队是如何如何之少（本来是“不满二万”，却非要说是一万），而后金军是任如何如何之多（本来是五六万，却非要说是十三万），从而益显袁崇焕之卓越伟大。对于宁远之战，袁粉们所夸大的内容，除了袁崇焕以少胜多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

第二，后金军伤亡逾万；（事实是，明朝廷统计斩首仅269人，后金记录是伤亡五百余人）

第三，掩盖明军的实际损失；（事实是，觉华岛7千官兵被杀，两千艘船只被焚）

第四，掩盖后金军撤兵的真实原因。（事实是，毛文龙抄袭后金后方）

我们还是先分析第一点：在宁远大战中，努尔哈赤真的被炮火击伤了吗？查遍中国的所有史书和史料，不论是明史还是清史，不论是官史还是野史，任何人都找不到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负伤的点滴记载，哪怕是暗示。所以，对袁崇焕推崇备至的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尽管毫无根据地说什么“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但并没有提到努尔哈赤在此役负伤的事。但是，到了金庸那里，他却出手大方地写道：

“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可笑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罗列了上百条参考文献，“表示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小说”，但对“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这个“事实”却没有说出任何根据。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朝鲜人李星龄在所着《春坡堂日月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改[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见《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111页）。

问题是，这条记载可信吗？李氏所记显然根据的是韩瑗所述。而韩当时与袁崇焕同在一城，他之所见，决不会多于袁崇焕——明军放炮，韩氏都会吓得“不能举头”。那么，象努尔哈赤负伤这样的大事，如果韩瑗能够知道，为什么袁崇焕和宁远城中的一万多明军官兵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其次，宁远大战发生在天启六年一月，努尔哈赤死于天启六年八月，在这期间，年近古稀的努尔哈赤仍旧征伐不断，根本就不像是负伤的老人。且看《清史稿•太祖本纪》的记载：

“十一年丙寅春正月戊午，上起兵伐明宁远。……二月壬午，上还沈阳，语诸贝勒曰：‘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夏四月丙子，征喀尔喀五部，为其背盟也，杀其贝勒囊奴克，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兵袭鞍山驿及萨尔浒，戍将巴布泰、巴笃礼败之，擒其将李良美。丁巳，科尔沁贝勒奥巴来朝，谢援师也。上优礼之，封为土谢图汗。六月，上书训辞与诸贝勒。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汤泉。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鸡堡，上崩，入宫发丧。在位十一年，年六十有八。”

当然，韩瑗的故事也不太可能是凭空捏造。原来，在宁远大战之时，确曾有一“大头目”被红夷大炮击毙。蓟辽经略高第在塘报中称：“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明熹宗实录》卷六八）。《石匮书后集》（卷十一）也说：“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很可能这个或死或伤的“大头目”或“裨王”，被韩瑗当作了努尔哈赤。

确实，查《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四年（天启六年）六月有这样一条记载：

“甲申，上幸慕华馆迎诏勑。……上问曰，‘乃者风闻奴贼逆天犯阙，大败而走，此言诚然乎？小邦闻来，不胜喜幸。’两使齐应曰：‘然。奴贼果败于宁远，军士死者数万余，其孙称王者亦死矣。’”（见吴 晗编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3258-3259页）。

也就是说，在宁远大战之后五、六个月，尽管明朝的使者吹嘘后金军在那场大战中“军士死者数万余”，并且认定“其孙称王者亦死矣”，但仍旧不知道有努尔哈赤在宁远负伤这回事儿。

1999年4月，方舟子作《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一文，再次摆出明史专家的架势说：

“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廷为安抚人心，大肆表彰史可法等抗清受节南明忠臣，但袁崇焕不属此类。一则袁与清室有杀祖之仇，宁远之战，袁崇焕以兵五千却敌十万，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不久努尔哈赤在气恨中不治身亡。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如果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

此时，“袁崇焕的一万守军”又被方舟子砍掉了一半，而努尔哈赤那活蹦乱跳的八个月生命，也被方舟子压缩为“不久”。历史，成了方舟子手中的面团，他想怎么捏，他就怎么捏。

2.8、第八，宁远大战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吗？

袁粉们的明史研究，其特点之一就是吹捧袁崇焕不遗余力，而对其他明军将领的功绩极力抹杀。被袁粉们抹杀功绩最烈的，莫如东江总兵毛文龙。事实是，早在天启元年，毛文龙就率领二百余人，夜袭镇江，生擒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时谓“镇江大捷”。据史册记载：

“文龙率乌合之众二百人，涉海三千里，镇江既复，宽、叆一带城堡相继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日扶老携幼至者百余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丙子，初，辽抚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率二百二十余人繇海东规取镇江。至朝鲜弥串堡，侦知伪署游击佟养真抄杀黄嘴商山等处，城中空虚。时右卫生员王一宁往朝鲜借兵适回，文龙延与共计，令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夜半，袭擒养真及子松年等贼党六十人，收兵万人、旧额兵八百人，南卫震动。”（《明熹宗实录》卷十三）。

如果有人对这个擒拿六十余人的“大捷”不屑一顾，那么就拿它和“宁远大捷”比较一下：镇江之战，毛文龙是主动出击，宁远之战袁崇焕是被动防守；镇江之战是收复失地，宁远之战是困守孤城；镇江之战，明军以二百人擒敌六十人，宁远之战，明军以万余人总共杀敌269人，但却损失惨重。据阎崇年《袁崇焕传》：

“觉华岛上明军7000余名和商民7000余丁口都被后金军杀戮；粮料8万余石和船2000余艘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

退一万步说，即使镇江之捷不大，它也是千真万确的“捷”，并且是在“宁远大捷”之前的捷，你方舟子凭什么要抹煞古人之功呢？

2.9、第九，宁、锦大战，皇太极是“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吗？

本来，既然努尔哈赤不是死于袁崇焕及明军之手，自然就不会有皇太极为父报仇之说。实际上，从梁启超到金庸到阎崇年，并没有谁曾说过皇太极攻打宁、锦是为父报仇。例如，阎崇年在《袁崇焕传》的“宁锦大捷”一章的开篇，是这么说的：

“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藉口，亲率数万军队，谒堂子，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远）锦（州）。”

原来，宁远大战之后，袁崇焕一直担心努尔哈赤会报复，因此一再上疏要求朝廷拨款筑城备战。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开始了与皇太极的议和活动。不论双方议和是否诚心，但他们都各有所得：皇太极在此期间征服了朝鲜，收抚了蒙古，袁崇焕则修筑、强化了锦州、宁远防线。

因此，说皇太极率兵攻打宁锦是为父报仇，完全是方舟子的独家妄言。更为可笑的是，方舟子还煞有介事地加上了“灭此朝食”四个字，并且把它们放在了引号之中，好像这是皇太极发下的誓言似的。假如这是真的，则皇太极与袁崇焕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他为什么还要和袁崇焕眉来眼去地谈和，并且一谈就谈了半年多？再说，父亲死了八、九个月之后才起兵报仇，还能叫做“灭此朝食”吗？这样的“灭此朝食”，岂不要把人饿死？所以说，方舟子这个语文状元的无知和可笑，总是能够达到人们想象不到的水平。

2.10、第十，袁崇焕是“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吗？

这是方舟子制造的又一个神话。事实是，宁、锦大战，主战场是锦州，锦州的守将是赵率教和太监纪用。袁崇焕在《锦州报捷疏》中说：“锦州四面被围，大战三次三捷；小战二十五日，无日不战，且克。”（见《袁督师遗集》）。赵率教因功“加太子少傅，廕锦衣千户，世袭。”（《明史•赵率教传》）。而在宁远，也以满桂战功最着，“桂率副将尤世威等出城迎，颇有杀伤，桂亦身被重创。捷闻，加太子太师，世荫锦衣佥事。”（见《明史•满桂传》）。相反，宁锦大战之后，袁崇焕因没有增援锦州而受到弹劾。《明史•袁崇焕传》说,“时称宁、锦大捷，桂、率教功为多。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因此，别人都升了两级，并且蒙受世荫，而袁崇焕仅受到升一级的奖励。有人为袁崇焕抱不平，熹宗训斥道：

“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朕不加谴责，尚着叙赉，分明念久在危疆，姑使相准耳。”（《明熹宗实录》卷八七）。

崇祯登基之后，袁崇焕督师蓟、辽，仍坚持其“和为旁着”策略，继续与皇太极通款。细观两人来往书信，皇太极意气纵横，咄咄逼人，而袁崇焕则有恭顺委曲，低声下气之嫌。且看天聪三年（崇祯二年）七月，袁崇焕与皇太极的两则通信 （见《满洲秘档》）：

袁崇焕书：

“钦命巡边使、兵部尚书袁，敬复皇帝陛下。读皇帝所遣之喇嘛来书，首言和好，仰面而观，天实鉴临一语；天地鬼神，实共鉴之。我国幅员九州，所失辽东之地，初非上所有也。辽东之人西来，坟墓皆在于彼，其心能不思先人之骨乎？因不合众意，我受之而不敢言，是以亦未奏于帝。又往来之礼，或有尊卑；我帝仁明弘远，初不介意。愿以名誉为念，无论治理何事，斫道义为规矩。果能修好，一惟尔意是从。察哈尔尼意珠，皆与我修好，中国亦以道义行之。至铸印封典之语，则非一言可尽也。”

皇太极复书：

“满洲国皇帝，致书于袁崇焕。遣我使臣之书已阅。尔言辽东人之枯骨坟墓尽在彼处，非欲取辽东乎？辽东地方，我攻取之，非尔所与也。先我两国并无隙怨，太平安处。尔国有九州之大，犹不厌足。夺我界外弹丸之地，逾洪武、永乐时设立之旧界，移置界牌于沿边三十里外；因以满洲国之疆土，取为明有。故天鉴其曲直，而赐我以辽东之地；何敢违天勿取乎！且自古兴衰，何代无之，庸尔国不然乎！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也。天赐之，人受之。昔大辽之君，天子也；金太祖，乃大辽之属国也。后大辽天祚帝无道，金太祖徒有忠心，因其不舞而欲杀之。天遂谴责，将大辽东之地赐金；金帝向辽讲和，辽仍视之如臣，谓金太祖为东海内部之帝！金国所定大圣之号，辽因其兼先帝之名，遂不相容，竟败和好，复行征讨。天以大辽之政柄授金，天所赐之地，大辽岂得而反之乎！又金帝，天子也；元太祖，金之属国也。金之永吉帝无道，元太祖以忠心朝贺，因观生象而欲杀之，致起刀兵。天谴金国，以金之西地赐于元。元太祖遣使者讲和，被金阻留，令退还所围之青城，乘间修茸坚固，再行兴师，遂遣使者以骄言而败和好。天以金国之政柄授元，天所赐之地，余岂得而反之乎！元顺帝图欢特穆尔云：吾身为天下君，何人敢违于我！荒淫无道。天鉴其过，国中兵盗蜂起，朱太祖取之；所取之地，若令反还蒙古，尔明肯允之乎？所取之地，不惟小民之枯骨，帝与诸贝勒之坟墓，不皆在乎？是皆妄思欲得也，岂得如愿以偿乎！我素日以忠心相处，因万历帝不相容，无故而欲伐我，与前辙有何异哉？尔国之官员、文士，高视尔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在云霄；以我所言不合众臣之心，不即奏于皇帝，使我二载未得遣使致书于都城，而较大辽之欺金，殆有甚焉！此亦天意耳，我岂能强令和好乎！”

这象是袁崇焕“威震辽东”，皇太极“闻名丧胆”吗？

可笑方舟子在《雄奇》中还说：

“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

实际上，袁崇焕的那封信作于天聪元年（天启七年）三月，乃是在熹宗的逼迫之下才加入那几句话的。原来，天启七年正月，袁崇焕报告后金遣人通话。熹宗批复道：

“十年荼毒，奴罪已深。一旦输情，听信匪易。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当不止去僭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也。”（《明熹宗实录》卷八十）。

这实际上就是《明史•袁崇焕传》中所说的“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袁崇焕的议和方略，直接导致后金征服朝鲜，击溃毛文龙，削弱了后金的后顾之忧。当时朝廷命令袁崇焕直捣后金老巢，以解朝鲜及毛文龙之危，袁上疏曰：

“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明熹宗实录》卷八二）。

后金军的人数，在努尔哈赤死时，总共只有九万。而当时后金侵朝的人数，不过五、六万人。（见孙文良等着：《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45页）。 另据《国榷》，崇祯二年三月，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 （卷九十）。

由此可见，袁崇焕夸大后金兵力是一贯的。那么，到底是谁闻谁之名而丧胆呢？

总之，方舟子这段377字的引言，充斥着史实错误。其错误来源，或者是愚昧无知，或者是偏听偏信，或者是故意篡改历史。而《雄奇》一文，就是建立在这些错误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这也是方舟子为什么把这一段背景材料写得如此之短的主要原因：他写得越多，漏洞就越大。

3、649个字中的十大笑话

《雄奇》的第三节是全文的重心所在，长度是上节的八、九倍。其内容主要是说，崇祯登基之后，拜袁崇焕督师蓟辽。袁崇焕坐镇辽西，皇太极无法取道山海关入关，只好绕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而“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所以后金入寇不是袁崇焕的责任。但他却“抱心太热”，入关增援，一路设防，先惊后金军于蓟州，再惊后金军于北京，并且在北京以一当十，杀得后金军“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可是，就在袁崇焕要“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之际，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历史因之改写！”

全面分析《雄奇》第三节文字，需要花费大量的篇幅。而对此节作蜻蜓点水般地泛泛评说，又无法使读者信服。怎么办呢？笔者的策略是，选取此节第一自然段来详细分析评论。这样一来，方粉就不能指责笔者断章取义，正常读者也可以结合笔者对第二节的分析，举一反三、得知《雄奇》全文到底如何。

《雄奇》第三节第一自然段共649字，叙述后金军进入长城到北京与袁崇焕军大战这一段历史。而这段叙述，与他在第二节的叙述一样，除了抄袭别人的文字之外，就是妄言妄语，漏洞百出，笑话连连。

3.1、笑话之一：“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自己防区不负责任

方舟子制造的第一个笑话就是，他先说袁崇焕的官职是多么多么高，接着就说袁崇焕对皇太极进入长城不负责任。且看他是怎么说的：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

我们先看这个逻辑：袁崇焕这个“最高军事行政官”、“最高军事指挥官”，督师蓟辽，但却“管不到”蓟州。那么，这两个“最高”意味着什么呢？皇上为什么不说让他督师“辽东”，而是让他督师“蓟辽”呢？敌军在他的防区进犯，却说“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那么与谁有关呢？假如当年苏联进犯珍宝岛，东北军区司令员却说，“珍宝岛属于黑龙江省，是黑龙江军分区的防地，与我无关”，还能有比这个说法更为好笑的吗？实际上，连超级袁粉阎崇年都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明亡清兴六十年》）。

另据《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一月戊戌日，

“督师袁崇焕上疏引咎。得旨：卿治兵関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関内疏虞，责有分任。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卷二八）。

虽然袁崇焕的引咎疏不得而见，但从崇祯的批复中可知是为满兵入寇的。假如袁崇焕对蓟州地区不负责任，他为什么要引咎呢？

其实，即使撇开管辖权这个问题不谈，皇太极绕道蒙古进入长城也与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早在袁崇焕任辽东巡抚之时，由于他强调修筑宁、锦防线，明朝的战略防御政策就开始向关外倾斜。宁远大战之后，朝中多人强调要加强蓟州的防御。而袁崇焕在天启六年六月给皇帝的奏疏中，却这么阐述自己的防御思想：

“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着，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 （《明熹宗实录》卷七二）。

众所周知，锦州、宁远、山海关乃是一条狭长地带，长180多公里，宽则仅有20-30公里，通称辽西走廊。在这个狭长地带，连设三道防线，再加上重兵防守，自然可以收固若金汤之效。而蓟辽关内防线则是沿着长城设防，属于水平防线。从山海关经喜峰口到居庸关，全长大约600公里。显然，即使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关宁锦防线也要比关内蓟州防线容易防守。

在当时，明朝政府的主要问题就是财政资源匮乏，粮饷有限，否则的话，也不会受制于小小的后金，让其坐大。黄仁宇就说，“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218页）。以有限的资源用于漫长的防线，自然是顾此失彼，拆东墙补西墙。袁崇焕强化关外防线的必然结果，就是弱化关内防线。宁锦大战之后不久，蓟辽总督阎鸣泰上疏抱怨道：

“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项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干坤半璧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迩抚臣欲于关门蓟门各练兵一万五千，以备调遣之用。窃计关内外向各以六万计，近宁远增二万。此八万之众皆厚饷，非蓟门之比。使此八万者人人皆劲兵，岂须一万五千之应？使此八万者仍望济于一万五千，则厚饷蓄之何为？”（《明熹宗实录》卷八六）。

也就是说，在袁崇焕“乞休”之前，蓟辽防区就已经是关外驻军不仅兵多、而且饷厚了。而这一切，都是在削弱关内防线的前提下实现的。

待到袁崇焕复出，督师蓟辽，仍旧坚持“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战略思想，继续强化关宁锦防线，重修已经被明军放弃的锦州城。《崇祯实录长编》记载，崇祯元年七月，“己卯，锦州城成。”“冬十月己丑，召廷臣于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崇祯说：“前崇焕云安插锦州，兵变可弭。今又云欲鼓噪，求发内帑，与前疏何相矛盾？”（见李逊之：《三朝野纪》卷四叶三十七）。后来崇祯将袁崇焕下狱，通告全军说：“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见《国榷》卷九十）。事实确实如此。方舟子们以袁崇焕曾经上疏要求朝廷加强关内防线来为他开脱责任，其实，袁崇焕并没有那样的疏文，即使有，他也知道，那是办不到的（下详）。

实际上，袁崇焕复出之后，还为皇太极绕道蒙古入口做了另一件大事，这就是斩杀毛文龙。崇祯二年六月五日，经过近半年的策划，袁崇焕终于把东江总兵毛文龙杀了，使后金从此没有了后顾之忧。毛文龙死后七天，一直在与袁崇焕议和的皇太极便说：“我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 （《清太宗实录》卷五）。实际上，清人撰写的《明史•袁崇焕传》，十分明确地把皇太极从西线入口和毛文龙被杀联系到了一起：

“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

在“震烁千古”的《国榷》中，谈迁评论说：

“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向也。” （谈迁：《国榷》卷九十）。

实际上，毛文龙的牵制之功，袁崇焕心里相当明白：没有毛文龙，很可能就不会有所谓的宁远和宁锦大捷。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上疏说：

“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叶二十七）。

对此，曾任蓟辽经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加有这样的批语：

“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解围，文龙有力焉。此出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同上）。

总之，即使袁崇焕不是蓟辽督师，他对后金入口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他既是“最高军事指挥官”，那就更是“罪责难逃”了。

3.2、笑话之二：“连上三疏”

前面提到，方舟子和其他袁粉们总是拿袁崇焕曾经上疏，要求强化关内防线来为袁崇焕开脱，意思是，蓟州防线即使归袁崇焕负责，他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清兵进入长城，乃是因为朝廷互相推诿，耽误了大事。

那么，方舟子所谓的“袁崇焕……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方舟子的这个陈述，显然是脱胎于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的这段话：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

那么，金庸是根据什么说的这番话呢？原来，有一个名叫余大成的人，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他在袁督师下狱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剖肝录》，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今上崇祯二年已巳冬十月，敌由大安被遵化。十一月，围京城。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不听，至是果如其言。”

余大成所提的袁崇焕这篇奏疏，翻遍明朝史籍而不可得，真真是史学上所谓的“孤证”。其实，就算袁崇焕真的上有此疏，可是“重兵”都已经被他布置在宁锦防线了，还哪来的“重兵”宿蓟门？

崇祯元年十月，袁崇焕确曾上疏谈及蓟门的潜在危机。他说：

“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藉西马为用，人人皆兵，兼喇之饭食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峯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臣窃忧之。”（《崇祯长编》卷之十四）。

那么，袁崇焕的对策是什么呢？他说：

“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自贻伊戚。业令总兵祖大寿查炒五大营与虎之八大营零部有存者，收置锦州口外边堡，以其赏物为其粮饷，我更益之兵佐之战守，从中界断，令东无得与西合。”（同上）。

也就是说，袁崇焕的对策首先是让蒙古人替大明守边。但是，“若不可致”时，该怎么办呢？袁崇焕的对策是“相机剿逐，无令逼处”。但这样一来，“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仍旧空虚，又该怎么办呢？袁崇焕没有下文了。实际上，袁崇焕的对蒙人部落的绥靖策略，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在此之前三个月，被袁崇焕称为“为患切肤者”的哈喇慎三十六家就已经与后金正式结盟了。（见《满文老档》太宗朝第十册）。

那么，金庸所说的“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后金遭遇灾荒，粮食奇贵，而袁崇焕却允许把把粮食卖给已经依附后金的蒙古人，导致皇上震怒（这也是袁崇焕被杀的罪名之一：“以粮资寇”。）三月，崇祯皇帝下旨，严斥袁崇焕“藉寇资盗”。而袁崇焕在回复中则辩解说：

“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707页）。

也就是说，袁崇焕明知道蓟门“兵力不加”，但他不是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加强防御，而仍旧是寄希望于以夷制奴。但是，一直对袁崇焕恩宠有加、连他擅杀大帅都“优旨褒答”的崇祯，这次根本就不买袁崇焕的账，严厉训斥他说：

“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同上）。

确实，在当时，“西夷通虏”早已天下皆知，袁崇焕根本就没有不知之理。事实是，也就是在“各夷”信誓旦旦的“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话音尚未落地之际，皇太极的铁骑已经在他们的诱导之下进入长城了。这就是袁崇焕的“第二疏”的来龙去脉。

至于方舟子所说的“袁崇焕……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大概是指《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中所记的这件事：

“明年五月晦，巡至镇江双岛，与毛文龙盘桓数日；于六月六日设帐房于山上，犒军较射，遂缚文龙，数以十二罪，出尚方剑斩之。疏闻，京师震骇。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

且不说在遵化“设一团练总兵”是否等于“加强遵化的防守”，也不去追究袁崇焕为什么要提名一个“新奉部劾”的人当这个团练总兵，我们细看此文，却发现袁崇焕提出此项建议，不过是要掩饰自己擅杀毛文龙的罪过而已。

方舟子的所谓“连上三疏”的故事，其真相就是如此。显然，方舟子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金庸所说的“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奏章都是些什么内容，于是就顺手制造了这么一个笑话。

3.3、笑话之三：“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

那么，方舟子说皇太极绕道蒙古进入长城是“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满清史料中，有一份高鸿中的奏本，其中说：

“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见《明清史料》丙编45页）。

这个奏本没有年份，只标有“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日奏了”，况且说话背景不明不白，其史料价值本来值得怀疑。可是，满清秘档之中，偏偏还有一道没有年月的“敕谕副将高鸿中”稿：

“览卿所奏，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稍迟时日，俟地锄完即行。” （见《明清史料》丙编15页）。

有人于是把这两份文件联系到了一起，认为这是高鸿中在崇祯二年向皇太极建议袭击北京：

“由此敕谕，可见高鸿中奏本之有力。然金汗之所以如此听从汉人者，则因金汗自云：‘南朝事体，朕未必曲尽详知’。今欲‘曲尽详知’，则非藉资汉奸不可，故高氏所陈情节，自易为金汗所采纳也。” （见：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451页）。

假如事情到此为止，则方舟子不过就是听信他人之言，并没有什么大错——顶多就是一个不道所出的东抄西凑。偏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出版于1948年。在此之前十六年，陈寅恪在“《清华周刊》第三七卷第八期”上发表了一篇考证文章，题为《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就是说，高鸿中的条陈作于崇祯十五年，而不是崇祯二年。因此，它与己巳之变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另外，陈寅恪的文章，显然是根据文献原件所写，因为他说该件“仅附识‘二月十一日到。’及‘三月十三日奏了。’数字”，与《明清史料》丙编所记不同，也与李光涛所说日期是在“奏本封面”不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光涛在《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中考证高文的年代，竟然没有提到陈寅恪的这篇文章。

可是，方舟子则不同。首先，《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一文，收入《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中，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此是寻常可见之物。第二，陈寅恪是少数得到方舟子吹捧的民国学人之一。在与都人的论战中，他曾以陈的后学弟子的口气说：

“陈寅恪先生乃一代宗师，治学严谨，举世景仰，其考据，有经则引，有典则据，可谓无一字无出处。倘根据一则史无明文的传说，嘲笑陈先生‘闭门造车’、‘象牙塔之偏颇’，岂非太过？”（方舟子：《明初的民族政策小议》）。

“一个读不懂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把随便什么人都当成陈先生所说的‘世之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的人……居然教导起别人的‘读史方法和态度’，那已不只是‘太过’，而是近于滑稽了。”（方舟子：《也谈“读史方法和态度”答都人先生》）。

都人“读不懂陈寅恪”，至少还是读了；而方舟子则连读都不读，就敢冒充陈先生的大弟子，真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复旦大学傅杰先生曾嘲笑方舟子说：“郭沫若先生这样的‘师’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宗’的。”同样道理，“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师’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宗’的。”对于方舟子来说，特别如此。

3.4、笑话之四：“闻警即率兵入援”

从叙述史事的角度来看，《雄奇》一文只掐取了从皇太极率兵入口到袁崇焕被磔身死这一段历史。因此，在为袁崇焕开脱了“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责任之后，方舟子下一步就是叙述袁崇焕因“抱心太热”而立下的丰功伟绩。方舟子说：

（袁崇焕）“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

方舟子的这段180字的叙述，基本上是抄袭梁启超的《袁督师传》。其中既含有史实错误，又含有地理笑话。先说抄袭。在《袁督师传》中，梁启超写道：

“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闻警，即檄调诸辽将祖大寿、何可刚等入卫。所历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戴星犯雪，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欲背捍神州，面拒敌众。十二、十三等日，与敌兵相持于马升桥诸要隘。清军不意袁军骤至，相视骇眙，乃宵遁，疾趋而西，直犯京师。崇焕心焚血注，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由间道飞抵郊外。两昼夜疾行三百余里，先清军至三日。……敌军初在高密店遇侦，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

除了文字和内容相像之外，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方文抄自梁文？原来，梁启超的文字，根据的是一个名叫程本直的人所写的文章，题目是《白冤疏》，其中写道：

“至若崇焕自十月二十八日，一闻蓟警，即檄调诸辽将兵赴急西援。躬统马步二万有奇，逐路置防，逐城置守。戴星犯雪，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计图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十二日即发前拨堵截于马升桥；十三日敌乃尽撤遵营，横札于蓟之东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岖。两兵对垒，相持半日。不意宵遯而西，则安得谓崇焕驻剖蓟州，纵其入京乎！……痛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末近城，得以身翼神京。”

程本直何许人也？他本是一介平民，因为崇拜袁崇焕，曾三次登门拜访袁崇焕而不得见。最后投身袁崇焕幕下，以袁的“门生”自许。袁崇焕入狱之后，他作有《几声纪》（又名《白冤疏》）和《漩声纪》，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为袁崇焕鸣冤叫屈的最早文字，也是梁启超作《袁督师传》的主要蓝本。方舟子在《雄奇》中，曾多次提及程本直，并且明引程的文字。但上面的文字，方舟子却既没有说来自程本直或来自梁启超。那么，为什么说方舟子的这段话抄自梁启超呢？因为像什么“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先清军至三日”这样的话，都是程文所没有的，而后两句话更是梁文所独具的（下详）。

次说史实错误。按道理说，抄书而出错，错误只能来自原本，如前面提到的那个“万历四十五年”就是来自金庸。可是，方舟子这个文抄公，不但中文理解能力有限，而且好不懂装懂，自作聪明，再加上他刻意要掩盖抄袭痕迹，所以在抄袭他人的文字之时，他也会制造一些具有方氏特征的错误。且看上面引文的第一句话：按照方舟子，袁崇焕在听到警报之后，立即亲自率兵驰援。而按照程本直和梁启超，袁崇焕不过是“檄调诸将”。那么，史实到底如何呢？袁崇焕军掌旗官周文郁撰写的《辽西入卫纪事》说，袁崇焕率兵西进是在十一月五日。而据袁崇焕的奏疏，他反复说自己是十一月初四从山海关出发。（“臣亲督总兵祖大寿、协将何可纲等带领，于本月初四日早发山海。”“臣是其议，遂于初四日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计程五百里，而六日驰到。”见《崇祯长编》卷二八。）也就是说，袁崇焕入关实际上是在“闻警”五天之后（袁崇焕自称是在二十九日闻警），甚至七天之后（按周文郁说）。所以说，方舟子说袁崇焕“闻警即……率兵入援”，全是白日臆语。

3.5、笑话之五：“蓟州交锋”

方舟子制造的另一个史实笑话就是所谓的“蓟州交锋”。方舟子说，“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而按照程本直和梁启超，袁崇焕十一月初十到蓟州的目的是“背捍神州，面拒敌众”，也就是在蓟州堵截皇太极的军队。确实，蓟州为后金军西进北京途中的咽喉要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袁崇焕在驰援蓟州之前，曾与麾下诸将讨论应付皇太极进入长城的对策，有人提议驰援遵化，有人提议直捣中坚，而祖大寿则提议“屯扎蓟州，藩屏京师”，袁崇焕“是其议”，也就是采纳了祖大寿的建议。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袁崇焕信心满满地说：“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

那么，结果到底怎样呢？先看满清的史料：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满文老档》卷十九）

“上统率大军，自遵化起行，向燕京进发，离城二十五里驻营。……甲午（十一月十三），大军至蓟州，前行哨卒，遇明塘兵五百，遂与战，生擒十五人，获马二十匹。是日，以书谕蓟州城内官民等，令之降。乙未（十一月十四），大军至三河县，……”（《清太宗实录》卷五）

也就是说，后金大军几乎兵不血刃就越过了袁崇焕宣称的“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防线。那么，满清的史料是否可靠呢？我们再看由袁崇焕军掌旗官周文郁撰写的《辽西入卫纪事》：

“十二日，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敌酋，军声大震。余极启曰：‘奴既来马伸桥，离蓟城二十里耳。此必系前哨。大队定在后，我当速为之计。’公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见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镇将议从间道绕出贼前，余请必分兵为二，以一出其前，以一蹑其后。镇将咸以兵寡不可分。”

总之，明、清史料的记载，细节或有差异，但大体情况却完全一致：袁崇焕和皇太极的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有相遇，皇太极的大军（方舟子采金庸说，认为是十万铁骑）在袁崇焕的鼻子底下轻轻松松地“潜越”天险蓟州，直奔京师，而袁崇焕军仅看到了敌军二百余骑。袁崇焕在一天之后才发觉自己布置的防线一钱不值。难怪有史书这样记载此事：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徐石麒疏》，见谈迁：《枣林杂俎•仁集•款案》）。

而这一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对明军来说简直可以说是奇耻大辱，对后金军来说是灿烂辉煌），到了方舟子的笔下，竟成了这样：

“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

这已经不是什么颠倒黑白了，而是厚颜无耻地混淆黑白。

3.6、笑话之六：“满兵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

那么，方舟子的地理笑话又是什么呢？原来，喜峰口、遵化、蓟州、通州和北京五地在地图上几乎呈一条由东北向西南的直线。通州在蓟州和北京之间，清军自遵化经蓟州而奔通州，乃是一路杀向京师，可谓长驱直入，一往无前。但是，皇太极这个“向前、向前、向前”的“进”军，却被方舟子说成是“向通州退兵”——真不愧是语文状元。

地图来源：http://pic.tiexue.net/pics/2008_2_18_11843_6911843.jpg

问题是，方舟子把后金军的“进”称为“退”，到底是因为他故意要颠倒黑白，还是因为他不通地理，不看地图呢？程本直和梁启超在描述后金军的行动时，都使用了一个“遁”字，这已经是在搞偏离了史实的文字游戏了。周文郁用“潜越”二字，则比较恰当。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用“退”字呢？原来，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对这场至关重要的“蓟州交锋”，只写了这么45个字：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也就是根据金大侠的这个超级大忽悠，方舟子于是让后金军“向通州退兵”了。他确实连地图都不看。

【皇太极“潜越”蓟州这一军事奇迹，到了超级袁粉阎崇年的笔下，竟然成了这样：

“皇太极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有句俗话，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见《明亡清兴六十年》）。

《清太宗实录》明明写着清军经蓟州至三河，而按照阎会长，清军是绕过蓟州奔顺义再返通州。真不知道到底是皇太极真的那么蠢，还是阎会长真的那么无耻。

阎崇年的明清史研究，不顾史实信口开河之处，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为了给袁崇焕开脱罪责，他这样为袁崇焕辩护：

“所谓‘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而不加阻拦。其实，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上疏：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所以，袁督师‘纵敌长驱’之罪名，‘莫须有’矣！”（《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阎崇年当然不会读不懂袁崇焕所说的“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却采用掐头去尾的手法，把这个被袁崇焕批驳的观点，转变成袁崇焕的观点。这种颠倒黑白的伎俩简直就是无耻至极。

另外，阎崇年还说：“皇太极采取绕道蒙古突袭北京的策略，……除了袁崇焕谁都没有想到”。这真是欺天下人不会读书。实际上，宁远大战之后，朝廷中呼吁加强蓟州防御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天启六年闰六月，顺天巡抚刘绍说：“逆奴谋窥喜峰久矣。顷者不得志于宁远，而假道于西虏，势诚有之。” （《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崇祯元年九月，兵部尚书王在晋说，“边患切在蓟门”，并陈五策，其中之一就是“宁锦三恊互相要击”。（《崇祯长编》卷十三）。即使是毛文龙，也曾屡次三番地告诫朝廷，“山海关兵厚，敌善谋必不轻入。喜峰口、墙子岭、一片石宜增卒，伏地雷以备之。” “宁远固奴所必攻，而其捷径尤在喜峰口、一片石、潘家口、墙子岭等处。” “四王子发兵西去，欲往喜峰、一片石等路犯关是实。”（见《表忠录》及《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六、卷七）。

也就是说，阎崇年之无耻，较之金大侠和方全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与金、方不同的是，阎崇年是专业史学研究人员，因此他堪称是中国史学界的无耻之尤。】

3.7、笑话之七：“袁崇焕率兵急速追赶”

在《雄奇》一文中，方舟子制造的笑话接二连三。你看他刚刚制造了满兵向西退兵的笑话，接着就说：“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 按照常识，既然是“追赶”，并且比被追赶对象早到达目的地，两军应该相遇才是。既然能够相遇，则必然要有一场恶斗。但根据方舟子，明军和满兵好像是约定好要在北京聚头似的，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稍有古文功底的读者，细读程本直、梁启超的文字，就会明白，袁军是抄小路赶赴北京的，并非“追赶”满兵。“间道”者，小路也。可笑方语文状元搞不懂“间道飞抵郊外”是什么意思，于是请教金大侠。而金大侠此时早已把史实史事搞的乱七八糟了，只是含混地这样说：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笔者注：按照袁崇焕的奏章，袁得到赵阵亡的消息是在十一月六日。】

方状元此时六神无主：照抄梁文，怕露出马脚；想要搞“文译白”，又弄不懂“间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办呢？他于是假定“金爷”所谓的“急行军”就是“追赶 ”，大笔一挥，派袁军“追赶”皇太极去了。至于袁军在追上之后该怎么办，那是“袁爷”的事，不值得我们的方全才费心。不过，“金爷”说袁军“比清军早到了二天”，而梁启超则说是“先清军至三日”，何去何从呢？方舟子当然要“两利相权取其重”，谁说的话大就听谁的，于是“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就这样出笼了。

实际上，周文郁在《辽西入卫纪事》中说得十分清楚，袁崇焕在得知清兵“潜越”之后，“即督辽将士西追”，但是他的将领们却提出“从间道绕出贼前”。周提议双管齐下，“分兵为二，以一出其前，以一蹑其后”，但“镇将咸以兵寡不可分”。为什么“兵寡不可分”呢？原来，聚集在蓟州的明军都被袁崇焕遣散了。看看下面的记载：

“袁崇焕入蓟州，以故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周宗武守豊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仍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实录长编》卷二）。

这就是方舟子所说的“袁崇焕的计划”：

“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

可见方舟子连基本史实都没有弄清楚：袁崇焕调兵遣将明明是在蓟州，可他说是在北京；敌军明明是所向无敌一路杀到京门，可方舟子却还替袁崇焕吹牛：“‘五年全辽可复’……隐隐有了希望”。套用一句方舟子自己的话：“所谓书生不要脸，莫过于此”。

3.8、笑话之八：“满兵无不大惊失色”

在制造了满兵“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的笑话之后，方舟子再接再励，又制造了另一个笑话。他说：

“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

本来，我们已经见识了袁军在蓟州“大惊”满兵、使其“向通州退兵”的壮举，因此，对袁军在北京城再次使满军“大惊失色”，就更想要探个究竟。可惜，方全才此时惜墨如金，对此毫无交代。事实是，这个“大惊失色”典故，史无明载，连袁粉始祖程本直都没敢说，但在《袁督师传》中，梁启超却信笔写道：“敌军初在高密店遇侦，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而金庸呢，也附和着说：“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注意：金大侠此时已经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我们还是看周文郁的《辽西入卫纪事》：

“十九日，……是夕，公密令参将刘天禄等劫奴营，不意行至高密店，为奴哨觉，贼营有备，不得入而返。”

这个偷袭未遂事件，大概就是这个“大惊失色”的来源。不过，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不意”的乃是袁军，而“有备”的则是满兵，那么，到底是谁“大惊失色”呢？

3.9、笑话之九：“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

方舟子接着叙述袁崇焕在北京的英勇奋战：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本来，皇太极一共带了多少人马进关，至今众说纷纭。《明史•袁崇焕传》说是“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说，“清兵十余万人，以蒙古兵为向导，大举入犯。”金庸说，“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无论是梁启超还是金庸，都没有给出根据。而我们根据宁远大战时，后金军的人数在五万左右，以及此次后金军孤军深入、并且能够在袁军鼻子底下“潜越”蓟门关这些事实，大致可以断定后金军人数不会超过五万。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后金军的总人数到底是十万还是五万，而是在于十一月二十日与袁军在广渠门撕杀的人数究竟几何。梁启超说是“以五千而当十余万之大敌”，金庸说是“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都是假定袁崇焕与全部满兵对阵。事实真的如此吗？大量史料记载，当日在北京有两个战场，一个在北京城北的德胜门，明军将领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另一个在北京城东南的广渠门，明军将领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且看满清史书《满文老档》：

“二十日，大军起行，汗营于北京城北土城关东隅，两翼兵沿东北隅立营。哨兵来告，了见明兵集德胜门等语。汗遂率右翼诸贝勒，领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又告了见东南隅有明兵集结，遂遣爱巴里、索尼、白格依传令。左翼贝勒莽古尔泰、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台吉豪格率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遣人查实德胜门之兵，乃是大同总兵官满桂、宣府总兵官侯世禄军。……左翼诸贝勒所攻之兵，乃是宁远都堂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军。贝勒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及墨尔根戴青、台吉豪格率兵前进进杀，时明伏兵四起，前进之四贝勒兵，即行反击追杀。贝勒莽古尔泰，额尔克楚虎尔及随行军士，屡败明溃卒来犯。巴克什乌讷格、额附苏纳，率蒙古兵击败另外三队兵。”

也就是说，后金军兵分两路与明军大战，应战袁军的乃是其“左翼诸贝勒”所率之兵，而皇太极率领的主力则面对满桂。换句话说，即使满兵总数真的如金大侠所说是十万，与袁军作战的也至多不过其中的一半。

那么，与袁军作战的满兵到底有多少呢？先看满清史书《清太宗实录》：

“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比入隘口，豪格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余三贝勒不趋右偏，由正路入，击败敌兵，亦追杀至城壕。止于中途，多铎，以年幼，与莽古尔泰留后，值明溃卒来犯，两贝勒追杀之。又有敌兵一队，距离城稍远，屯树林内，遂令左翼蒙古各旗往击。额驸恩格德尔、贝勒巴克，率扎鲁特、喀尔喀部落诸贝勒兵，不俟整队徐行，骤马而进，与敌兵接战，遂败归。巴克什吴讷格、及外藩扎鲁特部落贝勒色本、马尼、突入迎战，始击败敌兵。”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推理：第一，既然说“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则金大侠所说的“主战场是在广渠门”便不攻自破——主战场是在德胜门。第二，虽然我们搞不清楚莽古尔泰的军队究竟是总共只有二千人，还是除了护军之外，外加蒙古兵二千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队伍的总数不会太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区区两千蒙古兵，就不值一提了。第三，根据文中所述，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结果并非一边倒。这样一来，其中所说的“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就更值得注意：满兵的人数不太可能多于这个数字。因为假如满兵的人数多于二万，《清实录》的叙述则会使满军显得虚弱。

再看袁军方面的记载：

“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余随行间。……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寄将王承等列西北，公与余札正西，阙东而以待敌。奴拥众直突东南角，我兵奋力殊死战，奴奔北，见前处有承胤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胤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不意承胤等乃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获免。……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我兵亦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贼忙迫拥渡，冰陷，渰没者无数。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暨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盖九边尚首虏，每以争割首级误事。公深鉴陋规，于未战之先，与诸将士约，惟尽歼为期，不许割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毕。”（周文郁：《辽师入卫纪事》）。

周文郁自始至终都没有说敌军的人数。至于双方的胜负，也似乎全凭各自的感觉。（金庸说“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打到傍晚，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梁启超说“自辰达申，却敌十余里，追北至运河”。）当时身在京城的文震孟在日记中写道：“二十日，虏薄城六百，袁师杀伤相当。”（见：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803页）。而根据袁崇焕自己后来吓唬朝中百官说：“达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 ”（见《烈皇小识》卷二），则可以断定他的军队没有打大胜仗。

总之，这个“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的神话，不仅史无明文、不仅于情于理都不相合，而且与大量的旁证相悖，因此可以说它完完全全是袁粉们编造出来的。而方舟子连编造的能力都没有，只会鹦鹉学舌，就显得十二分的可笑。

3.10、笑话之十：“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

在这649个字中，方舟子制造的第十个笑话就是，“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不仅如此，他还煞有介事地列出了参考文献：《朝鲜仁祖实录》。

实际上，方舟子这句话是抄袭金庸的。在金传中，金庸写道：“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而这个注释“⑦”是这样的：

“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金庸所引的“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乃是来自朝鲜“进贺兼谢恩使李忔在北京驰启”。（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 3435页）。因此，这个报告的可靠性与“译官韩瑗”在宁远观战之后就报告说努尔哈赤受伤同属一个等级。显然，朝鲜使臣不可能亲自参战，因此所得消息肯定来自道听途说。那么，金庸、方舟子二人为什么不参考一下曾经与袁崇焕并肩作战的人的亲眼所见呢？

其实，袁崇焕是否中箭，是否受伤，周文郁在《辽西入卫纪事》中说得十分清楚，

“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

也就是说，袁崇焕中箭不假，但并没有受伤。实际上，在当天确实有一位明朝大将中箭受伤，他就是满桂。据说射中他的箭头来自袁军。（见《明季北略•袁崇焕通敌射满桂》；《国榷》卷九十）。对于这样的史书记载，方舟子们当然要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了。

更为可笑的是，此段朝鲜《仁祖实录》还包括这样的话，“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金庸和方舟子既然相信其所说的袁崇焕受伤之事，为什么却不相信它所说的袁军人数是“一万四千”呢？

那么，为什么说方舟子的那句话是抄自金庸呢？这是因为，方舟子和金庸对这段含糊其辞的文字，理解完全相同：

第一，按照《仁祖实录》的叙述，“至于中箭”的人，既可能是袁军门，也可能是祖总兵，也可能是二者都中箭，为什么金庸与方舟子都异口同声地把中箭之人定为袁崇焕呢？

第二，中箭并不一定就导致受伤，这是古代战争常识，因为古人作战，都穿铠甲。金庸说，袁崇焕“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方舟子也说，袁崇焕“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那么，为什么他们二人都把“中箭”理解为“中箭受伤”呢？

4、盗憎主人：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雄奇》一文，全长八千五百余字，第一节约一千字，与正文无关。因此，笔者上文实际是分析了《雄奇》正文开始之后的1026字，约占正文的七分之一。笔者证明，在这一千余字中，含有十大谬误、十大笑话。实际上，为了“凑整儿”，笔者还放过了几个小错误。所以说，方舟子这篇“经典之作”，所含的错误、漏洞、笑话、瞎话，至少有一百个——名符其实的“漏洞百出”。

按道理讲，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分析《雄奇》了。古人云，一叶知秋，一斑全豹。而我们见到了，何止一叶、何止一斑？这难道还不够吗？遗憾的是，这些确实不够。

笔者在前面曾反复说过，方舟子的无知，“总是能够达到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但是，《雄奇》一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除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无知以外，更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无耻。因无知而犯错，还情有可原，所以古语说“不知者不罪”；但是，因无耻而犯错，属于明知故犯，所以要罪加一等。因此，笔者在此节专门论证方舟子的无耻。当然，方舟子的无耻，既不始于《雄奇》，也不终于《雄奇》，更不限于《雄奇》。只不过是，在《雄奇》之中，这个问题相对集中而已。

如何来发掘方舟子的无耻呢？我们且看《雄奇》一文的“后记”，它专门讲《雄奇》与金传的关系：

“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尽管方舟子在这篇后记中要给人一种他写作《雄奇》在先、得见金传在后的印象，但是，任何人如果仔细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的话，都可以轻易地看出，《雄奇》完全是根据金传改写、缩写的。关于这一点，在别人发现他抄袭了金庸的“万历四十五年”之后，方舟子不得不以方氏特有的方式承认：

“《功到雄奇即罪名》一文……是针对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写的”。

那么，方舟子所说的“针对”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雄奇》中，方舟子为了要显示自己虽然在材料上取之于金庸、但是在见识上却要高于金庸，于是他专门提出了几个与金庸不同的观点。这恰恰像在《大明小史》中，他故意要提出一些与吴晗不同的观点一样。不过，不论是写《大明小史》还是写《雄奇》，不论是面对吴晗还是面对金庸，方舟子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4.1、自打耳光

方舟子第一个“针对”出现在第三节的倒数第二段：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略去323字]（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段简化过的文字认真读完，我们就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啊，皇太极与明军议和，“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呢？看皇太极的那道谕文，他分明是相当诚恳的啊。这不恰恰证明金庸“所认为的”是合情合理的吗？既然如此，方舟子为什么要和金庸尝反调呢？既然要唱反调，为什么又要把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拿出来、煽自己的嘴巴呢？

原来，那篇谕文本来就是被金庸拿出来证明皇太极议和是出于诚意的。金庸说：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

金庸的注释③如下：

“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方舟子从金传中发现了这条曾被“淹没不载”的史料之后，当然想要用它来显示自己“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但是他又要显示自己比金庸更高明，于是就一面说金庸没有看出皇太极的奸计，一面又用人家的材料来证明袁崇焕的议和是“是高一等的议和”。

问题是，方舟子提出了“针对”金庸的观点，他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需要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呢？这是因为，方舟子的这段长篇大论，几乎全部是“根据”金庸：材料来自金传，思路顺着金庸，连文字都十分相像。且看下面的文字对照：

金庸：（皇太极）“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方舟子：“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

金庸：“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方舟子：“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

金庸：“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

方舟子：“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

金庸：“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方舟子：“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

什么叫“亦步亦趋”？什么叫“人云亦云”？这就是。实际上，方舟子陷在金庸的窠臼之中，根本无法自拔。而方舟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即便是骑在人家的背上，他也要顺便踢人家一脚，好让外人觉得自己没有沾人家的光。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盗憎主人”。

【注：方舟子引用的“木刻谕文”较金庸多出最后一句话，说明他曾参考了其他文献，很可能是孟森和李光涛的文章（下详）。但是，方舟子说这道谕文是针对“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以及说“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则是他抄袭金庸的明显证据。另外，该谕文原缺第一个“帝号”的“号”字，所以金庸加这个字时，将它放在了括号中。《雄奇》发表在《新语丝》上时，此处引文没有括号，但是在《江山无限》中，这个括号出现了。很可能这是编辑替他加上的，并且据此教训他：“建议作者今后写稿能认真核对引文及所有史料，并且，一定要核对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一个喜欢写文史随笔的人，要么自己有很扎实的文史功底，要么能够下功夫做好史料工作。否则，常会贻笑大方。”】

4.2、自欺欺人

与自打耳光的第一个“针对”不同，方舟子的第二个“针对”确实与金庸观点不同：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

袁崇焕斩帅问题的关键，就是袁崇焕是否有斩帅的权力。我们就算袁崇焕所列十二罪状成立，并且假设方舟子胡诌的“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是真的（《大明律•军政》卷共二十条，并无相关条例，只有“私卖战马”条与之相近，但处罚不过是“杖一百，军官卖者罪同，罢职充军”），那么，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一个犯了死罪的囚犯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你方舟子是一个文字窃贼，是不是因此任何人都有权在大街上煽你的耳光呢？

从另一方面看，毛文龙的官衔是正二品左都督，挂将军印，持熹宗皇帝所赐尚方剑，职务是平辽总兵官。而按照明朝的法律，

“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大明律集解附例•职官有犯》）。

“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并不得轻易凌辱。”（《大明会典卷二百十》）。

另外，中国自古就有“八议”之说，身在“八议”之人，享受某些特权。“八议”共分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类，而毛文龙明显属于“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的“议贵”之列。按照《大明律》，除非犯下十恶之罪，“凡八议者，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

所以，不要说袁崇焕罗织的十二罪状多数查无实据，就算是条条属实，也轮不到他动刀子。兵部尚书梁廷栋说：“平心而论，文龙即可杀，而崇焕非杀文龙之人。”（见《崇祯长编》卷三五），可谓一语中的。

可笑方舟子在袁崇焕开列的十二斩罪之外，还引经据典，替袁崇焕说了这么一大番话：

“后人查阅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不想除去毛文龙的，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本直《漩声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前面提到，《雄奇》一文中，所据史料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金传。可是，为了“针对”金庸，方舟子却另外开列出了十余篇参考文献，仅上面一段，就列出了四篇，可见其颇费苦心。那么，这些参考文献能够证明方舟子的观点吗？

先说《近世中国秘史》。这是一部什么书呢？它是清末时人韩文举（化名为“扪虱谈虎客”）将十八篇野史杂篇汇集而成的书，共两编（册）。按道理讲，引用这类“汇编”书籍，引用者应该列出其中文章的标题才是。而方舟子却好像生怕别人发现其中奥秘似的，仅仅列出了书名，吝啬得连是哪一册都不肯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部书中，十八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各不相关，只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毛文龙的，这就是《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但是，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提及“毛文龙私通后金”这件事。只是在文章的末尾，“扪虱谈虎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有这样的话：

“近人陈子庄着《庸闲斋笔记》，极诋左袒毛氏之人，并言干隆年间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始知文龙曾通款与我朝。文龙在明，实万死不足惜云。”（见《近世中国秘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86页）。

我们顺藤摸瓜，查看“近人陈子庄着《庸闲斋笔记》”，发现其中的《辨何桂珍之冤》条有这样一段话：

“袁斩毛文龙，一时无不谓其冤者，即后世犹盛訾之。洎干隆年间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始知文龙曾通款我朝，则文龙在明固万死不足惜者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围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谓无罪，庄烈帝以脱归之太监告其‘引敌胁和’，遂执而剐之。当是时，众议沸腾，虽东林诸贤者，亦无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来人传太宗之密谋，乃知中反间计，于是始有襄愍之谥，而袁公则既死矣。”（见《笔记小说大观》第21册，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225页）。

至此，我们仍旧搞不清“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近世中国秘史》”不仅没有为方舟子所说提供直接的证据，它实际上连间接证据都没有提供——它只是提供了第三手资料的线索。这就像是在法庭上，辩护律师高声大嗓地宣称“我们是有证人的”，结果这个证人的证词却是：“我听我的邻居说他听说……”。

其实，所谓毛文龙“私通后金”的原始资料，早在民国初年就已面世，到了三、四十年代，更是尽人皆知——至于它们能否证明毛文龙确实通敌，那是另外一回事。可笑方舟子这个“明史专家”，在九十年代对此好像还懵然无知，竟然要引用这本不伦不类的《近世中国秘史》来为自己当佐证，其史学知识之浅薄，真可让人一咏三叹。

我们接着再看方舟子引用的“《朝鲜仁祖实录》”是怎么回事。（程本直的《漩声记》，前面已经论及，后面还要稍加讨论）。

前面提到，方舟子曾引用“《朝鲜仁祖实录》”——实际上是照抄金传——作为袁崇焕在广渠门之战中箭负伤的根据。但是，金传中并没有提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这一条，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方舟子真的看了《朝鲜仁祖实录》了呢？答曰：不太可能。

原来，与明朝有一套《明实录》相似，朝鲜李氏王朝也有一套实录，记载朝鲜王朝二十五代王的四百多年历史。这套书，被称为《朝鲜王朝实录》。在中国，这套书的抄本被称为《朝鲜李朝实录》，后来孟森和吴晗先后从中整理出相关材料出版，其中以吴晗编辑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 1980年版）较为常见。而“《仁祖实录》”只是《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一种，全称是《仁祖大王实录》，简称《仁祖实录》。而方舟子却先是把这本书称为“《朝鲜仁祖实录》”，后来在《江山无限》中，这部书的名称又被改写成“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方舟子当然不会搞不明白自己看的是什么书。他出尔反尔，颠三倒四，恰恰说明他根本就没看过这本书，他的引文又是根据“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抄袭来的。

那么，方舟子抄袭的对象是谁呢？答曰，很可能是李光涛。原来，李光涛在《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中，不仅称《仁祖实录》为“《朝鲜仁祖实录》”，称《明熹宗实录》为“《天启实录》”（下详），而且还说过这样的话：

“毛既诛，朝鲜国王李倧闻之曰，‘为天下除此巨害’。（《仁录》卷二一叶二）”（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461页）。

查《仁祖大王实录》“卷二十一叶二”（实际是叶一），所谓“为天下除此巨害”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备局启曰：‘毛将被诛，事机大变，宁远所送将官，不久当到云。若一反毛将所为，尽撤诸岛屯兵移镇他所，则诚幸矣。不然，而留兵欲为联络控制之计，则本国受弊之患，犹未艾也。且袁帅办得大举措之后，必欲知我国物情。今于使臣过宁远时，使之详细呈文，且陈“毛将从前拥兵岛中，以自封殖，贻我国难堪之弊，而上瞒朝廷，枉费许多钱粮，糜弊天下，其害切于我国。今督帅奋发英断，为天下除此巨害，海外苍生，莫不拭目为督帅耸贺”之意，则彼必乐闻，而因可为我国陈弊之张本。令承文院更为撰出，盛陈彼之功业，以为前头结欢之地。’上允之。”（此段文字亦见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419页）。

显然，“为天下除此巨害”这句话是朝鲜大臣为了本国的利益劝仁祖如此这般忽悠袁崇焕的，却被李光涛和方舟子塞到了朝鲜国王的嘴中。实际上，仁祖大王听到毛文龙被杀的消息之后，其反应是：“以堂堂中国，诛杀一将，有何难事，至于行计招往，密谋诛之耶？”（《仁祖大王实录》卷二十一，叶二）。可见袁崇焕的行为，即使在附属国的眼中，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此时，我们要问问方舟子：你到底是承认自己抄袭李光涛呢，还是承认自己篡改史料？

【注：李文罗列毛文龙“罪恶”甚详，如果方舟子读过李文，他应该知道毛文龙“私通后金”的原始材料。这样一来，他引用《近世中国秘史》来证明毛氏通敌，很可能是在有意掩饰自己曾经阅读李文。】

我们再看所谓的“《天启实录》”。就像《朝鲜王朝实录》中没有《朝鲜仁祖实录》一样，在《明实录》的十三套实录中，也不存在《天启实录》。天启是明熹宗的年号，而熹宗朝的实录，称为《熹宗悊皇帝实录》，简称《明熹宗实录》或《熹宗实录》。假如方舟子真的读过“《天启实录》”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称呼这套书的，因为在它的四千多页上，每一页的前口位置都标记着“《明熹宗实录》”。（所谓“天启实录”，一般是明史专业研究人员的行话，如李光涛就在论文中称《熹宗实录》为《天启实录》）。

既然方舟子没有读过“天启实录”，那他是根据什么说“《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呢？原来，孟森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说过这样的话：

“《天启朝实录》中，多有毛文龙之罪状；至归恶崇焕以后，反以文龙为贤……。”（见：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20页）。

另外，李光涛曾从“天启实录”中摘录了数十条毛文龙“侵害朝鲜”的罪状（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438-442页）。所以，方舟子此处或者是抄袭孟森，或者是抄袭李光涛，或者是二者都抄。

其实，按照“功到雄奇即罪名”这个逻辑，“《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方舟子曾抄录袁崇焕说的这段话：

“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

确实，除了记载毛文龙的不少罪恶，《明熹宗实录》中还记载着许多毛文龙的功绩。下面每年选录一条，给方全才开开眼：

天启元年七月（卷十三）：“丙子初，辽抚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率二百二十余人，繇海东规取镇江……。”

天启二年四月（卷二二）：“朝鲜国王复辽抚，咨愿效忠顺赡我兵民。而毛文龙报屡获叛贼屡有擒斩。”

天启三年十月（卷三九）：“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又报奴欲西犯榆关，遣师渡江以伐其谋，暗置空营，更易旗号，于是有满浦昌城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及夷器等物。”

天启四年正月（卷四二）：“登莱巡抚袁可立报：毛文龙统兵深入阎王寨，与奴贼大战，斩级三百七十一颗，生擒真夷四名，请发赏功银两，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督抚各官并叙。”

天启五年四月（卷五八）：“平辽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揭报：鸭江仲冬冰解，铁峪大战，将士张邦金等深入重地。阵获夷器、夷马……夷级十三颗。”

天启六年四月（卷七十）：“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报称：参将易承惠等，至咸宁营杀贼。林茂春等，至海州城下攻城。各有斩获，共活擒真夷一十五名，夷级一十八颗，挐获奸细马承林等，系李永芳儿女亲家。并接回乡难民汪仲举等五千三十余名。”

天启七年五月（卷八四）：“乙未，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李嵩题：奴以十万之众蹂躏东江，毛文龙乃能于狂烽正炽之际，奋敌忾迅扫之威。今到活夷三名，夷级四百七十七颗，达帽二百九十顶。逐一验视，历历皆真。毛帅之功，于是乎不可及矣！”

千秋功罪，又岂能听凭方舟子们狺狺哓哓？

最为有趣的是，在《明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卷八三），关于袁崇焕和毛文龙的两条记载出现在同一个页面上：

“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御史安伸奏，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贼于银杏江矣。”

两年后，袁崇焕斩毛文龙，开列十二大罪状，其中第十条就是“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

总之，方舟子引经据典地批驳金庸，本来是要显示自己是一个“一等一全才”。可惜的是，这个开屏的孔雀，却不小心把自己又臭又脏的屁股亮了出来。实际上，方舟子如果像正常人那样，光明正大地引用人家的文献，岂不干净利索？可他就是喜欢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下流勾当，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4.3、作法自毙

方舟子的第三个“针对”紧接着前两个，在《雄奇》第四节的第一段：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此时，方舟子又提出了两个证据来证明自己见识高于金庸。我们逐一检验。

显然，方舟子认为，梁廷栋上疏请斩袁崇焕是在袁崇焕下狱之后不久（“当时请……立斩”）。而事实是，梁疏的开篇即说：“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梁等谨题”。查梁廷栋被加封太子太保是在崇祯三年七月（《崇祯长编》卷三六），则梁氏上此疏，定在此之后。就算方舟子忽略了这个史实，梁疏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可以确定该疏的时间：“慨自逆奴入犯，八阅月于此矣。”满兵进入长城是在崇祯二年十一月，到崇祯三年七月，恰好是八阅月。阅月者，满月也。实际上，孟森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的第一句话就是：“崇祯三年九月，兵部尚书梁题请斩袁崇焕、徐敷奏、张斌良。”孟森所记“九月”很可能是“七月”之笔误，因为袁崇焕在崇祯三年八月就已经被磔。（以上均见孟森着《明清史论着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17页）。有这么三条证据能够证明梁廷栋上疏的时间，而方舟子还是能够把它的时间搞错，则方舟子或者根本就没有阅读梁疏——即他的引文又是抄袭自他人——，或者就是故意篡改史实。

不过，方舟子的最大笑话就是引“《明纪》”来给自己作证。其实，《明纪》乃是清人陈鹤所撰，不过是将纪传体的《明史》改编为纪年体，虽然易于翻检，但是却远不如《明史》之材料丰富。实际上，研究明史的人，很少将它作为参考书籍——编年体史书除了《明纪》，还有被方舟子誉为“震烁千古”的《国榷》、还有颇受世人推重的《明通鉴》（《明通鉴》共百卷，分为《前纪》四卷，《纪》九十卷，《附编》六卷，其中的《纪》亦称《明纪》）。方舟子为什么对这两部巨着置之不理呢？

更为可笑的是，方舟子根据《明纪》说，朝廷两派就袁案扯皮八个月，“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查《明纪》，崇祯三年六月以后、八月以前（《明纪》、《明通鉴》此处均没有注明月份），有人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勾结，收受袁崇焕贿赂。“帝怒，敕刑部五日具狱。”（见《明纪》卷五十二，世界书局1935年版537页。《明通鉴》卷八十二记载大致相同，但说“帝震怒”）。笔者反覆查看，想要找出方舟子所说的“终于让崇祯发觉”来自哪些文字，但最终也没有找到。显然，这又是方舟子妄想症的一时发作。

实际上，《明纪》的记载，几乎是照抄《明史•钱龙锡传》此段：

“至三年八月，褷复上疏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逭。龙锡出都，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内具狱。于是锦衣刘侨上崇焕狱词。帝召诸臣于平台，置崇焕重辟。责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6486页）。

由此可见，“帝怒”的原因，并非是他发现了“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而是听说钱龙锡受袁崇焕之贿。（钱龙锡与袁崇焕商议斩杀毛文龙的事，崇祯早已知道。）

那么，袁崇焕案“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参看《明史•钱龙锡传》：

“御史高捷、史褷既罢，王永光力引之，颇为龙锡所扼，两人大恨。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其冬十二月，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焕战不力，执下狱，而捷、褷已为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杀将为龙锡罪，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帝以龙锡忠慎，戒无过求。……帝慰谕之，龙锡即起视事。捷再疏攻，帝意颇动。龙锡再辩，引疾，遂放归。时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焕狱。”（同上，6485-6486页）。

也就是说，“必读”的史书明明说袁案拖延的原因是“时兵事旁午”，没有时间顾及袁案。旁午者，繁杂也。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一口咬定“是党争造成的”呢？当然是因为他故意找喳，要“针对”金庸。而他自以为找到的证据，不过就是来自不读史书的无知，外加误读史书的妄想。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误读史书，除了古文功夫不足之外，还和他的直线思维方式有关。他以为史书中叙述的事件，在前的一定是因、在后的一定是果，所以出丑。

方舟子误读《明纪》还读出了另一个笑话。在《雄奇》第三段，方舟子这么叙述袁崇焕被捕时的情形：

“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

查《明纪》，相关文字是这样的：

“基命叩头请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帝终不省。”（见《明纪》卷五十二，533页）。

《明史•成基命传》、《明通鉴》卷八十一所记，与上面文字基本相同。四相对照，我们发现，方舟子不仅把对话发生的顺序弄颠倒了，而且还把“不省”翻译为“不理”。本来，无中生有地让崇祯“发觉”什么“拉锯战”，并且把“震怒”翻译成“大发脾气”，就已经够雷人的了。没想到，这位语文状元还能让“省”、“理 ”互释。考试题：请方状元解释下面这句话中引号内两个字的意思：

方先生，请您猛“省”吧！请不要再对我们的恳求（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置之不“理”了！

4.4、不打自招

《雄奇》第六节的开头就是下面这段话：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

余大成的《剖肝录》和程本直的《漩声纪》，是所有袁粉们最为倚重的史料，并且对其内容坚信不疑。比如阎崇年在为袁崇焕辩护时，就把程本直的一段话直接拿过来当作证据：

“所谓‘遣散援兵’。是指责袁崇焕遣散前来增援京师的明军。袁崇焕奉谕调度各路援兵。对此，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侯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万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师‘ 遣散援兵’之罪名，‘莫须有’矣！”（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实际上，程本直的《漩声纪》并没有提供什么人所不知的事实，它的价值全在一个“辩”字。而到了袁粉的手中，程氏口沫横飞的“辩”就摇身一变，成了史实了。

与程本直的《漩声纪》所不同的是，余大成的《剖肝录》以“述”为主，讲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雄奇》中，方舟子明引暗引余大成的文字极多，几乎都是毫无置疑地照单全收。可是，突然间，方舟子却说，余大成的话“不足为凭”了。这未免太过突然。

实际上，《剖肝录》中，“不足为凭”的话何止这么一句。比如，前面提到的那篇袁崇焕所说的“蓟门单弱，宜宿重兵”的奏疏，就是一例。更让人惊奇的是，为了替袁崇焕鸣冤，这个余大成竟然把所有指责袁崇焕的人都说成是出于公报私仇，连总兵满桂都不放过：

“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谮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明史资料，浩如烟海。但这个满桂“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以及“浸润中官，乘机谮之”故事，却只出于余大成一人之口。据《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那么，余大成的故事，到底是真话，还是谮言？如果他连这样的谣都敢造，他其余的话，还值得相信吗？（余氏关于满桂的话，被梁启超全部采信。金庸则比较滑头，做了这样的修改：“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方舟子曾经以权威的口吻批评中国的史学：

“中国史家的治史态度……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是人神不分，神话、鬼话、历史混杂……堂堂二十四史，也充斥了妖魔鬼怪，朱元璋出身的时候，据《明史》说，红光满室，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救火，整个一神话。”（方舟子：《春秋笔法》）。”

可是，看看《剖肝录》中的“鬼话”：“会审之日，风霾昼闭，白日无光”。大概“会审之日”只有余大成一个人出门，看到了这样的奇景。要不然的话，怎么只有他一个人记录了这个奇异的自然现象？

再看看《剖肝录》中的这个“神话”：袁崇焕下狱之后，祖大寿叛逃回锦州。阁部九卿在余大成的建议下，到狱中请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袁崇焕先是拒绝写信，后来在余大成的劝说之下，“手草蜡书，语极诚恳”。使者持书追赶祖军，

“至则寿去锦州一日矣。驰骑追及，即遥道来意。军有教放箭者，骑云：‘奉督师命来，非追兵也。’寿命立马待之，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然殊未有还意。寿母在军中，时年八十余矣，问众何为，寿告以故。母曰：‘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军中皆踊跃。即日回兵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地方。”

余大成的这个故事，被方舟子改编成这样：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

那么，事实如何呢？据袁崇焕自己说，他十月二十九日闻警，立即调驻扎在锦州的祖大寿等人率军开赴山海关，“初四日早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计程五百里而六日驰到”。后金军队“潜越”蓟门之后，袁崇焕又领兵“两昼夜疾行三百里”到达北京。十二月初四，关宁军叛逃，毁山海关，一路回到锦州。也就是说，祖大寿的军队，在一个月稍多一点儿的时间内，行程大约两千里，真个是金戈铁马，风餐露宿。而与此同时，祖大寿的八十岁老母不仅随军南征北战，而且还要参与军机大事。这简直比岳母刺字的故事还要感天地而泣鬼神！可惜的是，神话究竟经受不住理性的推敲：祖大寿率领的是上万人大军，首尾相距数十里（见下引《国榷》），即使在广播、通讯技术无比发达的今天，想要万人大军哭则尽哭、跃则皆跃，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当时，这一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呢？余大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袁崇焕的手书召回祖大寿，并无确证——尽管《明史》、《清史稿》都这么说。首先，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余大成应该看过这份信件。但是，在《剖肝录》中，他却没有透露信中的片言只字，尽管他说该信“语极诚恳”。这是为什么呢？其次，根据《崇祯实录》，祖大寿反叛复归，乃是孙承宗一人之功：

“辽东兵溃。辽兵素感崇焕恩，满桂与祖大寿又互相疑贰，大寿辄率兵归宁远，远近大骇。孙承宗上言：‘辽东兵溃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急以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力谕诸将校；将校多垂泪曰：“主帅已僇城上，又以火炮歼我，故逃避至此！”臣思大寿危疑之甚，又以身贵不能受制同列，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急宜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崇祯实录》卷二）。

《国榷》记载此一事件与《崇祯实录》几乎完全相同：

“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军务孙承宗奏：‘辽东兵溃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亟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飞骑追之。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亦多垂涕：“但主帅已僇，又火炮歼我，故遂至此！”柱国又前追大寿，远数十里，诸将校且泣且戒，柱国奋不顾。臣思大寿危疑之甚，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宜亟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版5507页）。

另据祖大寿自述，其反叛及归顺经过如下：

“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拼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臣同副将何可纲、张弘谟及参游都守竭力拦阻，多方劝谕，人众势解，收挕不来。此时在臣不难即死自明，诚恐兵丁一散，再集更难。且谕且行，沿途禁约，仍枭示生事者十数人。所过地方毫无骚扰。行至玉田，乘机收复遵化。适阁部孙承宗、总督刘策、関院方大任各差官亦谕臣期复遵化。在诸将莫不慨然，而众军齐言京师城门口大战堵截，人所共见，反将督师拏问，有功者不蒙升赏，阵亡者暴露无棺，带伤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即复遵化，皇上那得知道我们的功劳。既说辽人是奸细，今且回去让他们厮杀。拥臣东行。此差官所目击者。及到山海関，阁部孙承宗差总兵官马世龙賫捧圣谕将到，传令札营于教军塲迎接。众兵眼望家乡，齐拥出関。臣即止于関外欢喜岭，同所统官旂人等听宣。读毕皆痛哭流涕，举手加额。臣因众军感泣，谕之曰，辽兵素受国恩，颇称忠勇。今又蒙朝廷特恩宽宥，若不建功何以生为。众军闻言又复泣下，务立奇功仰荅圣恩于万一矣。 ”（《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也就是说，朝廷曾两次招抚祖大寿，但哪次都没有袁督师手谕的影子。并且，祖大寿军收复遵化是在出关、归顺之前，余大成连这个事实都搞错了。

其实，与其说《剖肝录》是为袁崇焕翻案，还不如说它是余大成为自己表功。看看他描绘自己的料事如神：

“次日初二。石衲又往见栋，曰：‘敌势甚炽，辽兵无主，不败即溃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焕以系军心，责之驱逐出境自赎。既可以夺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辽左之兵。公为国大臣，当从国家起见，万无嫌隙起见也。’栋曰：‘辽兵有祖大寿在，岂遂溃哉？’石衲曰：‘乌有巢倾鸟覆，而雏能独存者乎？大寿武人，决不从廷尉望山头矣。’栋时以其语闻之朝房，辅臣周延儒问曰：‘公虑祖大寿反耶？’石衲曰：‘然。’儒曰：‘迟速？’石衲曰：‘不出三日。’儒曰：‘何也？’石衲曰：‘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议果欲杀焕矣。寿与焕，功罪惟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不反何待？’儒点头曰：‘奈何？’体仁曰：‘不然，寿若与焕谋，即合敌耳。否则必杀敌，反将安之。’次日，栋见石衲于朝房，曰：‘寿幸未反。’石衲曰：‘言而不中，国家之福也。’是日，寿果率所部逃出关外。报入，栋惧甚。至石衲私寓，曰：‘寿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真神人也！’”（见《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127-128页）。

假如余大成所述为真，则祖大寿的反叛明显是受人背后怂恿煽动，而这个背后之人很可能就是余大成。高捷指责“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确实事出有因，只不过他指错了人而已。

另外，据余大成说，梁廷栋等人之所以没有敢判夷袁崇焕三族，乃是因为被他的言语给吓住了。但据《明史•如宠传》，救袁崇焕族人的乃是如宠，根本就没有余大成什么事儿：“帝欲族袁崇焕，以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

也就是这么一篇近乎“神话、鬼话”的文章，被方舟子奉为至宝，几乎全部采信。可是当遇到稍合情理的内容时，方舟子却要说余大成“虚张声势”，他的话“不足为凭”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雄奇》一文的主旨就是要把整个中国塑造成一个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组成的国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假如当时朝廷中真的有七成大臣同情袁崇焕这位“民族英雄”，方舟子的文章岂不是白写了？所以，方舟子在这一点上，不惜给自己最宝贵、最信赖的材料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对于方舟子来说，何者足以为凭，何者不足为凭，完全根据其内容是否对自己的立论有利来决定，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

4.5、自残不息

方舟子的最后一个“针对”，出现在《雄奇》最后一节的第一个自然段：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这段话十分有趣：看了此段的开头，我们以为方舟子要提出自己的高见；但是看到了结尾，却发现，原来他的观点与金庸相同：“我也认为”云云。既然如此，方舟子为什么要把金庸提出来当靶子呢？这是因为，方舟子本来是坚信崇祯是中了反间计才杀死袁崇焕的。比如，在上面引文之前，方舟子就说：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干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这岂不是说，“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吗？1999年，方舟子作《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

五年前，反间计是“最后的一环”；五年之后，它变成了“导火线”。其实，不论把它说成是什么，在袁粉们的心目中，这个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反间计，都是袁崇焕案的一个核心的、关键的环节。这是因为，反间计的存在不仅能够证明袁崇焕被杀确属冤枉，而且能够证明“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能够证明中国“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所以，袁粉们拼命也要把它说成是“应该有”——阎崇年为了证明反间计确有其事，把高鸿中那个写于崇祯十五年的奏本都用上了（见《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除了说反间计确实有，袁粉们还要说，崇祯确实中了这个反间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自圆其说。

那么，方舟子是如何来证明这个反间计曾经出现过呢？他根本不屑证明。对他来说，既然《明实录》中没有“明初对逊元人士的阶级报复”的记载，那就足以证明当时不存在那样的事情。同样，《清实录》中说皇太极曾经施用反间计，那就是反间计存在的铁证。更为可笑的是，他用来证明崇祯确实中计的“证据”，就是这么一句话：“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显然，此时的方舟子把自己刚刚称呼崇祯为“皇帝老儿”这码事给忘了个精光。不过，仅仅根据崇祯的年龄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连他自己都糊弄不了。而方舟子除了金传中所披露的史料之外，再就一无所有（余大成、程本直的文章已经被金庸利用得连骨头都不剩了）。没有史料又如何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呢？所以，方舟子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不得不再回到原点，与金庸保持一致，说“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习惯了自煽耳光的方舟子当然察觉不出这么做有什么可笑之处。

其实，这个反间计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崇祯是否中计，对袁崇焕案来说，根本就无关紧要。它实际上是袁粉们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看看一位网友的论证：

“我一本史书都不拿，就问你们：你委任我为东北军区司令，负责剿灭东北地区强盗集团，我要人你给人，要钱你给钱，不派人监督我，所有事宜我全权负责。我答应你5年就把强盗集团剿灭。好了，不久，我上任不到一年，我把东北另一个剿匪部队的司令毙了，没有走司法程序。好吧，估计你看在我5年灭匪的话上，不说我什么。但又不久，我上任一年多了吧，强盗成群结队的杀向了北京，你紧急任命我为首都卫戍司令，可以指挥所有听到命令回来救援的部队。我答应，不让强盗靠近首都一步，但因为各种原因（不用查资料），强盗杀到了，一路上百姓被他们祸害惨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强盗丰收而回！你大怒，把我撤职，杀，肉被愤怒的群众分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活该。我问我的粉丝，我难道不活该吗？” （http://bbs.readnovel.com/htm_data/47/0811/364370.html）。

袁崇焕在斩杀毛文龙之前曾经扬言说，“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既然如此，袁崇焕之死，何冤之有！《明史•袁崇焕传》说“天下冤之”，第一是因为他被处磔刑，太惨无人道；第二是因为“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这符合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清官形象。就是非功过而论，袁崇焕被杀，不过是抵毛文龙一命而已。

5、结语

方舟子作《雄奇》时，不过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假如他不是直到今天还对这篇文章洋洋得意地炫耀，假如方粉们不是在今天还对它竭尽全力地吹捧，笔者很可能不会把它拿出来做解剖分析。而既然方舟子和他的粉丝们这么做了，也就说明这篇作于1994年的文章，完全能够代表方舟子今天的水平。实际上，这篇文章很可能是方舟子在有生之年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那么，把这个相对的最高水平，放到绝对的学术天平上称量一下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简言之，这是一篇靠抄袭、靠造假、靠无知、靠无耻、靠滥情而拼凑成的一篇滥文。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关系，笔者没有就《雄奇》的滥情问题花费笔墨。但是，任何人把这篇文章扫瞄一过，都不会忽略该文的这个特点。其实，所谓滥情，就是把自己的感慨、自己的激情建立在虚假的事实之上。而《雄奇》的根本问题就是虚假。实际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方舟子的感慨和激情也是虚假的。对他来说，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刻骨仇恨。

笔者相信，关于袁崇焕案的争论，永远都不会停止，因为中国社会上总会出现像阎崇年、方舟子这样无耻的“学者”——没有无耻来遮脸，他们根本就搞不了学问；而有了无耻，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名，甚至成家。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上还永远都会存在像袁粉和方粉这样的愚昧民众——“粉”是这些人的精神需要和心灵寄托，就像宗教信仰一样。但是，不论关于袁崇焕的评价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学术天平上，《雄奇》这篇“史传体散文”的份量却永远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附方舟子原文《功到雄奇即罪名》

功到雄奇即罪名——纪念民族英雄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

方舟子

（一）

当我写下“民族英雄”这四个字时，不由觉得有些沉重。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还提什么民族英雄，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君不见有人突发奇论，认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适”乃是符合现代民主原则的真理，因此在民族战争中，拒绝“弃暗投明”、顽抗到底的岳飞、袁崇焕之流就成了不识时务、抗拒历史潮流、祸国殃民的罪人了。此论一出，居然还很有些人赞同，所谓的民族英雄，在今天某些人看来，不过是疯子、腐儒的代名词。

民主原则本来是处理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方式，现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两个民族的生死决战之中，用以剥夺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权利，可算是一大发明。未来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样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项自慰的借口。但是不管招牌如何堂皇，借口如何漂亮，总会有不愿当异族奴隶的热血男儿挺身而出，为本民族的存亡作最后的挣扎。虽然由于时势的缘故，这种挣扎也许是徒劳的，免不了要被聪明的后人讥之为抗拒历史潮流，但他们为人的尊严和英雄的气概，却在悲剧性的最后一搏中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后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每一个血还没有冷透的后来者。

何况岳飞、袁崇焕等人所奋起抵抗的乃是落后、野蛮的异族（在当时还是异族）的掠夺性侵略，这种抵抗，在任何时候都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以明末为例，当时后金（清）的全部男丁不过二十万人，全部从军作战，生产劳动靠的是俘虏来的汉人、朝鲜人奴隶。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便是掠夺物产和俘虏人口，每过一地，必定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对这样的入侵之敌，难道应该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就算本民族的统治者昏庸残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卫族的战争中，英雄豪杰只能舍生忘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此别无选择。

这种英雄气概，不是现在的某些自诩的民主斗士所能理解的。即使是在当时，这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民族英雄就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痴人傻子了。请求与袁崇焕同死的布衣程本直就这样评价袁崇焕的为人：“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这样的痴汉，在当时已是“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而不可再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是天方夜谭，也难怪有人要把本民族的大英雄拿来作为自己骂街的靶子了。

（二）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三）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但袁“抱心太热”，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崇祯见袁军赶到，大喜，召见袁崇焕，赐御馔和貂裘，但袁崇焕要求让士兵入城休养，却没被批准，只得驻扎在广渠门外。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这一仗，与宁远之役、宁锦大捷大不相同，并非据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外作战，连明军最为倚重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场，在军事形势上并无优势可言，而能击败十倍于己的敌军，靠的是誓死保卫京师的高昂士气，赢得十分侥幸。气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气是不可长期依赖的，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官，袁崇焕深深知道这一点。即使是这一仗，他也并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侥幸以少胜多，他也没有给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按兵不动，等待随后就会赶到的大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祯一再催促他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以推迟。其实即使援兵赶到，他也未必就愿意立即跟满兵决战，因为打野战，明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袁崇焕对满兵的战略向来是“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这一次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深入大明腹地，本来极其冒险，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他自己的主力预计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赶到，可以开始实施合围计划了，不料初一日自己被捕下狱，使历史因之改写！

对袁崇焕的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祯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他能料敌如神，说满兵要来就真地来了？为什么打败敌军后不乘胜追击，反而按兵不动？为什么勤王兵赶到他反而把他们驱散？而这时朝中、城中的舆论对袁崇焕也非常不利。这是满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巴不得早点把满兵赶跑；高官贵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产，现在惨遭满兵蹂躏，自然心疼得狠，见袁崇焕按兵不动要打持久战，官民们便把怨气都发泄到了袁崇焕头上，骂他“纵敌”。我国人民历来喜欢用顺口溜抨击时事，历代统治者对这种民谣也很重视，把他们当成预言看待，而这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条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识》）这时的民心竟然认为要赶跑满兵，必须先逮捕（“投”）袁崇焕。这些舆论，自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崇祯耳里，更加深了他的疑虑。终于，有两个被满兵俘虏的太监逃了回来，向崇祯报告了他们在敌营偷听来的重大机密：原来袁崇焕通敌，与满兵有密约，二十日满兵并非战败，而是有意退兵，以便让袁崇焕实施他的逼和计划。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

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在兵临城下之时，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逮捕下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

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袁崇焕对此并非不知道，但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断。这一切并非背着明廷干的，而明廷对议和虽然不以为然，却也并不怪罪。在袁崇焕给崇祯的奏疏中也指明了他的治辽战略就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对此崇祯本来也很赞赏，当袁崇焕“擅主议和”之时，崇祯甚至还加了他的官，给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时候却翻起了历史老帐。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对于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这种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出来，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而不管议和的目的何在，所谓书生误国，莫过于此，这也就是程本直所说的“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后人查阅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不想除去毛文龙的，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本直《漩声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但毛文龙杀敌无能，拍马有方，领来的饷银，倒有一大半没有运出京城，而是用于行贿。私开马市，用战略物资向清人换来的人参貂皮，也多拿来向朝廷大官上贡，因此朝官喜欢毛文龙的很是不少。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这些朝廷显贵断了一大财路，无不深恨袁崇焕，最恨的是毛文龙的同乡、大学士温体仁。正是这位温体仁，当崇祯闪过复用袁崇焕的念头时，他赶紧连上五疏，请速杀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时便被拿来作为袁崇焕通敌的证据，因为据说清兵最忌惮的倒不是袁崇焕，而是毛文龙，因此便要袁崇焕杀了他作为议和的条件。袁崇焕既然被当成了秦桧，毛文龙也就被捧成了岳飞，《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四）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主持袁案会审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梁廷栋。此人曾在辽东与袁崇焕共事，合不来，终于抓住了机会公报私仇。他起初判定的处罚是夷三族。当时的兵部郎中余大成是为袁崇焕喊冤最力的一位，这时吓唬上司说：我在兵部当郎中，已换了六任尚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开了夷三族的先例，想想你自己的三族吧。梁廷栋倒真地给吓着了，便与温体仁商量，对袁崇焕减轻处罚，判处凌迟，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袁崇焕无子，《碧血剑》的袁承志自然是虚构的），籍没财产（发现袁家没有什么财产，足见袁崇焕当官之清廉）。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四十六岁的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口被凌迟。所谓凌迟，便是千刀万剐，是极刑中的极刑；而北京市民先是认为袁崇焕纵敌，现在又都相信袁崇焕通敌，清兵是他引来的，无不以争食袁爷的血肉泄恨为快，使这次凌迟更是空前的惨烈。把袁崇焕误为大汉奸的明末史家张岱津津乐道地记下了这个血腥的场面：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石匮书后集》）

英雄肉的价格是手指大的那么一块，银一钱。而我们的英雄，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一直在叹息，即使皮骨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明季北略》）袁爷所悲叹的，不是百姓的愚昧，那对他来说毫不意外，他所悲叹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即使身受极刑，萦绕在脑子里的依旧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五）

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并非一无所知。自从他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他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当我们今天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只觉得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对于自己的死于敌人的反间，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良臣择主而适”，不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死路一条，却偏偏去赴汤蹈火？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边中送别》）他的投笔从戎，不是为了封万户侯，而是以收复失地，解辽东人民于倒悬为己任。在崇祯与袁崇焕那场着名的平台对策中，崇祯曾把袁崇焕叫到跟前，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这不过是一句套话，袁崇焕竟然大为感动，举手加额：“皇上念及四海苍生，此一语，皇天后土，实式临之。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体皇上，早结此局。”（《石匮书后集》）为崇祯念及百姓，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

既然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也就只好不顾个人安危，抛弃家庭幸福了：“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录》）心甘情愿当一个以国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焕之所以为民族英雄，袁督师之所以为“千古军人之楷模”（梁启超语）。然而这样一个亡命之徒，却惨死于本族人之手，一个屠杀本民族英雄的民族，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

（六）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当时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焕所将的辽兵，当然都知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辨冤，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更多的人，都觉得袁崇焕该死，即使觉得袁不该死的，也只是觉得袁爷功大，并不知其中另有冤情。逃归太监，对袁崇焕之通敌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虽然崇祯对此事也许并未加以声张，但当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太监对于挖出袁崇焕这个大汉奸起了关键作用（《石匮书后集》）。在这种形势下，敢于为袁鸣冤的人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也多亏了这些勇士的鸣冤叫屈而留下的第一手的史料，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冤狱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几声微弱的不平之声，很快便被淹没了。到了南明，士大夫们，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博学洪儒还是无耻之徒，居然都异口同声谩骂袁崇焕是祸国殃民的大汉奸，并且有声有色地编造起袁崇焕如何与清兵暗中勾结的故事来了。就算有几个见识不凡的学者觉得内有隐情，也不敢为袁崇焕辩护，金庸的先祖查继佐编写的《罪惟录》这部明史巨着，提到这桩攸关大明命运的大案，竟然只有“下狱，伏法”这四个字。难怪现代明史专家孟森愤慨而言：“此则明统一日不绝，崇焕功罪一日不明！”而今日竟还有些学者根据明末的这些“记载”，认定袁氏通敌胁和的说法并非无稽，读史之人，能不慎乎！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入狱》）：

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干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七）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袁案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最重大的一桩冤案。一提起大冤案，大家马上会想起岳飞、于谦。但南宋之初，名将辈出，岳飞之外，还有韩世忠、张俊等人在，是以南宋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多年。于谦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运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袁崇焕之死，却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灭亡。他死后，明廷再也找不到一个象样的督师，边事无人，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让明军将士因此对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军与满兵交战，虽然屡战屡败，但将士或者战死，或者逃跑，还很少有向满兵投降的。袁死后，才开始有整个部队向满兵投诚的：“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将士给满兵送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第三，袁崇焕一死，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两路军马溃回家乡后竟然沦为流寇，流寇从此成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胁，并最终把它埋葬。

袁崇焕死后的十五年，崇祯吊死煤山。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崇祯死前还自称“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至死不误，带着花岗岩脑袋，向与他一样残忍却更有知人之明的朱元璋报到去了。

天启二年，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后金名将熊廷弼被朝廷冤杀，传首九边。当时还未成名的袁崇焕兔死狐悲，作诗哀悼。这两首诗，拿来哀悼袁崇焕本人，倒也相当合适。诗曰：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用兵。

〖后记〗

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

方舟子，福建人，1990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密西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业余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并撰写文史，科普小品，作品散见于海内外报刊杂志。

本文原载于电子刊物 《新语丝》 1994年第9，10期

文档整理：独秀书生

亦明

目录

一、方舟子史学研究概述………………………………………………………. 2

1、《大明小史》………………………………………………………………………………………… 2

2、《功到雄奇即罪名》………………………………………………………………………………. 3

3、《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5

二、史学理论简述…………………………………………………………………. 6

1、中国史学简介……………………………………………………………………………………….. 7

2、历史研究之法……………………………………………………………………………………….. 7

3、历史研究之人……………………………………………………………………………………….. 9

三、货真价实的“乱侃明史”…………………………………………………. 10 

1、方舟子的史德篇——作《大明小史》的动机…………………………………………… 10

2、方舟子的史才篇——差距咋么就这么大嗫？…………………………………………… 13

3、史学篇：状元原来不知书…………………………………………………………………….. 17

（1）方舟子有多少史学知识？………………………………………………………………. 17

（2）方舟子能读懂史书吗？…………………………………………………………………. 19

（3）方舟子抄什么样的史书？………………………………………………………………. 22

A、方舟子的枕中秘籍：《续藏书》…………………………………………………… 23

B、吴晗的《朱元璋传》…………………………………………………………………. 27

4、史识篇：鹦鹉、蜀犬、斗鸡…………………………………………………………………. 32

（1）史识见于史论……………………………………………………………………………… 32

（2）方舟子的史识……………………………………………………………………………… 33

I、鹦鹉啁啁滥学舌………………………………………………………………………… 33

II、蜀犬狺狺狂吠日………………………………………………………………………. 36

III、胡搅蛮缠斗都人……………………………………………………………………… 39

方舟子不仅是科学家和诗人，而且还是文史学家，虽然这个头衔他不怎么提及。在《方舟子诗文集》中，有一类文章被归入《方舟子文史小品》中。其实，方舟子把这些文章称为“小品”，实在是谦虚得有点儿过份。因为这些“小品”之中，不仅有洋洋万言的“经典作品”，而且还有大块头的考证文章。并且，这个《文史小品》中的许多文章，后来被方舟子结集，重复出版了至少两次：一次是2000年的《方舟在线》，一次是2004年的《江山无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方舟子之所以能够成为“脚踏两只船的人”，这些“文史小品”实乃“两只船”之一。也就是说，有了这只船，方舟子才能够一会儿装鸟，一会儿装兽，“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野鹤语）。实际上，如果考虑到方舟子那可怜的诗人生涯，以及他那半途而废的科学事业，则这些“文史小品”不仅承载着方舟子所有的文化、学术资本，它们还是方舟子张口闭口骂别人“文科傻妞”、“弱智”的最大本钱。

问题是，方舟子的这个本钱的含金量到底是多少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文”和“史”分开来进行研究。这是因为，在人文领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方舟子之所以要把它们混到一起，当然是因为他缺乏正规的学术训练，但更是因为他在耍蝙蝠把戏：研究历史的人如果批评他史学水平低，他就会说自己是在搞文学、写随笔；研究文学的人如果批评他见识浅，他就会说自己是在搞历史、做考证。当然，如果“文史学家”批评他文不上道史不入流，他就会辩解说，自己是搞自然科学的。（1999年，方舟子到文科领域打余英时的假，但扬起的手还没有落下，就被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傅杰抓住了手脖子，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可是方舟子却委屈地答复说：“我本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出身”。）因此，作“方学”研究的“绝招”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扮鸟，我们就让他飞；他扮兽，我们就让他爬。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方舟子的壳才能被剥得干干净净。

下面，我们先看一看方舟子的史学水平。

一、方舟子史学研究概述

方舟子的史学作品虽然不多，但是“代表作”却不少。下面，我们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些“代表作”，然后再逐一进行分析讨论。

1、《大明小史》

方舟子的史学研究，始于明史，终于明史。在那篇著名的《我见过一次方舟子》中，有下面这些文字：

“当年ACT时代，方算是晚辈。他上网时，图雅，不光等早出尽了风头。方初来乍到也不敢造次，只是闷不坑声贴他的明史。要说方有什么成就，也就这明史了。他那个博士就是往脸上贴金，几年博士后成果论文没几篇，最终落得个寓公。……所以说他的明史还算个东西，因为，方确实认真读了明史，按步就班从文言翻成白话。……方的产量高，一天能贴出上千字，比后来被他瞧不起把往网当成发泄地的朱海军毫不逊色。……方在ACT狂贴了一阵子明史，反响并不大，反到是他喜欢瞎搀和，什么事都发言，让人知道有个姓方的。”

2002年8月10日，在新语丝的读书论坛上，有个ID是“边秋一雁声”的人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

“舟子读闲书有三大好：鲁迅、杜诗和明史。喜欢鲁迅就不用说了，他在《我的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了。我曾问他为什么喜欢明史，他说因为那个时代有太多悲壮的仁人志士；我曾问他为什么喜欢杜诗，他说因为他那份对天地万物的博大的‘善’。说实话，本人闻之当即倾倒并愿为刎颈之交了：）”（http://www.xyser.org/bbs/read.php?id=119246）。

【注：这个“边秋一雁声”，无论怎么看，都极象是方舟子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的马甲。因为这个ID总共存在了不到两个月，一共发了12个帖子，上面这个帖子是他的最后一贴。为什么这个方舟子的“刎颈之交”如此短命呢？原来是他吹捧方舟子太过，被网友看破。有个人就拿他当方舟子，要和他对话。“边秋一雁声”吓得从此销声匿迹。】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方舟子文史小品》中，与明史有关的文章总共不到十篇。难道它们就是那个被方舟子“狂贴了一阵子”的、“还算个东西”的“明史”？确实，在很长的时间里，笔者就是这么认为的——直到看到方舟子在《天下文女一大抄》中的这段话：

“本人就是个文抄公，象《大明小史》、《进化论虚妄吗》就都是东抄西凑，为什么没人来揭发我抄袭？因为那是知识普及读物，就象review一样，并不讲原创性，看重的是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我不说是抄的，也绝不会有人把《明史》当成是我写的，或者以为我对进化论的研究作出了什么贡献。”

原来，方文抄公还曾着有《大明小史》。那么，它到底在哪儿呢？仔细检查《方舟子诗文集》，没有。搜索整个新语丝网站，也没有。最后，笔者终于在互联网的某些角落，找到了这个方舟子的弃婴。

大致来说，方舟子的“明史”写作，始于1993年8月，终于1994年4月，一共“狂贴”了五十余次，共约八万字，最初称为“乱侃明史”，后来因为“这明史，越写越正经，越多叙述，少议论，不象是侃了”，遂改名为“大明小史”。

问题是，方舟子是个自恋狂，敬惜自己所有的字纸，连那些幼稚得可笑的“诗作”他都要贴出来当作证明自己有“才华”的证据，而这个耗费了方舟子八个多月的“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而成的“知识普及读物”，后来怎么就被抛弃了呢？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2、《功到雄奇即罪名》

2008年11月25日，方舟子在“示众”一桩抄袭案时说：

“《功到雄奇即罪名》称得上我的‘经典作品’，网上流传极广，连这种‘网络名文’都敢抄了在网上发表，不可谓不大胆。”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dudiao.txt）。

《功到雄奇即罪名》首发于《新语丝》月刊的1994年9、10两期，是方舟子最为得意的史学文章，也为他赚取了不少的名声。看看这位ID为“chouqilozi”的方粉在2008年11月6日的不打自招：

“我过多地在日常生活中引用班主的文章，以致于家人说我迷信方舟子，我辩解说我相信的是科学，但内心还是有点虚——有些懒得整明白的东西就因为是班主说的我就信了。”（http://www.xys.org/forum/db/4/47/207.html）。

既然自己确实迷信方舟子，为什么当别人指出事实之后，还要辩解呢？确实，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隔壁阿2不曾透[偷]？”该粉答曰：

“我很自豪地向熟人推广班主的文章，思想，老爹就是多年前看了《功到雄奇即罪名》对班主称赞不已。但在国内的熟人好象对班主多负面印象，他们在酱肛里太久了。”

另一个ID为“yell”的方粉附和说：

“那个是斑竹的经典。我也是看了那个成为斑竹的扇子的。”

最为可笑的是，这两根粉丝在几十天之前，还曾上演过这样一出双簧戏：当时有人感叹国内民众的愚昧，以及方舟子的影响力有限。Chouqilozi接喳道：“其中很多人还真被国内媒体忽悠而敌视方博士，让我想起班主的功到雄奇即罪名。”yell又附和说：“It also reminds me that article”。（http://www.xys.org/forum/db/4/5/117.html）。

2006年11月18日，有人对方舟子的文笔表示了一丝不屑，说：

“方舟子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写的科普文章还是很不错，主要是文章的主题和内容，但相比之下，恐怕没有多少人也认为他的文笔也和文章的内容一样棒。”（http://www.xys.org/forum/db/1/185/59.html）。

另一位叫fuzzify的方粉马上回击道：

“我怀疑你有没有看过方的非科普文章？舟子很久以前写的功到雄奇即罪名，好象都十几年前了吧，不过这网站上肯定找得到。你去看看，再说文笔不迟。”

有一位网友“忍不住说一句”：“我刚刚看了。那文？研究生的思想，高中生的文笔。”此时，方舟子亲自出马了：“即使是高中生的文章对一个智商不足80的人来说还是太高深，只好傻笑了”。（http://www.xys.org/forum/db/1/185/239.html）。

不用说，这篇“经典作品”被出版发表了至少两次。而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中，吹捧它的文字更是接二连三、经久不衰，并且肉麻得让人三伏天都会起鸡皮疙瘩。本来，方舟子是金庸的铁杆粉丝，早年曾与图雅联手，撰写了一篇《授予金庸诺贝尔文学奖倡议书》，吹捧金庸的小说“博大精深”、“用通俗的形式写出了严肃而深刻的主题”、“语言优美而自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现代小说的精萃，介乎文白之间而又能雅俗共赏”、“情节构思巧夺天工，集正史与民间传说于一书，曲折复杂而又井井有条，天衣无缝”。按照这篇文章，金庸获得诺贝尔奖不但理所应当，而且假如他肯接受这个奖项，都是给诺贝尔一个天大的面子。可是，1999年11月24日，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上却出现了一篇大骂金庸的文章。看看其中的这段话：

“要说金庸是文学大师，首先文字关就过不去。金的文字太粗糙幼稚，窳陋不堪，没有一点能让人喜欢的地方。从Art for art’s sake 的角度讲，不能列入文学之类。其次，情节铺排得漏洞百出，象Siegfried说他不顾文本逻辑，他何尝想过什么文本逻辑！不过是码字儿赚稿费罢了，顺便发发意淫。别的逻辑，比如人的性格的合理性，事件年代等，他也是顾不过来的。第三，他老冒充史学家，在武侠小说里卖他对历史的看法，最后竟然说《鹿鼎记》是历史小说。我是怀疑他没大读过史书，史学史才史识更是一无所有。”（Agi：《金庸——香港基围虾》）。

这岂不是在抽方舟子的耳光吗？方舟子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呢？原来，紧接着上面的话，是下面这段文字：

“关于袁崇焕的事，请参见网络名人方舟子的杂文《功到雄奇即罪名》；关于董小宛与顺治的公案，参见大陆已故史学家孟森的考证，都足以澄清史实。金庸史学可说是不值一驳。”

可见，只要你肯捧方舟子，并且说方舟子的《功到雄奇即罪名》超过了金庸，那么你就可以把方舟子的偶像砸个粉碎，并且在碎片上面吐痰、撒尿、最后再踹几脚。下面再摘录几段吹捧《功》文的文字，让读者见识一下这篇“经典作品”在方粉心目中的地位：

“关于新语丝，我忍不住要多说几句。……新语丝的站长叫方世民，笔名方舟子，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一个生物化学家，目前在加拿大的Salk生物研究学院攻读第二博士后（好酷哦:）），写得一手漂亮的杂文，尤其以明史文章称雄中文网络，一篇《功到雄奇即罪名——记民族英雄袁崇焕》我都不知读了多少遍。”（《网上寻书》，《软件杂志》1998年12月，1999年1月16日新语丝新到资料）.

“网上盛产信息分子，而独缺知识分子。有之，则方舟子无疑为此中巨擘。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一旦涉足文史领域，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这篇史传体散文[指《功到雄奇即罪名》]，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对一代英杰袁崇焕的悲剧深致感慨，如泣如诉，感人肺腑。”（庄周：《齐人物论：百年散文大盘点（续一）》，《书屋》2000年第9期，见2000年10月5日新语丝新到资料）。

“一整通宵过去了，看看自己的文字，再把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重读一遍，直想撕了自己的稿子。”（思远：《触目往事——袁崇焕纪念堂卷首寄语》，2001年8月2日新语丝新到资料）。

“除了疾恶如仇之外，他确实也是满腔热血、豪情冲天的。他对于明末抗敌将领袁崇焕有特别的感情。从袁崇焕墓，到袁崇焕的事迹，到袁崇焕的战略，他都有文述及过。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写的纪念袁崇焕的史传体散文《功到雄奇即罪名》。此文一出，各大网站争相转载，从网络到纸媒体，一时风行海内外。而《功》文，也有孤篇盖2000年全中国散文创作成绩的力度。”（李发文：《我所知道的网络写家方舟子》，2002年8月3日新语丝新到资料）。

“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方舟子的文章？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记得开始频繁地上新语丝网站是2001年。新语丝现在以学术打假着称于世，最早它其实是个文学网站，上面登了方舟子自己的很多文史作品。我经常上新语丝，虽然也看那些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但更喜欢的还是他的文史作品，《超人的鲁迅》《功到雄奇即罪名》《江山无限苦情伤》等几篇文章，曾经反复读过几遍。”（湘南客：《普及方舟子》，2007年8月26日新语丝新到资料）。

对于这篇文章，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

3、《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这篇文章作于1999年4月，是方舟子的另一篇“经典作品”。它长达一万三、四千字，首先发表在当月的《新语丝》月刊上，几个月之后，又在《书屋》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写得声色俱厉，义正词严，颇能显现方舟子这个“科学打假斗士”在人文学界也是那么英姿飒爽。理所当然地，这篇文章被方舟子收入“第一本个人选集”《方舟在线》和“方舟子历史随笔”《江山无限》中。有人吹捧说，它“显示出方舟于作为一代才子的大家气象。”（杨虚杰：《〈方舟在线〉争鸣在线》）；还有人说：

“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我翻到了其中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结果却欲罢不能。对余英时我并不熟悉，他是不是那么无耻我也自然不知，但方舟子那犀利的笔锋直追鲁迅，而翔实的引证、精密的推理，更深深地吸引了我。”（乐智强：《网侠方舟子－－读〈方舟在线〉》）。

刘菊花的《网路奇才方舟子》写得更奇：

“方舟子的史学、文学论文，读来又有趣又长见识，而且注重史料的搜集、考证极有说服力。他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如果是一个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写的，笔者才不会发出这样惊讶的赞叹，有文如斯，所谓学术规范不要也罢”。

据方舟子自己说，这篇文章发表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1999年4月，我从网上读到了原载于《书屋》上的一篇评论郭沫若抄袭钱穆的文章，便撰文加以反驳。一位作家朋友向我建议将文章交给《书屋》发表，并转给了《书屋》的主编周实。据这位朋友的介绍，《书屋》虽是1995年才创刊的年轻杂志，但在国内文化界的口碑不错，并推荐了登在《书屋》上的几篇文章。我读了，觉得确实很合我的口味。周实则为了能跟我联系，特地去学习上网。这种敬业精神，在中国已不多见了。这使我大为感动，拙文虽早已被另一朋友交给别的杂志，还是去要了回来给了他。”（方舟子：《1999中国文化网站新秀点评》）。

本来，方舟子的这篇“考证”文章一问世，就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傅杰驳得一钱不值。可是方舟子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再接再励又写了《是谁“冤枉”了余英时？——答傅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两篇文章，并且计划在《书屋》上连续发表。2000年2月，刘华杰采访方舟子时说：“最近你写了《是谁“冤枉”了余英时？》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引起很大反响，能介绍一下有关背景吗？”方舟子答道：

“我在1999年4月写了篇文章《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试图澄清由余英时教授炮制出来的、在海内外流传颇广的“郭沫若抄袭钱穆”的传闻，最先在《新语丝》网络上发表，后由《书屋》印刷发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傅杰在日本的《百年》杂志上撰文批驳我，我便又写了你提到的这两篇文章答复，社科院文学所的萧为研究员也写了篇文章支持我。这四篇商榷文章都将登在《书屋》今年第四期。我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所谓“郭沫若抄袭钱穆”，乃是余英时教授出于政治目的，而有意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郭、钱在介绍先秦诸子时所持的观点、引用的材料，有相似之处，是由于两人都转引清人的著作，不存在抄袭的问题。余教授为了诬陷郭沫若，甚至不惜违背学术道德，篡改引文伪造证据。国内一些学人，由于不齿郭沫若的人格，不加查证，以讹传讹，在国内的文化界造成了很大混乱。是还郭沫若清白的时候了。”（方舟子：《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

方舟子的《答傅杰》发表在《书屋》2000年第五期，但据方舟子后来说，“《书屋》当时食言，未刊登《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一文”。（http://www.xyser.org/bbs/read.php?id=116116）。

这三篇文章，基本上能够反映方舟子的考证功夫。因此，我们将解答这样的疑问：

二、史学理论简述

不论做何种学术评价，首要条件就是建立一个普遍公认的——至少是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可的——评价基准。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那么，我们评论方舟子的史学研究，其基准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这些事实，以及建立在这些事实之上的共识。

1、中国史学简介

史学之于中国学术，关系极为重大。众所周知，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两千余年的儒家学说，发端于所谓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而根据《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也就是说，六经中的两部是正儿八经的史书。到了清代，章学诚更提出了“六经皆史也”的论断。（见《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学术，是以史学为核心而发展出来的。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4092页）。白寿彝说：“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就是史学家。”（《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见白寿彝着《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36页）。

确实，说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史学大国——至少从文字史料的数量上来说——毫无夸张：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共有三千余卷、四千多万字，而不在其列的野史、家乘、方志等等，不论是篇目，还是字数，完全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除了这些古籍，从事历史研究的其他材料（史料）还包括保留至今的实物和民间传说等等。

在过去百余年间，中国人研究历史，不出两大门类：一个是微观的“史料派”，一个是宏观的“史观派”。“史料派”又称考据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考据派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傅斯年曾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实质是说，历史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从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确认。而史观派的研究则主要致力于“重现”历史，研究大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之上，撰写通史、断代史、专史。

实际上，上述两派属于正统的（正牌的）、专业的史学家。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派，我们不妨称之为“史评派”，或者称之为“民史派”，因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全部，都是“民间历史学家”。他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十分直截，不过就是拿历史当烧酒，来消解自己胸中的郁闷。其具体做法也非常简单：找出一段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实”，作出借古讽今的评论。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仅适用于过去几十年。因为中国古代有不少著名的历史学家──包括司马迁──从事私人撰史工作，他们的身份虽然是民间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是专业的。不言而喻，方舟子就是“民史派”中的一员。

2、历史研究之法

毋庸论证的常识是，凡是从事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使用一套专门的方法。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使用不入流、甚至错误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则他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能得到行家信服的。对于历史学来说，方法学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其中有专门的章节讲述“审定史料之法”、“整理史料之法”。在此之后，在方舟子治史之前，由中国人编着的、在中国大地出版的“历史研究法”类书籍一直联绵不断地问世。且看下面这个不完全书目（括号内为初版年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1927）

何炳松：《通史新义》（192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

姚永朴：《史学研究法》（1938）

杨鸿烈：《历史研究法》（1939）

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1940）

吴泽：《中国历史研究法》（1942）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1945）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9）。

李家祺：《历史纂述的方法》（1970）

王尔敏：《史学方法》（1977）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1979）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1981）

乔默等：《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1985）

项观奇：《历史比较研究法》（1986）

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1987）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1988）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1989）

苏双碧：《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1990）

宁可、汪征鲁：《史学理论与方法》（1991）

何世芬：《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法纲要》（1991）

简后聪等：《历史编纂法》（1992）

综观这些“历史研究法”，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为什么历史学家这么重视史料呢？这当然是因为史料是建筑史学大厦的砖石，没有史料，就不会有史学。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史料不仅庞杂繁芜，而且真伪难辨。首先，史料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传史料等几大类，其中当然以文字史料运用得最广。而文字史料又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不论直接和间接，其中都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为什么会有虚假的史料呢？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是由于无心之误，比如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如盲人摸象，只能了解或者理解一个事物的某个侧面；又如抄录、刻板、印刷之误，也可能造成史料的失真。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故意作伪。故意最伪的动机很多，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和门第观念，以及对历史的偏好，肯定起了相当的作用。

那么，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呢？傅斯年在三十年代曾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他说：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见《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08页）。

所谓“比较不同的史料”，就是要博采，博采之后要辨讹，而辨讹的主要手段就是要“知人”——知道制造这些材料的那些人是谁，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品德、才学、以及与被记叙之人的关系等等因素来判断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以及使用价值。显然，根据虚假的史料、或者没有辨别真伪的史料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

3、历史研究之人

就象并不是谁想当诗人就能够成为诗人一样，历史学家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够当得成的。胡适曾说：

“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胡适所说的这两种能力，显然是针对考据派和史观派的研究而言。但实际上，仅有“功力”和“想象”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旧唐书·刘知几传》有这样一段文字：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旧唐书·卷一百零二·列传第五十二》）。

刘知几所说的“史才三长”，虽然适用于所有学科，但于史学尤其重要。所谓才，就是治史的才能，如搜集、组织史料、将它们融会贯通地加以运用、以及简练、清楚、流畅地叙述、描写、和评论。所谓史学，就是对于历史和一切与历史有关的知识的积累和掌握。而史识就是今天所谓见识，能够见别人所不见，识别人所不识。显然，没有这“三长”的人治史，其结果或者是干瘪苦涩读之乏味，或者是东鳞西爪不成片段，或者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到了清代，章学诚在刘知几的三才之上，又增加了一项“史德”。什么是史德呢？章学诚说：

“德者何？谓着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文史通义·史德》）。

所谓“魏收之矫诬”，是这么一个典故。魏收是《魏书》的作者。他好色贪财，轻薄狂妄，作《魏书》时明目张胆地扬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史·卷五十六·魏收列传》），因此，在二十四史中《魏书》最为臭名昭著，号称“秽史”。刘知几说：“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史通·外篇·古今正史》）。

沈约是南朝人，着有《晋书》和《宋书》。刘知几说：“沈氏着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史通·内篇·采撰》）。

由此可见，历史既可以用来谋财获利，还可以公报私仇，因此作史而心术不正，遗害无穷。

三、货真价实的“乱侃明史”

本来，既然方舟子本人已经承认，他作《大明小史》不过就是在干文抄公“东抄西凑”的活计，并且最后还要销尸灭迹，我们似乎不该再把它捡回来当作研究的对象。但是，那样一来，我们的方学研究就会失去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份史料珍贵在哪儿呢？第一，明史是方舟子的成名之本。即使是对方舟子心怀不屑的人，也说他“认真读了明史，按步就班从文言翻成白话”，并且把这个作品称为“还算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第二，明史是方舟子打人的拿手棍棒之一。他与《华夏文摘》决裂，并且最终创建《新语丝》，都与他的明史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后来攻击《河殇》和苏晓康，就是从明史下手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看看方舟子的棍棒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第三，方舟子明言，作这样的文章“看重的是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因此我们就不妨看看方舟子的这些功夫到底如何。总之，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能够对方舟子的史学“四长”——才、学、识、德——有个初步的了解。

确实，在过去一百年间，靠研究明史而成名的，大有人在。最早的，大概应该算是孟森。孟森号心史，生于1868年。他先研究满清史，后来上溯到明史。1929年，年逾花甲的孟森被中央大学聘为副教授。1931年他被北大聘为教授，直到1938年去世。

另一位因研究明史而成名的人是吴晗。吴晗生于1909年，1930年时本是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小馆员。但他是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的学生，颇受胡适的赏识，因此在1931年被推荐进入清华大学，专攻明史。他后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靠的就是明史研究这个资本。

最近一位因明史而成名的，是一个ID为“当年明月”的网友。他写作的网文，《明朝的那些事儿》，从2006年起开始迅速窜红，短短两三年间，就出了六、七本书，并且本本畅销，成了“民间史学”的一大异数。

前面提到，治史之人需要“四长”，“德、才、学、识”具备，才能成为大家。但是，那样的大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屈指可数，因此我们不能希冀每个搞历史研究的人都应该像他们那样。从另一方面讲，一个人如果想要通过治史来获得世俗上的成功，并不一定需要四长兼俱。比如吴晗，才、学固然属于一流，但他拿历史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后自食恶果，这不能不说是在某些方面有所缺憾。无论如何，一个人只要在史学“四长”之中有一两项出类拔萃，那么他获得个现世、甚至身后的名声，并不十分困难——当然，前提是有一个合适的社会环境，譬如时下。

按道理说，方舟子从1993年开始在网上写明史，不论初衷是什么，只要他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下来，那么根据前人的榜样，后人的例子，他似乎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至少不会象现在这样，靠写什么《菠菜炒豆腐该不该》、《我们为什么会发烧？》《人为什么会放屁》之类的鸡零狗碎来混日子。问题是，方舟子有在明史领域建功立业的可能吗？在史学四长之中，方舟子占据哪一长呢？

1、方舟子的史德篇——作《大明小史》的动机

所谓“史德”，章学诚说得极为明确，它就是指“着书者之心术”。用现今的话来讲，就是治史者的动机。因此，要知道方舟子的史德如何，最简单、最直接的途径，就是看一看方舟子当初为什么要涉足明史研究。

前面提到，方舟子作《大明小史》始于1993年8月。我们还知道，方舟子在1990年圣诞前夕到达美国，1991年1月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按道理讲，到了1993年8月，方舟子经过两年半的学习，学位课程虽然基本结束，但学位课题研究却应该渐入高潮。此时的他，本来应该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从小就立志献身的科学事业，搞“讲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更何况，当时距离他给自己定下的诗人死期只剩下三年，他还应该在放下诗笔之前，搞一搞“讲创作性”的诗歌写作，努力把那个“梦寐以求的史诗性的巨篇”作完才对。他怎么竟然把自己最倾心、层次更高的两件事情放下不做，却“一门心思”地甘当一个文抄公、突然间搞起了明史了呢？

当然，按照方舟子自己的解释，他喜欢明史，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太多悲壮的仁人志士”。这个解释虽然听上去既悲壮又雄奇，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既矫情又无知。因为一个人在说出这样的话时，其先决条件就是对中国的整个历史有了全盘的了解，然后才能够得出“那个时代如何如何”的结论。而方舟子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和他对生物学、对诗学的无知，可以说不相上下。再者说，“仁人志士”在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有，明代根本就说不上有什么“太多”。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方舟子的这个解释，就像他编造的其他神话一样，不过就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罢了。

那么，方舟子邪刺横生般地研究明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显然，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和“方舟子到底为哪个生物信息学公司服务”一样，都必须等到方舟子彻底坦白自首之后，才能够真相大白。但是，根据我们对方舟子的了解，我们大致可以相信，就算是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方舟子也绝不会招供的。这样一来，亦明兄似乎把自己绕进了一条死胡同：提出了一个无法得到确切答案的问题。不过，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挖掘事实真相的过程，而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即使当事人咬紧牙关死不开口，我们也能够利用旁证和逻辑这两把利剑，剥皮剔肉，把光秃秃的白骨呈现给世人。

旁证之一：从1993年6月起，方舟子开始在台湾的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第一篇是作于1992年5月的诗《最后的献祭》，发表在1993年6月1日的《中央日报》国际版上。方舟子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94年10月。我们知道，《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它发表大陆人士的文章，其主要目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攻击大陆。方舟子早在出国之前就立志“反叛”，那么，他为什么要等到1993年6月才和“海外政治宣传”《中央日报》取得联系呢？

旁证之二：1993年冬天，方舟子在苏晓康主编的《民主中国》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没有设计者的世界——从分子生物学看一个哲学难题》。即使是现在，苏晓康这三个字在中国大陆仍旧一个敏感词，在新浪网上是要被过滤的。而在当时，与这个人和这份杂志联系到一起，到底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明白。1999年，当方舟子要把那位《中国读书报》记者往死里整的时候，他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把那个记者往苏氏身上推。那么，在1993年，方舟子为什么会主动地向苏晓康投怀送抱呢？

旁证之三：方舟子当初作《大明小史》的主旨十分明显，就是要借古骂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侃明史，本来只是发发议论图个痛快”（见《乱侃明史（#3）》）。那么，方舟子到底要发什么议论、要图什么痛快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的第二篇——《乱侃明史（#2）》（笔者没有找到第一篇）——看出一些端倪。这篇文章只有八百余字，但在其中，方舟子除了大骂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就是大骂“老毛”，如说什么“毛皇帝惺惺惜惺惺”、“毛皇帝是半个能君，半个暴君，比他的老师差了一截，乃时代使然，并非他没那个能耐”、“这种对知识分子又敬又忌，又爱又恨的双重态度，我们同样可以在同样出身卑微的毛皇帝身上见到”，等等。问题是，方舟子从1986年起就开始公开对“老毛”表示大不敬，并因此在科大遭遇了一些麻烦。到了美国之后，他大可以敞开喉咙，大声咒骂。实际上，当时这么做的，大有人在。而方舟子为什么要等待了整整两年半呢？

旁证之四：1993年夏天，对于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年7月，美国政府的《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得以实施。这个法案规定，从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4月11日期间，在美国拥有合法身分的中国公民，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获得永久居民身分，俗称“绿卡”。显然，方舟子不在美国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内。这样一来，他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学成之后离开自己心目中的天堂、返回到那个“一点也不可爱”、即将发生“一次奇迹的毁灭”的中国。

旁证之五：1995年3月10日，方舟子作了一篇题为《查匿名和血卡》的“掐文”，摘要如下：

“网上某位风云一时的红道人物‘解放台湾总司令’出来为知半仙的‘飘剑客即某某某’的八卦奇谈捧场，顺便证明了一下座山雕不是方某人。……据他说，雕是支持过六四血卡的，因此绝不可能是方某。为什么呢？因为方某属后来者，自己拿不到血卡，因此就绝不可能支持别人拿血卡。对于血卡，因为与我无关，所以我从来没有表过态，但这位红人自己眼红别人的血卡，就以为所有的后来者都眼红别人的血卡，倒可算是‘司令’情结的一大特征吧。其实倘在当时，若有人来问我对血卡的态度，我大概会表示支持的。我的一批想得绿卡的朋友（比如我当时的室友）因此免遭律师的盘剥、免费了许多时间精力，何不乐观其成呢？有自信的人，绝不会愤愤然骂血卡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真给损害了，以后拿不了绿卡了，大不了回去，不是想解放台湾吗？一心只想留在美国作司令梦？”

这篇短文只有五百余字，但方舟子竟然一连使用了八个“血卡”来特指“陆肆绿卡”，其酸味之浓如同陈年老醋。从心理学上讲，“吃醋”的本质就是极想获得别人所拥有的东西，但因为这个目的无法达到，进而产生了仇恨情绪。所以，方舟子说在两年前，他“对血卡的态度……会表示支持的”，恐怕是连三岁小孩儿都骗不了。

逻辑之一：利用归纳法，我们知道，方舟子在1993年春夏之交，开始向《中央日报》、《民主中国》之类“海外政治宣传刊物”靠拢，并且明目张胆地、大张旗鼓地与“大陆”离心离德。（方舟子后来动不动就利用政治手段整对手，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政治势力达到个人目的，是他的“蒙世绝招”之一。而对这种绝招稔熟于胸的人，一般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害怕别人也会这一招数；第二，他们急于利用这一招数将对手置于死地。）

逻辑之二：利用演绎法，我们知道，方舟子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惜任何代价之人，所以，他突然间放弃学业，开始搞什么自己根本就不大在行的明史，肯定有什么个人目的。

结论：方舟子这个在1986年乘着“诗歌大展”的东风闯进诗坛的诗人、这个在1990年踩着《河殇》的节拍“走向蔚蓝”的“遭遇海难的旅客”，在1993年6、7月间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在“方舟”的保护之内。这样的震撼可能太过强烈。因此，方舟子再次依靠自己的“暴徒”本性，“一只小老鼠”的本能，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叛”行动，其目的，就是要永远地留在这艘避难“方舟”之上。而“乱侃明史”就是这一系列“反叛”行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后来之所以“越写越正经，越多叙述，少议论”，（见《侃明史〔十九〕》，把“乱侃明史”变成“大明小史”，或者是因为最初的“立此存照”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是因为在网上出现了向他挑战的声音，使他不敢再随便“乱侃”。

2、方舟子的史才篇——差距咋么就这么大嗫？

其实，在见识过方舟子的“科才”和“诗才”之后，他的史才到底如何，读者本来可以举一反三，窥一斑而知全豹，因此笔者大可不必再浪费笔墨。但是，方舟子被尊为“一等一的全才”，假如我放过他的“史才”不论，一是会使本篇文章有残缺不全之感，二是会使某些人心中产生狐疑：是不是因为方舟子的史才太高，亦明心胸狭窄容纳不下，才故意对此避而不谈？确实，方舟子的信徒们之所以至今抱着方舟子的大腿不放，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敬仰方舟子的道德——方舟子的道德牌匾早已被砸得粉碎。他们的心理，和那些啸聚山林、给打家劫舍的大盗当差的喽罗们大致相似：以为自己的首领才华出众、武艺高强、有万夫不当之勇，跟着他，至少可以在才智上获得安全感。有鉴于此，我们就花费一点儿时间，见识一下方舟子的史才，权当是娱乐。

什么是史才呢？《百度知道》上说，“所谓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并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和撰写文章的能力。”简单点儿说，史才就是能够翔实、生动地再见历史的能力。

要再现历史，首先要建造一个完整的框架。因此我们先看《大明小史》的整体结构。

笔者看到的五十余篇“大明小史”，主要讲述明朝早期帝王将相的故事。比如，关于太祖朱元璋一朝，方舟子就写了朱元璋（#2、#7）、马皇后（#11）、洪武四大案（#13）、刘基（#17）、李善长（#18）、徐达（#19-21）、常遇春（#22）、沐英（#23）、蓝玉（#26）、功臣的下场（#27）等13篇，占全部文字的四分之一。而关于成祖一朝，方舟子写了建文逊国（#2、#10）、成祖的出身（#28）、解缙（#34）、亲征北漠（#35、#36）、夏原吉（#37、#38）等8篇。

看过这些文字之后，笔者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乱”——方舟子把它们称之为“乱侃”，真的是恰如其分。“乱”在哪里呢？乱在各篇之间的排列组合几乎是随机的。如第二篇是大骂朱元璋，但是第三、第四篇却讲起了建文帝和方孝儒；第七篇接着骂朱元璋，第八篇却来了个“方孝儒补遗”；第十篇回过头来讲“建文逊国”，但第十一篇却是讲太祖皇后马氏。

方舟子为什么要把结构搞得这么乱七八糟呢？这是因为，方舟子写明史本来就别有用心，而他那极端的嫉妒心理和喜好“炫耀才学”的本性，又使他每看到别人讨论一个相关的问题，就以为别人侵入了自己的领地，为了显示自己在这个领地的主权，当然也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他就会跟着别人的问题东跑西颠，天南海北地乱侃。比如，在第三篇的开头，方舟子就承认：

“建文帝的下落，是明初靖难（燕王反叛，美其名曰靖难）两大疑案之一（另一疑案是成租是否嫡出），本想稍后再谈。嚎总长迫不及待，拉起这个话题，我就把朱元璋先放一放，凑凑热闹。”

再如他写第22篇《安南内属》，其原因是“不久前有人提到安南内属，我们就来谈谈此事。”再如写第44篇《币制》，是因为“鸦提了一个‘一两银值多少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在明朝是怎样的。”

实际上，相对于内容的矛盾，《大明小史》在结构上的毛病简直就算不上什么。所谓内容的矛盾，是指方舟子前言不搭后语，自己刚刚说过了话，立过的论，眨眼之间就被自己推翻。这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举不胜举。下面仅以五例为限。

例一：在《乱侃明史（之二）》，方舟子为了把朱元璋说成是“阴险刻毒，嗜杀成性”的暴君，就说：

“朱元璋是所有帝王中出身最卑微的。历史上靠农民造反起家的皇帝很有几个，例如刘邦，但从没有人象他如此赤贫，自小在死亡线上挣扎（刘邦大小还算是个官——亭长），真正是苦大仇深。可是他一当上皇帝，并未因此对其出身阶级——农民有更多的同情、体谅，反而变本加利[厉]地对他们进行压榨。”

这是在说朱元璋对农民阶级有意识地“进行变本加厉的压榨”。但是，在《乱侃明史（之七）——朱元璋》中，方舟子又这样说：

“关于朱元璋对官吏大开杀戒的动机，……还有一个显现的、意识层次上的、堂而皇之的理由：为民作主，为民除害。朱元璋大概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为天下百姓谋利益（与他对官吏的态度相比而言，对百姓可谓宽厚得多），而官吏却都与百姓为难，只会剥削百姓，无一人不贪赃枉法，因此统统该杀，杀个精光而后快。”

这岂不是在说朱元璋对农民阶级（百姓）很好、至少其主观愿望是好的吗？

例二：为了影射“老毛”，方舟子就专门在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功臣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看看这段：

“朱元璋对这个孙子[指建文帝]很不放心，后来发疯般地屠戮百官，杀得将帅一空，就是为了让皇太孙得个现成的家产，无人能夺了去。然而朱尸骨未寒，靖难即起，而朝廷大将已给他杀光，无人能领兵，这是他万没料到的。”（《乱侃明史〔之十二〕——建文仁政》）。

这明明是在暗示，建文帝后来被推翻，是因为“无人能领兵”。但是，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方舟子为了显示建文帝的仁慈，又这么写道：

“靖难兵起，建文帝送官军北征时，竟然命大家不可伤害了燕王，‘毋使朕有杀叔父之名。’有一次燕王中了埋伏，官军只要万箭齐发，顿时就可了结了。但官军怕伤了燕王，竟无人敢发箭，眼睁睁看着燕王带兵逃走。燕王因此悟出了建文帝的不忍加害，以后就经常耍无赖，兵败撤退时，自己殿后；危急时，自己单枪匹马冲向官军，官军无人敢挡。这仗也就没法打了。如此无赖，正史竟还称赞燕王身先士卒，亲冒矢石。”

这样一来，又好像是建文帝的灭亡是自找的。既然“朝廷大将已给他杀光，无人能领兵”，那么，让燕王“中了埋伏”、“兵败撤退”、陷入“危急”的兵，到底是谁“领”的呢？

例三：为了丑化朱元璋，方舟子在《侃明史〔十七〕——刘基》中说：“朱元璋心里想的就是要让庸才当宰相，对自己才没有威胁。”但是，在三天之后贴出的《侃明史〔之十八〕——李善长》中，他又这么说：

“到了洪武四年，朱元璋对他[指李善长]放心不下了，他便告老还乡。但是接替他当丞相的汪广洋、胡惟庸都才能平平，不能令朱元璋满意，于是在洪武十年，六十四岁的李善长东山再起，受任‘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成了实际上的宰相。”

既然“朱元璋心里想的就是要让庸才当宰相”，他为什么又对“才能平平”的汪广洋、胡惟庸不满意呢？

例四：马皇后和建文帝是方舟子所喜爱的人物，所以方舟子在“建文逊国”中说，“建文帝的性格传自他的祖母马皇后”。但是，在“考证”明成祖的出身时，为了证明燕王不是嫡系，方舟子又说：“据说马皇后无子”。（《大明小史〔二十八〕——成祖的出身》）。既然马皇后无子，她怎么会有建文帝这个孙子呢？

例五：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方舟子在《乱侃明史（#3）——建文逊国》中是这么说的：

（建文帝是否已死）“成祖自己也是不信的，先是派人以访张三丰为掩饰，遍行全国，搜寻建文，搜了十四年，一无所获，怀疑建文逃出了国境，于是才有郑和船队浩浩荡荡开赴南洋。”

在《乱侃明史（之十）——建文逊国之二》中，方舟子也还是说：

“在胡潆回来之前，成祖又命云南人郑和在云南查了一阵（由此可知当时建文的行踪主要在云南），查不到什么，便让郑和下西洋，到国外查去。”

这明明是说，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唯一目的，就是搜寻建文帝。但是，当写到《侃明史〔十五〕——郑和下西洋之二》时，方舟子的腔调变了：

“成祖如此兴师动众是为了什么呢？原因之一，以前已提到了，是为了密访建文帝的下落。但最主要的目的，如《明史》所言，是要‘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此时，“唯一”的目的不仅连“最主要的目的”都算不上了，而且还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原因之一”。

方舟子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呢？其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他在开始撰写《大明小史》之前，并没有对明史有一个全盘的了解。而当他匆忙上阵之后，依旧奉行现买现卖、“东抄西凑”策略。其具体做法就是：今天就甲问题看甲作者，觉得说得有理，于是抄下来当作自己的东西；明天就乙问题看乙作者，也觉得人家说得不错，于是又抄下来。而他抄书，尤其是抄今人的书，几乎从来不注明出处，结果就产生了今天的方舟子抽昨天的方舟子嘴巴、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后方舟子抽前方舟子嘴巴的滑稽画面。

其次，方舟子治史的方法完全秉承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质就是先立论，后求证。这个方法在作纯粹学术研究（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时，弊端尚且不十分明显，但是，一旦把学术研究当作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工具之时，（如搞阶级斗争，发泄个人怨恨，为了自己成名，等等，）其危害性就显而易见了。因为中国的史籍不仅汗牛充栋，而且真假难辨。因此，在现实中，任何人提出任何一个假设，几乎都可以通过“小心求证”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证实”。对于方舟子来说，他立论的根据北非来自史料中的线索，而完全是根据个人的喜好。他的史学求证，不过就是从故纸堆中寻找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证据，不管这些证据是否可靠，更不看相反的证据是否存在。这样治明史，在讲述单一的故事时，人们一般还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当他叙述不同的故事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了。

如果一栋建筑的外部结构东倒西歪，内部的水电线路故障频频，这些应该足以说明该建筑的设计师的才能如何。而方舟子的《大明小史》怎么看怎么像这样一栋建筑物。但实际上，方舟子的才能至此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现。因为《大明小史》讲述的基本上是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相当于建筑物内的一个个房间。所以，我们还应该看看方舟子室内设计的才能。此时，我们采用比较的方法来检验方舟子的史才。通过比较，方全才的史才到底如何，是大是小，是高是低，就立竿见影了。

那么，让方舟子和谁比较呢？当然不能和孟森、吴晗、黄仁宇这样的明史大家比，因为那样的话，不仅对方舟子是不公平的，也是对那几位前辈的侮辱。我们寻找的对象，必须与方舟子年龄相仿、学术背景相似，并且研究的内容也大致相同。毫无疑问，这个人非当年明月莫属。确实，如果我们让方舟子和当年明月并排站在一起的话，这两个人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方舟子在撰写明史时，年方26岁，而当年明月据说是27岁；这两个人都是所谓的“民史”——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史学家；这两个人讲述的都是以帝王将相为主题的历史故事；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网络上成名。所不同的是，当年明月没有“高考语文状元”的名号，没有“美国博士”的招牌。也就是说，与方舟子竞争，当年明月不占任何优势。

那么，如何进行比较呢？当然是走进某个特定的房间，如客厅，来观察。具体地说，就是看他们根据某个特定史料而作出的文章。

熟悉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刘基这个人。而在刘基的故事中，“刘基论相”是一个重场戏。让我们先看看方舟子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的：

“洪武四年，朱元璋对李善长有了猜疑，想让刘基当宰相。刘基力拒，认为自己‘疾恶太甚，又不耐烦’，不适合当宰相，才能也不如李善长，‘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朱元璋又问杨宪〔刘基的好友〕、汪广洋和胡惟庸这几个怎么样，刘基认为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汪广洋‘偏浅殆甚于宪’，胡惟庸更不行，‘譬之驾，惧其偾辕也。’但朱元璋心里想的就是要让庸才当宰相，对自己才没有威胁。刘基反对的这几个人，他都让他们当了宰相，后来又一一杀掉。刘基听到让胡惟庸当宰相的消息，大急，急忙上殿谏阻，朱元璋却故意当着他的面把相印交给胡惟庸，刘基不由叹息道：小人得志，真是国家的不幸，朱元璋大怒，虽经徐达、冯胜劝解，还是罚了刘基三个月的俸禄。可怜刘基看人极准，却始终摸不透他主子的心思。”（《侃明史——刘基》）。

再看看当年明月在《明朝的那些事儿》中是怎么讲述同样的故事的：

“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

“这一天，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初始比较和谐，双方以拉家常开始了这次谈话，就在气氛渐趋融洽时，朱元璋突然变换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

“刘基十分警觉，马上说道，这要陛下决定。

“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如何？’

“这又是一个陷阱，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此人来试探刘基。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

“他马上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没有丞相的器量，不可以。’

“但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朱元璋接着问：‘汪广洋如何？’

“这是第二个陷阱，汪广洋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朱元璋怀疑他和刘基勾结，所以第二个提出他。

“刘基见招拆招，回答道：‘此人很浅薄，不可以。’

“朱元璋佩服的看了刘基一眼，这是个精明的人啊

“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如何？’

“刘基送了口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

“‘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

“说完这句话，刘基松了口气，他知道考验已经过去了，但他错了，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

“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着，他用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我的相位只有先生能担当了！’

“大凡在极度紧张后，人们的思想会放松下来，刘基也不例外，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这次错误却是致命的。

“他没有细想，回答朱元璋‘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嫉恶如仇，皇上慢慢挑选吧’。

“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合适，自居丞相之才不说，还说出所谓嫉恶如仇的话，如刘基所说，谁是恶呢？

“刘基的昏劲还没有过去，又加上了一句话‘现在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并没有合适的’（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也）。

“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见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儿》第100篇）。

方舟子的故事，总共283个字，除了照抄史书——并且抄错了（下详）——之外，基本上就是多加上了自己的两段“乱侃”：“朱元璋心里想的”和“刘基……摸不透他主子的心思”。而当年明月的故事共有693字，不仅讲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浙东、淮西两派的权力斗争），而且描写了朱元璋和刘基各自的心理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当年明月还把这些背景和心理活动有机地融合进了故事之中，结果使这个故事的可读性以及“可信性”大增。如果我们用意象来形容这两个故事的话，那么方氏的故事就是一个干瘪坚硬的冷馒头，而当氏的故事就是一盘刚出锅的鲜亮热辣的烧茄子。

此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拿着范伟的腔调说：“这人和人的差距，咋么就这么大嗫？”

3、史学篇：状元原来不知书

也许有人会说，尽管方舟子的史才与当年明月无法相比，但他的史学功夫却相当了得。他之所以把丰富多彩的明史写得那么干瘪生硬，并不是因为肚子里根本就没有货，而是因为肚子里有货倒不出来。不错，刘知几也说：“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有学无才这类人。难道方舟子就是其中的一员？或者，我们直截了当地问：方舟子的史学根底到底如何呢？

（1）方舟子有多少史学知识？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史才可以是天生的，但是史学的获得却只有一条途径：博览。也就是说，方舟子要搞明史知识的普及，他首先要做的，就是饱读明史书籍，对明史的主要脉络、重要掌故了然于胸，“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然后才可以下笔。但实际上，想要普及某朝某代的历史，光有断代史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史是连续的，典章制度是演变进化的，如果对全部中国历史——且不提世界历史——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的话，则其在“乱侃”之际，出乖露丑几乎就是必然的了。比如，方舟子对中国皇权的演变历史根本就毫无所知，但为了骂朱元璋，却大放厥词，说什么在明代以前，皇帝与大臣之间是“相亲相敬的准朋友关系”，就是一例。

那么，方舟子对中国历史到底有多少了解呢？1990年9月14日，方舟子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再读一遍二十四史。在北京时，一边走马观花地读《国语》《史记》，一边哀叹时间的不足。现在时间是有了（按我的读史法，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读完二十四史），却没有了条件。所以就改读诸子。经史子集，只有经和集不能使我感兴趣。心里装着这么一大堆破烂到异国他乡去，是多么的滑稽。我有时真痛恨自己为何仍对这些糟粕恋恋不舍。”（方舟子：《凄风苦雨学彷徨》）。

野鹤先生在评论方舟子的这段话时说：

“尽管史学界有将通读二十四史视为治史的入门功夫的传统，但除了少数史学大师或著名学者外，敢于夸口从头至尾读过了二十四史的人，恐怕并不多。然而，20岁出头，刚刚从科技大毕业的方舟子，却在给友人的信中夸耀道：‘按我的读史法，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读完二十四史。’即或是真的，也不过是当作小说来读，一目十行地看个热闹而已。自然读不懂，因而才感慨地说：‘心里装着这么一大堆破烂到异国他乡去，是多么滑稽。我有时真痛恨自己为何仍对这些糟粕恋恋不舍。’方舟子将这等浮躁的狂言谵语，不加任何批判地以摘录的形式收入自己的作品集，在网上公诸于众，说明他并不但不认为是狂言谵语，而且恰恰将它们视为伟人的证明资本。”（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八）：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

确实，全部二十四史至少有四千万字，译成白话文则字数要过亿。我们就算方舟子在三个月内每天读十个小时的书，马不停蹄地读了九十天，平均算来，他每天要读44万字，每小时读4万4千字，每分钟读740个字——注意，这是文言文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呢？我们且举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为例。《史记》正文大约53万字，占二十四史总字数的1.3%。按照方舟子的阅读速度，他只需要花1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能把这本书“读一遍”。但实际上，在1990年以前，中国大陆通行的《史记》版本是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除了正文以外，这套书还包含有裴骃的《集解》、司马贞的《索引》、张守义的《正义》，全书总共三千三百多页，数百万字。也就是说，方舟子实际上需要在12个小时之内连续不停地每13秒钟就阅读一页！此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描机大概也要向这位一等一全才脱帽致敬了。其实，任何一个正常的学人，即使把三个月的时间全部用在《史记》上，都会有力不从心之叹，而我们的一等一方全才却在他人尚未起跑之际，就已经一溜烟地绝尘而去了。这哪里是什么“伟人”，简直就是神人——或者是“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方舟子研究的是明史，他或许是把工夫都花在明史上了，对于其他史书，他不过是一目十行地浏览，一天之内把《史记》翻了一遍，就宣称“读一遍”，也就是吹牛吹过了头而已，你亦明就甭在这个问题上吹毛求疵了。

那好吧，我们就看看明史。按照方舟子在《〈明史〉提要》中的介绍，“治明史者”有三部“必读书”，它们是：纪传体正史《明史》，编年体野史《国榷》，本末体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史》全书332卷，约280万字；《国榷》108卷，约430万字；《明史纪事本末》80卷，约80万字。我们就算方舟子在二十四史之外，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精读”这三部书，他每天仍旧需要阅读八万八千字，每小时阅读八千八百字，每分钟阅读一百四十余字。

其实，即使方舟子的眼睛真的能够每分钟扫描140个字，并且还有扫过成诵的记忆力，我们仍旧对这样的疑问无法解答：自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将《明实录》整理出版之后，它就成了“治明史者”的另一部必读书。而实际上，《明实录》乃是13套书的统称，总共近三千卷、两万八千多页、一千六百万字。全部阅读这套书，即使按照方舟子“粗读”的速度，每分钟读740个字，也要36天，如果“精读”，则需要半年以上。那么，这套书方全才是怎么读的呢？让我们看看著名明史专家黄仁宇是怎么阅读《明实录》的：

“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着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1页）。

看到了吗？只是为了研究一个专门的税收问题，并且是仅限于十六世纪的税收问题，黄仁宇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来阅读《明实录》。即使这样，他还要谦称这是“走马观花式的阅览”。也就是说，同样是“走马观花”，方舟子“观”二十四史只用了三个月；而黄先生却要花十倍的时间来“观”一部《明实录》。用一个形象一点儿的比喻就是：某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周游世界，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地介绍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另一个人则花了三十个月的时间在某个国家实地考察，然后就这个国家的某个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这样的两个人，这样的两篇文章，具有可比性吗？也就是说，黄先生的严谨、博学和谦逊，立刻反映出了方舟子的浮躁、浅薄和狂妄。而我们也马上就明白了：方舟子在明史方面一无所成，实际上在他“治明史”之前，就已经命中注定了。

2000年，方舟子在接受刘华杰的采访时，故做“谦虚”地说：

“说来惭愧，我是很晚才较为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的。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在北京做论文，远离同学、朋友，颇为寂寞，做实验又经常要熬夜，便靠阅读二十四史打发时间。毕业后为等护照，在家中赋闲半年，天天靠读诸子和史书消磨时光。当时的想法，是到美国后就要跟这些老古董一刀两断了，所以乘机多学点存底。不料到美国后，就读的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以古典文学和史籍为主，我也就只好一本本地那么读下去了。因有点古典文学的基础，所以读史书倒不觉得有什么困难。读的东西虽多，却很庞杂，不成体系，所以只能用来写写杂文。勉强算得上论文的，只有一篇《〈木兰诗〉种种》，在《文史知识》1998年11期发表后，还未见到有反对的意见。”（刘华杰：《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

方舟子当然不会告诉我们，他在美国“一本本地那么读下去”的书都是些什么书。他更不会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一本本地那么读下去”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方舟子即使一天读一本，仅《明实录》就要耗费他133天。而与此同时，他还要“从事分子生物学的前沿研究”。怪不得他的科学知识会那么糟。古人云，“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意思是说，有失必有得。但对方舟子来说，他却总是落得两手空空：作诗人没作成，却把细胞生物学耽误了；治明史没治成，又把生物化学搞砸了。这到底是老天爷对他的不公，还是他的应得下场，已届不惑之年的方舟子，应该早就明白了。

（2）方舟子能读懂史书吗？

毫无疑问，不论是每分钟740字，还是每分钟140字，这些数字具有意义的基本前提就是，这个读者必须能够读懂这些文字。否则的话，所谓“读”，不过就是有眼无珠般的熟视无睹罢了。假如这个大前提能够得到众人的认可，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便应运而生：方舟子能读懂古文吗？

笔者承认，质疑方舟子这个世界上最最著名的语文状元是否具有古文理解能力，未免有些荒唐。方舟子不是曾经反反复复地、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公众，他通古文吗？例如在上引的刘华杰采访录中，他就说“因有点古典文学的基础，所以读史书倒不觉得有什么困难。”而在电视节目《陈蓉博客》中，他为了证明自己具备批判中医的资格，举出的证据也是自己通古文，能够读懂中医古籍，因而具有打中医的假的资格。那么，亦明兄为什么要提出一个这么可笑的问题呢？

我的理由如下：我们知道，方舟子谎话连篇、撒谎成性，所以我们对他的所有的言论都要存一个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越是他说得信誓旦旦、如同铁板钉钉的话，我们就越要做“生命的沉思”。事实是，方舟子的真实学术水平——不论是科学，还是文学——，与他自己所吹嘘的、以及信徒们所吹捧的水平，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方舟子的“语文状元”头衔敲打一番，看看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几成。不过，按照笔者的计划，剥“语文状元方舟子”的壳，应该在写完《历史学家方舟子》之后。笔者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前提出，完全是因为我在阅读《大明小史》时，发现了一个破绽。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方舟子和当年每月讲述的“刘基论相”故事，我们就会发现有两点显着的不同：第一，在当年明月的文章中，刘基没有说自己“才能也不如李善长”这样自谦的话。第二，方舟子把这个故事的发生年代定在“洪武四年”，而当年明月则把这次对话系在洪武元年十一月（见引文之前的文字。）那么，这两点差异是怎么来的呢？他们二人，到底谁的故事离史实更近呢？显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查阅《明史》。《明史·刘基传》说：

“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见中华书局1974年版《明史》3780-3781页）。

任何稍通古文的人，在读过上文之后，马上就会明白，它叙述的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两次对话：第一次是“刘基辞相”，发生在李善长任相之时；第二次是“刘基论相”，发生在李善长罢相之后。当年明月仅叙述了后一个故事，显然在史学上胜方舟子一筹。而方舟子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这不禁使我们怀疑他到底是根本就不读《明史》，还是读不懂《明史》。

显然，如果我们说方舟子在写《大明小史》之时，压根儿就不读《明史》，很多人会感到难以置信。比如，《我见过一次方舟子》的作者就说，“方确实认真读了明史，按步就班从文言翻成白话。”因此，我们不妨退一步，建立这样一个假设：方舟子确实是读了《明史》，只不过他的古文不太好，没有读懂。虽然这个假设也非常“大胆”，但是我们“求证”却根本就不必“小心”。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证明方舟子不学无术的证据在多数情况下会不请自来——这也是“方学”研究让人着迷之处。

根据《明史》，刘基婉言回绝朱元璋拜相的理由是：“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但在《侃明史——刘基》中，方舟子却把“不耐繁剧”这四个字改成“不耐烦”。方舟子更改史书的根据是什么呢？他当然不会告诉你。好在查书比撬开方舟子的嘴巴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就选择捷径。查阅《明史纪事本末》、《国榷》、以及被方舟子奉为秘典的《续藏书》（下详），此处均作“不耐繁剧”，只有《罪惟录》作“不耐繁”。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方舟子的更改属于臆改。那么，他为什么要妄改古书呢？显然，他以为二者的意思是相同的，因此把古文翻译成了白话。但实际上，二者的意思完全不同。

根据《说文解字》，“烦”字“从页从火”，页者，头也。所以“烦”字的本义是“热头痛也”。而“繁”字本作“緐”，乃是“马髦饰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引申为緐多。又俗改其字作繁,俗形行而本形废,引申之义行而本义废矣。”实际上，尽管“烦”字有“繁多”的意思，但是“繁”字却绝没有“热头痛也”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耐繁剧”与“不耐烦”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即使是《罪惟录》的“不耐繁”，稍有古文根底的人也不会理解成“不耐烦”，除非是以为人家写了错别字。总而言之，刘基说自己“不耐繁剧”，乃是说自己“不耐事务繁重”之意，不过是在暗示自己的仙风道骨，不堪俗务。而“不耐烦”则是嫌麻烦之意。一个臣子怎么敢对皇上明言嫌他的麻烦呢？

当然，有人会为方舟子开脱说，老虎尚有打盹儿的时候，一个语文状元搞不懂“初”、“及”分别代表时间的先后，搞不懂“不耐繁剧”不等于“不耐烦”，并不足以据此得出他不通古文的结论。

既然如此，笔者就让诸位看官再开开眼。

本来，方舟子自招他写《大明小史》是“东抄西凑”，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不会告诉读者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而史海浩瀚，即使是饱学之士，也很难追根溯源，查找出方文抄公的货源是哪个。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1993年9月20日贴出的《大明小史〔之二十三〕——沐英》中，方舟子却规规矩矩地列出了四条参考文献。我们暂且不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只是利用这个便利来从事我们的方学研究。

方舟子引用的第一条文献是这样的：

“沐英……几次随朱元璋出征，‘入侍帷幄，昼夜勤励，目无迕视’①，朱元璋见了，颇为欢喜。”[在文章的末尾，方舟子有注：“①《续藏书·黔宁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我们找到《续藏书》的这篇文章，发现这段的原文是这样的：

“沐英……数从上征戍，入侍帷幄，昼夜勤励，目无迕视。上心器之。”（见《李贽文集》第四卷62页）。

“器”字用于人，其名词本来是指人的才能。而当用作动词时，其词义为“器重”或“重视”。这样的用法，在二十四史之中，可以说触目皆是。比如，《三国志·诸葛亮传》：“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又如《后汉书·陈庞列传》：“宠……自在枢机，谢遣门人，拒绝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把“上心器之”翻译成“朱元璋见了，颇为欢喜”呢？当然是这位宣称通读过二十四史的语文状元没有搞懂“器之”是什么意思。

《沐英》的第二条引文是这样的：

“大都督府机务烦杂，而他‘年少明敏，剖决无滞’②，很受朱元璋器重。”[尾注：“②《明史·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

《明史》此段的原文是：

“府中机务繁积，英年少明敏，剖决无滞。后数称其才，帝亦器重之。”

方舟子把上文中的“机务繁积”翻译成“机务烦杂”，又露了一个大怯。根据上下文，“繁积”的意思是“繁多”、“积压”的意思，而沐英的聪明敏捷使它们“无滞”。“无滞”者，没有滞留累积之义也。可是，方舟子却把“繁积”所包涵的两个意思压缩为一个“烦杂”，结果使下文“无滞”的意思变得让人莫名其妙。此时，方舟子不仅又把“繁”、“烦”混杂，而且连“积”、“滞”的意思都搞不懂了。

另外，根据上段引文，我们发现，只有当古书中明明白白地说“器重之”的时候，方舟子才能够明白那是“很受器重”的意思，而当这个“器”字单用时，这位语文状元就茫然若失了。这说明，方舟子读古代汉语，颇像一个从来没有学过日语的中国人阅读日文书一样，虽然也能够略知一二，但其实质，就是利用汉代汉语的知识和技能来理解另外一种语言。他当然不会明白，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多以单字为词。（《沐英》的另外两条引文，将在后文讨论。）

当然，这位“福建省1985年高考语文状元”在读古书时闹出的笑话，并不仅仅是上面这几例。在《大明小史》中，方舟子一再拿“老毛”的一句话来“调侃”。这句话就是毛泽东说的“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方舟子是怎么“调侃”的呢？他在《乱侃明史（之二）》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毛皇帝惺惺惜惺惺，评曰：‘自古能君无出朱元璋者。’”

本来，“无出谁谁之右者”（或“无出其右者”）这个成语，虽然最初是文言，但是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员了。所以，具有中学语文水平的人，都应该懂得，它的意思是“没有比谁谁更‘高’（或‘强’、‘好’）的人”。这个成语中的“者”字有时可以省略，但这“之右”二字却是万万省略不得的，假如省略了，就不成话了。笔者初读方舟子自作聪明改编的“毛主席语录”，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笔误。可是，在《乱侃明史之十一——马皇后》中，方舟子故伎重演，开篇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咱先下个结论，模仿老毛的语气说：‘自古贤后，无出马皇后者。’”这就说明，前者并不是什么笔误，而是出于对这个成语的无知。

令人不解的是，就这个初中生的古文阅读水平，方舟子还敢宣称自己“读史书倒不觉得有什么困难”。这自我感觉未免太好了。据笔者判断，按照方舟子这个的水平，要达到正确理解原文的程度，阅读速度绝对不可能超过两千字/小时。假如方舟子按照这个速度来通读二十四史，他需要阅读两万个小时。如果他每天读十个小时，则需要两千天，即大约五年半。而实际上，就算方舟子有这个时间，他也绝不会有这个耐心和毅力的。

更令人不解的是，就凭这个语文水平，方舟子还好意思满世界地显摆自己的状元头衔。其实，就算你方舟子自己不嫌害臊，你也总得给福建的莘莘学子们留点儿脸面吧？汝当八闽子弟无人出尔之右耶？

（3）方舟子抄什么样的史书？

本来，按照方舟子的打假套路，一个人一旦在学术文章中出现了浅显的失误，那么他的所有“高深”也就都因此而一钱不值了。根据同样的逻辑，在证明了方舟子的古代汉语水平不足以正确理解史书之后，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再去研究他的“史学”了。但是，假如我们也学方舟子打假的样子来打方舟子的假，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了与方舟子等同的水平，我们的工作也就不配被称为“学术研究”。所以，我们还要再深入一步，探查一下方舟子的史学究竟如何。而我们的切入点仍旧是那个“刘基论相”的故事。我们的问题是：这个故事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一般来说，欲确定史书中某个事件的年代，其基本方法有两种，第一就是查阅其他史书；第二就是根据事件中所涉及的人物和其他史实来做间接推定。我们且看孟森的考证：

“《明通鉴考异》以此文为史有误，宪被诛在三年七月，善长罢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宪，当在其前。谷氏《明纪事本末》以刘基论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状》叙帝责善长，基论相，皆在元、二年间。”（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62页）。

实际上，《明史纪事本末·胡蓝之狱》开篇就讲“刘基论相”的故事，说：“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杨宪为丞相，问刘基……”。（见中华书局1977年版179页）。《国榷》没有记载此事，但有如下记载：洪武元年十一月癸亥日，“上手书召御史中丞刘基入朝”；十二月丁卯日，“汪广洋、刘惟敬为中书省参政；杨宪为御史中丞”。当年明月很可能据此把“刘基论相”的时间定在洪武元年十一月。

在《〈明史〉提要》中，方舟子曾摇头晃脑地告诉别人说：《明史》、《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这三部书，向来为治明史者所必读。”那架势，颇像是在说，“这三部书，我已经读完了，你们要找我的喳，先把这三部书读过再说。”可是，从“刘基论相”这个例子中，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方舟子他自己或者是读《明史》而读不懂，或者是干脆就不读其他两部“必读”书。所谓“治明史者所必读”，其实不过是他唬人的牌匾而已。

问题是，方舟子这个“治明史者”，他如果不读“必读书”，他的“资料”是从哪里“搜集”来的呢？他又是怎么发挥自己“归纳整理的功夫”的呢？当然，对这个问题，现在地球人都知道答案：抄。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问：方舟子的文字，到底是从哪里抄来的呢？

A、方舟子的枕中秘籍：《续藏书》

在贴出《刘基》之后的第五天，方舟子又贴出了《侃明史〔十九〕——徐达之一》。其中，方舟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九华之役中，他与常遇春设埋伏，大败陈友谅于九华山，斩首万余级，俘虏了三千多，陈友谅只携带了妻子儿女狼狈逃走。对这三千多俘虏，常遇春主张统统杀掉，以绝后患。徐达不赞成，但这时他还管不了常遇春，只能遣人向朱元璋请示。朱元璋也认为‘天下战方始，毋多杀，多杀，是逆距之也’，命令传到的时候，常遇春已经连夜把俘虏活埋了九成。朱元璋得知，很不高兴，命令把幸存的三百人都放了。朱认为出现这种情形，是‘不壹将之故’，而常遇春剽疾果敢，只是个将才；徐达持重有谋，却可为帅，从此徐达便成了元帅，号令诸将〔此事记载，《明史》与李贽的《续藏书》略有出入，以先出且较详细的《续藏书》为据。我怀疑《明史》的许多列传都改自《续藏书》，也可能它们的材料来源相同〕。”（《侃明史——徐达之一》）。

此时，我们先将目光聚焦到上文末尾括号之内的文字，特别是“续藏书”三个字。显然，这本书不在“治明史者所必读”的三部书之内。那么，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原来，它虽然号称是明朝万历年间李贽遗留下来的作品，但它却与李贽的另一部史书，《藏书》，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其真实身份早在明朝就有人怀疑。今人任冠文作《〈续藏书〉考辨》一文，其主要结论就是：

“《续藏书》与《藏书》在体例上,传记立目编排着眼点上以及论史态度上等方面都有差异。今本《续藏书》是后人编定的,其内容不完全是李贽所作。研究李贽思想对这本书要加以甄别,其内容有可信，基本可信及可疑三种情形。”（见《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56-63页）。

其实，就算《续藏书》真的是李贽所作，它在明、清两朝都是禁书，根本就不可能是《明史》的依据。再退一万步说，就算《续藏书》不是禁书，清代学者也不太可能根据它来修订《明史》。为什么呢？看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

“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是编又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以续前书之未备。其书分《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诸目。因自记其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然冗杂颠倒，不可胜举。如一刘基也，既列之《开国名臣》，又列之《开国功臣》。一方孝孺也，既列之《逊国名臣》，又列之《文学名臣》。经济本无大小，安见守令设施不足以当经济，乃于《经济名臣》外别立《郡县名臣》。又王祎殉节滇南，不入之《忠节传》中，而列之《开国名臣》内。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之可取也。”

是不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对李贽偏见太深呢？那我们就看看黄仁宇是如何评价李贽的历史著作的：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李蛰主要的工作是著述。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在生前刊刻印行，……著作的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涉及面虽然广泛，却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进若干评论。”（《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214页）。

可以说，几百年来，“治明史者”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看重这本《续藏书》。但在“网络奇才”方舟子的眼中，它却成了《明史》的渊薮。这史学造诣，真个让人啧啧称“奇”。

实际上，《明史》源自万斯同的《明史稿》，而《明史稿》源自《明实录》，这对于“治明史者”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万斯同说：“凡《实录》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滥诬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据闻全可信，而枉者鲜矣！”而方舟子对所有的这一切都好似茫然无知，就像他在当时连“主流科学界”对内含子的“主流观点”都不知道一样。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课本《三字经》就说，“读史书，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据此看来，方舟子的史学水平，尚且处于蒙昧阶段。

当然，在写完《徐达》之后13天，方舟子又作《〈明史〉提要》，大谈《明史》的编写过程。为什么方舟子在刚刚显示了自己对《明史》的无知之后，马上又变得有知了呢？很可能，他的无知被人点破，于是他就饿补相关知识，并且现买现卖，写成《〈明史〉提要》。而在写作《徐达》之时，他甚至连这批货的存在与否都不知道，更不要提进货了。

问题是，除了《续藏书》之外，方舟子还读其他的书吗？让我们再看看方舟子所说的“《明史》与李贽的《续藏书》略有出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明史·徐达列传》说：

“……还镇池州，与遇春设伏，败陈友谅军于九华山下，斩首万人，生擒三千人。遇春曰：‘此劲旅也，不杀为后患。’达不可，乃以状闻。而遇春先以夜坑其人过半，太祖不怿，悉纵遣余众。于是始命达尽护诸将。”（见《明史》3724页）。

而《续藏书》则说：

“……斩首万余级，生获三千人。遇春曰：‘此劲敌也，不杀为后害。’达不可，以状闻。帝报使者：‘天下战方始，毋多杀，多杀，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则以夜坑其十之九。上不怿，命悉纵其三百人归友谅，而曰：‘此吾不壹将之故也。’达自是专为大将矣。”（见《李贽文集》第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44页）。

所以，这个所谓的“出入”，就是常遇春到底是“坑其人过半”还是“坑其十之九”。其实，此事端的如何，前人早已给出了答案，根本就用不着方舟子费心猜测。看看这段话：

“按据太祖实录卷八谓‘上谕使者曰：亟还谕诸将，今战争方始，不可纵杀以绝人望。三千精锐宜释之，使为后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杀之，止存三百人，上闻之不怿，命悉放还’云云。杀三千人而止存三百人，则已杀十分之九矣，不得仅云过半。”（黄云眉：《明史考证》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1090页）。

事实是，不仅《明太祖实录》（卷八）所记如此，《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国榷》（卷一）所记莫不如此。也就是说，《续藏书》的记载乃是来自《明实录》。可笑方舟子放着“必读书”不读，却捧着“不必读之书”当经典，并且据此做出惊世骇俗的“大胆假设”，结果既暴露出自己的浅薄无知，又留下了一个千古笑柄。真是何苦！

当然，方舟子的“大胆假设”并非毫无用处。实际上，它还为我们的“方学研究”助了一臂之力，使我们知道了“刘基论相”方氏版本的来源。原来，最初把刘基辞相、论相两个故事混在一起的，就是《续藏书》。看看这段话：

“时左丞相李善长贵盛，公独事与抗，议不相下。善长不能平。适善长以事见谴，宪使凌说因弹之。公言李旧勋，且能揖和诸将。上曰，‘是数欲害汝，汝乃为之地邪？汝功勋足任此。’公顿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臣驽钝，岂堪此！’上乃欲相中书左丞杨宪，复问公。……”（见《李贽文集》第四卷16页）。

本来，方舟子如果在此处依照《明史》来叙述，并没有什么不妥——即使出错，也情有可原；即使有错，也是小错。可他却非要把《续藏书》拉过来当根据，结果酿成了更大的失误。而且，我们至今不知道方舟子所说的“洪武四年”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方舟子的《大明小史》共有五十余篇，在篇尾列有参考文献的只有两篇，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沐英》（另外一篇是《解缙》）。它们都是毫无例外地据《续藏书》以“纠正”《明史》。看看方舟子在《沐英》中是如何纠正必读书的：

“洪武二十一年④，百夷巨酋思伦发反叛，倾巢而出，号称三十万，战象百余头。沐英选精骑三万，昼夜兼程，十五日后与敌人相遇。”（尾注：“④据《续藏书》《纪事本末》。《明史》作洪武二十二年。”）

那么，《续藏书》是怎么说的呢？据《续藏书·沐英传》：

“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伦发，聚其众三十万，来寇定远[边]。英选卒三万拒之，冯诚领前军，宁正、汤昭为左右。”（《李贽文集》第四卷63页）。

查《明史本末纪事》：

“洪武中，麓川思伦发内附，授麓川宣慰。”（《明史本末纪事·麓川之役》，中华书局1977年版453页）。

“十八年冬十二月，思伦发，率众寇景东，冯诚击之，失利，千户王升死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伦发入寇，结砦于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挥宁正击破之，斩首一千五百级。三月，思伦发悉其众号三十万，战象百余，复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势甚猖獗。沐英选骁骑三万，昼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贼营，隔垒而阵。……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思伦发遣把事招纲等来言，叛逆之谋，皆其下刁厮郎等为之。以象马白金入贡，愿输贡赋。”（《明史本末纪事·太祖平滇》，中华书局1977年版173-175页）。

查《明史·云南土司二》：

“十五年，大兵下云南，进以大理，下金齿。平缅与金齿壤地相接，土蛮思伦发闻之惧，遂降。因置平缅宣慰使司，以伦发为宣慰使。”

“十八年，伦发反，率众寇景东。都督冯诚率兵击之，值天大雾，猝遇寇，失利，千户王升战死。”

“二十年，敕谕西平侯沐英等曰：‘近御史李原名归自平缅，知蛮情诡谲，必为边患。……’明年，伦发诱群蛮入寇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斩首千五百余级。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像百余，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新附诸蛮皆为尽力。英选师三万亟趋至，贼列象阵搏战。……。”

“二十二年，伦发遣把事招纲等来言：‘往者逆谋，皆由把事刀厮郎、刀厮养所为。乞贷死，愿输贡赋。’”（《明史》，中华书局版8111-8112页）。

也就是说，用《明史》核对《明史纪事本末》，我们发现二者记述完全相符。但是，当用这两本“必读书”来核对“非必读书”《续藏书》时，我们却发现在后者的40个字之中，至少存在三处重大失误：第一，思伦发早在洪武十八年就反叛了，而李贽却在他二十一年入寇时，仍称其为“麓川宣慰”。第二，李贽所叙的思伦发“聚其众三十万，来寇定远[边]”，乃是二十一年的第二次“来寇”，但按照他的叙述，这次入寇却好像是第一次，并且是唯一的一次。第三，思伦发的此次入寇的目标乃是“定边”，沐英驰援的目的地因此也应该是定边，所以《明史纪事本末》说沐英军“抵贼营”、《明史》说是“亟趋至”。而李贽却说这是沐英“拒之”，好象思伦发攻击的目标就是沐英的驻地似的。

而方舟子呢？他在那短短的49个字中，不仅完完整整地蹈袭了李贽后两个失误，而且把李贽的第一个失误发挥得更加离谱：他把思伦发的“入寇”直接说成是“反叛”了。

【注：据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642页）所叙思伦发归顺明朝历史，与《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略有出入：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继承元制，命思瓦发为平缅宣慰使。同年冬，思瓦发反明。不久，发生内讧，达鲁方杀思瓦发，另立满散（思可发子）子思伦发。洪武十七年（1384），思伦发向明朝交出故元宣慰使印，表示归顺。明朝为笼络思伦发，将平缅宣慰使司先后升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和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任命他为宣慰使，兼管麓川之地。”】

那么，方舟子说“《明史》作洪武二十二年”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明史·沐英传》说：

“二十年平浪穹蛮，……。明年，百夷思伦发叛，诱群蛮入寇摩沙勒寨。遣都督宁正击破之。二十二年，思伦发复寇定边，众号三十万。英选骑三万驰救，置火炮劲弩为三行。”（中华书局版3758页）。

《明史·沐英传》之所以把“思伦发复寇定边”定在洪武二十二年，很可能是该传作者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原来，《太祖实录》卷一八八只记载了思伦发在洪武二十一年一月的“初寇”，却没有记载当年三月的“复寇”。可是，在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条，当记载太祖因为思伦发再次纳降、于是派人抚慰百夷之事时，却提到思伦发的第二次入寇。其结果，使这件事好像发生在二十二年。（见卷一九八）。

总之，《明史·沐英传》的作者因读书不细而出错，不过是搞错了一个数字；而方舟子则因为把必读书抛在一边不读而出错，结果是错误接二连三。更可笑的是，他仅仅因为《明史·沐英传》的一条记载而宣称“《明史》作洪武二十二年”，这才叫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实际上，在王景撰写的《沐公神道碑》中，也提到思伦发再次入寇是在洪武二十一年。（见《皇明文衡》卷七三）。方舟子为沐英作传，放着沐英的神道碑文不读；讲述沐英镇守云南，放着《明史·云南土司二》不读，而只是根据《续藏书》来搞古今汉语互译，真是既可笑，又可怜。

此时，我们也大致能够猜出方舟子为什么要在《沐英》这篇短文之后，破例列出参考文献了。方舟子在给沐英作传之时，很可能瞄了一眼《明史·沐英传》，在发现了一处与《续藏书》的差异、并且根据《纪事本末》确信《明史》有误之后，大喜若狂，于是逐条列出自己看过的史书，以显示自己“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此时，他自然是把自己在十天前作出的天才猜测，“我怀疑《明史》的许多列传都改自《续藏书》”，忘得一干二净。否则的话，他还应该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明史》怎么抄书都抄错了？

至于方舟子在《解缙》一文中，采纳《续藏书》记载的传说而排斥正史，更是让人发噱。不再浪费笔墨。

方舟子为什么对《续藏书》这么情有独钟呢？第一原因当然是因为这本书不是“治明史者”的必读书，不受人重视，所以方舟子可以从中“搜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资料”，以此作为炫耀资本。第二个原因就是，相对于133册的《明实录》、10册的《明史》、6册的《国榷》、以及4册的《明史纪事本末》，单卷本、四十万字的《续藏书》显然要简短易读得多。（MSU图书馆藏有此书的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两卷本，但被装钉成一册。）毫无疑问，方舟子把《续藏书》当成了《明史》的袖珍本，并且是《明史》的底本。第三，相对与其他明史的作者，李贽这个思想家的名气要大得多。引用李贽的书，会让方舟子攀龙附凤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不仅如此。根据“必读书”之外的书来“胡侃”，会使方舟子觉得自己真的是在作什么“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工作。只不过是，这样的“搜集资料”，这样的“归纳整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功夫”，它所需要的，只是一颗无知无畏的脑袋。

B、吴晗的《朱元璋传》

其实，《续藏书》虽然算不上是正牌明史，但是假如方舟子真的能够兢兢业业地通读全书，然后认认真真地把它的古文译成白话，那也算是对人类的知识和学术作出了属于自己的点滴贡献。但是，以他专事投机取巧的秉性，以及那捉襟见肘的古文功夫，这位一等一全才自然不肯作这个本大利薄的买卖。他的本能决定他必须选择更简捷方便的路径。这条捷径就是把白话“翻译”成白话。说白了，就是抄。

方舟子抄袭他人文字，始于高中一年。到了1993年，经过长达十年的鸡鸣狗盗修炼，他的抄袭技巧已经到了可以撰写“蒙世绝招”的地步了。因此，按照方舟子那个只适用于他自己的“抄袭定义”——“只要不是整段地照抄，也称不上什么‘抄袭’”——他的“东抄西凑”大都算不上是偷盗别人的东西。当然，他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一视同仁”的话，我们自然无话可说，笔者也就无须再写下面的文字。可是，方舟子一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所以，对于其他人，他又另立了一个“抄袭定义”：“抄一小段也是抄”。也就是因为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才能够有幸看到方文抄公动不动就枭首示众圆文抄公、扁文抄公的“活剧”。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也演出一场“请君入瓮”，让世人见识一下方文抄公是如何“抄一小段”的。至于抄的这一小段到底算抄不算抄，读者心中自有一秆称。

表面上看，方舟子说自己写文章“东抄西凑”，显得此人既谦虚，又自知。其实，他那是在抬举自己呢。“东抄西凑”，需要文抄公东奔西走地找书、查书，“归纳整理”，那是要花费很大的工夫的。但实际上，方舟子的“抄凑”根本就不需要东奔西走。他用来抄袭的那几本书，一个枕头就足以覆盖。也就是说，方舟子抄古书，底本主要是李贽的《续藏书》，而他抄近袭人的著作，底本则主要是吴晗的《朱元璋传》。

【注：吴晗的《朱元璋传》先后有四种版本：1944年本、1949年本、1954年本、1965年本。有人说，“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章立凡：《〈朱元璋传〉重版序言》。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朱元璋传》）。密歇根州立大学（MSU）图书馆藏有上海书店1989年出版的《民国丛书》第一编第83种，其中收录的就是1949年版《朱元璋传》。因此，下面引文以这个版本为据，不另说明。】

I、偷窃案例一：《马皇后》

1993年8月26日，方舟子贴出《乱侃明史之十一——马皇后》。为了让读者见识一下方舟子的“文抄”神功，笔者特将三处描写马皇后去世的文字罗列于后。它们是：《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原文、吴晗《朱元璋传·马皇后》的结尾处、方舟子《乱侃明史之十一——马皇后》结尾处。

《明史》原文是：

“洪武十五年八月寝疾。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后谓帝曰：‘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疾亟，帝问所欲言。曰：‘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帝恸哭，遂不复立后。是年九月庚午葬孝陵，谥曰孝慈皇后。宫人思之，作歌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见《明史》卷一一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3508页）。

吴晗的文字是：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病死，年五十一岁。病时怕连累医生得罪，不肯服药，临死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终如始。元璋恸哭，不再立皇后。义子沐英镇守云南，得到消息，哭得吐血。宫人追念她的慈爱，作歌追颂道：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

怀德难忘，于斯万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吴晗：《朱元璋传》254页）。

方舟子的文字是：

“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得了病，怕连累了御医，朱元璋又要杀人，不肯服药。……她病死时，年仅五十一岁，临死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委婉地劝他不要滥杀。朱元璋至此放下皇帝的架子，痛哭不已，此后未再立皇后。镇守云南的义子沐英听到皇后死讯，哭得吐血……

“宫人作歌追悼，歌曰：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斯用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假如方氏的文字真的是翻译自《明史》，它能够和吴晗的文字这么相像吗？最为好笑的是，尽管方舟子在抄袭之际，要刻意改动一些文字，但他还是露出了马脚。请看方氏抄录的《马皇后颂》，其句读与吴氏一样，都是每四行为一句，而标点排印的《明史》（中华书局版）和《明实录类纂》（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则均为两行一句。略有古文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两行一句的标点较为合理。

II、偷窃案例二：《明初酷刑》

1994年2月14日，方舟子突然间贴出了“应某位网友的要求”而作的一篇《大明小史〔四九〕——明初酷刑》。这距离上一篇《大明小史》，之四十八，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这说明，《大明小史》的“东抄西凑”已经接近了尾声。而《明初酷刑》这篇文章，后来却成了方舟子明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先是被收入《方舟子文史小品》中，挂在《新语丝》网站上，2004年又被收进《江山无限》中，正式发表。

其实，就像《大明小史》的其他篇章一样，《明初酷刑》也是东抄西凑之作，它的底本就是吴晗《朱元璋传》的第五章《恐怖政治》。只不过是，方舟子的“东抄西凑”，其实质就是作两种事情：第一，抄袭；第二，掩盖抄袭痕迹。但俗话说得好，常出三只手，早晚要被抓。试比较下面这两段文字：

“四十年之中，据《大诰》所载，凌迟、枭示、族诛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案”。（方舟子：《明初酷刑》）。

“四十年之中，据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吴晗：《朱元璋传》194页）。

怎么能够确定方舟子的那段话是抄袭吴晗呢？理由很简单：《大诰》是一本只有不到五十个版面、每个版面最多四百字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总共列有74条，每条基本上就是一个案例，如方舟子在《明初酷刑》中所引的“《大诰》伪钞四十八”，也不过是说了两个案子而已。它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所载”什么“几千案”、“一万多案”。吴晗之所以这么说，乃是根据“《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四本书。假如方舟子真的通读了不到两万字的《大诰》的话，他绝不可能写出那么无知的话。而他如果没有通读《大诰》，我们就无法理解他根据什么写那些话。所以，唯一能说得通的解释，就是方舟子抄袭了吴晗。那么，方舟子为什么不把其他三本《大诰》也抄上呢？显然是怕别人发现自己抄袭吴晗。其实，恰恰是这些自作聪明的手脚，泄露了方舟子偷窃别人文字的真相。这就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

《明初酷刑》一文有一千三百余字，方舟子当然不会仅仅“抄一小段”。请比较一下下面这两段文字：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该杀的都杀光了，朱元璋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老了，可以让子孙吃吃现成饭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下诏禁止酷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鲸、刺、剕非刂、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明初的酷刑》）。

“洪武廿八年（一三九五年）正式颁布《皇明祖训》。这一年，朱元璋已是六十八岁的衰翁了。在这一年之前，桀骜不驯的元功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了。杀，杀，杀！杀了一辈子，两手都涂满了鲜血的白头刽子手，踌躇满志，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皇基永固，子子孙孙吃碗现成饭，不必再操心了。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说：‘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吴晗：《朱元璋传》192页）。

如果有人觉得这两段文字除了朱元璋的诏文之外，并不十分相像，那么我就把它们简化一下再看看：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该杀的都杀光了，朱元璋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老了，可以让子孙吃吃现成饭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下诏禁止酷刑：……”。（《明初的酷刑》）。

“洪武廿八年……朱元璋已是六十八岁的衰翁了。……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皇基永固，子子孙孙吃碗现成饭，不必再操心了。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说：……”（吴晗《朱元璋传》）。

实际上，方舟子不仅抄袭了吴晗的文字，他连人家的引文也照抄。尽管他煞有介事地列出了朱元璋诏文的出处，“《太祖实录》卷二三九”，其实他根本就没看《太祖实录》。这么说有证据吗？不仅有，而且是两个。第一，“《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所记，都是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以后的事情，此卷开篇就说“洪武二十八年六月癸亥”。而朱元璋下诏废除酷刑是在六月的己丑日。（见《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页二）。吴晗说朱元璋下诏是在“这年五月”，显然是误记。（在当时，《明实录》尚未出版，查阅极为不易，吴晗此误情有可原。）而方舟子却把这个“五月”照抄了过去。第二，吴晗的引文，漏引了一句话，即在“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这句之前，原文还有“盖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这样一句话。吴晗漏引这句话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且不去管它。而方舟子的引文与吴晗的残缺引文完全相同，其原因却只能是一个：抄袭。

其实，当时MSU藏有全套《明实录》，方舟子只要花费举手之劳，就可以堵塞这两个漏洞。可是，这位文抄公竟然懒得连这么一点儿“功夫”都不肯花，可见其抄袭不仅已经成了习惯，而且上了瘾。

在《明初的酷刑》结尾，方舟子写道：

“凡世[是]凌迟处死的，按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即所谓千刀万剐，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斩首。”

看看吴晗是怎么说的：

“凡是凌迟处死的罪人，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的折磨，硬要被杀的人受长时间的痛苦。最后一刀才是斩首。”（吴晗：《朱元璋传》193页）。

除了文字相像之外，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一小段也是抄”的呢？原来，在整个明朝，明确记载有凌迟刀数的案子，只有两个，并且它们都不是发生在“明初”：一个是明朝中期武宗时的太监刘瑾凌迟案，一个是明末崇祯年间的翰林郑鄤凌迟案。实际上，凌迟的刀数到底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如果有，到底是多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据说，明史大家邓之诚在《骨董续记》卷二的“寸磔”条中曾说：“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见《维基百科》“凌迟”条。但笔者所见北京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骨董琐记全编》，却没有“寸磔”条，虽然该书号称是“迄今为止最完备、最符合邓着原貌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个“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到底是不是“例”，套用方舟子的惯用语，就是“史无明文”。

那么，吴晗为什么要说“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的话呢？他在此处有一个注：“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十磔条引《张文宁年谱》，计六奇《明季北略》记郑鄤事。”吴晗关于《骨董续记》的文字很可能是误记。因为第一，《骨董续记》只有四卷，根本就没有卷二十；第二，如上所述，今本《骨董琐记全编》既没有“寸磔”条，也没有“磔”条。即使以前的版本有此条文字其所引的也是“李慈铭日记”而非“《张文宁年谱》”。并且，邓之诚所说的两个数字，都不是“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不过，邓之诚在《骨董续记》卷二的“廷杖”条中，确曾引录了《张文宁年谱》，但那是记载刘瑾挨廷杖之事，与凌迟没有任何关系。总之，吴晗的“凡是凌迟处死的罪人，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不太可能来自《骨董续记》。

那么，这个数字是不是来自“计六奇《明季北略》记郑鄤事”呢？翻开此书的《郑鄤本末》，其中明明写着“忽闻宣读圣旨，结句声高：‘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见中华书局1984年版262页）。

也就是说，根据吴晗所举出的参考文献，我们不仅找不到“凡是凌迟处死的罪人，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的根据，反倒能够找到“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的说法。而更为可笑的是，方舟子似乎真的看了《明季北略》，因为在《明初酷刑》的结尾，他写道：

“行刑时在旁边架一丫形木杆，挖出肝腑后放在上面示众。国人似乎自古以来就喜欢看杀人，看凌迟时更是‘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

“人集如山，屋皆人覆”八字，确实出自《明季北略》。那么，方舟子为什么放着3600这个数字不用，而偏偏要选择3357呢？合理的解释就是，方舟子当时看不到邓之诚的《骨董续记》（MSU图书馆至今没有此书），更找不到《张文宁年谱》，因此他只好相信吴晗所说为真，于是置“史有明文”的“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于不顾，而大抄吴晗。另一个可能就是，方舟子所引的《明季北略》文字，并非是来自阅读原书，而是抄自别人的引文，所以他没有看到近在咫尺的那个“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

【注：吴晗所说的“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其实来自明人张文麟的自订年谱：

“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左右起，初动刀则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也。至晚押瑾顺天苑平县寄监。释缚数刻，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则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剉尸免枭首。”（张文麟：《明张端岩公文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41-42页）。

按照这段文字，刘瑾仅挨了大约四百刀就死了。因此，什么“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什么“凌迟数足”，都不足为信。】

4、史识篇：鹦鹉、蜀犬、斗鸡

（1）史识见于史论

所谓“史识”，一般是指学者根据史料而得出的某种个人的、主观的看法和观点。这些看法和观点，通称为“史论”，也称为“史评”。（有人把“史论”和“史评”的概念加以区分，但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也有人，如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认为史识是指识别、选择史料的能力。（“识者，选材精当也。”见氏着《中国哲学简史·作者自序》）。

本来，按照史料派的观点，“史论”在历史研究中是没有什么位置的。因为以后人观前人，颇似盲人摸象，各人有各人的局限，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人言言殊，言之何益？比如，史料派的代表人物傅斯年就说：

“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12页）。

“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毋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斯年全集》第三卷155页）。

“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了。在一人着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无不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闲读历史教科书》，见《傅斯年全集》第五卷53页）。

但是，就史实或史事作出议论，乃是中国史学的传统。章学诚说：

“史家论赞本于《诗》教，……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设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形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章学诚：《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见仓修良主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737页）。

从另一方面讲，就史事发表评论，还是文人显示自己才、学、德的一条最便捷的途径。因为就史发论，起实质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某一事物。而一个人想要从这个事物中发现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就必须有独到的视角，或者有超常的洞察能力。梁启超说：

“史识是历史家的观察力。做一个史家须要何种观察力？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出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4803页）。

显然，具备“观察力”之人，也必定是些才高八斗之辈、学富五车之流。因为“观察力”本身就是一种才能，而一个无知之人，其观察才能再高，也观察不出什么名堂来。这就是所谓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当然，有些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在观书之后，会故作高论而大放厥词。那么，如何来鉴定谬论呢？有两个标准。第一，看立论是否基于史实。根据没有被证实的史实来发表史论，其议论如同在虚妄的幻影上建筑楼阁，按照定义就是谬论。第二，看推理是否合乎逻辑。根据某些史实做出不合逻辑的延伸，就如同用豆腐渣来堆砌摩天大楼，其土崩瓦解指日可待。当然，基于史实、合乎逻辑的史论，也并不一定就是“高论”。

那么，史识与史德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治史之人的根基是史德。没有史德，说明这个人的心术不正；而心术不正之人的见解和观点，也必然是邪恶的。这就是章学诚为什么要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的原因。

（2）方舟子的史识

我们既然知道了史识的基础是史学、史才、史德，也知道了方舟子的史学、史才、史德都是些什么成色，则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我们大致能够估算出他的史识的大致状况——不过就是信口开河般地胡咧咧——他自己承认的“乱侃”。但实际上，信口开河，尚需一定的口才，而对我们的方全才来说，即使这样的歪才，他都显得阮囊羞涩。所以，他的史论，主要有三类：一类就是鹦鹉学舌，别人说什么，他就跟着人家说什么；第二类就是在别人的观点至上无知无畏地发挥；第三类就是跟人家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论证如下。

I、鹦鹉啁啁滥学舌

本来，一个人无才无学却偏要治史，当然只有走抄袭他人的文字这一条捷径。但是，史论本来就不是史书的必要成分，有论则发，无论闭嘴，读者并不会在这方面苛求作者。可笑方舟子不知藏拙，偏偏要“乱侃”以显示自己的才学，但肚子中空空如也，所以他不仅在叙述史事时抄人家的文字，在发表史论时也要抄袭。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方舟子“乱侃明史”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指桑骂槐，借古讽今：一边骂朱元璋，一边骂“老毛”。其实，这和吴晗最初作《朱元璋传》的主题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吴晗要影射的是另外一个人而已。在1965年版《朱元璋传》的自序中，吴晗说：

“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朱元璋传》1页）。

而方舟子对朱元璋的评价，基本上是抄袭吴晗“指桑骂槐”的一面，并且是“阴险刻毒，嗜杀成性”这一点。对于吴晗的另一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方舟子则视若无睹，全然不顾。比如，在《乱侃明史（之二）》，方舟子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

“朱元璋是所有帝王中出身最卑微的。历史上靠农民造反起家的皇帝很有几个，例如刘邦，但从没有人象他如此赤贫，自小在死亡线上挣扎（刘邦大小还算是个官——亭长），真正是苦大仇深。……这个卑微的出身导致了两大后果：

“一，是猜忌，由自卑而导致的变态的自尊，因此变态地轻蔑知识分子，时时怀疑他们对自己是否有嘲弄、轻视的倾向，因此就大兴文字狱（朱是文字狱的始作俑者），对他们大肆折磨，逼他们做官（做官还要逼，是洪武年间的怪事），再随意杀掉，解晋[缙]曾形容为‘取之尽缁珠，用之如泥沙’。朱元璋可能不是杀百姓最多的皇帝，却肯定是杀官最多的帝王。这种对知识分子又敬又忌，又爱又恨的双重态度，我们同样可以在同样出身卑微的毛皇帝身上见到。……”

我们再看看吴晗在叙述明朝“文字狱”时的这段议论：

“他的自卑心理，另一现象就是卖弄身份。……强烈的自卑感表现为自尊，自尊为同符汉高祖。原来历史上的汉高祖也和他一样，是个平民出身的大皇帝。不断地数说，成为卖弄，卖弄他赤手空拳，没一寸地打出来的天下。可是，尽管他左一个‘布衣’，右一个‘布衣’，以至‘寒微’之类，一套口头禅，像是说得很利落，却绝不许人家如此说，一说就以为是挖苦他的根基，又是一场血案。”（吴晗：《朱元璋传》212页）。

除了这个自卑和自尊的心理学分析、以及把明太祖和汉高祖相提并论之外，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方舟子的这段文字抄袭自吴晗呢？请看《乱侃明史（之二）》的结尾一段：

“最后举个文字狱的例子，看看朱元璋变态到什么程度。杭州一教授（学官）进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读了，大怒：‘“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指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立刻命人抓来杀了。他把贺表中的‘则’统统读作贼，为此不知杀了多少读书人。”

这个文字狱故事，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最早见于《闲中今古录》：

“《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740页）。

但现存《闲中今古录》中，并没有此条。而在据传为徐祯卿所作的《翦胜野闻》中，有这样的记载：

“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上，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光者僧也，以我尝从释也，光则摩发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

也就是根据《翦胜野闻》的这段话，吴晗改写道：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元璋读了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薙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立即逮起来杀了。”（见《朱元璋传》215页）。

很明显，方舟子“最后举个文字狱的例子”，就是在抄吴晗的文字——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只不过是，他不认识“薙”字，因此把那句话含混地翻译成“‘光’是指我是秃子”。其实，方舟子的最后一句话，“他把贺表中的‘则’统统读作贼，为此不知杀了多少读书人”，也是抄自吴晗。在《朱元璋传》214页，吴晗说：“他把所有的‘则’都念成‘贼’”；211页：“就随随便便糊里糊涂杀了无数文人”。

其实，根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洪武一朝罹患“文字之祸”的文人，只有十二个，既不是吴晗所说的“无数”，也不是方舟子所说的“不知多少”。即使是这十二个人，到底是否真的被朱元璋所杀都无法确定。据明史专家陈学霖考证，上述徐一夔案即为子虚乌有。第一，《明史·文苑传》有徐一夔的传记，但没有提到他被朱元璋所杀。第二，清朝光绪年间有人指出，徐一夔活到了建文初年。（见：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418-450页）。一个被朱元璋杀了的人，怎么在朱元璋死后还活着？

本来，《翦胜野闻》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早有定论：

“不着撰人名氏。所记皆明太祖初年之事，亦多互见他书。陶珽《续说郛》、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载此书，题吴郡徐桢卿着，然《明史·桢卿本传》及《艺文志》俱不载。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如谓徐达追元顺帝将及之，而遽班师。常遇春愬于帝，达人自疑，拔剑斩阍而出。真齐东野人之语，桢卿似未必至是也。”（见卷一百四十三）。

根据这个有“齐东野人之语”恶名的《翦胜野闻》，吴晗还写了这样一个“血案”：

“为了这双脚，又闹了一次血案：南京市居民有一桩拿手本领，好用隐语挖苦人，对皇帝怕惹事就拿皇后开玩笑，有一年元宵节，出了一张漫画，一个大脚女人，赤脚，怀里抱一个西瓜，到处传看起哄，恰好朱元璋化装出来察访，一见大怒，认得是讥讽皇后的，‘淮西妇人好大脚！’一时查不出是谁干的，下手令把这条街的人全给杀了。”（《朱元璋传》249页）。

查《翦胜野闻》原文，这个故事原来是这样的：

“太祖尝于上元夜观灯，京师人好为隐语，书于灯，使人相猜，画一妇怀瓜，深触忌犯。帝就视，因喻其旨，甚衔之。明日，令军士大僇居民，空其室，盖太后祖贯淮西，故云。”

也就是说，且不论《翦胜野闻》到底有没有作为史料的价值，我们细勘原文，竟然发现这个“大脚”、“一条街”全都是吴晗自己的杜撰：到底是哪个文字暗示“一个大脚女人，赤脚”了？“大僇居民，空其室”和“把这条街的人全给杀了”之间，能画上等号吗？可见吴才子书比“齐东野人之语”还有过之。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初，也就是吴晗刚入清华大学读书之际，傅斯年就曾说：

“凡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后之学者，驰骋于官私记载之史，即求断于讳诬二者之间。史料不可一概而论，然而此义是一大端矣。”（见《傅斯年全集》第三卷175页）。

可惜吴晗为了“稻粱谋”，又出于“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把这么简单的治史之道都抛在了脑后。

而到了方舟子那里，这个由“齐东野人之语”加“革命文人之语”凑成的故事，就变成了信史了。它被浓缩成这样的“史实”：

“有人敢出谜语讥讽皇后脚大，查不出谁干的就杀光一条街”。

也就是根据这样的“史实”，方舟子慷慨激昂地发出了这样的史论：

“一个个地杀不痛快，要一家家的杀才过瘾。犯法的不论轻重都杀了，不犯法的也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杀你是应该的，不杀你是他的恩典。真是人人该杀，无人不可杀。只是与别的皇帝相比，他杀百官杀得太厉害，太突出了，漂亮话又说得太多，太好，以至把其他劣迹都给掩盖下去。其实他不仅是独夫，更是民贼。难怪见到《孟子》有骂独夫民贼的话便勃然大怒，把孟子撵出文庙，因为那实在是正刺着他的痛处。吴晗评他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一点都不过分。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乱侃明史（之七）——朱元璋》）。

其实，朱元璋生前曾一再表白，自己嗜杀乃是出于不得已。例如前引洪武二十八年所下诏书，如他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见《明史·刑法志一》）。有学者指出，从洪武建元到逝世，朱元璋的用刑态度曾发生了五次转变，由最初的“轻典”发展到“重典”、然后回到“中典”、再到“重典”、最后回归到“中典”。因此，“要评论明太祖的用刑态度，必须放弃以某一时段的特征作以偏概全的论断方法，而须注意太祖用刑的时期差异和在各个时期内不同的用刑主调。”（谭家齐：《明太祖对刑罚轻重的态度——从赦罪看太祖执行刑罚轻重的态度》，见《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2年新11期）。

其实，议论不能以偏概全，本来就是所有学术研究的基本法则，并不仅仅适用于明太祖研究。可惜的是，在明史研究方面，这么简单的道理却还要三令五申。

另外，从客观效果上来看，朱元璋用重典治乱世，并不应该受到全盘否定。《明史》说：

“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见《明史·循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7185页）。

“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为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其秩满奏留者，不可胜纪”。（同上，7198-7199页）。

《明史》是清朝人修撰的，上面的话，不太可能是谀辞。民国时明史专家孟森也说：

“明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是以谨于守法而致成诸案。”

“民权不张之国，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即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故非有真实民权，足以钤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刑乱国，用重典，正此之谓，岂谓对民众用法外之刑哉？”（孟森着：《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70、72页）。

实际上，除了吏治清肃之外，朱元璋的政绩尚多，以至吴晗后来也不得不把批评朱元璋的调子降低。但是，对于朱元璋的这些“德政”，福建省云霄县法院二把手的少公子方是民是绝对看不到的。

II、蜀犬狺狺狂吠日

其实，假如方舟子只会啁啁啾啾地鹦鹉学舌的话，人们还会用“尽信书不如无书”来为他开脱——他不过是太相信吴晗了而已。可是，方舟子是一等一全才，他可能觉得，自己如果不发出一点儿超过吴晗的言论，就对不起这个称号。所以，方舟子有的时候就会忘乎所以地走出吴晗的窠臼，妄发高论。而方全才越是要显示自己的见识不凡，就越是暴露出自己的才疏学浅。看看他的这段话：

“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官吏的地位简直还不如平民百姓，他们不过是皇家的奴仆。在他之前，虽然皇帝高高在上，但与官僚们至少在表面上还有相亲相敬的准朋友关系，双方都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游戏规则，官僚们若觉得皇帝有错，还可冒颜直谏，甚至死缠，因为其直接的后果不过是被斥、被降。这种准朋友关系到了朱元璋手里完全变成了主仆关系，士不仅可杀，更可辱，官僚还未开口便已该死，倘有片言只语的冒犯当然杀无赦，甚至有在殿上当场就鞭死、掼死的。”（《乱侃明史（之七）——朱元璋》）。

看到了吗？在方舟子的心目中，官吏的地位是天经地义地应该高于平民百姓的。而方舟子之所以痛恨朱元璋，也就是因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官吏的地位简直还不如平民百姓”。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痛恨“老毛”呢？显然是因为“这一点，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群众造官僚的反的动机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小就娇生惯养、从幼儿园时就开始当官、一直当到十六岁的“云霄县高干子弟”方舟子，他所发出的史论，并不是发自大脑的思考，而是来自屁股的位置。此时，读者一定要记住章学诚的名言：“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这句话反过来说，应该是这样：无史德者，必无史识。

诚然，在研究历史之时，用屁股代替脑子，方舟子既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能够让他在无德无识之辈中“出类拔萃”的，是这样的史论：在朱元璋之前，皇帝与官僚们是“相亲相敬的准朋友关系”。方舟子不是号称通读过二十四史吗？那么我们就打开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找一找帝王的“准朋友”。《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马雚]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到了夏朝，“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孔子世家》）。到了商朝，“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剖比干，观其心。”（《殷本纪》）。到了周朝，有厉王止谤、幽王烽火戏诸侯。（《周本纪》）。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臣杀国君、国君杀大臣的事件让人眼花缭乱，最著名的就是越王勾践杀大臣文种。看看这段记载：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越王句践世家》）。

到了秦朝，秦始皇将儒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秦始皇本纪》）。

请问方全才：这些例子像是“准朋友关系”吗？

当然，在方全才的眼中，“《史记》算不上严谨的史书，充斥了神话、鬼话、传闻和小说家言。”（见方舟子：《从秦始皇生父之谜说起》）。那我们就再顺着《史记》往下看。《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遂夷信三族。”

“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赐诸侯。”

《后汉书·党锢列传》：

“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

“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鴺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请问方全才：这些例子都像是“准朋友关系”吗？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不论贤君暴君，杀戮臣属都是他们维持统治的强有力方式。方舟子的“准朋友”谬论完全是出于无知。其实，对于方舟子的无知，笔者并不感到惊讶——任何一位方学家对方舟子的无知都应该习以为常，否则就算不上是合格的方学家——，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无畏。因为按照常识，一个人在茫然无知的领域发表言论，就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走路一样，应该小心翼翼，既怕磕了绊了，又怕掉进无底深渊。那么，方舟子为什么会在茫茫黑夜之中肆无忌惮地大步流星呢？答案是：他有一杆手电筒。

原来，在《朱元璋传》中，吴晗写有这样几段话：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体的先从君臣的礼貌来说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不但三公，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坐而站而跪，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从形式再说到本质：

“坐的时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朱元璋传》232页）。

也就是根据吴氏的这些言论，方舟子才发出了“在他之前，虽然皇帝高高在上，但与官僚们至少在表面上还有相亲相敬的准朋友关系”这样的宏论。

方舟子当然不会懂得，吴晗的这套高论，是在1948年那个特殊时期而发出的特殊言论，它既不存在于1944年的《明太祖》之中，也不见于1965年版的《朱元璋传》之中。（《明太祖》中有“皇权的极峰”一节，但那只是从政府体制的角度来论述皇权的演变。1949年版《朱元璋传》则在此节中加入了从“阶级”或“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论述皇权的内容。1965年版《朱元璋传》这一节被全部删去。）也就是说，吴晗的这些话，是专门为了影射、攻击“蒋家王朝”而设计出来的。（1948年春，吴晗和费孝通组织了一个“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班，讨论的结果就是一本题为《皇权与绅权》的小册子。）可笑方舟子枉读廿四史，竟然把这类影射言论当作了黑夜中的电棒，用来指导自己的史论，真是让人慨叹不止：无知的有，无畏的有，无知无畏的也有，但是无知无畏到这个程度，并且还在脑门上贴着“一等一全才”、“状元”、“博士”的标签，则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在发表“准朋友关系”宏论之后的第二天，1993年8月24日，方舟子又贴出了《明史（之九）》。这是《大明小史》中唯一的纯议论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方舟子借着吴晗手电筒的微弱光亮，继续在无知的夜路上高歌猛进。全文如下：

“权力无边，而又没有什么制衡甚至只是规劝的可能性存在，必然会导致残暴，如果掌权者真是管事的话。因为事事要管，必然烦，一不如意，更烦，便要用杀人来泄恨，一面又把杀人当成了速成的手段。杀起来又无所顾忌，非滥杀不可。掌权者一旦意识到自己掌有无上的权力，谁也奈何不了他的话，其结果是极其恐怖的。明朝皇权达到了极致，政治恐怖也就达到了极致。明朝之前的皇权虽然也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但只是一种默契，还未完全表面化，皇帝还不敢太放肆，每个朝代的暴君也就那么一两个，可说只是特例，到了明朝，暴君却成了常规了。从朱元璋开始，皇权至上的秘密被公开了，默契成了真正的社会契约，皇帝可以为所欲为，谁也奈何不得，而且又人人认为理所当然，连舆论的一点监督作用也丧失殆尽。这就是为什么明朝有所作为或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从太祖、成祖到崇祯帝——无一不嗜杀成性，而且特别喜欢杀高官贵族。在这种情形之下皇帝越精明越可怕，一精明就觉得事事不妥，便要发怒，便要猜疑，于是当然要追究责任，于是便杀。皇帝倘若昏庸反而是官僚、百姓们的福气。虽然也知道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却懒得杀人，没心思杀人。（神宗万历帝的昏庸可列明朝历帝之首，只知道吃喝玩乐，什么事都不愿管，一切宽大放任，根本没想到要派锦衣卫去抓人来折磨，厂卫的监狱荒废以至长草，那何尝不是一种德政。）幸运的是明朝所多的正是这类朱元璋的不肖子孙，然而明朝也因此一直在苟延残喘，半死不活。明朝所缺的正是贤明、仁厚的皇帝，这种仁君既可保江山又不至于太危害百官、百姓。在极端专制的环境下，要出现这种人可真不容易，贤明的皇帝即使起初仁厚，也会慢慢地蜕变成残酷，如果不是由贤明变成昏庸的话。朱元璋的子孙中是曾经出过这类仁君候选人的，即建文帝和仁宗（成祖之子），然而一个四年之后被迫流亡，一个一年不到即病死，都未来得及干番事业，这是大明王朝的不幸，也是大明子民的灾难。”

显然，在1993年8月24日，方舟子尚未听说、或者听说了而未能领会John Dalberg-Acton勋爵一百多年前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与这个名家名言相比较，方舟子上文的前五分之一言论，从“权力无边”到“政治恐怖也就达到了极致”，就像是一个不知道几何定理的小学生，非要用量角器来测量三角形的内角和一样。也就是说，除了无知和无畏，方舟子还“无思”——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几乎是零。

《明史（之九）》接下来的五分之一文字，即说什么“明朝之前的皇权……只是一种默契，还未完全表面化”，又是无知无畏的谰言。实际上，《尚书》中就有“有夏服天命”的说法。到了周朝，又出现了“天子”的说法，当时的周王称为天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东周末年，五德终始说开始出现，秦始皇就自认是秦承水德，色尚黑。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把君权神授的思想明确化。请问方博士：还得怎么样，皇权才算是“表面化”？

另外，方舟子的这句话，“从朱元璋开始，皇权至上的秘密被公开了，默契成了真正的社会契约”，最为可笑。首先，“皇权至上”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这从伯夷、叔齐试图阻止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项羽杀义帝而被判为“大逆无道”，都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只有极端无知的人，才会以为这是什么秘密。第二，社会契约从本质上说就是默契，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从来就没有正式签署什么明文合同。说“默契成了真正的社会契约”，不仅在法理上说不通，在逻辑上也极为荒谬。

确实，逻辑的荒谬，乃是方舟子史论中仅次于无知的最大特色。你看他刚刚说过“明朝之前……每个朝代的暴君也就那么一两个，可说只是特例，到了明朝，暴君却成了常规了”，但马上就接着点出了明朝只有三个暴君：“从太祖、成祖到崇祯帝”。为什么“一两个”就是“特例”，而“三个”就算作“常规”？你方舟子又是根据什么来定义“暴君”的？难道就是看他们是否“特别喜欢杀高官贵族”？又如，方舟子刚刚说完“在极端专制的环境下，……贤明的皇帝即使起初仁厚，也会慢慢地蜕变成残酷，如果不是由贤明变成昏庸的话”，但马上就接着说“建文帝和仁宗”的夭折“是大明王朝的不幸，也是大明子民的灾难。”既然他们早晚都会变得残暴或者昏庸，他们的夭折与否对大明王朝和大明子民又有什么区别？即使有，也应该是“幸运”，因为他们在“蜕变”之前死掉了。至于方舟子说什么“皇帝越精明越可怕”、“幸运的是明朝所多的”是昏君，更是让人大惑不解：什么样的人会对皇帝的精明感到可怕？又是什么样的人会对出现昏君感到幸运？

总而言之，方舟子的上述史论，始于无知，终于谬妄。如果我们从善意的角度来评价，则它们就像是一个在做“生命的沉思”的弱智者发出的喃喃臆语。但是，假如我们认定方舟子具有与他的年龄和教育相当的智力的话，则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无知——不仅没有知识，而且没有良知——的“高干子弟”、站在“高官贵族”的立场、在为自己失去的一切而作出的诅咒和哀鸣。换句话说就是，尽管方舟子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并且已经在民主国家生活了将近三年，但他的头脑却像是一具封闭了两千余年的专制牢笼，其中关押着两个精灵，一个叫愚昧，另一个叫黑暗。

III、胡搅蛮缠斗都人

如前所述，方舟子在《大明小史》中乱侃，不外就是把朱元璋强拉硬扯到“老毛”那里。在1993、1994年间，在海外骂“老毛”乃是“政治上正确”之举。所以，方舟子的这类言论，在ACT上大概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挑战。而按照方舟子的逻辑，他的没有受到别人反驳的言论，自然就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逻辑，见方舟子：《刘县书是如何断章取义、筛选事实的》）。这样一来，在“乱侃”了一系列的“明史”之后，方舟子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晋级为明史权威了——至少在互联网上。

和所有心胸狭窄的人一样，方舟子的“领土”观念特别强。他当了自诩的诗人，就恨不得别的诗人都统统死绝，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诗人。所以，在他的杂文中，有一类专门痛骂诗人。他学了生物学，别人要在这个领域发言，尤其是在他控制的新语丝上发言，都会遭到他的明攻暗算。（笔者当年投稿新语丝遭到“拒绝”，实际上就是因为不小心闯进了方博士自己划定的地盘。此是后话。）同样，方舟子在成了自封的明史权威之后，别人就不能再随便谈论明史了。

话说1993年11月12日，《华夏文摘》（总第137期）发表了一篇署名“都人”的文章，题目是《狐臭与胡臭补论》。该文不过是以陈寅恪的一篇旧文为起兴，讲了一个民间传说，即明初有迫害胡人的事情。但是，千不该万不该，都人先生接着又加了这么一段按语：

“都人案，当代民俗与远古神话于历史研究同为严肃资料，不可偏废而概之为野狐之谭，况明初对逊元人士之‘阶级报复’，史有明文，故上述苏北民俗可信度甚高。如是，则不仅可助‘胡臭’之说，亦得略正寅老象牙塔之偏颇。”

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都人当日是否有隔山打虎、指陈（寅恪）训方（舟子）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其净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把方舟子惹怒了。方舟子为什么要发怒呢？原因有二。第一，都人的文章显然闯入了方舟子的明史领地，这对方舟子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明史权威方舟子不仅从来就没有听说“明初对逊元人士之‘阶级报复’”这回事，而且对都人所说的“史有明文”也没有见过。第二，对于“文抄公”方舟子来说，他的所谓“治史”，其实质就是抄书。因此，他坚信书本上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其余的材料，都没有价值。而都人所说的“当代民俗与远古神话于历史研究同为严肃资料”这句话，对方舟子来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离经叛道。

其实，都人所说，乃是史学界的常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把史料分为“在文字记录者”和“在文字记录以外者”，而后者之一就是所谓的“口碑”。但是，以方舟子那闭塞的头脑，文字以内的史料尚且只能容纳与自己观点一致的那部分，那些与他的观点相反的史料，并且是非文字史料，他如何能够容纳得了。1993年11月，方舟子撰写《明初的民族政策小议》一文，寄给《华夏文摘》编辑部。这篇文章引经据典，无非是要证明下面这一点：

“明初并无如此残暴的民族政策，也未有民族灭绝的屠杀，相反的，明初的民族政策，实际上相当宽厚，尤其对曾经残酷压迫汉人和其他民族的蒙古统治者，可以说是以德报怨。”

也许今天的读者会感到不解：方舟子不是拼命要把朱元璋说成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阴险刻毒，嗜杀成性”的暴君吗？这样的人，怎么会对前朝的统治者“相当宽厚”并且“以德报怨”呢？当然，天下事难不倒方全才。他信手拈来一个新理论：

“我们不能因为朱元璋专横残暴，屠戮百官百姓，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也会对异族进行灭绝性的屠杀，实际上，对本族人残暴，对异族人宽厚，往往是暴君的一个特点。”

方舟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12月24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十二月号“留学生增刊”上。《华夏文摘》在当时是全球影响最大的中文电子刊物，《明初的民族政策小议》是方舟子在《华夏文摘》首次发表的明史“论文”。可惜的是，方舟子的这篇论文，不仅没有能够确立他在中文网上明史权威的地位，反倒使他显得更像一个蹩脚的“民史”。这是因为，同期“留学生增刊”还发表了都人的答辩文章，《“史有明文”——答方舟子先生之“商榷”》。都人的文章，论长度，是方文的二倍；论内容，比方文更丰富；而其文笔，圆熟老道，挥洒自如，较之方舟子的青涩稚嫩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更让人叹服的是，都人引用的文字史料远远地超出了方舟子的眼界：从“羽田亨在日本出版的《明代满蒙史料·蒙古篇一》”，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年第二本”，再到“德国汉学家O. Franke着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Vol. 4）”，再到“Н．Ц．Мункуев的专题论文”。总之，都人的文章，立即使方舟子相形见绌。

那么，都人都说了些什么呢？其实，他只谈了一个问题，就是“方文中反映出的读史方法和态度”。都人的观点不过是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主流书”不如不读书。实际上，这个观点不仅是史学界的常识，而且是稍有生活阅历的人都应该懂得的道理。方舟子虽然社会阅历浅薄，但他生在文革初期，学生时代又经历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政治思想运动，再加上他的“班干部”经历，以及其父在家办案的间接影响，想要搞懂官方文字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鸿沟这个道理，应该并不困难。但是，方舟子搞明史，其志根本不在明史。所以，真理这个概念，在他的头脑之中，并没有什么位置。他所关心的只是这样的问题：假如他就这么草草收场，那么他辛辛苦苦抄了半年多的书而积攒下来的名声，也就付诸流水了。所以说，不要说都人写了三千字，也不要说都人谆谆教之以常识，就算都人磨破了嘴皮子，写成一本教科书，方舟子也绝不可能回心转意。

1993年12月27日，方舟子“一气写完”一封“给《华夏》的信”，这就是后来被他连同《小议》一起收入《方舟在线》和《江山无限》中的《也谈“读史方法和态度”答都人先生——致〈华夏文摘〉编辑部》。这封两千余字的信，从酝酿，到完成，实际上耗费了方舟子三天的时间。（见：方舟子：《关于图雅、我和〈华夏文摘〉的恩怨答CND总编熊波》）。在这封信中，方舟子先说，主流史书与非主流史书在明初民族关系问题上的记载“没有任何的冲突”；然后提出这样的要求：

“都人先生若真是学历史的，当知道读史向来注重原始材料，要知道主流史书和实录究竟是否一致，把它们都通读一遍再来发此高论不迟，而不应该迷信‘学者’的话。”

看到了吗？方舟子这个连必读书都不读的人，此时却要求别人把“主流史书和实录……都通读一遍再来发此高论”。其实，假如方舟子以这个要求的十分之一来律己，他也不会老着脸皮和都人打这场官司。无论如何，尽管我们无法知道都人是否达到了方舟子的要求，但他显然读过《大明律》，因为在《“史有明文”——答方舟子先生之“商榷”》中，都人写到：

“在作《胡臭附记》时，考虑到敏感性，笔者仅根据‘最小公共集合’原则，按《大明律》中公然‘明文’规定‘蒙古、色目’‘不准本类自相嫁娶’等迫害歧视条例（有兴趣者可参阅将在ＡＣＴ播出的“不许乱伦”系列）点出‘阶级报复’一句。这些条例暴露出‘莺歌燕舞’的官方宣传之下极深的民族矛盾问题，但被公然列入法律也是古今中外少见的。”

对此，方舟子是如何答辩的呢？他说：

“把一条法律条文当成实际发生的史实，这种‘读史方法和态度’的确值得商榷。都人先生不知或有意忽略了在这条规定中有一条小注：‘务要两相情愿’，在后面更有一条实际取消该规定的但书：‘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①都人先生大概真地不知道，明初《大明律》的法律权威地位并未确立，执法上是‘依例不依律’，以致成祖一即位，便颁诏禁止‘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要求‘一依《大明律》拟议’②。更有许多资料表明这条‘禁止本类自相嫁娶’的法律并未得到执行，对这条法律的前因后果，中文网的读者相信也已有了自己的结论。”（方舟子尾注：①《大明会典》卷一六三；②《明会要》卷六十四）。

方舟子的这段话，充分地暴露出了他胡搅蛮缠的嘴脸。首先，“把一条法律条文当成实际发生的史实”，这种读史方法和态度有什么“值得商榷”的？显然，方舟子说出这样的话，是把“法律条文”和“史实”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但实际上，“法律条文”就是“史实”，就像“米饭”就是“饭”一样。至于方舟子指出的那条“但书”，其具体含义，本来说得很明白，即仅适用于“回回钦察”，根本就不适用于蒙古人。问题是，方舟子说它“实际取消该规定”，他的头脑到底是如何推理的？方舟子为什么不问一问自己：明政府为什么设立一条规定在先、然后再加一“但书”来“实际取消该规定”？

其实，万历年间作成的《大明律集解附例》，对这一条款有详细的解释：

“蒙古即达子，色目即回回，钦察又回回中之别种。回回拳发大鼻，钦察黄发青眼，其形状丑异，故有不愿为婚姻者。此言胡元入主中国，其种类散处天下，难以遽绝。故凡蒙古及色目人听与中国之人相嫁娶为婚姻。又务要两相情愿，使之各得其所，可也。不许蒙古色目人之本类自相嫁娶，如本类中违律自相嫁娶者，两家主婚杖八十，所嫁娶之男女俱入官，男为奴，女为婢。然回回钦察在色目人中为最丑陋，中国人有不愿与之为婚姻者，则听其本类自相嫁娶，又不在不许自相嫁娶之禁限。夫本类嫁娶有禁者，恐其种类日滋也。听其本类为婚者，悯其种类成色也。立法严而用心恕，所以羁縻异类至矣。”（见《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六之“蒙古色目人婚姻”）。

有谁能够看出那条“但书”是“实际取消该规定”吗？

至于方舟子说的“明初《大明律》的法律权威地位并未确立，执法上是‘依例不依律’”，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胡勒。按照一般的常识，“依例不依律”是指在“例”与“律”有冲突或不吻合时的情况，以“例”代“律”。这并不是说“律”被全面废止——在没有“例”的领域，当然还是要“依律”的。本来，方舟子要从这一点上来驳都人，他应该自己把大明的例、律“都通读一遍”，找到在“蒙古色目人婚姻”方面有比这个“律”更“宽厚”的“例子”。可他却先来了一个明初“依例不依律”，接着再说一句“更有许多资料表明这条‘禁止本类自相嫁娶’的法律并未得到执行”，然后就敲得胜鼓，凯旋而归了。其实，既然“有许多资料”，方舟子为什么吝啬得连一条都不肯拿出来？

事实是，“有许多资料表明”的恰恰是明初确实存在种族歧视或者迫害。《回族研究》2006年第1期发表了马明达的《朱元璋歧视色目人》一文，其中列举了数十条史料，来证明当时存在种族歧视。且看其中的几条：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禁胡服、胡语、胡姓。”（郑晓：《吾学编》卷一）。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谈迁：《国榷》卷三）。

“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明会典》卷二二）。

“按洪武中建十四楼于京师，以处官伎，曰：来宾、重泽、清江、石城、鹤呜、醉仙……。书[旧]传有碑记，色目着猪皮靴，不许乘骑，若行中径，许平民打死勿论。”（邓之诚：《骨董琐记·教坊司题名碑记》）。

方舟子不是口口声声地说主流史书与非主流史书“二者在此事的记载却没有任何的冲突”、“异口同声”吗？那么，为什么《明实录》和《明史》没有记载《国榷》的“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呢？可笑的是，方舟子还大言不惭地吹捧《国榷》“震烁千古”。其实，即使《国榷》真的能够“震烁千古”，它也还是震不开方舟子那颗顽固封闭的脑袋，因为他根本就不读这本书。否则的话，他就会看到该书卷三记载的这条“史实”了。

方舟子这封“给《华夏》的信”，在投稿三日之后，就被告知拒绝发表。方舟子“恼羞成怒，从此落下病根，没再来[投]过稿”。（这是方舟子在《玉米花粉的妄想狂笑话》中，猜测笔者“反方”动机的话。一般说来，方舟子形象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都相当弱，所以凡是他猜测的别人的某种心理或者动机，其根源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心理活动和体验。）

《华夏文摘》事件对方舟子的打击极大。其直接后果就是他立志创办自己的刊物，掌握话语权。这个刊物就是两个月后的新语丝。（关于此事的经过，详见方舟子作于1999年初的一面之辞：《关于图雅、我和〈华夏文摘〉的恩怨答CND总编熊波》。）《华夏文摘》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大明小史》从此进入尾声。（方舟子的《大明小史》五十余篇，主要绝大多数作于1993年8月到12月间。从1994年1月到4月，方舟子仅稀稀拉拉地写了六、七篇，其中包括那篇抄袭吴晗的《明初酷刑》。）

（文档整理：独秀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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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东《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出版

作者：朱光东（苦丁）

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

目录

红楼梦因何伟大（代序言）

红楼梦吊明反清思想管窥（节选）

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管见

“顽石”与“补天”

“三春去后诸芳尽”析

《姽婳词》民族主义浅析

是“大骂异族”还是“歌颂满洲”

“末世”还是“盛世”

论红楼梦的悲剧冲突及结局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

《红楼梦》诗词民族主义浅析

也论借秦可卿出殡和秦钟之死诅咒顺治在北京即位

贾敬之死与雍正之死

 “啖肉食腥膻”的妙玉

红楼梦与“薙发易服”

也论“贾天祥”影射洪承畴

曹雪芹考证质疑

红楼梦的演变

揭开薛宝钗的画皮

“芙蓉女儿诔”发微 

红楼梦艺术表现手法

附录：

红楼梦书中日期的反清用意（节选）（张贻柱）

《红楼梦》反清之新证据（节选）（展静） 

后记 

欢迎惠购。

每本定价：25元。挂号邮寄费5元。

邮购地址：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中兴小区38号。朱光东 收。

邮编：538021

红楼梦因何伟大（代序言）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把红楼梦看做中华民族的骄傲，可见对红楼梦评价之高。但是，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鲁迅先生这样说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排满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蔡元培。他指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对于蔡元培的排满说，刘梦溪这样论述道：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梦》里有反满思想，是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的。[1]

但是，人们往往把民族主义理解为狭隘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人们认为，如果把红楼梦理解为一部民族主义作品，将降低其思想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研究红楼梦民族主义之前，有必要对民族主义作一简单的了解和评价。

列宁指出：“抽象地提出一般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2]

也就是说，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非正义的，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正义的。“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3]“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4]

在清代，满洲是压迫民族，而汉族及其他民族是被压迫民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是完全正义的、进步的。

毛泽东在致何干之的信中就说道：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5]

这充分肯定了反清斗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6]。

张玉兴在《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也指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7]。

何龄修在《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一书序言中也说道：

“当时最明显、突出的事实是：一，清朝皇室先世从明初开始就是东北卫所武官，他们所代表的满族（女真人）就是明朝臣民，中国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二，他们崛起于东北一隅白山黑水之间，自努尔哈赤反明自立，开始隐没与明朝的传统关系，称明为“仇国”[8]，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还称明为“中国”，自称“我国家”[9]，顺治也强调满洲与明“本为敌国”[10]，甚至雍正仍坚持明为“中国”，自居为“外国之入承大统者”，相互间“则邻国耳”[11]；三，明末农民起义激烈，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建立政府，与明朝争夺统治权，力图取而代之，但国家并没有分裂，不存在由谁统一的问题，如果说有分裂，就是后金（清）自立为国；四，清兵入关，实行屠城、掳掠、剃发、易服、圈地、缉逃等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官民猛烈反抗；五，清兵入关后满族才真正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清兵入关是以征服者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实行屠杀、掳掠、人身奴役等政策，是非正义的。尤其严重的是，自称建国，自己抹杀作为国内民族、明朝边疆武臣的地位。把这些政治表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不削弱清兵入关作为国内民族斗争的意义，使性质向着国家间斗争倾斜、转化。这个问题很尖锐，不能睁着眼睛不顾，装作不知道。……有些议论，将清人进行的战争誉为‘轮流坐庄’，甚至抬为‘统一战争’，显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是不但完全蔑视明人正义，也完全无视清人立场的自说自话。”[12]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江泽民撰写《序言》、杨义、邓绍基主编的《古今文学名篇》这样评价抗清英雄夏完淳：“明亡后所作的诗文，饱含爱国激情和英雄豪情，慷慨悲壮。”[13]

对顾炎武的评价是：“顾炎武则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反清斗争，坚决不仕清廷。……心存恢复故国之志，始终坚持民族气节。”[14]

该书还歌颂了岳飞、张元幹、陆游、辛弃疾、陈亮、文天祥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这说明岳飞、陆游、文天祥、顾炎武、夏完淳等是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代表，他们反抗异族压迫的行为和思想是爱国主义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

因此，如果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那么她就是一部延续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历史地位，而是使之与岳飞、陆游等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刘梦溪也这样说道：

明清易代，“甲申之变”继之以“乙酉之变”，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掳掠，势如破竹，但同时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州城县府的命官和守将，常常是坚持到最后，宁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杀），也不向强敌投降。而在南都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过各种方式从事抗清活动。……我曾说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转捩点，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发苏与张扬的历史时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发的文化之冲突更加悲壮惨烈。可是到了清中叶，特别是到了文字狱盛行的雍正与干隆统治时期，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事实上已经耗磨得差不多了。《红楼梦》的大可贵处，就在于他的作者不顾密布的文网，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法，重新与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应。[15]

刘梦溪还指出：“总之《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的一个绝大的题目，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此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16]

本书是探讨红楼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尝试。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很多问题也还在探索当中，认识很肤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盼方家、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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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红学说索隐》。

刘梦溪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354a8010009bg.html）。

[2]《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1页

[3]《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页。

[4]《列宁全集》第20卷，第11页。

[5]《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引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毛泽东>>著作选登>>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6]陈梧桐：《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98年6月20日《学术动态》版。转引自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一文。

见中华文史网•清史研究•专题研究•清史研究综述栏目（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QSYJZS/12/08/2004/6734.html）。

[7]张玉兴：《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转引自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一文。

见中华文史网•清史研究•专题研究•清史研究综述栏目（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QSYJZS/12/08/2004/6734.html）。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df427d0100ji8q.html) – 红楼梦因何伟大（代序言）_苦一丁_新浪博客

[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何注。

[9] 《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何注。

[10]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六，顺治十一年九月己丑。——何注。

[11] 《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何注。

[12]《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杨海英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第一版。

转引自国史探微网•新书选介（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c02/744.html）。

[13]杨义、邓绍基主编：《古今文学名篇》，第41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4]杨义、邓绍基主编：《古今文学名篇》，第42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5]《百年红学说索隐》。

刘梦溪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354a8010009bg.html）。

[16]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83页。中国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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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df427d0100ji23.html

葛兆光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

【关键词】明清；薙发易服；朝鲜；《燕行录》；历史记忆；民族主义

【摘  要】在17世纪中叶以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的旅行记录中，对“薙发易服”后满清王朝的服装有大量尖刻和严厉的批评，通过这种批评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化。朝鲜人对满清服装的鄙夷，其实来自一种文化立场，他们固执地认定汉族才是中华帝国的正统，大明衣冠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而满清却是蛮夷，穿满清服装则是文化沦落的象征。同时，他们想像在戏台演出、使团朝觐以及妇女衣着等方面保存的旧时衣冠，能够再度唤起汉族的历史记佗，这表现了当时朝鲜人坚定的“中华”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后面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汉族服饰的斥责，并没有充分理解一般民众“遵时”和“从俗”的习惯，因此在这种关于中国的批评中，既有正当的朝鲜民族主义感情，也有维护正统的偏见和过于严厉的高调。

Where are the Hats and Clothes of Ming Dynasty Nowadays

GE Zhao-guang

（History Department，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ir-cutting and clothes-changing； Korea；Yan Xing Lu；historical memory； national-ism

Abstract：Numerous severe and sharp criticisms of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hair-cutting and clothes-changing” can be found in the travel notes of the Korean ambassadors who were sent to Beijing after the mid-17th century. Anenorm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rean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 felt in these criticisms. It can be said thatthe scorn of the Koreans to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its origin in a certain kind of cultural position from whichthey took the Hans as the orthodox of Imperial China and the clothes of the Ming dynasty as the orthodox of Chinese culture. While the Manchus were barbarians, wearing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would be taken as an obvious sign of cultural degradation. Moreover, they thought that the Hans’ historical memory could be aroused by wearing the old Hatsand clothes on the occasions of stage performance, the pilgrimage of ambassadors in the Royal Court and the daily life ofwomen. A firm notion of “Chinese”in the minds of the Koreans and the nationalist emotions behind that had their expressions in their actions. Their blame of the Hans’ clothes-changing showed that they had little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of the ordinary people’s choice of conforming to the custom and necessity. Therefore, we can find both nationalist emotions of the Koreans which were reasonable and the prejudices and some time too severe exaggerations which were aimedto maintain the tradition.

引子：不意犹见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1765），35岁的洪大容（1731-1783）随朝鲜使节团出使清帝国，到达北京以后，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装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后，走出午门，有很多好奇的人围观，这时“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都笑而不答。[1]（p90）据洪大容事后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昊湘，一个叫彭冠。在朝鲜使臣穿着朝鲜正式衣冠，其实就是被满清灭掉的明朝衣服。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满清帝国首都的一道异样风景，朝鲜使者常常被好奇地围观，不止是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更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2]（p95、102）显然，满清帝国的文化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好奇。

其实稍早的时候，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场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记载：“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绒，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2]（p173）这就是旧朝大明的衣冠。对于曾经沧海桑田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郑太和（1602～1673）到清帝国来，就看到“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3]（郑太和《阳坡朝天日记》，p106）。而麟坪大君李洽（1622～1658）在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3]（李㴭《燕途纪行》中，《燕途纪行》下，P221、234）

但是时间会磨灭记忆。在康熙八年（1669），当一个普通汉人王秀才被朝鲜人阂鼎重（1628-1692）询问明朝冠服带履之制时，他还能说出秀才、举人、大学士的制度，当阂鼎重拿了实物考问他，儒巾是否“无缨脚”的时候，他还能一一指出“龙眉凤目俱在，其制是无差也，元无缨脚。[4]（闵鼎重《老峰燕行记》，P379-380，389）但是，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国已经建立120年，算起来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汉人都已经习惯了满清的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潘庭箔看见洪大容“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是朝鲜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朝鲜人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5]（洪大容《湛轩燕记·千净笔谈》，p375）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之门

这是“明朝遗制”，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虽然汉族人并非天生就应当是中国的执政者，但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洲）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1607-1667）到北京时，就说汉人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6]（洪命夏《燕行录》，p314），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大约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在见到朝鲜使者阂鼎重的时候，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官居正七品，进士出身，虽然遵照清朝制度穿了清代衣服，“不敢戴纱帽”，但是仍然“羡贵国尚存汉官威仪”。[4]（闵鼎重《老峰燕行记》，p386），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押（1737-1795）还记载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赦然有惭色”。

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但是，存有这种历史记忆和族群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汉族人对朝鲜使臣穿的明代衣冠，好奇归好奇，但只是看看而已，最多是啼嘘一番，甚至还有人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穿的满式服装辩护，他们半是自嘲、半是解嘲地说，满清的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3]（李坤《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P644）；还有人觉得一代有一代的衣冠，像前引叶梦珠《阅世编》中就承认，“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所以，潘庭笃就对洪大容说，这其实并不是为了钳制汉人，当年达海库尔缠也建议“衣服从汉人之制”，但是皇帝不听从的理由是，满族（洲）服饰使人方便打仗，因为穿了汉族人的“宽衣大袖”，等于任人宰割，“若效汉习，诸事便怠惰，忘骑射，少淳朴，失礼度”。[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16-417）

汉族中国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崔德中这样的朝鲜人也知道，汉族人如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清帝国那种“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视。他们反复说，满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3]（李坤《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P644）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

满清人关前后，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进人汉族地区，又强迫民众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洲）习惯强迫汉族，实际上，恰恰无意中沿袭了“改正朔、易服色”的汉族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用同样的传统应对，以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隽。与丧乃心，宁死乃身”，“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①]在这上面，好像新朝和遗民势不两立。

落发易服的过程其实相当残酷和艰难。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根据《东华录》记载叙述道，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清人刚刚进人北京，曾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摧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但是因反抗甚剧，多尔衰曾于同月二十四日发出谕文，暂时收回成命，让“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是，不久由于江南平定形势变化，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日便再次下令严厉的命令：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俊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落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②]

但是，实际上一道禁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叶梦珠的记载说，虽然到了顺治二年，满清“克定江南”，但是旧时传统依然延续，“郡县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唯营兵则变服满装”；到了顺治三年，洪承畴发布严厉禁令以后，服装才开始变化，但仍然不那么容易变过来，在顺治六七年间，朝廷颁布官员正式服装规定，“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偕越”，但是民间便服仍然很乱，到康熙九至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才“一时翁然敬畏，格守凛遵”，[2]（p175）有了真正全面的改变。

改变是要改变的，毕竟大多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在权势的威逼下，渐渐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因此，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洪大容到北京的半个世纪前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帝国时，曾和一个90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日：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3]（崔德中《燕行录》，p406）

这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阂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人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着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着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向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3]（闵镇远《燕行录》，p333，343）20年后，李宜显（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吞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3]（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p518-519）

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洪大容曾经问汉族文人道：“古称士以布衣，今见兄辈，皆着锦衣，未知中国古俗自来如此耶，抑迩来尚侈而然耶？”严诚便说：“此非古俗，吾辈亦未免从俗，世道相见之人，大率如此。”洪大容又问道：“（遗民）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严诚便说：“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极古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坚持“古服”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则人皆笑之矣”。[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81）

毕竟已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的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近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不是遗民，仍然是异域使者的衣冠，偶尔是唤回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人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绮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88）

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少去，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再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完全随着时代变迁而流逝。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些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民族历史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李德惫（1741-1793）出使燕京，一日往东安门渴大成庙，“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入无节，使者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7]（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入燕记下》， p287）。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在这一政治舞台上的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潘庭绮和严诚，这两个标准的汉族文人在与洪大容谈话时就不得不承认，就连他们最尊敬的孔孟程朱再世，也要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洪大容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非先王之法服，不须问也”。但严诚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不了解清国之制，便告诉他说：“必须五品以上带之，而翰林则以七品而亦许带。”可是，洪大容却故意调侃地说：“此必自已崇佛者带之。”严诚便回答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01）

可是，戏台上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七子”，他们“供称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认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害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8]（p619）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宵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潘庭绮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8]（p388）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军服，而像形《水浒传》与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话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观，还可笑也。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3]（崔德中《燕行录》，p406）。不过，崔德中只是痛说大汉衣冠成了优伶之服，但是没有参透这一层，注意到这恰恰成了汉族威仪的最后舞台。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1767-？）看到戏台上的老者，也说“一着阔袖团领头帽腰带，一应我国朝士之服，跪揖进退，皆中节奏，大抵胡儿见我国朝服之人，则必曰倡氏云者，盖以此也’[5]（徐长辅《蓟山纪程》卷四，P774），不过，他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戏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纱帽，团领裳债，历代中华之法服备焉，所谓礼失求诸野者也”[5]（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五，P802）。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绮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75-376）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有意保留的东西，康熙五十二年（1713），金昌业在返回朝鲜途中看到处处演戏，便详细记载了清国戏班的情况，说“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惩，而前代冠服之制，中国风俗，可观者多，如今日汉人之后生犹羡慕华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戏子亦不可无也心”[9]金昌业《燕行日记》，p167），一百多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5]（朴思浩《心田稿·燕行杂著》，p900）又过了20年，李遇骏到中国来，看到从正月到三月处处演戏，男女老少争相施舍钱财，他就想像说，演戏虽然浪费，但是“中华衣冠，前代风俗，于此乎亦有可征者”[10]（李遇骏《梦游燕行录》，p18），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着汉族故国离黍之思，这些“中华衣冠”似乎也真的能唤起人们的前朝记忆。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起历史耻辱的汉族衣冠，除了在戏台上外，还在外国使节身上可以看到，这倒是对化外之人的豁免。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擅、遍地蛮夷，不过“礼失求诸野”这句话却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时时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特别是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平定安南战图册》中的一幅《阮光显入觐赐宴图》，正可以映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关于安南服饰的一些记载。[③]在当时朝鲜使者的眼里，琉球使者的穿着虽然有小小差异，但大概还是中华遗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韩某在北京看见安南使团，就说安南人“皂帽团领品带大盖如制，而唯是披发垂后加帽于上，为骇见耳”[11]（韩泰东《两世燕行录》，p233）；徐浩修（1736-1799）《燕行纪》卷二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饰金袱帽带，穿黑皮靴”[5]（徐浩修《燕行纪》卷二，p459），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至于琉球，也大体还是中华遗制，据说琉球遵守朱子家礼的规制，来北京朝觐的官员也基本上是明朝衣冠，“三品以上带黄缎画龙带，六品以上带红缎画龙带，而其他则或黑或蓝，随其所尚而带云”[④]，只是他们的头发不剃，盘在后面用短簪绾住，他们的衣服是短衣外着窄袖长衣，下端为曲尺形边。[l2]（金舜协《燕行录》，p361）不过这毕竟属于旧制，乾隆年间金正中（？-1793）就这样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和安南使者：“琉球则朝袍广阔，有古人制度，而以黄帛广半尺者为带，紧紧束腰，头上又以黄色绫裁作一帕，如我东之幞头而小异虑，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安南高髻网布，朝袍角带，与我国恰似，且所着帽谓之‘文公冠’。”[5]（金正中《燕行录》，p573）

不过，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是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者徐浩修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君臣在朝觐的时候，换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便明知故问：“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这本是安南人当时小自翼翼的策略，但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5]（除浩修《燕行纪》卷二，p459）到了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1788-？还在批评当年安南国王贪图乾隆皇帝一时恩宠改换衣着，借着评论暹罗衣冠沉痛地说：“清人中国，天下皆袭胡服，为区域之外，自仍旧俗……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唯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13]（姜时永《輶轩续录》，p141）而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尽管穿着大体并无舛误，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其人轻薄狡诈，无谨厚底意。缅甸则孟获之遗种也，衣蟒布头不着以黄帛环以两髻而露出长髻，极可笑也”。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就有一种居高临下自居正宗的傲慢，面对日本人，更是以自己的服装接近大明衣冠而自负[⑤]，同样面对已经改易服色的清国人，他们更是从心底里透出不屑。他们来到清国，便时时试探地询问大明衣冠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外国使节的服装已经让汉族中国人追忆往事时不免羞惭，而身穿大明衣冠的朝鲜人也因为穿了汉族传统的衣服而相当自豪。雍正年间，李宜万（1650-1736）到沈阳，一个叫做张裕昆的汉族读书人来与他笔谈，他就有意向他展示朝鲜“衣冠之制”，穿上道袍说，这是我们上服，张便羞愧交加地写了“法服”两字，李又穿着衣服作拜揖之礼，这更引起张氏的无地自容，写道：“此是汉礼，如今文庙，则行此礼。”据李宜万说直截了当地追问道：“先生乃是汉人，见仆等衣冠，想有悦慕之心矣。”这个汉族读书人便用笔写了四个字“不言而喻。[14]（李宜万《入沈记》，p234、267）有人问朝鲜使者金正中：“（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此是中华旧制，子或未闻耶？其名曰暖帽，冬则着此，春夏之间，或纱帽金冠。”[5]（金正中《燕行录》，p573）而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时，他们却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他说：“中国之帽子、狭袖，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之时，这是华制耶。座中相顾笑视，末乃愀然曰：此非汉唐宋明遗制也，国制也。[5]（朴思浩《心田稿·燕行杂著》，p920）另一个乾隆年间出使清国的俞彦述（1703-1773），便得意地记载说，“彼人（指汉族中国人）有指我衣服而磋叹者，曰：此圆领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戏指其衣云：此亦好制度”，使得汉族中国人大为羞愧，连说“不好不好”。[15]（俞彦述《燕京杂识》，p294）

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⑥]

五、汉族妇女的服饰：边缘的模糊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的《耕织图》与清初的《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的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的《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14]（p484-489、514-515）这倒是实的，就在明朝灭亡的那一年（1644），朝鲜使者成以性（1595—1664）在早已是清人控制下的宁远卫看到，这里虽然“公私家舍，大半夷灭”，但是“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17]（成以性《燕行日记》，p148）有时候，审美的习惯并不跟随政治的规训，到1712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还注意到，“（汉人）女人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问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3]（崔德中《燕行录》，p37）。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看法，因为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是对汉族衣冠的坚持。他们自己从很早起就穿汉族的衣冠，并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1075—1151）的序文中，把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分为五期，称“新罗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色，至第二十三叶法兴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犹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请袭唐仪，太宗皇帝诏可之，兼赐衣带，遂还来施行，以夷易华。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妇人之服。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我太祖受命，凡国家法度，多因罗旧，则至今朝廷士女之衣裳，盖亦春秋请来之遗制欤”[⑦]。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喜爱，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到了明清易代以后，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主体性的意义，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是“夷狄之邦”。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乾隆年间，一个叫俞彦述的朝鲜官员来到北京，看到男女衣服异制，就说，“男子则言语衣服，满汉元无分别，女子则尚服中华旧制，故当初彼中有‘男顺女不顺夕之语”，而汉族中国人也常常面对朝鲜人有些气短，觉得自己穿了蛮夷衣裳，“不好不好，此是鞋子打扮”，自嘲说“我辈独女人不顺”，让朝鲜人俞彦述觉得“可见其有思汉之心”。[15]（俞彦述《燕京杂识》，p283、294）

其实，满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据朝鲜使者洪命夏在康熙三年（1664）的记载，清代初期，当时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但是并没有最终施行。他很好奇坛追问这是为什么，清国的官员就告诉他说，当时朝野确实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这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静。[6]洪命夏《燕行录》，p321-322）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仍然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的政策，也许是觉得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其旧时衣冠并不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忆，也不会成为反抗现政权的族群象征。但另一方面，我以为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人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因而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像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帜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3]（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下》，p505）。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而时间的流逝，更在不断地磨消这种曾经深刻的历史记忆。“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18]（李颐命《燕行诗·次副使见新历有感韵》，p92）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悼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3]（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下》，p482）。

“遵时”其实就是向现买妥协，还有一种说法是“从裕”。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出使北京途中，一连三次向不同人提到同样的话题，得到三次几乎相同的回答。在和一个叫做张奇漠的人谈到明朝衣冠时，张就说，穿旧朝衣冠是“知礼”，但剃头易服是“风俗”。当他在山海关遇见祖上曾是明朝指挥同知的郭如柏，谈及衣冠之制的巨变时，郭却说这是“各朝制度”。当他与一个叫做康田的汉族读书人正话反说，故意说“我是东夷，有甚可观文物，穿的衣冠与大国异样，想必见笑”，没有想到的是，康田却说“爱贵邦衣冠，我这遵时王之制”。[19]（金昌业《燕行日记》，p354-356、386、420）意思都是风俗随各朝而变，时王之制不得不从。同样，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在通州碰到赴京考试的彭氏兄弟，当他问到你们是汉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为什么不穿前代衣服的时候，这两个二十几岁的汉族文人回答是“迫于势”[12]（俞拓基《知守斋燕行录》，P120-121）。所谓“从俗”，所谓“遵时”，所谓“迫于势”，都是无可奈何的意思，经过血雨腥风，正如彭氏兄弟说的，在满清帝国的治下，断然没有不剃头变服的，“其势不得不然”。不过，因为朝鲜在满清政治权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中国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1645-？）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蛮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倒对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20]（姜铣《燕行录》，p503、512）

卢以渐与郑季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道出使清帝国。到了北京，因为他们穿着大明衣冠，因此引起好奇和围观，据说，“其中少年辈见我等衣冠，大笑讥嘲，侵侮之意颇多”[⑧]，难怪差不多同时到北京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01）

真的是“忘本”了吗？也未必。道光八年（1828），离开明朝覆亡已经一百八十多年了，一个朝鲜人问张亨甫说：“入京来，窃有规规管见，盖上国延祚久远，制度范围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礼乐、中国衣冠，是未忍舍旧而然耶？朝着不欲语到耶？列朝来有金石成规而然耶？”这个汉族读书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请者斩。此亦是天数也，又有戒于前者，魏改汉制而云亡故也。”看起来好像很接受满族（洲）衣冠的正统性，不再愿意恢复大明衣冠，但是他临走时却又补写了一句，说“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接着又说，“本日有事，且暂别，另日可至敝寓再谈否，以不便径造使馆也”。[⑨]在这种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神态中，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而20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朝鲜使者李遇骏在广宁遇见汉人萧某，两人之间有一次笔谈，萧某就干脆一些了，“（李）问：‘吾辈所着衣冠，于汝心以为何如？’（萧）曰：‘此本中国衣冠，吾虽不得已胡服，岂无歆羡之心耶？’既而颦蹙眉，隐然有伤感底意。嗯！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间巷之间犹有思汉之心，为之一叹”。既有思汉心，为何汉人却胡服？李遇骏说，这是因为清朝“变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严”。[21]（李遇骏《梦游燕行录》，p437）所以，所谓“忘本”，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和“从俗”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血腥岁月。

注释：

[①] 《弘光实录钞》卷四引马纯仁遗书、《海东逸史》卷十《苏兆人传》引其师张肯堂《赋绝命词》，转引自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第47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年版。

[②] 见《东华录》顺治卷二、卷四。参看桑原鹭藏《支那人辫发的历史》，《桑原鹭藏全集》第一卷第441-453页，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版。

[③] 此图收于《清史图鉴》（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

[④] 佚名《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第50页）。又，可参见俞彦述《燕京杂识》对琉球使团服装的记载（《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第333页）。

[⑤] 朝鲜人洪景海于丁卯年间随着通信使团船队到日本时，正使、副使和书状三人穿红团领，军官穿着羽笠藁鞯，书记医员穿着儒衣冠，他就因为自己人穿着“唐冠道袍”而相当自豪，而对日本人穿着怪异不合中华之制而相当蔑视，在与日本人越缉笔谈时，也因为他自己带了程子之冠，让越缉觉得很是惭愧，越缉的诗里就有“衣冠艳服中华制”，所以他更自豪地记载：“（越）缉……见我国衣冠文物，心悦诚服，顿无一分倭人气味。”《随槎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卷第459页。

[⑥] 19世纪初的1801年，朝鲜使者吴绍载（1739一1811）出使清国，发现当时关内汉族人还有前朝的历史记忆，而关外的辽人却已经“异类”化了，他说：“汉人见东国衣冠，莫不称羡，自伤其变夏，独辽人相随讥笑，夷狄视之。甚矣哉，俗之沦陷于异类也。”转引自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四十二号第170页，日本京都，2003。

[⑦] 转引自武田幸男《新罗·兴德王代の色服、车骑、器用、屋舍制——とくに唐制との关连を中心にしして》，载《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集》第313页，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武田氏指出，兴德王九年（834）下令革除奢华风俗，对各种衣服之制作了严格的规定，《三国史记》卷三三有记载，这是受到唐文宗《俭朴令》的影响，见《唐书》卷二五《车服志》、《旧唐书》卷一七太和六年（831），《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杂录》等等。

[⑧] 卢以渐《随槎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一卷第86页）。在另一处他又记载说，“街小儿见我国衣冠，莫不绝倒，帽带者谓之场戏，戎服者谓之高丽，’（同上第126页）。

[⑨] 佚名《往还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第843-844页），作者乃道光八年（1828）随南球正使、李奎竑副使、赵基谦书状出使北京的朝鲜人。

参考文献：

[1]洪大容．燕记[A]．湛轩书外集：卷七[M]．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影印本2604册．

[2]叶梦珠．阅世编：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燕行录选集：下册[Z]．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

[4]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5]燕行录选集：上册[Z]．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

[6]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7]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8]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八，顺治十年十月戊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二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0]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七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2]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3]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4]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5]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

[17]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8]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9]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三十一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0]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六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003年7月29日匆匆初稿于香港

2004年8月8日修订于北京

2005年4月20日再改于北京

【收稿日期】2005-05-05

【作者简介】葛兆光（1950-），男，福建人，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博导。从事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研究。

【文本整理】独秀书生

资料下载：

葛兆光. 大明衣冠今何在.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pdf（点击进入下载页）

易白沙

《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及《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另见：《五四运动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1959年第1版，第18-31页

天下论孔子者，约分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厉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说也。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委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佑，是谓惰性；不知孔子无此权力，争相劝进，奉为素王，是谓大愚。

孔子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此种势力，全由学说主张，足动当时上下之听。有与之分庭抗礼、同为天下仰望者，墨翟是也。有诋其道不足救国而沮之者，齐之晏婴、楚之子西及陈蔡大夫是也。所以孔子只能谓之显学，不得称以素王。其后弟子众多，尊崇其师，贤于尧舜。复得子夏教授西河，为魏文侯师。子贡常相鲁、卫，家累干金，孔门学术，赖以发扬。然在社会，犹一部分之势力而已。至秦始皂摧残学术，愚弄黔首，儒宗亦在坑焚之列。孔子弟子，善于革命，鲁诸儒遂持孔氏之礼器，往奔陈涉，此盖以王者受命之符，运动陈王，坚其揭竿之志。远孙孔鲋，且为陈涉博土，与之俱死。刘秀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项羽授首，鲁竟不下，荐绅先生大张弦诵之声。汉高祖震于儒家之威，鉴秦始覆辙，不敢再溺儒冠，祠孔子以太牢，博其欢心，是为孔子身后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时则有赵绾、王臧、田粉、董仲舒、胡母生、高堂生、韩婴、伏生、辕固生、申培公之徒，为之倡筹安会。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孔子之两肩。全国上下，方且日日败坏风俗，斯丧人心，腐朽学问。此三项退化，至两汉以后，当叹观止矣！而曹丕之尊孔实较汉武有加。其诏曰：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伞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泗沫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 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尊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

更以孔羡为宗圣侯，修旧庙，置吏卒，广宫室，以居学者。不知汉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孔子不可复生，安得严词拒绝此崇礼报功之盛德耶？就社会心理言之，昔之丈夫、女子延颈举踵而望者，七十子之徒尊崇发扬者，已属过去之事。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又久，遂成习惯。有人诋此滑稽尊孔者，且群起斥为大逆不道。公羊家接踵，谶说坌起，演成种种神秘奇谈：身在泰山，目能辨吴门之马；饮德能及百觚；手扛国门之关，足蹑郊垌之虎；生则黑帝感召，葬则泅水却流；未来之事，遗于谶书；春秋之笔，绝于获麟；几若天地受其指枘，鬼神为之使令，使人疑孔子为三头六臂之神体！公羊家之邪说，实求合滑稽尊孔者之用心。故历代民贼，遂皆负之而趋矣。乃忧时之士，犹思继续演此滑稽之剧，挽救人心。岂知人心、风俗即崩离于此乎？

中国二干余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然后推论孔子以何因缘被彼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是不能不归咎孔子之自身矣！试分举之：

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君主独裁，若无范围限制其行动，势将如虎傅翼，择人而食。故中国言君权，没有二种限制：一日天、一日法。人君善恶，天为赏罚，虽有强权，不敢肆虐，此墨家之说也。国君行动，以法为轨。君之贤否，无关治乱；法之有无，乃定安危。此法家之说也。前说近于宗教，后说近于法治，皆裁抑君主，使无高出国家之上。孔子之君权论，无此二种限制。君犹天也，民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尚书大传》孔子对子张语）。以君象天，名曰天王；又曰：帝者，天称也；又曰：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皆以君与天为一体，较墨翟以天制君者绝异，所以不能维持天子之道德。言人治不言法治，故是尧非桀；叹人才之难得，论舜治天下由于五臣，武王治天下由于十臣；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孝经》、《论语》之大义微言，莫不主张人治。苟子言，有治君、无治国，有治人，无治法，即师承孔子人治之义，彰明较著以言之也。较管、商、韩非以法制君，又迥然不同，所以不能监督天子之行动。天子既超乎法律、道德之外，势将行动自由，漫无限制，则修身、齐家、治国、乎天下诸空论，果假何种势力迫天子以不得不遵？孟子鉴及此弊，阐明君与国之关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弃孔子之君治以言法治，谓先王之法，犹五音之六律，方圆之规矩，虽有尧舜，舍法取人，不能平治天下。其言得乎丘民为天子，舜禹践位，亦由民之讴歌，非孔子所敢言也。

一、孔了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诸子并立，各思以说易天下。孔子弟子受外界激刺，对于儒家学术不无怀疑，时起问难。孔子以先觉之圣，不为反复辨析是非，惟峻词拒绝其问。此不仅壅塞后学思想，即儒家自身学术，亦难阐发。盖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也。宰我昼寝，习于道家之守静也，则斥为朽木；樊迟请学稼圃，习于农家并耕之义也，则诋为小人；子路问鬼神与死，习于墨家明鬼之论也，则以事人与知生拒绝之；宰我以三年之丧为久，此亦习于节葬之说也，则责其不仁。宰我、樊迟、子路之被呵斥，不敢申辩，犹曰此陈述异端邪说也。乃孟懿子问孝，告以无违。孟懿子不达，不敢复问，而请于樊迟。樊迟问仁、智，告以爱人、知人，樊迟未达，不敢复问，而请于子夏；孔子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门人未达，不敢直接问孔子，而间接问曾子。师徒受授，几杖森严，至禁弟子发言，因此陈亢疑其故守秘密，询异闻于伯鱼。—门之中，有信仰而无怀疑，有教授而无质问。王充《论衡》曰：“论者皆云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渭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希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颜、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皋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此说极而深切，触而著明也。”（见《问孔篇》）王充责七十子不能极问，不知孔子不许极问也。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于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惟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而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至于叩原壤之胫、拒孺悲而歌，犹属寻常之事也。

一、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藉口。孔子圣之时者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其立身行道，皆抱定一“时”字。教授门徒，亦因时、因地而异。韩昌黎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夫孔、墨言行大悖，岂能相用？盖因孔子讲学无绝对主张，言节用、爱众，颇近墨家节用、兼爱之说。虽不答鬼神之问，又尝言祭鬼、祭神，颇近明鬼之说；虽与道家背弛，亦称不言之教，无为之治；不谈军旅，又言教民即戎；主张省刑，又言重罚；提倡忠君，又言不必死节；不答农圃，又善禹、稷躬稼，此讲学之态度极不明了也。门人如于夏、子游、曾子、子张、孟子、荀卿，群相非滂，各以为圣人之言。岂非态度不明之故、酿成弟子之争端耶？至于生平行事，尤无一定目的。杀身成仁，仅有空论。桓魃一旦见陵，则微服而过宋；穷于陈蔡，十日不食；子路烹豚，褫人衣以沽酒，则不问由来而饮食之；鲁哀迎飨，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沽酒不饮；从大夫之后不敢徒行，视陈、宋之时，迥若两人。求如宗教家以身殉道，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商鞅、韩非杀身行学，皆不可得。美其名曰中行，其实滑头主义耳！骑墙主义耳！肼肿见召而欲往，南子请见而不拒，此以行道为前提，小德不逾闲，大德出人可也。后世暴君假口于救国保民，污辱天下之名节，皆持是义。

一、孔于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是为儒门安身立命第一格言。孔门之学在于六经，六经乃先生治国政典，管子谓之六家，君与民所共守也（见《山权数篇》）。孔子赞《易》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遂有儒家之六艺。孔子尝执此考察列国风俗政教，其言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孔子因此，明于列国政教，故陈说六艺，干七十二君。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六艺者，孔子之质也，亦孔子之政见书也。孔子尝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干七十二君，论先之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见《庄子·天运篇》）是孔子虽干说诸侯，一君无所钩用。昔言禄在其中，已失效验，忧贫之事，其何可免？既不屑耦耕，又不能捆屦织席，不能执守圉之器以待寇，不能制飞鸢车辖以取食。三千弟子中，求如子贡之货殖，颜回之躬耕，盖不多见。然子贡常相鲁、卫，游说列邦，不专心于货殖；颜回且说齐君以尧舜、黄帝之道，而求显达，其志亦非安于陋巷箪瓢、鼓琴自娱者矣。儒家生计，全陷入危险之地，三月无君，又焉得不皇皇耶？夫孔子或志在救民，心存利物，决非薰心禄饵，竦肩权贵，度不暇暖，尚可为之原恕。惟流弊所趋，必演成哗世取宠、捐廉弃耻之风俗。李斯鉴于食鼠窃粟，遂恶卑贱而悲穷困；鲁诸生各得五百斤金，因尊叔孙通为圣人。彼去圣人之世犹未远也，贪鄙龌龊，已至于此，每况愈下，抑可知矣！

以上四事，仅述野心家利用孔子之缺点，言其学术，犹待下篇。

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有儒者之学，有九家之学，有域外之学。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各思以学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学，则印度之佛，皙人物质及精神之科学，所以发挥增益吾学术者。三者混成，是为国学。印度、欧洲，土宇虽远，国人一治其学，螟蛉之子，祝其类我。佛教之发扬于中国，已有明证。西土文明，吾方萌动，未来之演进，岂有穷期！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工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神州国学，规模愈宏。愚所祈祷，固不足为今之董仲舒道。何也？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学术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也。

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则一而已矣。汉武帝以来，二千有余岁，治学术者，除王充、嵇叔夜、金正希、李卓吾数君子而外，冠圜履句，多抱孔子万能之思想。谓孔子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见《列子·仲尼篇》），乃与佛教精神相往来；《礼运》言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符于世界未来之文化。此种理论，是否合于事实，非愚所敢武断。即令近代文物，孔子皆能前知，发为预言，遂使远方学术，一一纳诸邹鲁荐绅先生之门，汉武帝复生，亦难从事于斯矣。圣哲之心理虽同，神明之嬗进无限。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国人正无须如八股家之作截搭题，以牵引傅会今日学术，徒失儒家之本义耳。

尊孔子者又以古代文明，创自孔子，即古文奇字，亦出诸仲尼之手。沮诵、仓颉，失其功用（近儒廖平之学说）。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焕发，睿思幽渺，灵耀精光，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备；文字为一切文化之结晶，尤难专功于一人。故西方言希腊、罗马文字者，不详始作之人。中国文字，亦得如是。故学者言文字起源，其说不一：有谓始于庖牺者（许慎<说文解宇）序）；有谓始于容成氏、大庭氏者（《庄子》云：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有谓始于无怀氏以前者（《管子·封禅篇》）；有谓始于仓颉者（《鹃冠子》、《吕氏春秋》皆言之）。而荀子则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此言古人作书者众，不过仓颉集其大成，所以独传。人文孟晋，决非一代一人能奏功效。文字创造，归美仓颉，犹且不可，况仓颉二千年后之孔子乎？周之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周奏诸子皆受保氏之教，孔子因此精于六书。试举许氏《说文解字》所引孔子之说证列于左：

王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士 孔子曰：椎一合十为士。

璠 孔子曰：美哉跨与，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学胜。

羊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

貉 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

乌 孔子曰：乌，于呼也。

几 孔子曰：人在下，故诘诎。

犬 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

狗 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六书纲要，在形、声、训三者。孔子解字，皆能得其本原。愚谓尊孔子者，与其奉以创造文字之虚名，无宁扬其精深六书之实德。为政之道，先以正名。郑氏注曰：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文字为一国文明之符号，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孔子深于文字之学，知其关系人民甚切也。周室衰微，保氏失教，列国并起，文字错乱，实以中国文字，本不统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各国有各国之文，学者不便，莫甚于此。其后大儒李斯相秦，统一文字，以行孔子正名之说。中国文字统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诚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赐矣。

古代学术，胚胎既早，流派亦歧。不仅创造文字不必归功孔子，即各家之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以列国之时言之，孔子之学与诸子之学，门户迥异。读周秦典籍者，类能知之。班固《艺文志》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各家发源不同，学说主张因以绝异。儒家游文于六经，干说诸侯，以此为质；而道家则以六经为先王陈迹，不合当世采用；法家亦谓国有骈L》、有《乐》、有《诗》、有《书》，必致削亡之祸；墨家则不遵孔子删订之六经，而别立六经。此异于孔子者一也。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而道家则曰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又曰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法家则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此异于孔子者二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法家则以为伊尹无变殷，太公无变周，则汤武不王；管仲无易齐，郭偃无更晋，则桓文不霸；墨家亦曰，所谓古者，皆尝新矣；道家亦曰，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贵同而贵治（道家以上古之世为至德，而又不重守古，此其说似相矛盾）；保守主义终不能战胜进化主义，故荀子亦不法先王，而法后王。此异于孔子者三也。儒家慎终追远，厚葬久丧，而墨家则主张三月之丧、三寸之椁；道家则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蝼蚁何亲？乌鸢何疏？皆言薄葬短丧。此异于孔子者四也。儒家乐天顺命，以法自然，此近于道家之无为，而悖于墨家之非命。墨家之言曰：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土：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又曰：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法家亦言自然，其重在势；道家之言自然，其重在理，与儒家言自然重在天者，稍有不同。此异于孔子者五也。儒家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不注重农圃。而道家、农家均贵自食其力，上可以逍遥物外，保全廉耻，不为卿相之禄所诱；下可以仰事俯畜，免于饥寒，不为失业之游民。许行且倡君臣并耕，禁仓廪府库以自养，舒其平等伟大之精神。法家亦重垦令，贵耕稼，恶谈说智能。此异于孔子者六也。儒家不尚物质，重视形而上之道，贱视形而下之器；而兵家重技巧，以为攻战守备之用；墨家长于制器，手不离规矩，刻木为鸢，飞三日而不集；刘三寸之木，以为车辖，而引五十石之重；司空之教，赖以不坠。此异于孔子者七也。以上七事，仅举其大者。各家学术，皆有统系，纲目既殊，支派亦分，不同之点，何可胜道！庄子所谓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当时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涂，风奈云疾，竞争纷起，应辨相持，故孔子不得称为素王，只能谓之显学。

证以事实，孔子固不得称素王。若论孔子宏愿，则不在素王，而在真王。盖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规模宏远，欲统一当代之学术，更思统一当代之政治。彼之学术，所以运用政治者，无乎不备。几杖之间，以南面事业推许弟子，《说苑》曰：“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盐铁论》曰：“七十子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是孔子弟子，上可为天子诸侯，下可为卿相。孔子亦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又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此明以文王自任，志在行道，改良政治，非若野心家之囊橐天下。故于说七十二君，而不以为卑；应公山弗扰之召，而不嫌其叛？后人处专制时代，不敢公言南面之志，或尊为素王，或许以王佐，岂非厚诬孔子？孔子以后，有二大儒：一日孟子，一日苟子。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又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子尝自谓德若尧、禹，宜为帝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可见孟、苟二巨子，均以帝王自负。列国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钩用。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

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予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王天下。孔子之志，孟子已言之。令尹子西有见于此，遂沮书社之封。儒家革命思想，非徒托诸空言，且行之事实。如田常篡齐，子贡、宰我颇涉谋乱之嫌疑。《史记·弟子列传》：“宰我为临苗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墨子·非儒篇》言：“孔子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则田常之谋齐，宰我、子贡均为谋主。”《庄子·盗跖篇》，言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肢箧篇》言：“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察庄子之言，是孔子亦与闻其事矣。墨子又言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俚乱乎卫，阳虎乱乎齐，肼肿以中牟叛，漆雕形残。庄子又言于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由诸家所说，子贡、宰我、阳虎、肼肿、漆雕开，皆欲据土壤，以施其治平之学。此处于专制积威之下，不得已而出此。汤武革命，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天下称道其仁。儒家用心，较汤武尤苦，而诛残贼、救百姓之绩，为汤武所不逮，以列国之君，罪浮于桀、纣也。墨翟、庄周不明此义，竟以乱党之名词诬孔门师弟，千载以后，遂无人敢道孔子革命之事。微言大义，湮没不彰。愚诚冒昧，敢为阐发，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之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完）

背景简介——《〈孔子平议〉：易白沙的文化批判精神》摘录

易白沙，本名坤，号越村，因家住离白沙并不远的地方，又仰慕明代思想家陈白沙，所以又号“白沙子”，人们习惯称他易白沙。易白沙少年聪颖，勤奋好学，熟读经史百家，尤喜墨家学说。1903年，他离湘赴安微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怀宁中学、安徽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校长。辛亥革命时和他人一起组织青年军，参加安徽光复起义。“二次革命”期间，他又奔走于湘皖之间，力促武装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参与章士创创办《甲寅》杂志的工作，先后在该杂志发表《广尚同》《铁血之文明》、《平和》等论文，痛斥袁世凯独裁专制、尊孔复古的倒退行径。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后，他为该刊撰写了《述墨》、《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我》等文章，宣传文化革新，思想解放。1916年，他又编写了名扬一时的《帝王春秋》。次年，易白沙返长沙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和国文教员，后再往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短期任职，但不久又回到湖南家乡，僻居岳麓山冲，息影先人墓庐。这阶段他目睹国事日非，心情非常郁闷。1921年端午节，易自沙在乘轮从广州赴陈白沙故乡陈村的途中蹈海自杀，年仅35岁。

……

他在“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孔子平议》一文，就是一篇比较系统地评价孔子的论文。在文章中，易白沙揭去了孔学头上神圣的光圈，指出孔子在春秋之时，“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只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智”，才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的思想，使人们失却自由，这就是二千年来尊孔的大秘密。易白沙还于文中历数了孔学四大弊端：（l）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2）孔子讲学不许商榷问题，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3）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4）孔子单重做官，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正是后世暴君利用了此四弊，遂使得全国上下，日日败坏风俗，堕落人心，腐朽学问，专制思想横行。易白沙批判孔学，但并不是批判孔子本人，他强调必须把原始的孔子学说与被统治者利用的正统儒学相区分，要“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悼孔子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在《孔子平议》中，易白沙还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考察，揭示文明的产生是人们集体创造的结果。他认为，如果要“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扬墨、管曼申韩、长沮梁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必须实事求是的承认各家的贡献，而不能把它归美于一家，更不能统一于一家，学术是如此，政治也是如此。易白沙说：“联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由此出发，他响亮地提出了“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口号，这一口号表明了先进知识分子对政治、学术的科学新态度，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盛行于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对孔子学说所作的批判，虽然存在许多偏激之处，但对当时那些长期被专制正统思想束缚的人们确实起到了震聋发胰的作用。此文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的文章，它呼吁打破封建文化意识一统天下的局面，鼓动思想学说自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1916年时，目睹衰世凯复辟帝制的教训，易白沙编写了《帝王春秋》一书，书中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全面揭示了千年封建专制帝王政治上的反动，思想上的愚昧，生活上的荒淫，将弱民、虚伪、奢靡、严刑、多妻、悼逆……等罪恶一一罗列，以求“探其病源，以示救民之道”。该书于1921年易白沙逝世的当年出版刊行，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流传十分广泛，名扬一时。易白沙也盖棺论定，以新文化运动杰出斗士的称誉而名垂史册。

资料下载：五四运动文选. 重印1959年7月第1版 (26.8 MiB)

黄如一

2009-10-12

前段时间一直忙于《铁血强宋》的创作，连常去的论坛都很少光顾，更遑论看电视了，前几天终于定稿、出片，稍微闲下来一点。很巧的是，刚闲下来就看到《百家讲坛》的广告：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讲解《两宋风云》。配着《精忠报国》的背景音乐，很壮烈。我当时别说有多高兴了，心想：有人说2007年是明朝热，2009年该是宋朝热，果然，吾道不孤矣！

《百家讲坛》捧红了一个又一个专家学者，电视把这些本应在象牙塔里钻故纸堆的教授们带到了寻常百姓面前，既扩大了专家教授们的名利，也给普罗大众带来了一股普及历史文化的春风，可以说使当代国人对历史文化的兴趣以及人文修养都上了一个台阶，可谓皆大欢喜。

当然，《百家讲坛》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易中天、于丹、阎崇年几位当红主讲都曾广受质疑，甚至爆出过“十博士炮轰”、“掌掴”等严重冲突事件。但凭心而论，我认为这不是坏事，恰恰相反，这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研究历史文化热情高涨的表现，堪称是人文界的一个盛世。首先，无论专家们的观点是对是错，他们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其次，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讨论，互动提高，十分有助于国民的人文素养建设。而一些貌似“草根”的民间历史爱好者比如纪连海老师等也纷纷走上讲台，更将这场盛世推向高潮。也就是在这时，世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登上了讲坛。

然而当我真正看到《两宋风云》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第一次正式看袁老师在《百家讲坛》上的演讲时他已经讲到了岳飞在北方打游击。袁老师面带微笑、口若悬河的讲到：岳飞不听王彦的将令，所以王彦很恨他，还要杀他，正是宗泽救了岳飞，所以后来岳飞就在宗泽的手下打仗了。

是的，当时我就惊呆了。

我不太清楚袁老师讲这一节是根据什么史料，就我看过的几本相关史料《宋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都说是岳飞擅自脱离建制，这确实是死罪，但王彦看岳飞明知是死罪，还敢带着部队归建，可见此人虽然犯错，但确也是条好汉，值此国家用人之际，不轻易杀人，只把他打发走，然后岳飞才去投奔的宗泽。这几本都是相当可靠的正史，如果没有争议，一般来说是可以相信的，那袁老师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好吧，或许还有人说这种细枝末节不必过于考究，《两宋风云》本来就是个大众普及讲座而已，袁老师也只是个中学教师，何必那么较真儿。

我说这其中问题可就大了，我们中国的史书最擅长从一些细节描写来体现人物性格，如果按正史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岳飞和王彦这两人的性格大致如下：

岳飞：年轻、不成熟，但大义凛然，明辨是非，勇于承担责任，是可造之材。

王彦：号令严明，但又懂得审时度势，为国家保留人才。

但是在袁老师的调调下就变了味儿。王彦成了一个心胸狭隘、打击报复的小人，岳飞则成了一个不听军令的滑头、逃兵。

诚然，每个人读历史，自然都会掺入自己的理解。但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教师，能够站在讲台上这样解读历史吗？更何况他现在站的还不是一个小小的学校讲台，而是当下收视率最高的一档电视栏目讲台，面向的不是几十个学生，而是电视机前的千家万户、人民大众。我不禁疑惑了。但随着观看进度的继续，我的疑惑很快转变为惊讶，甚至愤怒。

这位所谓的最牛历史老师，您到底牛在哪儿？牛在您根本不懂历史也能拿到历史老师的执照么？

对不起，我只能这样理解了。

后来又看了袁腾飞的几集讲座，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不得不说他犯下了七宗罪：

一、根本不懂正史，却又不懂装懂

尽管袁老师在他的博客上堂而皇之的将《宋史》等一大堆正史列入他的参考书目，但我可以比较确信的说：他最多翻了翻《宋史》，至于《三朝北盟会编》、《金佗稡编》这一类相对较生僻的正史他应该见都没见过，只是听说这些是关于宋朝的史料，于是就把书名收进来了。我甚至怀疑，如果只给袁老师三分钟，让他在网上把《三朝北盟会编》的网络读本搜索出来，他都不一定找得到。实不相瞒，这本书确实不好找，我当年找过，三分钟确实找不到。

《两宋风云》中的史料错误太多了，有位好事的网友搜录了他的错误，据说是平均三五分钟就要出一次错，而且这位网友自称宋史水平还不算很高，他所指出的这些错误都是常识级别的。有些错误简直令人苦笑不得，比如把李成说成曹成，提前让宋徽宗死掉，让宋高宗多流亡了整整六年，还把《柔福帝姬》这类网络小说当成正史，说什么韦太后隐瞒年龄，在金国生了两个儿子之类，不一而足。

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此，史料的错误可以纠正，更何况大众不是史学专家，确实没有多大必要抠住史料的细节。一般人听听故事，了解了解就行了。或许这次听到一种说法，下次听到不同的说法，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查证，不感兴趣就算了。关键在于袁腾飞这种对待历史的不懂装懂心态传染给大家就非常有害了。

二、心态浮躁，狂妄无知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治学态度应该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袁腾飞自己也曾说过最欣赏钱穆的史学观点：要对历史怀有敬意。但从他的实际行动来看，很难说他真的怀有哪怕是一丁点儿敬意，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最浮躁、最狂妄的一人。

袁腾飞不懂宋史，这也就罢了，他还要站上讲台讲宋史专题，这也罢了，毕竟上电视的机会不多，抓住了就该好好表现表现，即使出了很多错，只要你谦虚一点，大家是可以一起来探讨的。可袁腾飞却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把他那些根本拿不上台面的观点大肆抛售，完全不顾及历史最起码的尊严。

关于这个问题我只举一个例子：袁腾飞讲到宋金两国达成《绍兴和议》，金国送归宋徽宗梓宫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但拒绝送归宋钦宗。讲到这儿袁老师面带笑容的说宋钦宗哀求韦太后，回去一定帮他求高宗把他也要回去，韦太后回去就跟高宗说了这事儿。说道这里袁老师伏下身来笑嘻嘻的说：“高宗就说了：‘你这老太太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他要是回来，还有我什么事儿啊？我这皇帝还能当吗？’（大意）。”他这个动作使我立马想到了高中时很多老师都有这个习惯，先抛一个错误的观点出来，让所有同学都上了当，然后伏下身来语重心长的说：“谁告诉你们△=0的时候只有一个实根，是有两个相等的实根！”同学们恍然大悟，老师揭示了掩盖在事物表面下的真理，因此加深了印象。由此可见，袁老师确实是个真正的中学老师，也并非冒牌。但问题在于：他真的是在揭示真理吗？抑或是在胡说八道？

我相信任何正史都不会记载高宗说韦太后“不懂事”这类细节，这必然是袁老师想当然而出的场景。一个普通的数学老师，确实可以说方程在△=0时有两相等实根，但一个普通的历史老师，或者说一个普通的现代人，能够那么趾高气昂的站在历史人物的角度，以自己的小人之心说出这么可笑的流氓调调来吗！不是说应该盲目崇拜封建统治者，但是对历史的基本尊重，还是应该保留吧！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以最卑微的心理去揣测古人，这是历史研究中最不可取的态度！

哦，差点忘了，不能说袁老师是在“研究”历史。

三、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处理

历史是很复杂的，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不太清楚袁腾飞是学什么专业的，但基本可以肯定以上三者他应该一无所知。但就这么无知的一个人，居然可以嬉皮笑脸、居高临下的去评论那些历史上杰出人物，说到底还是因为他的狂妄无知。

事实上不仅是袁腾飞，很多人在看待历史问题时都难免有这种倾向，在宋史问题上尤为严重。宋代处于一个人类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政治、战争、经济问题异常复杂，很多学者花费了大量精力也只能研究其中一小部分，而袁腾飞脸皮一嬉，就囊括干净了。比如说到宋军为什么打败仗，就一句“重文倾武”、“缺乏尚武精神”，甚至为了印证这种说法，把胜仗都要说成败仗，进一步凸显宋朝的败仗很多。如果你真的对宋史有一点研究的话，就应该知道，宋军的胜率是超过50%的，“宋军经常打败仗”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那些所谓的“论据”就更是谎言了。袁腾飞不统计、不考证、不推理，用一些根本不能作为论据的话来证明错误的命题，教坏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四、历史老师居然不懂文言文

尤为可笑的是袁腾飞还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糟糕的文言文功底，在讲到岳飞冤狱的时候，御史中丞何铸为岳飞据理力争，说了一句：“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辜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袁腾飞竟然能把这句话理解成文官何铸其实并不是很看得起武夫岳飞，以此来附会宋朝重文轻武的成论，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而讲到采石矶之战，虞允文为了鼓励武将时俊，说了一句：“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这句话的意思是时俊的胆略非常有名，但如果这次站在兵阵后方而不冲锋在前的话，我就把你看做妇女儿童！袁腾飞居然，居然又用他那张笑脸笑嘻嘻的说：“虞允文向时俊承诺：‘这仗要是打赢了，你就是我儿子。’咦！你是我儿子，这不骂人的话吗？怎么还能拿来做鼓励呢？因为宋朝的武将地位特别低，虽然虞允文也就是个中书舍人，品级不高，但好歹是个文官，他愿意收时俊这个武将做儿子，是一种荣幸。”听到这儿，我可以想象他的高中语文老师一定在电视机前冒冷汗，教出这样的学生来，一旦追究责任，绝对是严重教学事故。

类似的错误还不少，我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位历史老师，不懂文言文本身就堪称奇闻，他还敢那么得意洋洋、嬉皮笑脸，我想该追究的就不仅仅是语文这一科的老师了。

五、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说袁腾飞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可否认，我这么说很不礼貌，但是，袁Sir，您生气了么？如果您没有生气，那我简直佩服你，前面的话全当没说；如果生气了，那就麻烦您自己好好想想，我这么说你很不礼貌，那你喷出来的这句“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对历史有没有一丁点儿礼貌？！您这位靠历史吃饭的历史老师，历史啊，是这传承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几千年文明血脉的历史啊！

我在书店随手翻了翻《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本大作，一翻就翻到宋夏战争，袁腾飞又说了：西夏国力不强，但宋朝就是打不赢，三川口，宋军十万人，全军覆没。好水川，又是十万大军，又全军覆没。西夏这点事儿不需要查什么《会编》、《稡编》之类的生僻史料，就《宋史》和《西夏书事》上就说得很清楚，再不行您先用百度搜索一下也好啊。这两场战役都是典型的游击地利战，西夏集结十余万大军包抄宋军落单的万人部队，到他这儿居然能反过来说。

真的连百度一下都舍不得吗？历史在你心中就这么没有地位？确实不是个什么玩意儿。

六、败坏了通俗历史的名声

通俗历史是近年来蓬勃兴起的一个新派别，是文化大繁荣的必然产物，是普及历史文化的主力，其中尤以当年明月、梅毅等民间作家最为优秀。

但民间史学毕竟不是科班研究，也有一些弱点，最主要的就是史料考证不够专业，但人们对它的赞赏不在于史料，而在于这种积极参与的姿态以及大众普及的路径，所以通俗历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现在袁腾飞的出现对通俗历史界的恶劣影响也很严重，通俗归通俗，观众也能容忍少量的错误，但像袁腾飞这种赤裸裸的胡说八道将彻底葬送这个行业的信誉，一旦袁腾飞确立了通俗历史作家形象代表的地位，会使观众认为这群人都是像袁腾飞这样的忽悠王子，其影响之深远，势难估量。

七、对现代精神文明的恶劣影响

最后，我得说一说，袁腾飞现象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恶劣影响。

诚然，任何人解读历史都难免会带有自己的观念，甚至是有色眼镜，还有些人趁机挟带私货。但袁腾飞和其他人都不同，别人是挟带，他完全是将历史踩在脚下，肆无忌惮的用唾沫浸湿那一卷卷散发着书香气息的史册，用看似诙谐，实则流氓的语调肆意解构一个个历史人物。这种对历史的极度不尊重，这种将自己对历史的肤浅理解毫不知耻、反以为荣的历史老师，他教出来的学生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模式？我简直不敢想象。

更可怕的是，袁腾飞传播一些极其低俗的道德观念，比如在谈到岳飞廉洁、张俊贪财的问题时，大肆宣扬高官贪财则皇帝不疑的观点，甚至胡说岳飞不贪财，所以皇帝怕他，要杀他；张俊贪财，皇帝就宁可给他点钱财，但就不怕他造反之流的谬论。袁腾飞还大肆宣扬宋朝皇帝就怕武将造反，不怕文官贪污，甚至大言不惭的说：“只要你不造反，随便贪”之类的话。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媒体采访一位小学生，该小学生直言长大了的理想是当贪官，在中央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社会风气和道德底线却持续下降，这种现象难道不正是袁腾飞老师这样的错误教学方式误导产生的吗？不仅仅是袁腾飞，前段时间的语文老师范跑跑也敢于公开宣称诸多错误的价值取向，这是这一类30多岁、自以为很有思想、认识了事物本质的“人民教师”引导着广大价值观尚未成型的学生将社会道德底线步步后推，严重威胁国民道德体系和意识形态安全。这其实不是一个小问题，只不过是在袁腾飞等教师的嬉皮笑脸中毫无声息的渗入了下一代纯洁的心灵。

长期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不普及，寻常百姓很难接触到正规史料，只能听专家学者的一面之词，专家的话语往往能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导向。近年来，文化事业高度发展，群众也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大兴趣，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直接阅读史料。历史，不再是象牙塔里的特权，而是可以全民共享的精神盛筵。许多专家教授低下身来，普及知识，比如易中天、于丹；许多民间的草根拿起笔来，写史著书，比如当年明月、赫连勃勃大王。但是袁腾飞到底算哪一种呢？很显然，他不是易中天那样的专家，但他更不具备当年明月那样写史的精神，那……那他到底是什么？我还真回答不上来。

宋朝，是我最喜欢的朝代之一，它的文治武功足以让后人自豪，他创造的现代社会和国家组织架构更是福萌后世，但是现代人对本国历史上这个伟大的朝代却多有误会，尤其是一句“文弱”误导了大众许多年，什么重文轻武、宋高宗卖国求和之类的错误说法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如果是一个真正读过史料的人就应该清楚这些都是错误的说法，懂史的人应该站出来向大众澄清，而决不是像袁腾飞那样大嘴一张，用一种卑微的思维方式、流氓的语调来附和这些谬论，将流毒更深层次的注入到大众的脑中。

我不是一个宋史专家，甚至没有历史学科班背景，最多算是一名历史爱好者，而袁老师好歹是一名取得执业资格的历史教师，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对他的强烈批评。我写《铁血强宋》，很多观点和他针锋相对，比如宋朝是否压制了武将，宋军是否经常打败仗，杀害岳飞的真凶到底是秦桧还是宋高宗。这些问题也是我认为当下流毒甚广的谣言，有必要向大众澄清。当然，他也有权说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我这本书里每一句话都是有史料出处的，如果不同的史料本身有抵触，我也做了说明，谦虚的进行探讨，而决不是像他那样嬉皮笑脸的胡乱解读。

袁腾飞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但我认为这是不好的现象，非常不利于正在蓬勃兴起的历史文化大繁荣，甚至容易将这场繁荣引向歧途，更不利于塑造健康的民族性格和国民心理。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袁腾飞现象的错误并引以为戒，才能做到上无愧于先人，下裨益于后世。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66e3f50100fc3f.html

独秀书生

草稿，禁转

 一、明清两代正史中没有方孝孺被诛十族案的记载

1、明政府官修之《明实录》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九》，页193：

乙丑，……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曰，此皆汝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上顾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九》，页205：

……丁丑，执奸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其辜，磔戮于市。

两处都没有方孝孺被诛十族案的记载。

2、满清编修的《明史》

《明史·卷141：列传第29·方孝孺传》：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与其弟铭，检遗骸瘗聚宝门外山上。

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

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

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其门下士有以身殉者，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皆宁海人。

没有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述。既然方孝孺是“历史上唯一被诛十族的人”，既然其学生、门人作为第十族也被诛，既然“藏孝孺文者罪至死”，又何来门人录其书并传之后世？

《明史·卷5：本纪成祖一》

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坐奸党死者甚众。

此处只有“坐奸党死者甚众”而无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

众所周知，满清文人编修《明史》对明代历史有歪曲、造谣之实，但为什么《明史》没有记载方孝孺被诛十族以更好地抹黑明朝皇帝呢？

二、其它相关史料著作中没有诛十族的记载

1、明代有关建文遗臣的著作中没有相关记载

有关方孝孺的事迹在仁宗为建文旧臣平反后就有所记载，但是，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到方孝孺被诛十族。如成化年间的宋端仪的《立斋闲录》、《革除录》等关于建文忠臣的书。明史上说“端仪慨建文忠臣湮没，乃搜辑遗事，为《革除录》。建文忠臣之有录，自端仪始也。”

《立斋闲录》的记载：

文庙初即位，欲诏天下，问姚广孝可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召之数次，不来。以势迫之，不得已，孝孺持斩衰而行。见文庙，命草诏，乃举声大哭曰：“将何为？”辞敕。左右禁其哭，授以笔，即投于地，曰：“有死而已，诏不可草。”文庙大怒，以凌迟之刑刑之，夷其族。

《革除录》的记载：

孝孺不屈，系狱。遣人谕旨，终不从。寻诏天下，广孝举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召出，自狱斩縗而见，命草诏草诏，曰：“有死而已。”遂就戮。

这两本书中也没有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立斋闲录》还列出“夷其族”相关人员名单：

所存簿籍载正学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族叔文度、文恭、海、敏，族侄谅、经、良，族弟希定、希崇、希用、希善，族侄孙起宗、起成、起庄、小荀、居安、渊胜，族孙崇俭等。

“抄扎”意为查抄没收，可见此处没有说这847人被杀。

2、其它关于建文帝的野史没有相关记载

明代姜清《姜氏秘史》：

文庙不悦而诏之，辞益厉。既而曰：“若称周公，成王安在？”命割其舌。孝孺含血犯御座，文庙大怒，磔之，詈至死。

没有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记载。

明代大岳山人《建文皇帝遗迹》：

孝孺奋然曰：“杀我十族亦无奈！”文皇见之，勃然变色，因命草诏，孝孺大恸于殿前曰：“有死而已。”文皇怒曰：“汝服重服，不顾九族矣！”孝孺奋然曰：“杀我十族亦无奈！”因出不逊语，乃命出斩之，孝孺张目大愤，出都门尚詈不已。

仅有诛十族的对话，而无诛十族之事实记载。

3、谈迁《国榷》的记载

上曰：“吾能赤人九族。”对曰：“即死安能加族我乎！行见后之叛俑今日也。”下狱，逮其宗戚相踵示之，（方）哭骂如故。上怒，命抉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噀血犯御座，磔之。……僇宗戚八百七十三人，远戍不可胜计。

虽无诛十族的记载，但记方家宗戚被戮873人，此数甚大。

三、部分史料和著作中诛十族案的记载

1、由正德年间祝枝山所著的《野记》记载：

文皇既即位，问广孝谁可草诏？广孝以方对，遂召之。数往返，方竟不行，乃强持之入，方披斩衰行哭。既至，令视草，大号，詈不从，强使搦管，掷去，语益厉，曰：“不过夷我九族耳！”上怒云：“吾夷汝十族。”左右问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于是尽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为方友者杀之。

首先，本书主要是通过民间渠道记录杂文野史，祝允明在此书开头说：“允明幼存内外二祖之怀膝，长侍妇翁之杖几，师门友席，崇论烁闻，洋洋乎盈耳矣。坐忘无勇，弗即条述，新故溷仍，久益迷落。比暇，因慨然追记胸膈，获之辄书大概，网一已漏九矣。或众所通识，部具它策，无更缀陈焉。盖孔子曰‘质则野，文则史’，余于是无所简校焉。小大粹杂错然，亡必可劝惩为也，大略意不欲侵于史焉尔。”可见他写此书的意义就是“可劝惩为也”，资料来源也不过是“幼存内外二祖之怀膝，长侍妇翁之杖几，师门友席，崇论烁闻”的内容，没有多大史料价值。

2、晚明钱士升《皇明表忠记》评论道：

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

此句是为对方孝孺行为的批评。

3、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

（燕王）大声谓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

4、明末黄宗羲的相关评述

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骂不已，磔之聚宝门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崇祯末，谥文正。……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三：诸儒学案上一·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

这可能是其为反对君主制的需要。黄宗羲之言是依据何种史料的？在当时他有没有作足够的考证和辨疑？这可能是黄宗羲为反对君主制的需要。

5、清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

文皇发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启曰：“臣有所讬。”上曰：“何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文皇首肯之。及师次金川门，大内火，建文帝逊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孝孺衰绖号恸阙下，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系之狱，使其徒廖镛、廖铭说之。叱曰：“小子从予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非!”成祖欲草诏，皆举孝孺，乃召出狱，斩衰入见，悲恸彻殿陛。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自苦。”左右授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孝孺慷慨就戮，为绝命词曰：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
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经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初，籍十族，每逮至，辄以示孝孺，孝孺执不从，乃及母族林彦清、妻族郑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从，乃及朋友门生廖镛、林嘉猷等为一族，并坐。然后诏磔于巿。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中华书局，1977年2月第1版，第一册。《明史纪事本末》属私人著述，有的内容依据野史传闻，间有失实之处。

这是记述最详细、流传最广的一份记载。其中“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二句为从宋端仪《立斋闲录》补。

既然方孝孺被“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又怎么还能“为绝命词”，在当时那种恐怖气氛下，又是谁冒此之巨大风险为方孝孺记录此词？

6、清代夏燮《明通鉴》有一批注：

《三编•质实》引《逊国臣传》云：“孝孺投笔哭骂，上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后系狱，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彦法等、妻族郑原吉等，示且胁之，执不从。上怒甚，乃收朋友、门生廖镛等为十族，诛之，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尽数抄没，发充军坐死者复千余人。”

《逊国臣传》是晚明朱国桢所作，现在有十三本存世…… 

四、有关方孝孺后代情况的记载

《明史·卷141：列传第29·方孝孺传》：

孝孺绝无后，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复。

意指方孝孺没有后人，只是其叔父方克家有个儿子叫方孝复。那么实际上情况又是如何？

1、《上海著姓望族》《南汇县方孝孺后裔方德宗家族（余氏家族）》记载：

据《松江府志》载，明初建文朝忠臣方孝孺遇难时，其幼子德宗被浙江海宁丞魏泽匿藏之。托余学夔携避松郡华亭俞允所。俞允者，方孝孺门人也。德宗遂冒俞姓，后欲入赘为婿，又改姓余。子姓繁衍，至万历17年（1609）己酉督学杨廷筠令复本姓，建‘正学书院’云云。及考明史，方孝孺传有异，又朱国桢《逊国名人传》载始末颇晰，未知孰是。余环，为方孝孺7世孙。其先避乱隐居松郡泖上。余环复迁南汇县十九保大凫泾南村。余采（环子，方孝孺8世孙），字元亮，号竹癯。余采刚毅不能容人，有志操，不妄取。尝与婺源士子同舟，后该士子卒，余采出资含殓还其丧。晚岁以明经教授江右、闽粤，多所造就。余采子道南、道东，皆方孝孺9世孙，复方姓入学，重刻《逊志斋集》行世。

2、张群发表在《寻根》杂志2002年第6期之《方孝孺后人之谜》一文记述：

据六先生讲，方孝孺共有四子，二子殉难，一子流落江阴，一子避祸至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现家中有家谱可为佐证。

方孝孺十族全诛时，幼子方朗被义士冒着生命危险悄悄送到江阴的外公家抚养，后依外公家姓“陆”，方朗长大得知自己身世，乃将“陆”改为“六”，以示不忘方姓，延续至今。

宁海方氏这一支，据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卢演的记述及《松江府志》等记载，是为当年谪贬在宁海任职的刑部尚书魏泽所救。……据宁海方孝孺第22世孙方功胜讲，如今浙江宁海尚有方氏后人四房三代300多人。

据《逊志斋集》外记、《江阴六氏宗谱》等载，当年魏泽冒死救出的应为两个孩子，一为三子德宗，一为四子朗，方朗当时4岁。德宗被送到松江避难，方朗则被一个叫袁柳庄的人藏于箱子里，辗转送到江阴方朗的外婆陆氏家收养，以缺方字末笔之“六”为姓。

安徽省庐江县何姓一支，有近2万人，是方氏后人中人数最多的一支。

当年方孝孺被杀之际，方氏遗孤方中宪在忠仆方良的护侍下逃亡，以父名(方孝孺又名方子才)中的“才”字为姓，以“隐士”为名，逃至湖北茉花村渔岗台娶妻生子。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因为有人告密，官兵又追杀而至，只有才隐士及其长子得以逃脱，后迁到河北永平府昌黎县河泥庄，即现在的河北省昌黎县沙井镇才庄。

据介绍，方氏后人除方、六、何、才四姓外，还有余、亢等姓氏……

目前生活在美国、加拿大、朝鲜、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方氏后人，就有数万之众。

这些资料证明，方孝孺的四个儿子中，就有两个逃脱了死刑，并得以繁衍后代。

3、郑大中在《诛灭十族后裔何有——上饶方孝孺后裔谈家世》一文中记述：

在上饶，信洲区沙溪镇英塘村、上饶县篁固镇路边方村和郑方乡樟坞村的方氏人，弋阳县方氏人家，就是方孝孺的后裔。

沙溪方氏宗祠至今供奉着方孝孺的像，方氏宗谱明确记载了方孝儒是方氏子孙引以为荣的先祖。

据英塘村今年60岁的方表孝说，隐初公就是私塾先生用自己的儿子顶替方孝孺偏房的一个小儿子。……隐初公娶陈氏生三子，长子方正录居宋宅村，次子方正赐居路边方村，三子方正谊居樟坞村。方正录的长孙后又迁居英塘村，并凿泉井两口，建宗祠一座、宗庙两座。每年，这三地方氏后人都来英塘进行祭祖活动，祭奠方孝孺和方隐初。

直到万历年间，神宗皇帝为方孝孺“平反”时，方孝孺的后代才得以恢复方姓，重见天日。方志敏、方志纯都是方孝孺的后裔。

4、安徽何竞芬为方孝孺第25代孙

据安庆何竞芬女士说，祖辈相传，方孝孺遇害时有一子一女脱险，得何姓渔夫相救，遂改何姓。何竞芬即何氏后人，算来应是方孝孺的第25代孙（宏字辈）。其父何世英解放前长期在安庆地区任教，还办过职业学校，颇有人望；恢复方姓的叔叔方世雄于1926年在南京募捐筹建了方孝孺祠堂、方亭、方墓和碧血亭，惜均毁于日本侵华的兵燹。

——据安徽原省政协委员、何竞芬之女李姗回忆摘编《方孝孺后裔在安庆》，《江淮文史》，2005年第1期

方孝孺作为“历史上唯一被诛十族的人”，却竟然又有如此多的方氏后人，而且当时死里逃生的方氏子孙与今天方氏后人的数量对比，和当时人口（不足1亿）与现今中国人口（10余亿）对比太过离谱——前者是以个比十万，后者是千万比10亿，相差了3个数量级。固然可以怀疑大部分自称为方孝孺后代的人的真实祖先，但他们却是言之凿凿，都以宗谱等为证。

明成祖对方孝孺诛十族，竟“诛出”如此多的方家后代（方家如此强大的繁衍能力），大概是成祖怎么也想不到的。

五、史料记载方孝孺案中的混乱和疑问

以下仅举数例，可以看出，所谓方孝孺被诛十族案在史料记载中存在以讹传讹的可能。

1、《明崇祯宁海县志》中方孝孺传对史事记述的不确

崇祯志方传作者，原意无疑是为了颂扬方孝孺，揭露朱棣的酷戾，但由于其文思的不严谨，效果却是反遭不实之嫌。记得1998年7月6日，承《宁海报》发了拙文《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中的瑕疵》，文中我考查出作传者对史事记述的几处不确，并指出他有为方孝孺作不切实际的敷衍和夸张的毛病。于今联想起来，感到凡作史志者，切忌感情用事，或迎合当时某方面人们的心理需求而虚与委蛇敷衍成篇，结果不仅不符历史真实，不足凭信，贻误后人，自己反因之授人以笑柄，甚至被讥为欺世盗名，有损人格尊严。这对于我们今天，仍不失有它的警示价值。

——王艾村《方孝孺被夷十族随感》

具体情况不知，搜寻不到《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中的瑕疵》一文。

2、《明史纪事本末》与《方正学年谱》关于方孝孺叱责学生的话的矛盾

其一、孝孺叱责学生的话。谷应泰记为：“小子从予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是非！”《方正学年谱》则记为：“汝读几年书？还不识个‘是’字，我头可断，笔不可执也”。因《年谱》成书于明末，而《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前期，《年谱》早于《明史纪事本末》，且《年谱》所载此一句为明人文集中广泛引用，而《明史纪事本末》一句为仅见，当信《年谱》所载为事实。

——张树旺《方孝孺殉难原因考》，台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3、《方正学年谱》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关于方孝孺批字内容的矛盾

《方正学年谱》载孝孺所书之字为“建文五年，永乐篡位”。《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载为“燕贼篡位”。《年谱》既用建文年号，又用永乐年号，即是矛盾。朱棣尚未登基，何来年号。

——张树旺《方孝孺殉难原因考》，台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方孝孺不可能会使用明成祖朱棣的年号“永乐”。上一例是《年谱》较为可信，此例为《年谱》不可信。

4、《明史》和《崇祯宁海县志》中关于方孝孺女儿殉节地点的矛盾

《明史·方孝孺传》载：“……妻郑氏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崇祯宁海县志·方氏列传》载：“复有旨收其妻魏氏郑氏，使者至门，先自经死。”又在《列女传》载：“方氏二女，正学先生女。死时俱未笄，被逮过淮，相与投桥水死，其事甚烈……”

同是志书，一是国史，一是方志，对于方案中涉及的人与事在记述上差异很多。先不说其他，单就方孝孺两个女儿投河自尽的地点就不同，《明史》记载是在秦淮河，而县志则说是在淮河，秦淮河不能简称作“淮河”。江苏有一条淮河，但此河发源在河南，流入洪泽湖，在地域上与方案无涉。除此之外，与此案有关的只能是宁海的淮河。位于南京的秦淮河与宁海的淮河，相距千里之遥，究竟方的女儿是跳秦淮河还是投宁海淮河自尽？

——薛家栓《方孝孺女儿殉节在宁海淮河》

5、方孝孺到底有没有说过“便十族，奈我何”？

《明史纪事本末》云：

文皇大声曰：“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

已故的浙师大明史专家孙正容对此作了慎重的诠注：

传孝孺有“便十族奈我何！”

——孙正容《新明纪》第六章，“建文四年丁丑（7月25日）方孝孺”文后。

一个“传”字，反证其不一定有。

6、其它矛盾和疑问

依据以上《明史》、《国榷》、《崇祯宁海县志》、《明史纪事本末》等史料中关于方孝孺案的记载，可以看出各史料对事件的具体过程、对话等方面的记载不尽相同，各具体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也不一致。

另：

前些年，我县普遍流行着一股修族谱风，可是我只在2003年1月6日《宁海报》上看到竺济法先生编修宁海《储氏大宗祠谱》后所写《方孝孺读书处与三官殿》一文中得知，宁海储氏亦因系方孝孺的九族之一而罹难的故事。而推想史实，被列为方氏九族以至十族而遭害的，相信远不止潘氏、赵氏与储氏这三族。因何未见再有报道或叙述呢？

——王艾村《方孝孺被夷十族随感》

六、结论

尚不能完全否定方孝孺被诛十族的可能性，但以上资料对比，包括各史料间的矛盾、正史未载、后代甚多等，已经可以对方孝孺诛十族案提出无法漠视的质疑。

参考资料：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明史汇典》无标点电子检索版

（明、清）黄宗羲：《明儒学案》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2月第1版

大明英武：《方孝孺真的被诛十族了么？》

http://tieba.baidu.com/f?kz=486457002

竺济法：《有关方孝孺的三个典故》，《宁波日报》，2009年3月16日

王艾村：《方孝孺被夷十族随感》

http://nh.cnnb.com.cn/gb/nhnews/zt2009/fxr_dsj/node3705/userobject1ai173485.html

张树旺：《方孝孺殉难原因考》，台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薛家栓：《方孝孺女儿殉节在宁海淮河》

http://nh.cnnb.com.cn/gb/nhnews/weihua/node1563/userobject1ai329812.html

张群：《方孝孺后人之谜》，《寻根》，2002年第6期

郑大中：《诛灭十族，后裔何有——上饶方孝孺后裔谈家世》

http://blog.srzc.com/user1/zhengdazhong/archives/2009/18998.html

《方孝孺后裔在安庆》，《江淮文史》，2005年第1期
 

陈宝良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摘要] 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晚明商业化的浪潮，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弃农就贾”与“弃儒就贾”之风。在这种社会变动的背景下，关于致富的思考也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向，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对儒家传统“五常”，大体形成四种看法：一是全盘否定，甚至斥之为“五贼”；二是部分否定，剖析其中的“五贼”；三是从正、反两个方面重新评价；四是逐条分析，否定其中的仁、义、礼，肯定其中的智与信。这说明，从勤俭致富转向智慧致富和诚信致富，从力农致富转向经商致富，这既是一种社会变动，更是一种观念变革。儒家传统在这一变革进程中也在悄悄发生一些蜕变。在此基础上，商人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伦理。通过明代的例证，可以推测，儒家伦理只要得以创造性地转化，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并由此走出一条独特的近代化之路。

[关键词] 明代；致富论；儒家伦理；商人精神；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一0209（2004）06一0055—12

一、引言

明朝人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是以急遽变化为其特征的。若将其置诸“社会流动”与“都市化”等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换言之，晚明社会有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诸如农村的商业化、定期集市和小镇的激增、作物的专门化、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地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社会流动的增长、租佃制与经济竞争的展开以及政治秩序的集权化与系统化的互相联系，无不显示出它与前一时代本质上的不同。

正是藉着这种社会变动，明代的思想界因而也变得相当活跃，晚明更是最具“活力”与“多样性”的思想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出现形形色色的思想与观念，当然不足为奇，而其最具特色者，则是传统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的冲突，乃至形成新的商人伦理。本文以致富论为中心，对传统儒家伦理在明代的历史转向作一初步的探讨。

二、儒家“五常”与经商原则

众所周知，自明代中期以后，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商贾势力大增，商帮众多。商人当然受到了传统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信奉诚信待客，诚实经商，童叟无欺。可是，儒家伦理是否能落实为商业道德，这尚需打一问号。究其原因，如果真以儒家伦理为准绳，藉此而经商，并非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不妨举下面的例子：

甲与乙鬻毯太平街。甲坐肆不出户，货不饰，价不二。有来市毯者，以定价语之，偿不足，则使去。市者弗察，皆率而之它。故终日不鬻一毯，而甲之肆寂如也。乙所毯事整饬，染之而良，薰薰而馨，拂拭之而鲜明。日负数十，走河濡，遇往来人，辄出相示。人问之价，宜百钱，必日五百，复之以其半，则佯怒，怒则复来，巧叠出，少增其直，即鬻去。顾而他适，得利亦如之。乙见甲，遇其故，勉使效也。甲笑而不答。夫两家居同地，艺同等，人与物不相上下，而所得大相远如此，岂不饰诈求售者易，存诚待价者难焉？[1]（卷十六《观扁》）

撇开纯粹的商业运作原则不谈，商贾甲存诚待价，却招致经商失败；而商贾乙饰诈求售，却大获成功。显然，儒家所谓的诚、信已受人怀疑。

经商无疑是为了致富。致富何术？儒家倡导“五常”，以仁、义、礼、智、信处理人际关系。那么，“五常”与致富相应吗？不妨再举一例：

有贫生与富翁比屋以居，清旦具衣冠，之邻翁，请所以致富之术。翁日：“致富之术无他，在去其五贼而已。五贼者，仁、义、礼、智、信也。五者有其一，则穷鬼随之矣。”[2]（卷三）

仁、义、礼、智、信是儒生安身立命之本，当然不愿去掉。而商人经商，讲究致富，势必与“五常”发生冲突，故而目其为“五贼”。“五常”与商人精神遂成水火。

明代商业经营中所存在的恶俗，显然可以证明中国商人的经商习惯与儒家伦理存在着不小的冲突。在商业日趋繁荣的同时，作假、诈骗的风气也开始流行开来。这是商业化以后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恶薄风俗。下面两段史料，就对这种风气有所揭示：

最不可伪者，金也。二十年来，金丝有银心者，金箔有银里者。工人日巧一日，物价日贱一日，人情日薄一日。可慨也夫！[3]（卷四《金丝金箔》）

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甚盛，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燥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搏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市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如宋时何家楼故事[4]（P6—7）。

这是明代城市商业经营中的恶俗，在明代称为“调把”。这种以次充好的调把之戏，当然骗不了惺惺伶俐之人，只能骗外地过路的客商，或者是当地的愚民乡老[5]（陈铎：《调把》，P16）。

清代徽州有一位老人，平常也就做点小经纪，但他关于致富的诀窍，却表现了一个时代如何看待儒家伦理。与明代相比，反映出清代致富论的某种倒退。这位小买卖人认为，若要致富，首先是去掉“外贼”，其次再去掉“内贼”。

所谓的外贼，有下面五种：眼、耳、鼻、舌、身。按照他的意思，应该眼睛不视美色，耳朵不听好音，鼻子不闻好香，舌头不辨好味，身上不穿美饰。惟有如此，才算是去掉外贼。显然，这是强调一种“俭啬”的品质。

所谓的内贼，就是仁、义、礼、智、信。他认为，在这五常中，仁是首恶，假若整天去博施济众，如何发家？所以他在神前发誓，永不妄行一善，这样就可以省却很多挥霍。匹夫仗义，破产倾家，这是自寻苦恼。而他自己则是见利则忘义，落得一生享用。至于礼尚往来，献缟赠纶，在他看来，这都是相当麻烦的事，而他则是来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着再说。智慧聪明看上去是好东西，却往往会遭到造物主的忌讳，最终导致空乏终身。一个人只须一味混沌，便可以常保庸福。至于像千金一诺这样的讲信义，则更属于无益。在他看来，不妨口中说一些慷慨之类的话，而内心存一种机械，使天下人知道失信之后，就永无造门之请[6]（卷七《鄙夫训世》，P29）。

这段关于“五贼”之论，其中心思想是不爱脸，不惜廉耻，甚至不顾别人的笑骂。换言之，笑骂由得你们，但我自生活快乐。这不过是一种小买卖经纪人的精明自私之论，却无大志，只是求得小小的富足为最终目的。

仁、义、礼、智、信固然有与经商原则格格不入之处，然若仔细分析起来，相合者亦复不少。相比之下，明人顾大韶的说法就较为理性。他说：

贫人问求富之术于富人。富人日：“欲学吾术，先去五贼。五贼者，仁、义、礼、智、信是也。”此亦愤世之言耳。若五物尽去，则必丧家亡身矣，何能富哉!故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诚可去也。义则多廉洁，多慷慨，有碍于富，诚可去也。礼则多辞让，多仗义，有碍于富，诚可去也。惟智与信则不可去。征贱征贵，知取知予，至于趋利避害，偎炎附热，非智其何以知之？凡富家，必有任用之监奴，凡巨贾必有行财之小商，非信其何以御之？故前三者，实富之贼；而后二者，乃富之翼也。求富者去其三贼，存其二翼可也[7]。

顾大韶之论，颇具真知灼见。他将儒家的“五常”作了理性的区分，即将其分为“富之贼”与“富之翼”，存其翼，去其贼。

弃儒就贾或者士、商相混，无疑是明代社会风俗史与思想史真实的“一面相”，在这社会现象的背后，则是代表了士商互动及儒学新的转向。余英时对此问题已有深入的探讨[8]（P卜52）[9]（P104—160），而笔者在此的讨论，除了对此现象进行史料的补充，藉此证明这一现象在明代的深度之外，尚拟就此问题给予一些深入的研究。

士商关系的改变，最为重要的是来自士人对商人或经商态度的改变，尤其是当这种观点出自一些较为保守的理学之士之口时，就弥足珍贵。过去的研究者多喜引用李梦阳所记商人王现（文显）之说及李贽之说。如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云：“文显尝训诸子日：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汗。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9]（P108）李贽论商人道：“且商贾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之门者!”[10]（卷二《与焦弱侯》，P49）其实，在明代士人中，肯定商人或者不讳言富强者不乏其人，郭子章之说堪称一例：“儒生讳言富，则孔子足食，《大学》生财，非矣。讳言强，则孔子足兵，《周易》除戎，非矣。立国以仁义为干，富强为枝，舍富强，专谈仁义，犹木有干而枝叶不附也，槁且立见。”[11]（卷二十一《疾慧编·下编》）[12]

而一些理学之士在这方面的新论，则更可说明明代士商互动之广泛性。明代理学家吕楠说：“商亦无害。但学者不当自为之，或命子弟，或托亲戚皆可。不然，父母、妻子之养何所取给!故日中为市，黄帝、神农所不禁也。贱积贵卖，子贡亦为之。但要存公直信厚，不可刻薄耳。”[13]（卷二十七《礼部北所语》）而东林党人理学家顾宪成也认为，言“富”并不足讳。富而好礼，可以提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以泽物。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新的“义利”关系论：“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而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两成，通为一脉。”[14]（卷十七《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P193）如果说吕楠还有点扭扭捏捏，既要求利，又不许学者自己经商，而是由子弟、亲戚出面，那么，顾宪成则已明确将义、利“合而相成，通为一脉”。这大概与顾宪成出身于商人家庭有关。据史料记载，顾宪成之父顾学，字文博，曾“僦廛而市”，分别为酒人、豆人、饴人、染人，而且不喜“博士家言”，好读《水浒传》[14]（卷二十一《先赠公南野府君行状》，P224—227）。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在山西的士大夫阶层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俗：“自播绅以至诸生，皆习计子钱，惜费用。”[15]（卷十五《汾二子传》，P447）这是士人从商之习的实录。

在明代，生员层的社会阶层来源，除了官宦子弟以外，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下层，举凡农、工、商之类。商人子弟入学成为生员，这在明代已是屡见不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固然说明商人正如李贽所言，需要“远其害而收其利”，甚至“安然坐于公卿之门”，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也与商人重视教育、鼓励子弟参加科举有关。如陈允德，家世受贾，而其本人“亦少行贾”。同时，陈氏也“好诗酒”，在自己独治生产、柄家政之下，而“诸弟皆儒生不任事”[16]（卷十三《绍南陈公传》，P119—120）。商人不但与士大夫相交[17]（卷二十《张隐君传略》，P477—478）[18]（卷四，P247），而且也讲究传统的儒家道德[17]（卷二十一《明封文林郎开封府推官汪公墓志铭》，P489—490）。于是，商人及商人子弟通过考试而进入生员层者，其例在明代俯拾即是。如洞庭之东山，因商业贸易而多高赀富人。有一翁氏家族，家世以商业而富。“其子弟多读书，好行其德，有闻于时”[19]（卷三十五《太学生约之翁君墓表》，P1247—1248）。尤其是翁彦博，成为一太学生。又金元复，吴县下保人，年十四，学贾，“逐十一息”，后补博士弟子员。更有一些商人，通过捐纳而成为国学的太学生，如汪元蠡，曾贾江淮间，后“人赀为太学”[20]（卷三十七《金文学传》；卷七十一《汪元蠡传》）。

在明代，尽管商而儒、儒而商，出商入儒或出儒入商，不乏其例[21]（卷二十八《朱介夫传》），但商人的理想目标仍然是中科举而后出仕。然明代科举仕途日窄，促使一些生员在仕进无门的窘况下，又不得不选择经商而维持生计。如濮阳人刘滋，少为庠生，后因家贫，不得已卖掉仅有的不足20亩田，“逐十一之利，十余年至数万金”[22]（卷十一《刘滋传》）。金楼，字龙翔，海阳五城里人。幼治经生业，沉浮庠序16年。后亲至学使衙门，谢去衣巾，“走扬州，真一廛于瓜渚”[23]（卷三《金山人传》）。钱塘徐国宁，原为博士弟子员，“后累事为商”[24]（卷四十四《事物类．徐国宁》，P468页）。所有这些，均可说明弃儒就贾已成一时风气。

在传统中国，商人虽拥高赀，但家不蓄书，“问有书，辄以覆瓿，或以拭劳盆”[25]（卷十四《陋轩诗序》）。由此可见，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而“士商相杂”或“士商相混”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明代社会思想史的新动向。

三、致富观念的变迁

儒家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无不崇尚一种“礼义”，而不是“财货”。在儒家人士看来，财货的多寡有无，自有定分，不可强求。《论语》有“富不可求”之语，《大学》有“悖入悖出”之言，《孟子》有“为富不仁”之说，言之凿凿分明，无不体现出一种贬斥“财货”的思想。

在致富论上，古人亦云：“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所谓的“本富”，就是“农桑”；所谓的“末富”，就是“商贾”；所谓的“奸富”，就是“盗贼”[26]（卷二《财色》，P131）。

传统的劳作生活内容，无非就是男耕女织。《亢仓子》云：“男子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相资为业。”[27]（卷一《农本》，P16）显然，男耕女织，男女互相依靠，则被称为一种“圣王之制”，也是传统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不能不提到饮食在一般民众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以及农业与民众饮食生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朝人马一龙在《农说》中有言：“农为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其力。”[27]（卷二《农本》，P44）徐光启正是从这句话的意思中，化出了下面另一句话：“君以民为重，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农以力为工。”[27]（卷二《农本》。P44）民以食为天，而农业显然又是维持民众之食的根本。这已将“农政”与传统的民众生活的关系容纳其中。

明代的男子不乏从事织事，妇人也从事耕作，其结果却是男不得衣，女不得食。对此，明朝人田艺蘅感到疑惑，他推测，这或许是“撙节爱养之道”尚有未尽[28]（卷三《男织女耕》，P156）。他的推测有部分的道理。原因很简单，晚明的社会正好处于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其劳作的方式，显然已不是简单的男耕女织，即使是男织女耕，也是一种合理的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是，劳作生活开始从男耕女织的“本业”扩大到了工商一类的“末业”。而在商业社会中，衣、食的取得，已与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完全不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只要勤俭，男子一心耕作，女子一意纺织，完全可以维持男有衣、女有食的生活；而在商业社会中，并非勤俭即可维持生活，尤其是致富，或许需要更多的智慧。

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反映在农业领域乃至农民的生活之中。正如明人陈塔勤在奏疏中所言：“百年以来，末利大兴，游惰成习。田多汗莱，数口之家室无余蓄，重以急征横敛，愈不堪命。”[29]（卷三十二《劝农》）这已部分道出了农村贫富分化的实际以及导致这种分化的原因。具体来说，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二条：

其一，勤、惰是决定农民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社会安定、朝廷赋薄徭轻之时，这种因素的作用更为明显。在中国民间，一向信奉勤俭才可以持家，乃至发家。这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观念，事实上有它的合理性成分。我们必须排除这么一种误解，认为农民的贫困化，主要导源于朝廷的横征暴敛或土地占有者的剥削。这样说并非是要否定传统社会存在阶级差异乃至剥削这么一种客观事实，而是想说明社会的复杂性。这就是说，同样处于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的农民，却出现了不同的结局。这就不能不思考其别有一种原因，而传统的说法，或许就有其合理的成分。明人蔡羽的分析，很有道理，引述如下：

民之贫富，由来尚矣。富者必起于勤，而贫者必由于惰业。故勤者日众日樽，以至盖其藏；惰者日荒日废，以至于流亡。是故贫者役于富，流亡者庸于土著，此利其利，彼资其力，亦犹农末相资而不相病也[29]（卷九十六《政术》）。

显然，蔡羽视勤、惰为决定贫富的主要因素。明人沈榜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而民性至愚，愚则易惰”[30]（卷一《日字·宣谕》）。而在贫与富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与冲突关系，而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正如农与末之间可以“相资而不相病”，同为一理。蔡羽的看法，看似简单，却是道出当时实情的大实话。因为他深知，贫且不良者乐乱，富者乐治，而且更加惜身。有司的责任，是合理保护这些以勤致富的力农之人，进而整治那些豪猾，不使他们以暴凌弱。

按照一般传统的观念乃至做法，一旦碰到民日就贫、海内空虚的状况，首先想到的就是民贫乃巨室大家吞并所致，并简单地采取“裁富惠贫，裁贵惠贱，裁大惠小”这样一种策略。所有这些，在明代思想家黄绾看来，无疑是一种不识时宜的做法。他认为，不论富贫、贵贱、大小，都是“主民”，都应该一体视之，平等对待。治理天下的关键，所患的是人不能富，人不能贵，人不能大，若是设意裁抑，即使算是至公之举，也不是“王道”所宜[31]（卷四，P45）。显然，这是替富民说话。

其二，商业的发展，引发了“末利大炽”。与农业生产领域只靠勤俭或老天吃饭的特点不同，商业领域更需要人们的智慧，也就更能分出成功者与失败者。

正如前面所述，沈榜固然也知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但他更看到了人们致富之路的日趋多样化，而并不是单纯勤力于农、桑。他记道：

今观衢术之交，绣窗绮席，曳罗衬锦，累褥重稠，而鹑结者尚次诸途，彼何有于桑？钟鼎水陆，鲭五侯，调易牙，箢弦优俳，杂遇并进，而枵罄者尚叹诸室，彼何有于耕？即使国门之外，画地而畦，围堑而庄，疑于农业矣，而所植非珍果奇花，则蓝蓼卉草。何者？彼一畦之入，货之固抵阡陌也。山壑之民，岩居谷汲，披裘舐犊，疑于农业矣，而所治非薪厂煤窑，则公侯厮养。何者？彼丝毫之利，岁计固致倍蓰也[30]（卷一《日字·宣谕》）。

可见，致富确实已非一途。公、侯、官宦，因为其特殊的地位而致富，则固可不论，即使在公侯之家做一名厮养，也比力农致富容易。当然，从事手工业，诸如薪厂、煤窑一类，也是很好的致富路子。即使还是从事农业之事，也不再是种植粮食，而是种珍果、花卉，因为它们的收益更快、更大。在这样的时势下，难免人们弃农就贾，不再勤力于农，而是游惰于市。正如明代史料所揭示，“如今京师土旷人稀，一城之中，两县编民百无一二，非禁旅军匠受廪于官，即江南游贾居奇于市，皆仰公家之利者也”[29]（卷九十六《政术》）。

商业化的结果，当然是农村人口的分化，乃至弃农就贾风气的形成，进而形成一些靠经商而发家的新的富民层。那么，财富与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早在明初永乐年间，郑棠就看到了为富者多行不仁的现象，深知“富”与“仁”之间是一种冲突的关系。他的认识显然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那些致富之人，事实上尽是一些侥幸者，即所谓的“幸民”。为富不仁而得容其身，堪称幸也。《春秋》传中就有“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之说，而幸民的存在，显然是政治之失的一种反映。但郑棠又不得不承认“人莫不欲富”、“富可以好礼”的道理，所以他在对“礼”的解释上，分明具有一种适应于民众需要的特色。他说：“礼者，养也，足以养安也，足以养口体也。”[32]（卷二《道山杂言》）将“礼”解释为“养”，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必需，与将礼解释为规范人们生活的一种准则相较，无疑是一大进步。

在晚明，货殖求富显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传统的等级制度，从礼制的角度规范了不同阶层的身份与体面。但人富以后，就不会安于原来的体面，难免需要求得一种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下面的一则笑谈，说明了一个暴富者的心态：

甲问乙日：“我有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日：“子有千金，于我何有，何为敬事子？”甲日：“我与子中分之，子敬事我乎？”乙日：“中分，则我与子等耳，何为敬事子？”甲又日：“吾全以千金予子，子敬事我乎？”乙日：“子贫我富，子敬事我可也，我何敬事子？”[33]（P203—204）

笑谈的作者无非是想说明，单纯靠财富无法获取别人的敬重。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个社会普遍以求利为风尚的时代，财富有时就代表了一种体面。即使仍为等级制度所限，无法获取应有的体面，同样可以通过捐纳获官而享受朝廷明文给予的体面。

明代布衣沈鉴记览博洽，但生活并不富裕，当时有“沈落魄”之目。有人问他：“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学问。有学问者多是贫贱无福，何也？”沈鉴答道：“有学问便是福，何须富贵!”这是传统学者所持的基本观念，亦即学问重于财富。

面对晚明的商业化浪潮，传统的学问、地位无不受到了质疑，而儒家伦理无疑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按照史料的记载，明代的富人，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迁。按照明朝人所记，大体如下：弘治时世臣富，正德时内臣富，嘉靖时商人富，隆、万时游侠富。无论富人是如何变迁，然其主要特点是“流寓盛，土著贫”。可见，嘉靖年间是明代商人地位日渐提高的起始阶段[34]（卷七《西山下·褒山》，P308）。这种挑战来自各个方面，而在“悭”与“富”的关系问题上，其表现尤为突出。在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上，晚明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只有悭吝方可致富，人富了以后一定会变得更加悭吝；而另一种则主张，求富有道，悭吝者不一定会致富，而人富了以后也不一定要变得悭吝。针对这两种看法，谢肇涮、顾大韶都提出了新的“原富”论。我们不妨顺着他们的逻辑思路作一分析。

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如汉人扬雄就说：“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35]（卷五《人部》一，P90一91）显然，扬雄是主张以仁义致富，而且要求富人富而好礼。这种观念在明代的流衍，就是“德以聚金”和“德以居禄”。如田艺蘅说：“善富者，羞德之不积，不羞金之不积；善贵者，耻德之不伙，不耻禄之不伙。德以聚金，则满不扑；德以居禄，则鼎不颠。”[28]（卷七《玉笑零音》，P282）对扬雄的这种说法，谢肇涮似乎仍处于一种两难的抉择。一方面，历史上或者明朝人致富的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他，“富者多悭，非悭不能富也”，而如此致富的人，在谢肇涮看来，确实诚如扬雄所言，是“圈鹿”、“栏牛”。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以一个匹夫的身份而能做到富敌王公、权侔卿相，那么其人必然有非同寻常的见解。正是从这种角度，谢氏对司马迁倦倦于“货殖诸子”给以充分的理解。不过，谢氏的最大特点似乎已不再局限于本富与末富之间的争论，而是将致富之人及其致富之法，理智地区分为下面三等：一是像陶朱、计然，属于上等，他们观天时，逐地利，取予趋舍，动合权变；二是如卓氏、程郑之类，属于次等，他们的致富靠的是铁冶力作、织啬射利，贾行而市心；三是如石崇、王元宝之流，属于下等，他们倚权怙势，纳贿行劫，简直犹如豺狼[35]（卷五《人部》一，P90一91）。

中国传统的民间谚语说：“一毛不拔，人情也。”所以，凡是遇到公事征发，“必捶楚而后集”。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明人李先芳才真切地体会到，“富者益吝，见利真耳”。富人如何致富，其实就在于他们吝啬，而吝啬的前提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维持利益，甚至“一毛不拔”，也是人之常情[36]（《传类·石珠传》）。

顾大韶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偏颇之处。富人为人没有不悭吝的，但为人悭吝不一定就能致富。譬如一个人对一件物品有所嗜好，一定想得到它，为了得到它，就会细大不遗，坚韧不懈，然后才能感动上苍，也就是“格天”，而此物终究归入他手。可见，人欲致富，必须具备“略？’与“察”两大品质。所谓“略”，就是谋略与才具；所谓“察”，就是观察、调查，做到明察秋毫，及时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最新动态，这是一种判断力。因此，凡是善于致富之人，他们的才略足以致巨万，必然有惊人之处，而观察市场信息又能做到不失毫厘，然后才能有所成功。他们的观察已经达到了“不失毫厘”的程度，还会不悭吝吗？不过，顾氏又进而指出，才略足以赚取巨万之富，则不是徒凭悭吝就能做到的，而是因为有了明察秋毫的洞察力[37]（《原富》篇）。

传统的儒家致富论，显然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正是在此基础上，造成了传统的致富思想具有以下两大特点：一是宣扬“本富”。明人敖英在《绿雪亭杂言》中对“富”字的解释，无疑堪称传统致富论的典型。他论“富”字道：“古人惟贵务农，故富从田。田从一口者，有田之入，又贵食之者寡也。”[24]（卷三十九《诗文类．富字非义》，P416）毫无疑问，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明显是一种牵强附会。如《说文》释富日：“备也。”《广韵》释富也云：“丰于财也，厚也。”《礼记·祭义》注也说：“臣能世禄日富。”尽管敖英的勰释从字义上说不符合规范，但从道理上来讲确实如此。传统的致富论，所坚持的就是力农致富，或者说做官致富，也就是“臣能世禄日富”。欲保持富有，除了力农之外，就是“贵人口之寡”。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更只能以俭朴（也就是寡欲）保持原先的富有状态[28]（卷三《富贵贫贱穷通寿夭》，P135—137）。明末学者陈龙正也认为，“金非财，惟五谷为财”[38]（上《崇祯》，P7）。显然，也是将土地、五谷作为唯一的财富。二是强调“勤俭”致富。按照传统的观念，勤劳不仅是致富之本，而且成为“政治之本”。如明成祖就说要天下百姓都富而不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皇帝的勤政，也就是他所说的“朕劳而天下逸也”。正是在此说的基础上，成祖之后仁孝徐皇后（按：即徐达之女）才得出如下结论：“勤劳，政治之本也。”[39]（《劝善书序》）当时的“俭”，就部分包括了“悭吝”的道德品质。但传统儒家之俭，也就是悭吝，是对自己之悭吝，是对自己的一种道德苛求，而对于他人，则是一种“仁”，是一种基于“民胞物与”的仁者胸怀。显然，顾大韶的“原富”论，是以商业社会为土壤。在肯定俭的基础上，更强调的是“才略”与“明察”，而不是一味的勤劳。

儒家“五常”中，有一“智”。究竟是“愚蠢”能致富，还是智慧能致富？这在明代的学者中也有争论。世间所传伪书《六韬》中记载了周武王与太公论贫富的一段话，其中太公将人家不富甚至贫穷的原因归结为“十盗”，依次为：计之不熟、收种不时、娶妇无能、养女太多、弃事就酒、衣服过度、封藏不谨、井灶不便、举息就利、无事烧火。这种说法尽管出自伪书，却已被明朝的士大夫奉为“治家之戒”[28]（卷二十六《十盗》，P861）。这段话中充满了传统与近代的诸多冲突。其中主张勤俭、农业为本或者放弃高利贷取利之类，无不是传统的致富论的反映。但值得重视的是，它将计划、谋略不熟归为人们贫穷的原因之一，显然已经部分强调了智慧的重要性，从而与传统的见解有所区别。富者多愚，非愚不能致富。这是扬雄以来的传统见解，似乎也为明人谢肇潮所引用[35]（卷五《人部》一，P91）。但从谢氏将致富的上者列为“观天时，逐地利，取予趋舍，动合权变”看来，显然他对“富者多愚，愚者多富”之论，并非完全信服。真正解决这一矛盾，并将儒家伦理作一种新阐释的是顾大韶。

与此相应者，是如何看待“贫贱”与“富贵”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社会中，在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显然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富贵不如贫贱”。这种观念，出现于五代之时，当时的士大夫就有言：“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28]（卷三《富不如贫》，P137—138）这明显是传统士大夫消极乃至逃避责任的一种说法。换言之，这种说法是那些享受着现实的富贵生活的士大夫，在遇到仕途暂时的挫折之后所发出的愤世之言，不过是一种“矫语”，并非是真实的内心之言，更非至当之论。而另一种则主张“贫贱不如富贵”，这显然是基于现实社会世态之上的通俗之言，是一种“俗语”，尽管是俗语，却是一种真心话。道理很简单，贫贱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谪，亲不及养，子不能教，其乐何从谈起!事实上，在传统的圣人典籍或者圣人的话语中，也并非一概排斥富贵。如《易》云：“崇高莫大乎富贵。”孔夫子也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可见，圣人之心与常人也并无殊别，关键是如何获取富贵，以及如何看待富贵。是否一定要富贵至于极处，才可真正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在晚明的士大夫看来，也并非如此。明人谢肇涮就提出了一个介于“世俗”与“矫情”之间的一种折衷看法，也就是建立在一种基本的生活保障乃至富足之上的乐趣。他对这种乐趣作了如下形容：“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耕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膝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扶藜，留连忘反。”[35]（卷十三《事部》一，P256，258）他认为，这才是真乐，与寻常的富贵之乐不同，也与贫贱人整日劳作奔走的生活有别，其乐不减真仙。毫无疑问，这还是有传统士大夫闲适生活观念的影子，却不能不说是晚明士大夫生活观念的一种转向。

在明代，最为百姓困苦的是徭役的繁重，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在如何处理或者均平赋役的问题上，显然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向着小民的利益，讲究均平徭役，甚至提出裁撤寄庄户的兼并，禁止质铺（即典当铺）的罔利；而另一种则是从深思远虑出发，不同于一般的浮见，认为应该扶植“富户”。后一种言论的广泛出现，事实上牵涉到一个如何致富以及如何看待富人的问题，显然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新动向。

从社会的公正性原则出发，贫穷的小民百姓有他们生存的权利；与此相应，富民同样也有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发家致富的权利。在明代这样一个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社会里，由于传统法律制度本身所蕴涵的等级特点，事实上存在着诸多的不公正性。当然，也不排除富民在土地的兼并上以及致富的过程中利用特权非法获取“非利之利”。在这种情势下，出现像海瑞这样的清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海瑞的人品已有公论，不必赘言。但海瑞在巡抚吴中之时所行的政策，其结果正如明人所言：“贫民有告富家者，必严法处之。一时刁讦四起，富户之破亡者甚众。”如何看待海瑞这一政策？这无疑是一种锄强助弱、铲富扶贫之举。过去的论者显然给予较高的评价。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儒家大同、平均思想的余绪，以及梁山好汉的行径。换言之，海瑞之举，由绿林行之则可，由朝廷大员行之则不可；行之北方则可，行之江南则不可；行之明初这样的传统社会则可，行之明中期以后商业发展的社会则不可。

明人何良俊出身于祖上几代担任粮长一职的富民家庭，他对海瑞的评价，显然代表了江南一些守法富户的基本看法，过去很不受到重视甚至被忽略，这一点实在让人疑惑。何良俊承认海瑞的两大优点：一是个人品质的优点，即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二是政策上的本意，是“为民”，也是为了朝廷。但同时他对海瑞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主要也有两点：一是说他有些疯癫，寡深识，动辄要撒癫，殊无士大夫之风；二是海瑞虽爱民，但只是惯了“刁恶之人”，而不是那些善良百姓。海瑞审理案子的一贯方针，就是小民与富民打官司，不问其中理由，总是断小民获胜。这就导致了奸讦之风在江南一度盛行。而此风一起，“士大夫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之民，坐而待毙，则是爱之而实陷之死也。”[40]（卷十三《史》九，P108—109）

这种批评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无疑代表了一大批生活在工商业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富户的意见。海瑞所行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寡深识”，也就是不明白江南社会的具体特点。那么与海瑞之辈相反的“深识”，在明代又是如何？究其实，就是培植富户，而不是摧折富民。所以，当时也出现很多重视富民的见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肯定“寄庄户”一类富民的功绩，认为寄庄户是无田之人的“父母”，不但无害于民，而且有利于民，即使他们田连阡陌，有兼并之嫌，事实却成了无田者倚命、仰给之“父母”。二是肯定质铺是穷民的“筅库”。当小民有旦夕缓急之时，上既不能赉之，邻里乡党也不能助一臂之力，在这样的窘境下，小民从典当铺中可以得到一时的救急。三是肯定富民的存在，是地方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地方上有富民，小民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衣食。一旦遇到水旱之灾，朝廷可以向这些富民劝借，暂时济小民的缓急。尽管一村中有一富民，近村的田房不免慢慢为其所占有，但其前提则是贫民自愿卖产，而卖给富民与卖给别人，其理相同。只要富民不是豪恶，不是非法夺取与占有，就应该肯定他们对田产或财富的合理占有[41]（卷五《三宜恤》，P162—163）。这是在对待富民问题上的一种新见解，显然与晚明社会的转向是桴鼓相应的。

四、商人伦理的建立

商业的繁荣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人势力的增大，必然导致商人社团的出现。明代商人为了应付朝廷的税收及其相关事务，上自绮、缎、布帛，下至鱼、肉、果、菜，每行大多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无论是额定必须交纳的官税，还是在场、务现纳之税，商人均通过自己推举的“总办”一、二人负责其事。因此，其惯行之例是地方官向行总要税，而行总再向各行摊派[42]（卷二十二，张潮《遵明旨陈时政以答天戒疏》），商业行会组织的功能就在于此。

明代中期以后，商人社团已经突破了原先简单的行会樊篱，进而成为商人保护自己利益的自觉性的团体。如委吾山的商人在上河经营者，已达20家，虽是同行，且又同乡，但一直是处于一种相对涣散的状态，无法形成互相帮助的团体力量。后来，在周柱峰、殷三洲两人的倡导下，他们通过“会银”这种传统的合会之法，将这20家商人结成一会，使资金可以“圆转流通”。此会每年三次聚会，会时有饮，中有约制数条，而其宗旨则以“佑掖之义”相劝[43]（卷八《上河义举录序》）。

商人社团一出现，就明显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结社或民间社团的特点。它首先证明了这样一个相对通俗的道理：义以利兴，而利更可以资义。其次，在传统的社团中，每当聚会时，座次的排定，往往遵循的是尚齿或尚爵两条准则。而明代商人社团中座次的编排，则完全体现了一种赤裸裸的金钱特色，也就是以资产的多少来排座次。如真州“诸估为会，率以赀为差。上贾据上坐，中贾次之，下贾侍侧”[44]（卷三十四《潘汀州传》）。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说明商人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传统的儒家伦理。

综合上面所论，在如何看待儒家传统的“五常”的问题上，明代基本存在着四种看法：一是全盘否定五常，并直接骂五常为“五贼”。二是并非全面否定五常，而是剖析五常里面存在的“五贼”。如吕坤对五常的看法颇为中庸，他不直接否定五常，而仅仅是承认五常中确实存在着“五贼”：“私恩煦感，仁之贼也；直往轻担，义之贼也；足恭伪态，礼之贼也；苛察岐疑，智之贼也；苟约固守，信之贼也。”[45]（卷一《内篇·谈道》）显然，他将这“五贼”仅仅视为后世儒者用来训世的东西，而不是圣门之正。三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五常进行重新的评价。如庄元甫就对仁、义、礼、智、信五常，提出了新的看法，从正、反两个方面给以重新剖析。他说：“仁、义、礼、智、信，犹天之五材也，能生人，亦能杀人。”[46]（卷五）四是对五常逐条进行理智的分析，否定其中的仁、义、礼，肯定其中的智与信。

毫无疑问，商人伦理的重建，显然无法绕开对儒家伦理的重新审视。换言之，对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与富、贫之间的关系，究竟应作如何看待。明人李乐的看法，显然颇能揭示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说：

家有仁义道德，则其富不骤，其贫不促，自然气象悠长。若无仁义道德，则其富也勃焉，其贫也亦忽焉[47]（卷八，P711）。

李乐之说保留了传统的成分，即重视仁义道德，轻视致富。但他所提出的这种社会现象，也是明代商业发达以后一些工商业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之上建立起一种符合商人精神的新伦理。

李乐所思考的问题，其实已经由他的老师唐枢作了回答，这就是商人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信用。据史料记载，唐枢有一位同宗的侄子打算经商，苦于没有资金，就与唐枢商量。唐枢就对他说：“汝往市中问许多业贾者，其资本皆自己有之，抑借诸富人者乎？”他的宗侄就去了一趟市场，并作了调查，回来告诉唐枢：“十有六七是从富人那里借来的资本。”唐枢就说：“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负之尔!未暇求本，先须立信；信立，则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矣。”[47]（卷九，P745）这一段记载充分说明，富人资本，只求生利，这是一种必然。经商之前，在资本的获取上面，首先就应该建立起一种信用。显然，唐枢见解的可贵处，就在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信用在借贷制度上的重要性。所谓的信用，原本只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而在此已被提高到商人的一种精神，并成为重建商人伦理的基础。

明末以来善书与功过格的流行，显然也证明了善行、美德与致富之间，尽管存在着矛盾，但亦有相合之处。包筠雅在《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一书中，对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善书尤其是功过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她认为，17世纪的善书与功过格反映出一种对加强基于互惠观念的社会等级制度理想的极度关心[48]（P212—213，224—227）。功过格所反映的是一种对财富与善之间关系的矛盾情感。这种矛盾情感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功过格的思想逻辑显示，财富是对善的奖励，而功过格作者在把要求大量花钱（并且经常获得很高的功德分）的事例包括进功过格时，他们承认，对于富人来说，行善通常更容易，而且行善可以带来财富上的更大回报。

其次，他们又不得不怀疑富人的道德能力，特别是那些以商致富的人。如清初陈智锡著有《劝戒全书》。在书中，他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商人们应该凭慷慨或小心诚实而获得奖励，这虽然很高尚，却很不利于做生意。二是他明确承认金钱可能具有道德价值的同时，也明确强调了商业与美德的不相容性。这就是说，即使商人职业与实践美德不是互相排斥，也是不容易协调。显然，商人行善便是一种奇迹，因为对于致力于牟利的商人来说，对他们的善行不可能要求太高。

总体上说，功过格当然并没有公开鼓励为了商业投资而积累资本，相反，财富只有当它被投资到道德上时，即用于积功时，才是有价值的。事实上，在晚明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成人”与“自在”之间确实已成为一对相当突出的矛盾。明代的俗语就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其意无非是说，人生在世，哪个是自在受用的？这正好与明代普遍崇尚的“人生自适”的观念成一鲜明的对比。在中国流传的佛书，其中就有言：“积财不散者，自己无份，五家子有份。”[49]（卷三《跋静山遏籴歌》，P47）佛家所谓的“五家子”，就是指水、火、盗贼、县官与恶子。从其本意来看，佛家显然也是主张“散财”，藉此积善。此外，明代普遍流行的佛教的善恶观念也无不是为了支持一种“成人”之美德。如月峰和尚就说：“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已是恶。”如何在成人与自在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明末学者陈龙正以三旬比较粗浅的话给以回答，这就是：“富贵的，大家放宽些；贫穷的，各人要安分；中等人家，不要奉上欺下。”[50]（《乡筹》二《同善会讲语》）这显然是基于明代社会阶层的基本分布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心态差异。传统社会的分层，无非就是三等：富贵、贫穷、中等人家。各自的社会境况，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心态以及为人处世的态度。富贵的除了骄人之外，甚至为了追求更大的富贵，可以做出刻薄人的行为；贫穷的看到那些富贵人的生活，总会生出一些不安分的想法，甚至产生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者“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与行为；而那些中等人家，见了比自己强者就奉迎，而在那些贫穷者的面前，又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在晚明，人生适已的观念正在蓬勃发展，而成全他人的观念也是如火如茶，两者虽然有重大的冲突，却又都在适应着当时的社会状况，并全都落实于社会的实践之中。晚明社会在各个层面的世俗化特点，以及以行善为目的的“同善会”的广泛盛行[50]（《乡筹》二《同善会讲语》），无不说明了晚明社会的复杂性。所有这些善观念及其实践，显然又与传统的财富观念是桴鼓相应的。传统的观念认为，人从禀受之初，他所该得的财帛、金宝都是有“分限”的，也就是命中财物皆有“定数”的观念。这犹如载重量为万斛的船只，只可容纳万斛，如果超载，船就会沉没。于是，在唐朝人的小说中，就出现了“掠剩使”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的财物稍过其分限，上天就会派一个使者下来，将多余之财掠去。明代民间也一直流传一种“散财获福”的说法，其目的无非是倡导一种“好义而疏财”的风气[40]（卷十《史》六，P84）。善书之盛行，善会之建立，以及商人普遍参与这些慈善活动，无不证明明代的商人阶层在致富发家之后，同样希望在与传统伦理获得妥协的前提下，建立属于自己的伦理。

五、余论：儒家思想传统与近代化

费孝通将社会区分为两种：一是“礼俗社会”，二是“法理社会”。前者并没有具体的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而后者则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51]（P9）。明代正处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如何看待作为礼俗社会思想基础的儒家伦理，这无疑牵涉到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具体走向。

儒家思想与中国近代化历程之关系，前人的研究成果基本表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儒家思想完全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理学（Neo—Confucianism）是把传统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规[60]（P72一73）。费正清也认为，理学是“桎梏中国人思想的枷锁”，是一套“僵死的价值观念”，根本无法使中国近代化。

沟口雄三研究中国思想史，有其独特的视角。他一方面以亚细亚主义的立场[52]（P72—73），另一方面从多元的世界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相对于欧洲文明而言、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并努力阐明中国之内在的、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53]（P2）。沟口雄三同样主张儒家思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到一种阻碍作用。他认为，儒家思想深深地渗透到官僚、知识分子阶层中，其传统之深厚阻碍了对欧洲近代契约思想的吸取。此外，儒家否定“私”及“专利”而重视“公（二均）”的大同思想，与宗族的血缘的共同关系，阻碍了个人主义与私有财产权的确立，推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总而言之，儒教思想与伦理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输入的阻碍者[53]（P79）。

另一种意见认为，儒家思想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如狄百瑞坚持认为：理学并非“始终不渝地为维持现状服务”，它“也能成为对现存秩序的一股批评力量”。展望未来，狄百瑞满怀信心地预测：“中国人民的新经验最后将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内部涌现出来的事物，而不仅仅是由外部激发的革命”[54]（P72—73）。

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无疑需要对传统及近代化问题进行一些理性的分析。首先，近代化本身不是一蹴而就之事，而是一个过程。正如赖泽涵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趋势：以儒家思想与近代化为例》一文中所言：“近代化是一个过程，它应该不是终点。”[54]（P63）其次，儒家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而是一个动态的变迁体。王赓武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与中国早期对外关系的性质》一文中，恰恰发现了下面有趣的现象：人们往往认为，中国人对外国有一种传统的看法，它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然而，仔细研究一下有关这方面的中国著作，就会发现并非如此。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实际关系，很多是与儒家理论背道而驰的。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有关对外关系的儒家理论也曾经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发展[55]（P87）。赖泽涵在上文中也认为，中国的传统并不是单纯的，“它是一个复杂且富有动态的现象”[54]（P63）。乔健在《中国文化中的计策问题初探》一文中更是认为，中国社会和别的社会一样，应该像Victor Turner所说，“是一个变形的世界”（a world in becoming），而不是一个定形的世界（a world in being）。事实上，任何社会的存在永远只是一继续不停地变动的过程（process），任何想从“社会结构”的静态研究而获得一个社会的真相的努力都似刻舟求剑，必然都是徒劳无功的[56]（P1）。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再综合参考诸家之说，笔者认为，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固然与商业经营存在着诸多的冲突，但明朝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儒家“五常”中之智、信，同样适合经商的实际需要。换言之，儒家伦理只要得以创造性地转化，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并由此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近代化之路。进而言之，既然近代化是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儒家传统不免会与这一进程产生一些冲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儒家阵营中所产生的异端力量，还是那些正统的理学家，在面对商业化浪潮的时候，无不都有应对这种社会转变而产生的冲动甚或理性的观念。这就是说，儒家传统在这一进程中同样在悄悄发生一些蜕变。传统致富论在明代的历史转向，显然证明了这种蜕变的存在乃至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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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潘国琪）

明若晓溪

（某中学初一学生）

以前佩服方孝孺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方孝孺书呆子而已。曾经不信，现在信了。“当秦之世，而灭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备之外……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

第一次看到这段文章，觉得很是有道理，但现在觉得方孝孺陷入了一个思想误区。他觉得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是以德治国，其实还是在空谈。

人是死的，政策是活的。当一个问题已经显露出弊端的时候，就应该改变政策，而不是坐等灭亡。方孝孺犯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政策是不能改变的，必须遵循祖宗的成法，祖宗的制度就一定好。

其实这种错误的认识，根植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皇帝和臣子都打着敬天法祖的招牌，认为祖先神圣不可侵犯。其实祖先制定政策的时候，政策很有局限性。到了后世，弊端已经彻底显露的时候，就应该改革了。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就已经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理念，后人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

我觉得方孝孺的忠不能说是简单的愚忠，要知道朱允炆性格温文敦厚，是他的学生，而朱棣是出名的桀骜不驯。他的行为还是为了报答君主的知遇之恩，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臣民的勇气。

臣民和公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臣民忠于一个君主，而公民忠于整个国家。我从不认为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等人，以及那些拼死抵抗元清政权的百姓是臣民，因为他们的抗争，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他们不止是为了一人一姓。

明末殉国臣民很多，有在李自成攻破北京以后殉国的，也有为了抵抗清政权殉国的，本质就不一样。不愿投降李自成，是真正地忠于一人一姓的江山；不愿投降清政权，则是真正的气节。他们是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忠于朱明王朝。比如李定国，他是农民起义军，在这个时候尚且可以放下这一切，保护最后的明朝皇室。

都是为了尊严，但一种尊严是单纯的“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一种尊严是为了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文化。在《明史》中，随崇祯皇帝自杀的官员很多，有大学士范景文、我佩服的书法家倪元璐等等。东林党人魏大中的儿子，虽然最后自杀，但他先受伪官，死在崇祯皇帝殉国四十天后，都没有能够列入这个名单。

当年魏征先侍奉李建成，后来面不改色地为唐太宗做事，因为他知道，皇帝只是一个能够帮助他实现理想的人而已。这个人是谁，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李建成和李世民相比，反倒是能从谏如流的李世民好得多。人们只看到魏征直言敢谏的一面，没有看到他的“不忠”。有人说可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但如此形容魏征又有些过火。他只是心胸豁达，看开了一切而已。

方孝孺的死归根结底还是不值，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也不是为了坚持真理，仅仅是为了报答皇帝对他一个人的知遇之恩，就牵扯上全家甚至是师友门生的性命，而且还害得家中女眷被没入教坊生不如死。

方孝孺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为了巩固朱允炆的统治削藩。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疏不间亲。同样，读了《三国演义》就知道曹操为什么杀杨修贬曹植，因为他知道，曹植天真单纯，杨修自负才名，不善处于父子兄弟之间。如果他立曹植做世子，杨修的自作聪明会激怒曹植的兄弟带来祸患。如果他不立曹植做太子，杨修和曹植这一对狂放不羁的书生，也一定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我觉得曹操比朱元璋聪明得多。朱元璋杀了方孝孺的父亲再用方孝孺，方孝孺毫无怨言，就已经说明了那种浸透到骨子里的忠。这样忠诚的书呆子，看似最可靠，实则最危险。平时他们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有了危险，他们一定抵抗到最后一刻决不妥协，结果不但无法扭转局势，反而遭致祸患。更可怕的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奋斗。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毫无意义。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很少能够有魏征的那种气度。他们一旦受到某个君主的重用，就会发誓效忠，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其实这种关系，客观来讲还不如说是卖身契。中国部分文人受儒家熏染太深，有一种迂腐。他们只知道把知识贡献给一个君主，一旦这个君主的统治意外中断，那他们就只有死亡，或者永远沉寂。

其实他们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只为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理想需要载体，这个载体不一定只有一个。但如果他们这样想，那就是彻底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了。

方孝孺、黄子澄、齐泰、铁铉、景清，我记下了每一个在靖难之役后被朱棣清除的文官。他们像伯夷叔齐一样，有不食周粟的勇气，但没有大局观念，用最通俗的话来讲，没有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觉悟。所以，也仅仅能够停留在忠臣的层面上，不能算是国之栋梁。

其实这一切都是专制所造就，专制君主要求臣下仅仅忠于君主一个人，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读书人宁死不事二主，是为了赢得名声。但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与名声无关。

在中国，方孝孺是为了忠于君主而死。按照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他的行为是忠臣的典范，纵使朱棣说他是逆臣，待到朱棣的时代过去，他就将受到人们的赞扬。在西方，有布鲁诺为了真理而死，在当时他被视为异端邪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理才能获胜。

所以我才更佩服布鲁诺，我觉得他的坚持更有意义。而方孝孺无论有多么勇敢，他的行为对人类都没有太大的价值，只能是徒留虚名与后人钦敬。

天蓝君，

您好！拱手，见字如面。

收到来信真的是一次不小的惊喜，很温暖和开心。有这样来自远方的牵挂和温暖的絮叨真好。久已未梳理自己，就借这机会跟你聊聊吧。

我也跟你一样，更关注起了现实。我想自己从一个伪文艺青年、一个空洞的愤青变成了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探寻出路的年轻人，少了许多的无病呻吟，少了一些表面的愤世嫉俗，而代之以真实的苦痛与抗争，温暖和感动。回头望，我看到的经常是一些可笑的成长的足迹，但我想那是真实的必经的路，不管走的是哪一条路，那路是直的还是弯的，但总归都会回到生活，奔向前方。

我想今天的自己是无比的充实的，尽管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因为有所追求，现实的苦算不了什么。在走过了那些迷茫的愤怒与颓废的伪文青状态后，我发现自己一直以来自己心中最关注的其实是社会现实，是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自己所在的族群，才发现那遥远的于己似乎无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血脉有一天在自己的体内被激活了起来。

那是几千年来华夏士人们薪火相传从来未曾熄灭过的精神之光。保家卫国，血染战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逆龙鳞捋虎须，那些铁骨铮铮的文人武士们，他们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对于家国百姓的一片热忱。他们忠的不是作为君王的某个人，忠的是自己的家国天下，自己的乡亲父老，自己的父母兄弟。为自己的族群谋福利，虽九死其犹未悔。

今天，做了几百年奴隶的我们，从铁屋子中勉强睡醒仍处于昏沉状态的我们，以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去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祖先竟然都是错的。即便我们发现不了，也会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们不断的论证出结果来，灌输进我们的脑袋中。

一年来，我解决了无数的疑惑，为什么英雄们不再被人所称颂，为什么投降背叛之人变成了英雄，为什么历史变的迷雾重重，为什么一个强盛的泱泱中华竟变成了东亚病夫，为什么60年前挺起腰杆了的我们今日却又面临着这般的矛盾重重……

当那一天我穿上了自己的民族服装，穿上了我们祖先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夏衣冠时，心中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汉族，这个共和国内最大的民族，这个唯一被人遗忘的民族，唯一不知道自己有传统服装的民族，你的儿女们已经开始觉醒了！

汉服，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我们是汉人，我们是炎黄后人，我们是秦皇汉武的子孙，千年流传下来的血脉激荡着华夏永远不灭的火焰。我是汉家的女儿，我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跟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们站在一起，穿着同样美丽绝不输于他们的民族服装，轻声但坚定地说：“我是汉族人！”

汉服，它又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痛的名字。满清入关后的“剃发易服”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但我知道，痛归痛，擦干眼泪后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前行。我们复原这段历史，并非为了寻回仇恨，而只为了找回我们的根，找回作为一个人一个族群的尊严，找回我们失去已久的华夏礼仪之邦，找回我们迷失已久的华夏复兴之路。

今天的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立志为自己的民族做些像一滴水滴入大海之类的事情，找回华夏民族真实的历史，找回华夏民族真正的精神，找到华夏儿女最好的出路，在华夏复兴的道路上，我将是一粒细小的沙子。

尽管“民族主义”这个名词被戴上了诸多不那么好听的帽子，但我不在意那些讽刺挖苦的人们（而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理解过真正的民族主义）。我必须首先为自己的民族考虑再去为兄弟民族再去为世界民族考虑。一个人，首先自己得有自尊自信地活着，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个连自己民族都不爱的人，很难想象他会真正爱兄弟民族，爱其他的同类。

地球上的人们，曾经繁衍出了几大光彩夺目的文明，然后今天，除了华夏文明仍苟延残喘于世上，其他几大文明均成为了历史。有民族性格之原因，有不可抗拒之自然界突发事件之力，更有令人悲哀的文明世界被野蛮世界蚕食的历史。

天可怜见，我们这个族群总算是保留了下来。两千年来，无数的游牧、渔猎族群，骑着马，掂着刺刀，挎着弓箭，争先恐后地涌向富庶的中华大地。我们是多么地希望和平，希望友好，然而我们发现，宽容是必须建立在足够强大足够震慑住别人的前提下的。

你只有足够强大，文明上足够强大，军事上足够强大，你才能够避免自己被马蹄和弓箭吞没，你才可能文化天下，让文明之光照射于周边四邻，使他们也能够明白不劳而获为耻，抛弃那种抢劫光荣劳动可耻的观念。

唐太宗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知历史，就搞不懂我们自己，就走不好今后的路。后世常为前朝修史，为警醒，为学习，为借鉴。然而，当一个外人占领了中华大地，建立了他们的政权，却绝对不会站在跟自己祖先一样的若政权稳定必以民为本必先为天下百姓兴亡考虑的立场。是的，大家都会首先站在为自己的族群考虑的立场。

我尊重所有兄弟民族甚至兄弟国家，但这不妨碍我最先爱的是自己的家族、民族再到祖国。我坚信，历经了千年考验的华夏文明，以及作为炎黄子孙的华夏儿女们，有义务去带领中华文明圈重新走向辉煌，有义务带领几十个跟着中华的兄弟民族们一起走向繁荣，走向真正的和谐共生，走向真正的民族团结。唯其如此，中国才有希望。
给君回信，竟花了两天时间，絮叨了一大堆自言自语的东西，一定得说声抱歉。不知天蓝君有无耐心看完它，更不知它会不会让天蓝感觉到心中不快。虽不知君之民族归属，但我仍放心地跟你聊起了这一切，放心抒发着自己的民族感情。因为我相信，这是一场朋友间的对话。

最后，行一揖礼。这是华夏儿女最常用的基本礼节。祝君安康，诸事顺利！

庚寅年二月初四

友：白杨萧萧

许苏民

《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页119-128

[内容提要]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尺度是人的自由程度，经济、政治、道德的尺度都只有从属于人的自由的尺度才有意义。“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乃是由于晚明江南人民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几乎被清王朝完全剥夺；“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亦绝非彭慕兰所说的偶然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人权、科学、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彭慕兰的偶然因素决定论还是弗兰克所运用的史学方法，都只是见物不见人的所谓纯化了的经济学方法。也许，只有一种富有深度的、以现实的人和人的实践为出发点的、综合一切社会因素的“人学史观”，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外因论和偶然论的误区，把史学研究建立在更为深广的历史视野的基础上。

关键词 人学史观 江南 英国 大分流 自由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再次将我们的历史记忆拉回到公元16～18世纪。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和西方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在21世纪的新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或“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中外历史学界的关注。

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最受人指责的一个观点，是他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已经是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而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则明确指出，认为“某些亚洲社会在满族或英国的入侵摧毁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一直在向一次工业突破发展”的观点是一种“非常反事实的断言”[1]。一些中外学者将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认为晚明100年中国江南经济的繁荣不过是西方白银输入的结果。而彭慕兰关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是偶然因素所导致的观点，至今也未见有人予以廓清。

本文试图证明，晚明中国江南的繁荣从根本上来说绝非西方白银输入的结果，“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乃是以清代明的历史倒退所导致；而“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亦绝非偶然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人权、科学、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

关于《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学术讨论，涉及到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些根本的方法论问题。就经济而论经济，正如就思想而论思想一样，从来也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历史。也许，只有一种富有深度的、以人和人的实践为出发点的、综合一切社会因素的“人学史观”，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二因论和偶然论的误区，把我们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或“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问题的研究建立在更为深广的历史视野的基础上。

一

公元l6～17世纪，历史几乎同时把江南人和英国人的生命冲动引向了发展市场经济、繁荣科学和艺术、建立市民社会、推动政治改革的路向。商业活动中的勤勉、刻苦和冒险，科学探索中的执著、理智和冷静，抗议专制暴政的豪杰之士的勇敢、理性和坚强，艺术中的美好情感的抒发，凡是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所赋予人性的一切优秀品格，都在近代的人文觉醒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展示。作为这一不约而同的人文觉醒的结果，晚明江南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无论在经济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和科学技术上，还是在市民社会的觉醒和言论自由的程度上，似乎都不比英国逊色。它所展示的并不是一个没落帝国的晚霞，而是新时代行将来临的曙光。

人学史观以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晚明江南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封闭的、自足的、静止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为开放的、普遍交往的、动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代替。由此派生出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探索自然奥秘并通过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科学思潮的兴起。

当16世纪的英国人确信“人们有权合法地追求自己的世俗利益”、追求“掌有自由的生财之道”的时候，江南人也走上了为交换而生产的致富之路。“民生有欲，人必有私”，这一从李卓吾到顾炎武所揭示的社会生活的公理，为江南人冲决“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而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理由律的论证，而“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匠籍制度改革和最先在江南实行的“一条鞭法”，则赋予了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摆脱土地束缚的自由。

首先从江南开始的“天下之势偏重在商”的历史性变化，使“苏州成为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纺织、染色业）的中心”[2]，这已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学者们往往把这一现象与中国历代商品经济混为一谈，而看不到它所具有的以下新的时代特征：

一是国有手工业的垄断地位让位于私营手工业工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已经普遍存在于江南各地。这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大。

二是农业的高度商品化，出现了很多的专业经济区和农村专业户。大量史料表明，当代人亲眼目睹的1978年农村改革后的状况，其实也正是晚明江南农村的景象。

三是迅速发展的都市化、城镇化进程，隶属松江府的上海县，迅速崛起而成为谚号“小苏州”的繁华商业都市，“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3]。上海周边诸县，大量村落发展为城镇，拥有两千家以上、有些甚至超过万家的市镇约二十余座。

四是商业资本大量地、持久地转化为手工业产业资本，打破了商业资本向土地回流的传统怪圈。商人直接变为产业家，“徽杭大贾”们多投资于市镇手工业，甚至有出卖土地而以资金从事商业经营的现象，推动了扩大再生产和就业问题的解决。看不到这些事实而死抱着马克斯•韦伯的信条，是永远也不会承认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

江南濒临东海，是自古以来最富于海洋文明因素的地方。英国的海洋文明传统固然源远流长，但明代中叶以后，辽阔的东海也重新激起了江南人的勇气，“挟着他们超越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鼓励他们到海上去追求“利可十倍”的超额利润，江南海商成为中国海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4]，这一发自嘉靖年间徽州商人之口的话，正反映了中国民间商品经济向着海外自由发展的愿望，更不用说那“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以对外贸易为生的闽广商人了。隆庆元年（1567）海禁的开放，使中国海商成为与西方殖民者争夺海上贸易控制权的巨大力量，传统的由官府垄断的朝贡式的对外贸易转化为蓬勃发展的民间私人对外贸易。而17世纪那位著名的“国姓爷”、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是“文坛宗盟五十年”的江南名士钱谦益的学生。他通过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将西北太平洋海上贸易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形成了以台湾为中心，北至日本、南抵菲律宾和印尼、西南达中南半岛的贸易网络，并且与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没有中国民间商品经济主动走向世界，又何来西方白银的输入？

江南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通过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求知欲望，推动了人与自然之理论关系的变革。王阳明坐在亭前格竹子七日而病，宣告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破产；而科学思潮的兴起，则宣告了自然科学向伦理学闹了独立。人的追求真知的天性从伦理学的境界论中解放了出来，什么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怎样去“格物致知”，晚明中国哲人给出了全新的回答。当明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完稿的时候，江南学坛盟主王世贞最先发现了它的价值，称之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5]，传统的伦理学范畴“性理”、“格物”从此具有了科学知识论的意义。而明万历九年（1581）朱载堉的《律历融通》、《算学新说》、《律吕精义》等科学著作的问世，则开创了与近代英国自然科学同样的发展方向，即研究和发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方向。他所提出的“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6]的命题，正是对一切自然规律都可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近代科学原理的精辟概括。

1682年利玛窦来华，带来了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1620年金尼阁再次来华时，更带来了一个藏书7000余部的图书馆；《坤舆全图》、《职方外纪》的刊行，使中国人认识到世界辽广的真面目。万历三十五年（1607）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问世，更宣告了中西学者在探究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共同思路上的“合流”。自此以后，相继产生了《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天学初函》等一大批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著作的编译宗旨都无不强调“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和“数于艺无处不寓”的应用价值。从天启七年（1627）王徵在扬州刊刻《远西奇器图说》、《诸器图说》，论说数理科学乃是机械力学和“奇器”制造的基础，到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使用伽利略发明的天文望远镜观测日食，引进西洋火炮，再到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畅论“坚船利炮”及战守之策[7]；从明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编成《农政全书》，到明崇祯八年（1635）会通中西天文学的《崇祯历书》137卷告竣，再到明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问世，如此等等，都无不证明，晚明中国科学技术与英国处于并驾齐驱之势。更有徐光启提出在中国发展十项科学技术事业的计划，黄宗羲主张以自然科学取士，王夫之盛赞新兴“质测之学”，方以智畅论“质测即藏通几”……都无不标志着在中国正在孕育着一次科学的突破。

从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来看，晚明江南人也与同时期的英国人一样，产生了保护自己生产和生活安全权利的要求，以及思想言论自由和“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参与的愿望。与同时期英国市民社会一样，江南人所要求的自由，并不是要推翻朝廷，而是要求朝廷的让步。就其影响力来说，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政治影响力似乎比当时英国市民社会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顾准先生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但皇权专制主义绝不允许中国形成“无代议，不纳税”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8]。可从晚明江南社会的情形来看，形成此种法权体系也并非全无可能。江南地区不仅是费正清所说的“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的中心”，而且是晚明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最为显著的地方，是全国在野政治力量集结的中心、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

早期市泯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相结合，对上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从而构成了对帝王权力的制约；对下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道保护市民阶层不受专制权力非法掠夺的屏障。这正是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标志着在江南城市中已经生长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最初萌芽。

在早期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中，苏州市民最能体现江南民众的“气谊之盛”，最能体现其作为独立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亦最能体现其非凡的道义担当的勇气。为了抗议苏杭织造兼管税务的太监孙隆的横征暴敛，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发生了由“机户中佣工织匠”葛成领导、以纺织工人为主体的市民起义。他们“矢誓倡义，不取一钱”，只惩罚那些残民以逞的税官，而保一方之平安。

在处死了几个罪大恶极的税官以后，他们立即贴出告示宣称：“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之民各安生理，无得借口生乱”[9]。苏州市民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理性精神，与近代以来的学生运动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由于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与江南在野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诉求具有一致性，于是便出现了二者相结合的局面。为了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东林党人进行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支持淮抚李三才抗议朝政和江南人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即使是一个只有八两银子本钱的商民遭受税官的迫害，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顾宪成也亲自出面为其伸冤，呼吁当局为民除害。所以，市民阶层也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与他们同舟共济。天启六年（1626）阉党派缇骑到江南逮捕东林党人，苏州知识分子首先上街散步抗议，随后便发生了3月18日苏州、常州两地市民各万余人冒雨示威、怒杀缇骑的民变。这些“民变”都是在有组织的策动下进行的，如苏州民变的策动者就是首先率领读书人上街散步示威、后来成为复社著名人物的杨维斗。知识分子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对抗专制权力，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表现。

江南市民社会的抗争，迫使朝廷革除了某些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的弊政。万历皇帝临终前，被迫罢黜矿监税使，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与市民阶层的矛盾得以缓解；江南市民抗议阉党逮捕东林党人的正义行动，更为后来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民意基础。崇祯四年（1631）苏州府颁布“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人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有学者认为，在英国，甚至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市民阶层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特定的权利意识、自觉意识和重要影响力的社会集团[10]。这一论断可能估计偏低，但如果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发达程度可就比同时期的英国略胜一筹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都有很大提高，现存的《万历邸钞》一书就是证明。《万历邸钞》（1573～1617）是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的抄录汇编，其内容除了政治报道（如皇帝的诏谕、官员的升迁罢黜）、经济报道（朝廷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教育报道、军事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时事评论外，更重要的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对官场黑暗的揭露，甚至包括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如马经纶批评万历皇帝有“五罪”、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纵酒、好色、贪财、尚气，等等，可见当时社会是何等开放和自由！这一状况在天启年间虽曾中断了两年，但在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以后又重新恢复。崇祯皇帝除了要求军事报道要防止泄密以外，对于言论自由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不但如此，他还明确宣布了“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11]的原则。隆庆、万历以来，民间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慎行《谷山笔麈》中提到的“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沈榜《宛署杂记》记载的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抄报行”，明代小说中描写的以“贩卖新闻”为业的民间报人，等等，都证实晚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合法性的、相当发达的民问自由媒体。这一奇特的现象很值得深思，是否可以说晚明中国已开始步入初步民主化进程呢？当然，万历年间也有文字狱，如李贽被捕下狱就是最显著的一例（——注：明朝政府并不想杀这个“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贽，朝廷的判决只是“递解归乡”而已，李贽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夺下给他理发的侍者的剃刀自刎而亡）；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英国：1633年，伽利略因其《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而被异端裁判所审讯。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只是早春时节的寒流而已。

二

近代中西社会发展的“大分流”究竟始于何时？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18世纪末英国与中国江南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吗？从人的自由的程度这一人的尺度看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视线投向1644年开始的历史大变局。

真正的“大分流”是从1644年开始的。这一年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正在推进之中，到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后，历史便大踏步地前进；而1644年中国则发生了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浩劫，从此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制、暴虐和恐怖的时代。从晚明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自由贸易向着清政府禁止和限制民间外贸活动的倒退，从晚明市民社会的萌芽向着清政府全面扼杀劫社自由的倒退，从崇祯皇帝确立“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原则向着清政府大兴“文字狱”的倒退，满清政府几乎把中国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剥夺殆尽，历史也就无情地把中国抛在了英国后面。具体地说，江南之所以不是英国，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1．满清的血腥征服造成了汉民族先进生产力的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江南的市场经济。

满清军事贵族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对汉民族的征服，完全不是如当今某些历史学者所说的“得人心”。事实恰恰相反，民族征服的实现完全靠的是血腥杀戮。对于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是要做具体分析的。有凭借疯狂杀戮而夺取政权者；有失去人心而凭借恐怖主义使皇权苟延残喘者。清朝的建立和延续，主要就是靠这两种手段。

1645年清军在征服北方中国后，开始征服江南。5月20日攻克扬州后实行屠城，80余万男女老幼惨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6月1日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6月8日占领南京，27日占领苏州，7月6日占领杭州。在清军征服江南的过程中，发生了“嘉定三屠”，以及江阴、昆山等地的屠城惨剧。至于在江南各地人民的民族保卫战争中壮烈牺牲和被清军捕杀的志士仁人更不知有多少。在这场野蛮的民族征服战争中，江南市场经济遭到了灭顶之灾。

康熙皇帝弹压南方汉族人民的反抗，再一次重演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的暴行。目击者张远写道：“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之变，生灵涂炭……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余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累累若若，若牛豕然，不可数计。”[12]康熙的这一次血腥征服，南方各省的汉族男子被大批屠杀，扬州和南京的街市竟成了清军把各省妇女当做“羊豕”一般贩卖的人肉市场，刚开始恢复的江南经济再次受到了严重摧残。江南民穷财尽，花凋月残。所谓“康熙盛世”时，江南市民阶层却过着饥寒交迫、卖儿卖女的痛苦生活[13]。

2．禁止或限制民间对外贸易，特别是实行思想学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

清军入关后40年，一直坚持“片板不准下海”的禁令，顺治十八年（1661）下迁界令，用焚烧房屋和屠杀的手段，强迫沿海六省的居民内迁30～90里；又用把沿海岛屿的居民强行赶下海的手段迫其内迁，以至溺死者无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在荷兰殖民者协助下攻克台湾后，方才允许浙、闽、粤三省百姓进行海上贸易。然而对于清政府来说，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为了政治需要既可以致力于发展经济，也随时可以牺牲经济。在1650年英国议会颁布体现自由贸易精神的《航海法案》后六十七年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也颁布了一个所谓“商船出洋贸易法”，规定除日本外，禁止通南洋，禁止多携米粮，禁止卖船外国，禁止居留国外，禁止逾日不归（须由亲属邻里担保），并收缩沿海通商口岸。在这种极为严苛的法令下，民间的海上贸易实际上是被禁止了。

当17～18世纪英国人致力于开拓海外殖民地，并以海军保护本国商船的贸易活动和海外侨胞利益的时候，康熙、乾隆却在为海外华侨被西方殖民者屠杀而幸灾乐祸。1686年西班牙殖民者屠杀马尼拉华侨时，康熙皇帝漠然置之。他后来说：“海外有吕宋、噶喇巴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14]即借西班牙殖民者之手将这些华侨杀掉，是为清朝政府清除了心腹之患。当1740年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的“红溪惨案”之后，清廷却兴奋地表态说：“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15]。康熙、乾隆之流为其“族天下”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思想文化上的封锁比经济上的闭关锁国更为重要。当1672年英国颁布《信仰自由宣言》的时候，清廷却先后于1669、1707、1717、1723年下达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命令；1724年更明确下令驱逐西洋传教士。中外学者多将此归结为所谓“中国礼仪之争”，其实不然。根本原因是基督教义不承认皇帝的精神领袖地位，认为人人都有“原罪”，一切有限的物质的存在都是不完满的；他们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一夫一妻制，认为纳妾者、占有大量妇女的帝王和官僚死后都得下地狱。在基督教义面前，皇帝的特权、官僚的特权、男人的特权，统统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康熙、雍正之流感到自己“作之君，作之师”的地位将被动摇，正统儒家也感到自已的特权受到威胁，而传教士们又不肯像儒、佛、道三教一样跪倒在皇权脚下寻求“宗教宽容”，这就是基督教被禁的根本原因。清廷驱逐西士和禁教阻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这也是“大分流”之所以造成、中国从此被抛在英国后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3．全面弹压和禁止知识分子党社运动，彻底扼杀江南市民社会萌芽。

清军在弹压了江南人民的民族保卫战争以后，为了彻底根绝抗清的社会基础，于是便把弹压的重点放在知识分子与市民相结合的江南市民社会上。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头脑，把知识分子弹压下去了，或者奴化了，也就等于砍掉了民众的脑袋。

顺治九年（1652），清廷正式颁布禁止知识分子劫社的敕令；但次年春天，数千名江南知识分子在苏州虎丘聚会，“纠集盟誓者所在多省，江南之苏杭，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顺治大为震怒，重申1652年的禁令，并下令州县官将党社人士逮捕法办。顺治十八年（1661）吴县诸生金圣叹、倪用宾等18人因不满知县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而聚于孔庙痛哭，被清廷当做“纠党肆横”的重大群体抗议事件而加以弹压。此案与同时发生的类似案件合称“江南十案”，“共得数百人，同于辛丑七月，决于江宁市，血流成河，无不酸鼻”[16]。康熙二十五年（1686）再次查革社学。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颁布聚众劫社罪例。

自从江南知识分子的党社运动被弹压，有清一代，再也看不到像晚明东林党人那样的“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砥砺气节，讲究品行”的局面，再也看不到像晚明复社知识分子动辄举行数千人聚会的盛况，再也看不到知识分子与市民相结合来反对专制权力侵犯人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晚明江南所形成的市民社会萌芽被彻底扼杀了。“梅花也学娇桃李，不敢冲寒便出头”（钱大昕诗句），纵然还有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血肉横飞的凌迟碎剐之刑，也再没有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声音的勇气。清王朝所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摧毁了江南社会的道德基础。没出息的“江浙小男人”的精明委琐取代了晚明血性男儿的奇情豪气，“美女作家”[17]的小资情调取代了“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而清代江南官场的黑暗更令人想起明朝人张居正所痛骂的“江南士大夫最无天理”的名言。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再有良知和道德勇气的国度中，谁还能指望它能继续与英国并驾齐驱呢？

4．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建立“道统”与“治统”合一的高度极权专制。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纵然只是为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得有人的思想言论自由，而建立在扼杀思想言论自由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是不可能持久的，更不用说有无思想言论自由乃是一个是否把人当人看的问题了。然而，在明朝的统治下，是言论自由的多少问题；而在清朝的统治下，则是言论自由的有无问题。不是明朝的皇帝不想当精神领袖，而是当不了精神领袖，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愚昧到承认皇帝的精神领袖地位的缘故，社会舆论对于遭受“文字狱”迫害的人们依然持同情态度。而清朝与以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道统”与“治统”的合一，也就是康熙所说的“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或思想家，全国人的思想只能统一到皇帝的上谕上。而清朝的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愚昧到认同皇帝的精神领袖地位，又是被康熙、雍正、乾隆使用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文字狱）治成的。

对于康熙年间的文字狱，人们通常只提到庄廷钱《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其实又何止这两起。康熙八年（1669）4月1日，所谓“十四人逆诗案”的案犯黄培等10余人在济南被斩首，是一例；康熙二十一年（1682）朱方旦因宣扬大脑为思维器官被杀，又是一例……但仅庄廷鑨《明史》案的杀戮之惨酷，就已经让读书人噤若寒蝉了。江南历史学家潘柽章、吴炎等18位著名学者同日被凌迟处死于杭州弼教坊，一千余人同时被斩首；连刻书匠、书商和购买此书的人均被杀害，被流放到宁古塔为奴的多达700余家，潘柽章和吴炎尚未写成的《明史记》一书和所有的史料也被当局付之一炬。康熙五十年（1711）著名历史学家戴名世也因文字犯忌被康熙皇帝下令斩首于市，大量受牵连的人被流放！

雍正乾隆年间，更把强化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与大兴文字狱结合在一起。在雍正当政的13年中，重大的文字狱案就有7起。而乾隆比雍正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上台，立即就将被他父亲免死的曾静砍了头。在乾隆年间不可胜计的文字狱中，比较著名的就有30多起。被乾隆下令凌迟处死的学者有遭曲阜孔府举报的丁文彬、撰写《天台游记》的浙江学者齐周华等多人。此外，有因“意含讥谤”被腰斩于市者，有因“侮慢圣言”被“即行正法”者，有因私藏明末野史被杀者，有因指出《康熙字典》有误被斩首者，有只因说了一句“请镇吓贪官”而被下旨处死者，有因“摘抄小说不根之语”而被下旨“杖毙”者，有因与程朱理学立异而被流放者。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以“稽古右文”的美名，审查删改天下图书。修《四库全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大兴文字狱、查处违碍书籍并严惩私藏禁书之臣民的过程。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为了使人“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18]。

综观历史，当1644年11月24日弥尔顿在英国议会发表《论出版自由》演说的时候，中国正笼罩在清军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之中；当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建立起民主政体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实行着中国历史上最暴虐的专制统治；当1672年英国议会颁布《信仰自由宣言》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多次下令禁止基督教，并最终做出驱逐西方传教士的决定；当1690年洛克发表《政府论》确立“天赋人权”原则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却处于文字狱的专制暴政之下；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自由贸易成为英国发展近代市场经济的口号和原则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当1795年英国使团访华，给中国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并要求与中国建交的时候，却遭到了乾隆皇帝的蛮横拒绝……如此，怎么会不出现“大分流”？如此，又怎么能说18世纪末英国与江南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如此，江南人纵然再有秉受天地钟灵毓秀之气的聪明才智，又何以能够使江南成为英国？

三

彭慕兰认为，只是到了18、19世纪交替的时候，由于英国煤矿的大量开采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等偶然因素，才使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因此，“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最终只能从偶然因素去加以解释。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像英国工业革命这样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绝不是偶然因素所能解释的，而是人权、科学、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

文德尔班说：“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19]这句话真是探本穷源之论，但是还应该再补充一句：近代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也是人文主义的女儿。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姊妹[20]，二者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民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也就是科学的精神，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的自由本质，同时也体现着人对自己的认识能力之局限性的清醒认识。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她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女儿；但她却诞生在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之后，是英国革命后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的产儿。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18世纪英国农牧业、手工业和国内外市场的大发展，进一步产生了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的需要。所以，工业革命可以说是近代人文主义的孙女儿。

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拉开了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序幕，人文主义的春风很快吹到了英格兰的原野上。与中国的汤显祖同时，16世纪的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发出了对“人”的讴歌：“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21]人文主义者拨开了中世纪宗教异化的迷雾，重新发现了人性、人的能力、人的自由本质和人的价值，而一切中世纪的伪善说教都在人文主义者的言论面前黯然失色。培根说得好：“世间有些人，他们的生活好象永远是在舞台上度过似的。这种生活对于别人是掩饰起来的，惟有自己可以明了……而一个只顾荣华、不顾天性的人可算是一个十足的奴才。”[22]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李贽《童心说》的一个绝妙的注释。人的重新发现，唤起了英国学者的“普罗米修斯一浮士德”式的精神，把他们全部的激情、兴趣投入到重新认识自然、探索自然奥秘，重新认识社会、探索新的社会政治模式的原创性科学研究之中，投入到对于真理、对于新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之中。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新观念则使英国人确信，即使是在商品贸易中赚钱，也是为了向上帝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一信念促使他们去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走向大海、走向世界。而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更产生出对于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无穷需求。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思想言论自由，英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在17～18世纪比较自由的社会氛围内进行的。弥尔顿在法国启蒙运动之前一个世纪就明确提出了“自由”的口号。他说：“上帝并不曾叫人主宰人，主宰人的权利他保留给自己，在人与人之间，人却都是自由的。”他谴责专制君主“这个僭夺者竟敢骄横地侵犯到人”。他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就在于“允许邪恶的力量在自己内部统治着自由的理性，上帝判断公平，就叫他从外部受制于残暴的君主，被他们无理地剥夺去外在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暴政的存在是必然的，尽管那暴君并不因此有被宽宥的理由”[23]。1644年他在英国议会发表的《论出版自由》的演说中说：“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24]他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神圣不可剥夺，限制言论既蔑视理性，又践踏人权。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的公开的自由竞争而获得的，有谁见过真理会在自由而公正的讨论中一败涂地呢？而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许可制”等等，其实不过是谬误用来防卫自己和对付真理的花招而已。1644年弥尔顿能在英国议会中发表这样的演讲，意味着他的观点已经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和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在17世纪，尽管科学的发展仍受到教会的阻挠，伽利略也曾在1633年被迫“放弃”对哥白尼学说的认同，但在1644年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以后，科学的自由探索已非教会所能遏制。1672年的《信仰自由宣言》、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的颁布，人民的自由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更为科学的自由探索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无限的前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下，17世纪在英国人民中发生了一次空前伟大的观念变革：与帝王、征服者、政治领袖们相比，执著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才是真正伟大的人。18世纪初流亡英国的伏尔泰目睹并记载了英国人民的这一伟大的观念变革，他写道：“不久以前，在一个著名的聚会上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恺撒、亚历山大、铁木儿、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有人回答说，一定是牛顿。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25]这里把历史上的政治家们都说成是“大名鼎鼎的坏蛋”，未免片面；但这段话却反映了近代英国人民的崭新价值观念。他们认为只有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才是真正造福于人类的，科学家给予人类的福祉远远超过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这样一种人民普遍崇拜科学家胜过崇拜政治领袖的健康的社会氛围内，有谁见过英国人拿科研成果来换官做呢？在这种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价值导向之下，还有什么科学发现不能产生、什么技术发明不能被创造出来呢？

在16～18世纪的英国，先后产生了培根、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培根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是近代科学归纳法的创始人和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借助科学发现和发明可以使人类获得制驭自然的力量的真理。他在1621年发表的《新工具》一书，提出“破除四种幻象说”，成为破除中世纪蒙昧的强大思想武器。他希图发现热的本质，提出了热是由物体的各个微小部分的快速不规则运动构成的理论假说。牛顿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来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成就，于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一划时代的科学巨著，论证了自然界物体运动的三大定律，特别是万有引力定律，并创立了微积分和流体力学。他的科学成就，使培根所说的借助科学发现可以使人类获得制驭自然的力量的预言行将成为现实。在新的科学理论的推动下，一系列技术发明接踵而来：伽利略的学生托里采利和盖里克先后发明了气压计和抽气机，1763年格里夫斯发明多锭纺纱机，1767年瓦特改进纽卡门蒸汽机，1769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1782年瓦特发明联动式蒸汽机，1802年丹达斯号汽船试航成功，1804年特里维西克在威尔士制造铁路蒸汽机车……17～18世纪英国最主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几乎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工业革命，以致于恩格斯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总结说：“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么一段时间的历史”[26]。

人学史观并不否认偶然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偶然因素在近代史上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活跃，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也更为突出。然而，是什么唤起了这些偶然因素呢？是自由。自由唤起了每一个偶然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创造力，无数的偶然因素的自由活动汇合成一种巨大的历史合力，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从这一人学史观的基本原理看问题，我们还能像彭慕兰先生那样说英国的工业革命仅仅是由煤矿的开采和海外殖民地的扩大等偶然因素造成的吗？可以说，没有近代的人文觉醒，就没有英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突破和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没有政治革命后生产力的发展所产生的使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的需求，也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自由，只有自由——这一被马克思称为“人的本质”的伟大的女神——才是推动近代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与法国相比，英国人的人文觉醒更为彻底，他们在科学研究中所坚持的严格的、审慎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同时也体现在社会政治科学中。洛克等人基于对现实的人性的清醒的经验认知，同时也基于科学精神中所包含的深沉的理性幽暗意识，而确立起明确划分“群己权界”的原则。这一原则使得英国人民在任何时候都要誓死捍卫属于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绝不肯把这一“天赋人权”交给一个抽象的“主权者”去支配，从而使英国避免了像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时期“多少罪恶借自由之名以行之”的历史悲剧。

人们赞美彭慕兰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了“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的问题，彭慕兰也自认为他把“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的惯常提问方式换作“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的提问方式是一种新的创意。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是100年前严复所总结的：“自由与不自由异耳”[27]。在中国17世纪下半叶，推动近代世界历史变迁的最伟大的观念变革——关于人的自由本质的观念变革——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而遭到窒息，晚明的自由火炬变成了沉沉黑夜中时闪时灭的萤火。再没有人敢像李贽那样大声疾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再没有人敢像东林党人那样公开主张“以众论定国是”，也没有人敢像黄宗羲那样大讲“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更没有人敢像王夫之那样批判专制集权强国论；晚明江南知识界普遍流行的真理大于权势的观念、真理只有在自由的讨论中才能确立的观念，等等，都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中化作了流淌着的鲜血，殉道者的血肉洒满了神圣的思想学术殿堂的台阶。到鸦片战争时，江南已经比英国落后不下3个世纪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近代英国人民崇拜科学家胜过崇拜权势者的观念变革，在中国至今也没有完全实现。在晚明中国，并不是没有人向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提出过抗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语带讥讽地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也不是没有人对传统的“重道轻艺”的观念提出过批评，有学者指出“艺精则行实，行实则道至”，甚至还有人提出过“精通一艺即可达于不朽”的观点。这些新观念的出现，正是当时科学思潮蓬勃兴起的反映，似乎表明中国也在孕育着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可是，当英国人把天文学和数学直接运用于航海实践的时候，康熙皇帝却把数理研究作为皇家的摆设，乾隆时期最吸引江南读书人的乃是“赐同进士出身”的所谓旷世恩典和“为如夫人洗脚”的流行趣味，而哥白尼学说则遭到“有道醇儒”的辟斥，更谈不上有人重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王徵翻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了。上个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做过一次意味深长的比较：在河南南阳郊外，诸葛武侯祠最为壮观，因为他是“功盖三分国”的蜀汉丞相；而医圣张仲景的祠堂就比武侯祠低了一个档次，因为他不过是一个“长沙太守”；张衡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可是他的坟墓却被淹没在南阳郊外一片农田的角落里，如果不是因为他生前也在朝廷里做过官，他的这一埋骨的土丘也不会延捱到今天；又有谁见过大科学家祖冲之、宋应星的墓塚呢？这段话说得极为沉痛，至今让人回想起来仍然感叹不已。

综上所述，把江南与英国做比较虽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但也不乏可以质疑之处，因为江南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它的发展受到广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制约，当游牧民族的铁骑如狂风暴雨横扫中国大地时，尽管江南人民反抗最烈，但也无法摆脱被征服的宿命。这不禁令人想起亲身感受到江南之衰落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主张，即：既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要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这一主张恐怕也寓有不要让落后地区拖住发达地区之后腿的深意吧。从如何让中国的发达地区发展得更快些的视角来思考“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的问题，让江南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先行一步，也许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了。

注释

[1]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4页。

[2]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3] 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

[4] 《明史》卷205《朱纨传》。

[5] 王世贞：《本草纲目序》，载《本草纲目》卷首，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6] 朱载堉：《律历融通》卷四《黄钟历议下•交会》，四库全书本。

[7]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6册《苏松》，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本，第30～31页。

[8]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9] 文秉：《定陵志略》卷五《地方激变》，北京图书馆藏旧抄本。

[10]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11] 杨彝：《复社事实》，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7页。

[12] 张远：《无闷堂集》卷七《徐烈妇小传》，清康熙刻本。

[13] 唐甄：《潜书•存言篇》，载《潜书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页。

[14] 《清圣祖实录》卷270。

[15] 《乾隆朝外洋通商案》，转引自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16] 佚名：《研堂见闻杂录》，载《烈皇小识（外一种）》，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97页。

[17] 据胡文楷先生《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的统计，清代江南女诗人数以千计，姑且以当今流行语“美女作家”称之。

[18]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载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9页。

[19]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3页。

[20] 参见拙作《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兼论“五四”精神何以走向反面》，《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1]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卞之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22] 培根：《培根论说文集》绪论，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23] 弥尔顿：《失乐园》，转引自《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集》，北京大学西语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0～81页；亦可参见朱维之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455页。

[24]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大椿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5页。

[25] 伏尔泰：《哲学通信》，高达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5～126页。

[27] 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The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 Humanist Historical View–Why Didn’t Jiangnan Change Into Britain

Xu Sumin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4LSA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单位：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本文另载：许苏民、申屠炉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明清思想文化变迁》第503页-524页。

附许苏民相关论文两篇：

“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

许苏民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93）

摘要：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一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一革帝”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本文旨在接着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往下讲，汲取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大量研究成果，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一无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

关键词：中国近代支开端；早期启蒙说；内发原生模式；世界近代史；一无扩散与多元发生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17世纪中西大分流的历史教训

（2006年6月8日在华南理工大学的讲演）

许苏民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突破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西方—苏俄”话语模式，据实确认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已具有自身内发原生的近代性思想文化因素，以明朝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的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论断不是主观的杜撰，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从16世纪开始的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之所以遭到挫折，是以清代明的历史变局所导致的，它的历史教训在于没有处理好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关系问题。

关键词：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分流；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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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霖

《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原载197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一、导言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寒微，崛起草莱，早年颠沛失学，厕身皇觉寺，游乞淮泗之间，后依红巾郭子兴军旅，以雄才大资，际会风云，不十数年间戡定群雄，摧灭元室，开创大明帝国，当是国史上之丰功伟绩。但对明太祖的评价，近代史家称议参半，莫衷一是。称之者纪他驱逐蒙元，统一中原，恢复黄炎正统，更定典章文物制度，重建先哲道统，下开三百年盛世的功绩。议之者病其性多猜忌，滥权专擅，儒臣进议稍失其意，即遭刑戮，以致人心无所适从，使帝王的独裁政治更为愈甚1。关于后者，史家历举洪武年问屡兴之文字狱为证，指陈太祖因出身卑微，兼以早岁失学，一登大宝，对儒士的陈议文字动辄生疑，以为有讥汕之嫌，因此借故大兴刑法，诛杀无辜文人。此类文字狱案种类繁多，然最令人发指的莫如盛传的表笺之祸。据说，明初儒臣有数人，因在其进呈的贺表干忤格式与文字忌讳，触怒圣意而枉遭杀身，造成无端的悲剐2。

所谓表笺之祸，按史所纪，源于太祖登极后即依前代典礼，制定凡遇正旦、万寿圣节、上皇太后、太皇太后尊号，与册立东宫等礼节之时，内外文武诸司均需进表笺致贺。“表”指进上位之文，“笺，则用于上东宫，二者体制有别，以示尊卑。据太祖实录，明祖曾五次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文辞体裁，与及字讳回避事例，使天下有司知所适从。首次在洪武六年（1373）九月，次在八年（1375）十二月、十二年（1379）八月，又其次在十四年（1381）七月，最后一次在二十九年（1396）七月。其中三次皆涉及表笺格式、足见太祖对此类典礼仪式的重视4。

据明代官书，如万历初张卤编纂之皇明制书，此类表笺之进呈及行文体裁，有以下的规定。制书卷七引洪武体制说4：

一、凡遇天寿圣节，在外五品以上衙门，止进表文一通。正旦冬至拜进上位表文、中宫文、皇太子笺文各一通。在外各王府、并各布政司、各道按察司、及直隶府、州表笺，俱各差官责进礼部。各州表笺进于各府、各府进于布政司。其余五品以上衙门隶布政司者，亦进于布政司，布政司差官类进礼部。其各都司，及直隶卫所，差官赍进五军都督府二各处守御指挥使司、及守御千户所，进于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差官类进五军都仔府。至日礼部官，以各处所进表笺目，通类奏闻。

二、凡表笺止作散文、不许循习四六旧体。务要言词典雅，不犯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仍用朱笔圈点句读。表用黄纸，笺用红纸为函，外用夹板夹护。拜进，并依见行仪式。

三、凡进上位表笺，及一应文字，若有御名庙讳，合依古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诸，必须回避。写字之际，不必缺其点画。（页一下——三上）

稍后申时行等重修的大明会典，卷七五“表笺仪式”除沿袭上引条文外，并录太祖所制定之“表笺式”五通，共分“圣节正旦冬至亲王上表”、“圣节正旦冬至群臣土表”、“群臣谢恩表”“东宫千秋节正旦冬至亲王上笺”、“东宫千秋节正旦冬至群臣上笺”各类5。兹抄录有关群臣上表之格式如下：

“圣节正且冬至群臣上表”（洪武间定）：

某衙门某官某等，诚欢诚仆，稽首顿首。上言。伏以天佑下民，四时序而风雨时，五谷熟而人民育。恭惟皇帝陛下。承天授命君师宇内，相以奠之，和以安之。是以克享天心，永膺宝历。大一统文明之治，开万载太平之基。……臣某等，幸遇明时，忻逢圣旦，……心驰遥至贺。仰紫宸而三祝，祈圣寿之齐天。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页八上——九下）

“群臣谢恩表”（洪武间定）：

某衙门某官等，某年月日钦蒙给赐某物、升授某职，谨奉表称谢者。巨某，诚欢诚仆，稽首顿首。上言。伏以圣恩敷布，广大如天。凡在臣民，均沾雨露。恭惟皇帝陛下。圣神文武，治同百王，春育海涵，兆民忻戴。是以天心水眷而基业愈昌也。臣某等，深蒙恩宠，补报是图。惟坚葵藿之诚，上祝万年之寿。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页十下——十一上）

“东宫千秋节正旦冬至群臣上笺”：

伏以皇天眷佑，景运弘开。大木益隆，臣民忻载。敬惟皇太子殿一。宽仁毓德，敬谨存心。嗣承万世之洪图，寅奉重熙之宝历。是以贞符协，应万邦永宁也。某等，职守藩维。忻逢令旦、正旦、长至。仰望前星，敬祝千秋之寿。无任赡仰，漱窃屏营之至。谨奉称贺以闻（页十四上——十五上）

是卷末页有载：“二十九年，以天下诸司所进表笺，多务奇巧，词体骈俪，令翰林院撰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于天下诸司，令如式录进。”（页十五下），可见以上三道表笺成式，都是洪武末年所颁布。

据后人记载，前此之时，天下诸司儒臣所进表笺，很多触犯格式及文字忌讳，被太祖刑戮杀的。此类事件，官书未见。如御制大浩三编或皇明祖训，或永乐三修之太祖实录，虽缕述洪武年间大狱胡惟庸、蓝玉等谋逆被诛，但无文字狱案的记录6。这些表笺之祸，惟见于晚出的野史稗乘，或传录闾巷耳淡，或经后人渲染夸大，真伪莫明。其始作俑者，似为黄溥（弘治十二年〔1499〕贡生）之《闲中今古录》。沈节甫记录汇编卷一二九摘抄7载其记太祖表笺文字狱之起源云：

“蒋清高，象山人，元末遗儒也。内附后仕本县教谕罹表笺祸。赴京师，斩于市。斯祸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十七年1384）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非偏也。’诸勋进曰：‘是，固然。但此辈善讥汕，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张士诚），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日：‘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页三下——四上）

其后出于弘治（1488——1506）、正德（1506——1522）、嘉靖（1522——1677）与万历（1573——1620）间的野史稗乘，很多关于此类文字狱的记载。举其大者，有徐祯卿（1479——1511）《剪胜野闻》（刊于1500前后）、梁亿（1511进士）《传信录》（刊于1520前后）、郎瑛（1487——1566后）《七修类稿》、田汝成（1500——1563后）《西湖游览志余》（1584）、邓球（1535进士）《皇明泳化类编》（1570）、王世贞（1526——1590）《弇州史料（1614）、黄景昉（1569——1662）《国史唯疑》（明季成书），与佚名编辑之《九朝淡纂》（刊于明末）诸书。此等记载，或拾委巷俗说。或抄袭旧籍琐谈，未辨真伪。更有甚者，以讹传讹，大乖历史的真相8。

清朝易代，经康雍乾三朝镇压，文网严峻，学者多讳淡明朝史事，尤其是太祖的文字狱案。及至清中叶，赵翼（瓯北）（1727——1814）始略为陈说，于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条下，哀辑历代稗史所记，列举洪武间儒学教授林元亮十二人，并明初儒士徐一夔与释来复等以触犯文字忌讳被斩（详后）。据他的解释，‘此辈罹难乃因太祖“学问未深”，故“往往以文字杀人”，归咎明祖之不学，动辄生疑，并非涉及政治或其他事件9。由于瓯北名重史林，札记风行一时，后世论明初文字狱的，多不加予细察，奉为圭臬。如顾颇刚“明代文字狱案考略”，据《朝野异闻录论》国初儒生以表笺注误被诛，又引《闲中今古录》说徐一夔遭斩，皆本诸札记。丁易《明代特务政治》，述太祖与文字狱以达专擅目的，亦用札记10。吴晗《朱元璋传》纪太祖文字狱案所引《朝野异文录》亦出札记，至言徐一夔死事则依据《剪胜野阅》。罗炳绵“明太祖的文字统治术”论洪武儒臣催表笺之祸井引《闲中今古录》言徐一夔刑死，亦以札记为本11。近徐道邻撰“明太祖与中国专制政治”与赵令扬论“明太祖政权下之知识分子”，亦据札记评文字狱的毒害，以为明祖个性猜忌，且学问短浅，辄以误读文字枉杀文人12。诸如此类，足见赵瓯北史论对近代学者研究明太祖，是有极大的影响。

本文论太祖文字狱案，以表笺之祸事例为主，以便举一反三。先胪列札记所陈，追溯其史料来自，然后加以考证，辨其真伪，使了解此类刑案的真相。续而解说有关资料，推其原委，以剖析后代于太祖的评骘，俾对洪武朝的政治及历史地位，有进一步的认识。职是此故，是篇虽以考证为墓础，目的并不在为考证而考证13。

二、文字狱案之基本史料

首先，兹抄录廿二史札记（四部备要本）“明初文字之祸论太祖文字狱案全文，分为三段，然后罗列史料，考其出处，以便加以分析。是篇首段记明初儒学教官十数人因犯表笺文字忌讳被诛戮云14：

“明祖通文义，固属夭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己不少。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民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表’，以‘睿性生知’诛。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贰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昊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杳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知）’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页四上下）

此段自称采用《朝野异闻录》，但未载作者姓名。是书文献无征，未悉是否因遭乾隆禁毁而改易他名。以现存史料核对，此类刑案的最早记录似系梁亿之《传信录》，收入于朱当㴐（氵眄）编纂之《国朝漠烈辑遗》。此书刊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流传不广15，特录其全文以作比较。是编记衷笺文字狱案事说：

“洪武间凡三司、府飞卫、州、县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声音文字可疑而被诛者甚多。浙江台州府学教授林原亮（札记作林元亮），为海门卫撰‘增官吏奉给谢表’，内用‘作则垂宪’一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撰‘圣节贺表’，用‘垂子孙而作则’一句诛。福州府学训林伯景，为察司撰‘圣节贺表’内用‘仪则天下’一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司作‘正旦贺表’，内用“建中作则”一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撰‘正旦表笺’文，内用‘睿性生知’一句诛。登州府宁海州文登县儒学于达为本府撰“圣节贺表’，内用“睿性生知”一句诛。常州府沣州学正孟清为本府撰‘圣节贺表’，内用‘圣德在秋’一句诛。沣州慈利县学教谕赵用彬，为九溪卫撰‘圣节贺表’，内用‘寿域在秋’一句诛。怀庆府训导昌睿，为本府撰‘钦赐马正表’，内用‘遥瞻黄扉’一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府撰‘正旦表’，内用‘取法象魏’一句诛。风阳府亳县训导林云撰‘赐宴谢表’，内用‘贰君父以颁爵禄’一句诛。临洮府狄道县学训导吴瑞，为本府撰‘冬至贺表’，内用‘雷致千秋之祝’句诛。尉氏县教谕许玄（札记作许元），为本府撰‘圣节贺表’，内用‘雷震天下’一句诛。德安府儒学训导汲登，为本府撰‘贺册立表’，内用‘求绍亿年’一句诛。福州府训导林伯璟，为按察司撰‘贺圣节表’，内用‘体乾法坤’一句、又为福州中卫撰‘谢赐公服表’，内用‘藻饰太平’一句诛（按此林伯璟与前引之林伯景似同为一人，札记无载）。德安府学训导吴宪撰‘贺册立表’，内用‘天下有道，望升青门’二句而被诛者。”（页二上——三下）

至于札记解释此十数儒官所犯文字忌讳被诛的理由，亦与《传信录》下段雷同。《传信录》言：

以今观之，诸臣之以“为则”、“作则”、“仪则”等字而被诛者，以“则”字与“贼”字音相近也。以用“生知”等字而被诛者，“生”字以“僧”字音相近也。以用“法坤”字而被诛者，以其字与“发髡”相似也。以用“藻饰太平”字而被诛者，以其音与“早失”相似，又以“妆饰太平”意思也，其余有所犯而诛之者，则未知圣意所在。或者以“秋”为肃杀之时，“雷”为博击之物。“黄扉”之“扉”字音与“非”同。“取法象魏”为“去发则类鬼”。而“贰君父以领爵禄”与“拜望青门”，为其语太重而无父子尊卑之别故耶。热凡为人臣子，受君父以爵禄以荣其身，以显其亲，以饱暖其妻子，苟有人心者弗能招称万一，已足恸恨？讥议君父耶。意者诸臣之在当时不学无术，罔识忌讳，遂用此字音以取杀身亡家之祸，盖皆出于不幸耳。不然，则虽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尚足惜乎哉。（页三下——四下）

从此看来，札记引用之《朝野异闻录》，若非抄袭自《国朝漠烈辑遗》之梁亿《传信录》，则系采录与前书史料同一来源的明代野史稗乘。札记继说：

“《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下。”（页四下——五上）

按今见闲中今古录，皆系摘抄节本，原刊二卷恐已亡佚。所有节本皆失载此，不知原卷有无。但此故事迭见同时人笔记，如徐祯卿《翦胜野闻》，与稍后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皆有载录，足见其事流传之广。《翦胜野闻》17云：

“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尝作贺表上。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朕耶。“生”者“僧”也，以我从释是也，‘光’则‘摩顶’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文传布天下。”（页四下——五上）

《西湖游览志余》18所录未言徐一夔被斩，但谓其以表笺诖议罹难则一。瓯北所录，未悉是否出于《闲中今古录》，抑或节抄自《翦胜野闻》而错记其来源。后此札记又言：

“又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诵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页五上）

此条据此系采自《闲中古今录》，但摘抄失载，未悉原刊有无。按此故事又见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七“明灭渊”条19，其说云:“元明濬，字天渊，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后。髯长数尺，仕元为学士。元亡，削发为僧，改名来复见心，而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问之口：汝不欲仕我而出家为僧，否亦任汝。然去发留须，亦有说乎？’对曰：削发无烦恼，留髯表丈夫。’上笑而遗之。后承诏赐食。谢诗云“淇园花雨晓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阕下彩云明雉尾，座中红莆动龙光。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诵陶唐。’上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字，是谓我‘歹朱’耶。又言‘无德诵陶唐’，是谓联无德，虽则欲陶唐诵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辄敢大胆如此。’见心遂玉筋双垂，元寂于丹墀之下。今有蒲庵集行世，亦可谓忠于元而得道者也。惜元史不收。”

来复事迹详见后出的邓球《皇明咏化类编》卷一三一本传，此篇亦有类似故事，似与七修类稿所载同出一源20。二处虽未明言来复囚此被斩，但说他触犯文字忌讳赐死则一致。

最后札记记述文字狱案的起源说:“按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汕，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

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一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此段如前所述，亦本诸《闲中今古录》，各本摘抄有载。但札记前段叙蒋清高催表笺祸被斩事，而现本《闲中今古录》亦失载“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下段。据佚名辑《九朝谈纂》所引，后此一段云:先是奎壁间有黑气，上仰观连岁不消，因欲右文消之，孰知表笺之祸兆矣。”更加深表笺之祸的神秘色彩21。

依上所见。札记陈述的表笺文字狱案，乃系缀拾若干出于明中叶后之野闻琐录而成。虽然所引如《朝野异文录》及《闲中今古录》的片断，今本不见记载，但从现存类似的资料观之，皆系有所依据。如《朝野异闻录》所载故事，可见于梁亿《传信录》及一二同时人的著述。又如《闲中今古录》传本失录的情节，又可见诸徐祯卿《翦胜野闻》及郎瑛《七修类稿》等书。由此足见赵瓯北听记，并非无中生有，但要了解此类文字狱案的真相，非对这些资料严予批判不可。

三、文字狱案史料之考证

以下考证太祖表笺文字狱案，先针对札记所引史料及其议论，然后旁及其他资料，其次序先后亦根据札记。故首论梁亿《传信录》，次及徐祯卿《翦胜野闻》，继之以黄溥《闲中今古录》及类似的记载。先叙作者仕履及其著述性质，然后分析其所记文字狱案事情。

（一）梁亿《传信录》

梁亿字叔永，广东顺德人，为大学十梁储（1451——1527）之弟。明史无传，生平略见光绪广州府志（1879）卷一二一列传第十。据此，他约生于成化之末（1480）前后，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始授兵部主事，后任工部，历礼部郎中。嘉靖五年〔1526）任广西参政，颇有政迹，但不久致仕.大概卒于嘉靖末年。所著除《传信录》外，另有《遵闻录》及杂著数种。此一书哀辑国初至弘治年间朝野佚事遗闻，入野史稗乘之类22。《传信录》原书已佚，惟见《国朝漠烈辑遗》节录。此书虽名“传信”，但所叙国初时事，多摭拾俗说耳谈，敷衍附会，揆诸史实，抵牾百出，不宜轻信。王世贞《史乘考误》纠正其记事谬误者十数处，并评之日：梁亿人语，不足传也。”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亦讥其书云：乃不自揆，僭称‘传信’，……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23这些评语足表现当时学者对是书之评价尺度。亦可作检讨其所传关于太祖文字狱案的尺度。

首先，兹论传信录所记表笺刑案的史源，以辨明此类故事是否梁亿所附会臆造，抑或传自他人而不假思考。关于这点，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备有线索。是书卷三一后集有“进表笺儒学官以诖误诛”一条，载洪武间十数儒士以上表笺触犯文字忌讳被诛，较传信录为简略，但大致相同。惟篇末于缕述其致祸之由后说“其他则不可晓矣。史既讳不载，而双槐岁钞出于黄氏祀孙之笔，颇核。因节而志24。据此，此类案件已先见于黄瑜（1425——1497）之双愧岁钞。是书成于弘治八年（1495），后由其孙黄佐（1490——1566）重编（故有“祖孙之笔”之语），较梁亿书早出，但传本岁钞失载此段，不知原稿有无25。然王凤洲素以史识谨严见称，其说当可相信。由此可知这些文字狱故事，无论真伪，早已流传。梁亿所录，亦不尽其臆见，大抵根据当日传闻，加以渲染成之。

其次，无论此类刑案之史源为何，以梁亿所传来看，其真实性大有可疑。第一，由于别无旁证，我们无从知悉此十数儒学教官的催祸年月及地点，更亦不可确定是否因表笺诖误致死，只能姑而言之，又据彼言，此等儒士皆以贺表内犯同类文字忌讳坐罪，如用“作则”、“生知”、“法坤”诸词，与“作贼”、“僧知”、“发髡”声音相近，有讥讪主上之嫌。若果他们在同一时期获罪判死，则犹有可说，但从中文观之，显然不是。如此何以既有极列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况且，太祖自洪武六年起五次颁定奏牍及表笺成式，用意在振兴古文，辞藻务求典雅，废四六骈俪，以直言达意为主，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凶恶字样外，并无其他应避忌讳。据实录所载，对于触犯表笺成式的，如朝鲜贡使柳向、郑道传等（事在洪武二十八年——三十年，1395—1397），太祖但加责罚，并无处以极刑26。何故这些儒官以干忤文字忌市得罪致死，是否厚彼一薄此，而若果有其事，史官何以讳言不予宣扬，使警惕来者，抑或另有其他缘故？

更有甚者，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些儒士所迸表笺，其所用“作则”、“垂则、“仪则”等词语中的“则”字，是否嫌及“贼”字之声音，有毁谤人主之意，但若说太祖讳言“僧”字，故凡用“生知”、“法坤”诸句皆以影射其尝为僧被珠杀，恐怕不是事实。实则，明祖并无隐讳其早年寄生释门，此可见于其自述如“皇陵碑”与“纪梦”诸篇所记。况且，登基后更宣扬佛义，拔选高僧入官，并曾撰文如“三教论”、“官释沦”、“修教论”阐论之27。他非但不讳其出身为僧，且而表白于诗文。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之“明太祖御笔”，即有三首谈僧的诗：者言僧，另一谈禅。其言僧诗第一首云“机冗僧来不暇谈，惟教睦日意窥探。星前好把南禅问，日下尤当支履参。旰食宁知三十（？）熟，宵衣谁谓五更谙。如此昼永禅宜观，世出何忧利物贪。”此诗非但言“僧”，而且所用如“禅”、“世出”等字皆与释氏有关28。由此可见明祖并不讳谈“僧”与“禅”，既然如此，何致禁诸儒用“生知”、“法坤”等词语？可见野史谓诸儒所上表笺，以用“生”字与“僧”字音相近，用“法坤”与“发髡”字音类似，干忤忌讳被诛，实难令人置信。

至于其他触犯汇字忌讳之故，梁亿皆以私意自解之。如谓儒臣表内用“藻饰太平一”一句被诛，则说其音与“早失”相似，而又以其意近“妆饰太平”。更有共者，有些不能推断的，则不似王风渊言“共他则不可晓矣”之忠实，故作臆测以自圆其说。如谓诸儒书用“遥瞻帝扉”一句致死，则疑“扉”字音与“非”同，而其用“取法象魏一句致死，则疑“魏”字“去发则类鬼”。又如有用“永绍亿年，天下有道”致祸的，则疑“亿年”之“亿”字与“一”字，“有道”之“道”字与“盗”字音同。又如有用“贰君父以颁爵禄”“望拜青门”等词句被诛，则疑其语太重而无君臣父子尊卑之别。诸如此类，可谓瞎人摸象，迹近胡说，非但不能剖析事情，且有曲解强辨之嫌。最后且言：意者诸臣之在当时不学无术，罔识忌讳，遂用此字音以取杀身之祸，盖出于不幸耳。不然，则虽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尚足惜乎哉。”此处虽隐喻帝王专摘，仕人无辜，但竟将此类罪祸，归咎于儒臣之不学，可谓横词夺理，毫无史识，岂可信之？29

最后，至可遗憾的，是赵翼非独不能洞察此类曲说之无稽，对文字狱案有合理的分析，反而加之臆见，谓明太祖“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作为以表笺诖误杀戮儒臣的解释。实则，此说最为肤浅无识，而且贻误后人。何以言之？首先，明祖虽然早年失学，不谙文墨，但文字之狱始于洪武十数载，时太祖已年逾五十，非特熟习经史，且能亲笔批答章奏，而所作诗文疏论，虽不太典雅老练，亦颇流畅而达意，此可见于现存之御笔卷帙及各类著作30。因此史家若说明祖不学，以其龙兴前言之犹可，但在登基后则不然。故以其学间未深而生猜疑，误读文字而枉杀无辜，则与事实相违。其次，若依前引诸儒“以嫌疑见法”事例来看，如以“作则”为“作贼”、“藻饰”为“早失”或“妆饰”、“帝扉”为“帝非”、“取法象魏”为“去发则类鬼”，此类联想，迹近无理取闹，惟有深谙典故，擅于玩文弄墨者方能为之31。可见赵瓯北说明祖不通文义，误入嫌己逾起大狱，揆之事理情由，是难以置信的。由于上述理由皆不能成立，而文字之狱似又非乌有，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太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故作曲解以嫁祸所要荃除的异己。这里可能涉及政治阴谋，如胡惟庸党案之类（详后），因此官书讳载，而私史误记，一传再传，遂致真相不明，使后人以明祖不学无术，辄生疑忌，屡兴文字大狱枉杀无辜儒臣。

（二）徐祯卿《翦胜野闻》

徐祯卿字昌谷，苏之吴县人，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正德六年（1511），享年仅三十有二，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祯卿登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以诗文负名，为“吴中四杰”之一，然官宦不显，仅任大理寺寺副与国子学博士（I505——1509）。晚年一意著述，除辞赋外旁及经子百家，遗有《昌谷全集》十六卷并《翦胜野闻》记国初佚事琐谈一卷，又杂著若干卷二32。祯卿虽以文学显名，但于史事未邃，且因沉湎道教，偏好志怪野闻，故听书皆不甚详核，而当世史家都有恶评。如王世贞史乘考误评国朝野史十数种，列翦胜野闻为“轻听而多舛”类，而言曰：其人生长阁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述之，若祝枝山（允明）《野记》、《翦胜野闻》之类也。”〔33〕因此其书所载，无论为何，都有值得怀疑之处。

野闻所记以表笺让诖误被斩之徐一夔，明史卷二八五有传。一夔字大章，浙江天台人，元延佑五年（1318）生，卒年不详。工文词，通经博雅，兼擅史学，颇负盛名。元季始任福建建宁府儒学教授，洪武二年（1369）奉诏纂修元史，特以史料阙如，借足疾为辞乞退。六年（1373）实授杭州府儒学教授，兼编纂大明日历，事后辞翰林院授官，回杭府旧任。十六年（1383），南京灵谷寺建成，应命撰碑文以报，此后行事未明。所著有始丰稿前后数集共十四卷，又杂著若干种，对元明之际的史事记述甚翔34。一夔晚年事迹，当代人并无记载，至弘治间始有《翦胜野闻》谓其于杭州府学任内，以上贺表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触犯文字忌讳为太祖刑斩。稍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亦略载其事，虽未言被斩亦说其以表笺诖误坐罪，作为太祖滥兴文字狱，枉杀无辜的佐证35。

实则，徐一夔以贺表诖误罹难一事，前此明人所撰传记，如谢铎弘治《赤城新志}》（1497）及陈善万历《杭州府志》（1579）所系小传，并无言及，其后出者亦然36。更且，清初开局修明史，史臣为一夔撰传的如汪琬（1624——1690）与朱彝尊（1629——1709），皆无采其说。朱竹宅“徐一夔传”较汪碗所撰为详，是传抄录一夔于洪武三年（1370）上书言修日历之要。并“灵谷寺碑”原文，但未述及其晚年行事37。今本明史卷二八五“徐一夔传”即以前者为蓝本，故传末但言“召修大明日历”，书成，将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辞，赐文绮遣还而已。”（百钠本，页一六下）于此可见史家白有慧眼，不为异说传闻所惑。

清初怀疑野闻误传一夔触犯表笺忌讳被祈，始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四“杂家存目”十一艺圃搜奇条，除考证是书非一夔所作，并指斥野俗流言谓其死于表笺之祸。其言曰38：

“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侨寓嘉兴。元末尝官建宁教授。又召修大明日历，特授以翰林官，以足疾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翦胜野文称其官杭州教授时以表文忤旨收捕析之，殊为荒诞，《野闻》托名祯卿，多齐东之语，此亦其一也”（页一上）

此虽但疑《野闻》记载失实，然未考及徐氏卒年，并无足够证据以斥共非。至光绪间丁丙（1833——1899）编校《始丰稿》，始考证一夔卒于建文初年，力辟野闻之谬39。《始丰稿》卷复跋说：“（一夔）明洪武初召修礼书，五年，试职杭学教找，年五十有四，继修日历，书成授翰林官，以足疾辞归，得实授。……按‘上虞顾君墓志铭’（载始丰稿卷十三页六下），葬在元至正十九年己亥（1359），既葬三十五年始请铭，则在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93），时先生年七十五岁。并考陈氏善万历《杭州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其中即有权代者，表不列名，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其非大谬哉。”（页二上）

此处以一夔著作价断他的卒年，至为精审，实际其寿终八秩尚有另文足以佐证。按一夔著述年代较晚于前引的有“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一文。此称齐公庄卿“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戊寅，以明年付葬。洪武戊寅为三十一年，明年即建文元年（1399），时一夔已年逾八十。再证以万历《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一夔洪武六年任杭府教授，下接建文二年教授，为蒋良辅41，则徐氏至建文初始卒实无疑问，而翦胜野闻诬他以表笺忤旨被斩，可谓无稽之至。

以上已辨明《野闻》述徐一夔死事的荒诞，然其所记尚有他事再需议论。按《野闻》末段云：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文传布天下。”似谓太祖颁布表笺成式，系在刑斩徐一夔之后，而又系应儒臣的请命。实则，据前引实录，太祖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共有五次，其时间与目的并非如徐祯卿所言。首次在洪武六年，时明祖以廷臣上书贺表多用四六骈俪，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乃命翰林官择唐宋名儒笺可为法式者上，随得韩愈“贺雨表”与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二篇即颁布天下以为定式42。次在八年十二月，太祖鉴于刑部主事茹太素奏陈时务，草万言书而仅述四事，文繁辞冗，难以适从，因命中书翰林官制定“奏对式”，自序之以颁示天下有司43。又其次在十二年八月，太祖以官府文移案牍繁冗，非老吏不能通晓，而佞人乘机玩法，殃及百姓，囚命廷臣议减其文，奏定成式而镂版之俾诸司有所遵守44。十四年七月，又以重定进贺表笺仪礼，再申明表笺不得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其在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凡凶恶字样俱用迥避45。末次在二十九年七月，太阻以廷臣诸司所进表笺，仍多极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1312——1399？）等撰表笺成式，颁于有司，命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46。由此观之，明祖之屡定奏牍及表笺格式，废四六为散文，务从简古，乃欲革天下诸儒玩文害意，不切实际的陋习，并无轨外之意。况且。数次所定格式皆出自翰林诸臣之手，并非太祖亲笔。由此可见《野闻》谓儒臣恐惧表文忤旨，恳帝颁定成式以便遵守，皆非事实遽信致误47。

（三）黄溥《闲中今古录》

黄溥字存吾，浙江鄞县人，为宣德名儒黄润玉（1389——1477）之孙。生年不详，然以其于弘治十二年（1499）成贡生推算，约生于成化之末，而鄞县志（1877）卷二一附传说他享年八十，则当卒于万历初年。存吾工文辞，博览多闻，尝任芜湖县学训导，然无仕履，后弃职乡居从事讲学著述，所存仅有《闲中今古录》二卷48。此书记国初至弘治间朝野掌故，旁及闾巷燕谈，虽保存若干史料，但不核实可靠。王世贞史乘考误曾列举其谬误者三数，可见是书虽不似梁亿与徐祯卿者之荒诞，然亦不可以轻信，故对所传的太祖文字狱案故事，仍应作如是观49。

首先据札记前引，《闲中今古录》谓释来复上呈“谢赐宴诗”，以其中有“殊域”一词，太祖读为“歹朱”，而又以“自惭无德诵陶唐”之句，嫌及讥讪主上无德，虽欲以陶唐诵之亦不能，触怒明祖被赐死。此故事传本摘抄虽无记载，但又为郎瑛及邓球所引，今姑以此出自黄溥而考察之。实则，此言来复罹难原因，亦系荒诞。因为据后出的传记，来复乃涉嫌为胡惟庸党而处死。其事见明季释明河（1588—1640）补《高僧传》卷二五“复见心”条50。传云：“来复字见心，豫章丰城王氏子。……有志行清净行，欲绝尘独立，遂归释氏。……久之，窥见全休无碍，然未以为至。走双径，谒南楚悦禅师。……越三载……浙省右丞达公九成慕师精进，起住苏之虎丘，辞不赴。会兵起，避地会稽山中。慈溪与会稽邻壤，中有定水院，……延师出主之，师为起其废。……自是厥后，鄞人士请师居天宁寺。……师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劝主杭之灵隐。适有诏徵高行僧，师两至南京。赐食内廷，慰劳优渥。泊建普荐会，师奉敕升座说法，辞意剀切，闻者咸有警云。师敏朗渊毅，非惟克修内学，形于诗文，气魄雄而辞调占。……学士宋公濂至称其文，如木难珊瑚之贵，公卿大夫，交誉其贤。皇上诏侍臣取而览之，褒美弗置。当今方袍之士与逢掖之流，鲜有过之者焉。洪武二十四年（1391）遂罹于难。噫，是亦数也。时山西太原捕得胡党智聪，供称胡惟庸谋举事时，随泐季潭、复见心等往来胡府，二公繇是得罪。泐责服役造寺，师以遂不免焉。”（页一八七上下）

稍后释元贤（1578——1657）《继灯录》卷五“径山悦禅师法嗣”下本传，亦有类似记载51。两传记来复行实与郎瑛所传略异，后片说其为胡人，元世祖明安之后，而此处则称他为豫章丰城王氏子，与皇明咏化类编本传同。据此，来复生于元延祐六年（1319），卒于洪武二十四年，享年七十有三。二传皆谓其因胡惟庸党案致死，姑无论来复真有参预谋反，或坐莫须有罪，但不讳言罹难之故，可见野史说他上诗触怒太祖被赐死的荒诞。其后钱谦益（1582——1664）编纂历朝诗集，遂据此撰“来复传”，力斥俗说谓其死于文字之狱。列朝诗集（1652）闰集一“蒲庵禅师复公传”后有言52：“（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获胡党智聪，供应随泐季潭、复见心往来胡府，合谋举事。见心坐凌迟死，年七十三。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诉笑隐，旋释之。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之事，而笑隐为全室之师，入灭于至正四年（1344），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页二十下——二一上）此处除据以上两传谓来复坐罪胡惟庸党案外，另举皇明雅颂（未见）所录“应制诗”，指称当时并无触怒太祖，故此野史说来复以忤文字忌讳致死，是极端胡说可笑。

此外，《闲中今古录》另载明初儒上蒋清高罹表笺之祸，并记此类文字狱案的始源。前者札记末引，而传本摘抄有之，故先论蒋清高事。清高字伯尚，浙江象山人，明史无传。据黄溥所记，系元末遗儒，国初任本县教谕，以表笺诖误被斩于京师。按象山县志（1926）卷二三有“蒋清高传”，除沿袭俗说言其枉死文字狱，另录蒋氏谱，所记与前者大异。此处谓清高元至正十七年（1357）乡试，授本县儒学教谕。洪武二年（1369）授国子助教。八年（1375）升祭酒，逾年卒官，年五十六53。据此，清高生于元延祐六年（1319），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无罹表笺祸被斩，可见《闲中今古录》故事的可疑。虽然，谱牒可能有隐讳，但若此对史料，则未必然。据黄溥后段所记，表笺祸始于洪武甲子（十七年）之后，而蒋氏谱言清高于九年卒于任所，与前说有抵触，况且，谱牒虽于其人行事有隐讳，但不致捏造其卒年，故蒋氏谱未必失实，比较《闲中今古录》更为可信，因此难言蒋清高死于表笺之祸。

最后，兹论《闲中今古录》所记文字狱祸的始源。如前所述，此类刑案始于洪武甲子响意右文，开科取士之后。当时诸武臣颇有异意，以为儒士善讥讪，因取张士诚故事加以劝谕。据此，士诚本名“九四”，登位后厚礼文儒，并邀之为撰名，因得“士诚”二字，太祖闻言，谓此名甚美，但诸勋指出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似有毁谤之嫌。太祖由是顿生猜疑，开始观览天下所进表笺，而文字之祸由此而起。此故事未明所出，他书亦未记载54。但其所言，疑窦甚多，不宜过信，兹举两点言之：其一，所记诸武臣引孟子“士诚小人也”，显然是割裂原文，断章取义，因孟子原句应读如“士、诚小人也。”然则何故作此曲说而用意又为何？此可有三解。首先，此处显示出国初文武勋臣不睦，互相倾轧，而始因在太祖“响意右文”。故其指儒生蔑解孟子以诋毁张士诚，可能为警惕主上不宜轻信儒生55。其次，太祖对孟子甚有偏见，以为其中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如不听则易位”《万章篇》之类，于皇权有所违碍，因此后来令刘三吾删节成孟子节文56。诸武臣故意割裂孟子原文，罔作毁谤，或可能为迎合明祖心意。最后，故事所引太祖答诸勋谓“此名甚关，似别有微意”。此处表现明祖根本不通晓孟子章句，故谓“士诚”之名极美，及至对方点出，始明言外之旨。由此可见，此故事虽隐喻诸武臣故意曲解孟子，以实儒生之罪，但亦有讥讽太祖不学，不足晓喻经典的用意。

其二，所纪系此故事于洪武甲子开科取士，而谓此后明祖即留意观览天下所进表笺，因此文字之狱大兴。据此，意谓此时之前，太祖不甚注意诸司奏章，亦不晓儒臣所进表笺有讥讪之意，而此类表笺之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以后。然揆诸史料，此说又不成立。首先太祖自登基后，即亲理政事，勤劳不懈，天下奏章，多亲自阅览批答，有“一日数百件”之说，此可见于实录与国初官书所纪67。故若谓明祖在甲子开科取士之前，鲜有观览奏章及诸臣所进表笺，则不尽属实。其次，前引实录已见太祖于开国不久，即注意诸臣奏续表笺，多用四六骈俪，言不切实，以文害意。因此于洪武六年后即屡次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裁定体制文词，以及字讳迥避事例58。故此不能说明祖于甲子年后始注意所进表笺而滥杀无辜。

最后，虽则现存史料不足断定太祖并无藉文字诖误诛杀儒生，但若真有其事，似不可能迟于洪武十七年之后。实则，若尽信前引野史稗乘所载，这些表笺之祸自国初即有其例。由此观之，黄溥谓表笺之祸起自洪武中叶，绝对不能成立，而《闲中今古录》所记其他文字狱案故事，亦难令人取信不疑。

四、余论

总括上述，足见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以下仅仅综合前此考证，先对文字狱案作一结论，然后分析此类史料对研究明太祖的影响。其中意见，以文献阙如，殆初步念蠡测，俾供来者参考，作进一步讨论。

关于表笺文字狱案木身，依上所陈，已见此类野史稗乘听载，虽似有其事，然谬误失实，不可轻信为真。其中如《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及《七修类稿》等谓徐一夔上贺表触犯文字忌讳被斩，蒋清高以表笺诖误罹难，或释来复呈“谢赐宴诗”干忤圣意赐死，揆诸史实，皆系虚构误传。据前所论，一夔系得善终，享年八秩；清高卒于国子学住所，未尝进表笺得罪；释来复上诗亦无触怒太祖，而系涉嫌为胡惟庸党致死。以上三案皆证据确凿，可以为定论59。至于《传信录》等所载十数儒学教官以上表笺诖误文字被斩，虽无旁证斥其误记，但所言获罪之由则极为可疑。始则太祖于洪武六年起，即数次颁布表笺格式及字讳回避事例，故学官不能罔无所知或故意触犯忌讳，而按实录所记，虽有过犯但加责罚而无处以极刑。次者此类官制表笺，旨在振兴散文，废除四六骈俪，务求叙事典雅简明，以致直言达意，而所颁定之字讳事例，亦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故若说儒官上表用“作则”、“生知”、“法坤”诸语与“作贼”、“僧知”、“发髡”等词声音近似，有讥讪圣主之嫌，实在难成理由。致如赵翼谓太祖不学无术，致误读表文以儒生故作隐喻诽谤，亦不能成立。此因表笺狱案发生之时，明祖已年过五十，熟习经史，而且擅长文字，亲自批答奏章，绝不可能如此无知60。故此，若说此十数儒学教官以表笺诖误、触犯忌讳致死。揆诸事理，并据前论野史误传徐一夔、蒋清高与来复罹难文字狱合而观之，实在疑窦百出，极难自圆其说。

虽然，此等野史稗乘所记表笺狱案不足尽信，但以史料缺乏，亦难断定并无其事。然以情理度之，此辈儒生若果真以干忤文字忌讳被诛，原因不在赵殴北所言明祖“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而可能系嫌及政治事件。前此考据来复实死于胡惟庸党祸，而并非因上诗触怒圣主，可为一有力旁证。由此类推.太祖极可能因个人好恶，或以政治关系需要铲除异己，故意断章取义，曲解诸儒所上表笺词语罗织成狱，因此罪名虽谓干忤圣旨，事实或非如此61。官书讳载，而私史转述俗说耳谈，一传而再，遂谓儒生之死于文字狱祸，或由于愚懵罔识忌讳，或以明祖个性猜疑，误人嫌己而加罪于无辜。其更甚者则虚构其事，以讹传讹，致使传说纷纭，淆乱视听，故有《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七修类稿》诸书谬言徐一夔、蒋清高及来复等以触犯文字忌讳被斩。后代论明初史事者，疏于鉴别史料，遂有误解太祖文字狱案，歪曲历史真相，至为令人兴叹。

前论虽已分辨表笺文字狱的真伪，但仍有若干问题需要探讨。例如此类故事何以传自野史稗乘，又何以不见于国初而迟迟出于弘治至万历之间？又如此等记载既不宜轻信，是否可以一概抹杀？若果不然，其对研究明太祖本身及其一朝政事又有何功用？此类问题涉及明初政治与史学之发展，私家著述的蓬勃，与及士大夫与庶民对太祖的认识与评骘，而又与中叶后的政治、学术文化，与社会风气转变有关。兹略论如次：关于此类表笺文字狱何以仅见于野史稗乘所传，我们需要了解明初史学之发展及其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开国以后，太祖虽极垂意史事，设有记注官并开局修史，纂成元史、日历及其他礼仪典制官书，但独无起居注一类记录，故于人主言行与朝廷政事未得其详，而后人述史亦无所依据62。此外，明初官史之率略，又与政治忌讳有关。例如胡惟庸、蓝玉等以谋逆处死，株连主犯从属凡数万人，真相莫明，虽有官书如大诰、祖训及诏示奸党录等记载，但颇多迥避，难当信史。况且，由于文网严峻，鲜有胆敢直书以招杀身亡家，故私家著述迹多讳言国初事情63。复次，太祖史事虽有实录为依据，但因迭经建文、永乐两朝三修，亦多隐讳曲笔。此由于永乐以靖难藉口篡位，诸多忌讳，故二次改修太祖实录以证明其继统合乎祖训，至十六年（1418）始成定本。其中示记永乐与太祖之关系，甚多曲说迥避，窜改亦多，故此史事不明。而又因后代并无纂修国史，时人仅凭私家著述，野史稗乘所传略知一二64。最后，此类私家著述，虽然可以补充官史，但以史料阙如，多采录委巷传闻，是故亦多谬误失实。例如嘉靖陈建始撰国朝私史，勒成皇明通纪数十卷，起自洪武止于正德（刊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即以资料贫乏，纰漏舛误，为朝廷一度禁毁，其他稗史杂著更无遑论矣65。由此可见，明初政治忌讳与史官失守，对史学的发展与时人对国史认识影响极大。故此，太祖史事之多见于野史稗乘听传，及其记载的失实亦可以了解。

至于此类记载文字狱案的野史稗乘，何以特盛干弘治至万历之间，而以万历一朝达最高峰，则与当时学术文化风气，与政治社会转变有关，其中过程甚为错综复杂，不易言明，兹举一二事试论之。首先，此类野史稗乘的兴起主要由于私家著述之发达，学术思想之推广，而后者所以出现于明中叶以后则与考试制度的扩大，地方教育之普及，书籍印刷的蓬勃，以及士绅与庶民文化承平与求知欲之提高有直接关系66。其次，这些以笔记小说体裁为主的稗史杂著之出现，一方面由于学术思想之推广，释道二教的兴盛，文体趋向通俗的发展，然另一方面则以社会经济转变，江南市镇勃起，因要迎合优闲之士绅与民众之喜爱讲史小说，志怪谐谈，以及佛道故事的口味有相当关系67。最后，不可忽视的，此类传述明初时事的野史稗乘之兴盛，又以中叶后诸帝对国初忌讳之渐次开禁有关。弘治以后，距龙兴已逾百年，因时间及政治的变迁，对太祖甚至永乐之若干禁讳，已无重大意义而逐渐松懈。及至嘉靖，世宗不以“兄终弟及”继嗣武庙，与“大礼议”加谥其父兴献王为睿宗皇帝，以小宗为正传，一反洪武礼制，对国初忌讳的泯除亦不无关系68。此可解释何以嘉靖时有本朝私史如陈建皇明通纪的刊行，何以此时宫廷内有演唱太祖史事平话，而万历中叶有开国讲史皇明开运英武传（后名云合奇纵或皇明英烈传）的面世与广泛流传69，以上数点虽系一己之见，但颇足阐明太祖故事所以出现与明中叶后的野史稗乘，如王文禄龙兴慈记、陆粲庚己编、翦胜野闻、传信录，并九朝谈纂所收录十数种，皆以国史失载，多采自闾巷传闻，杂以佛道故事，真伪莫明，不大可靠。其中有揄扬太祖之龙兴，神话其才智能力，夸大其功勋政绩，皆似是而非，难作信史70。亦有隐喻其个性猜忌，揽权独擅，无故大兴刑狱铲除异己，诛杀儒生，如文字狱案诸类事件，这些野史杂著，既不能见证于史，实难持之考论洪武一朝史事。然而，是否可以完全抹杀，以鄙夷视之，则又不然。因为此类记载虽不尽真实，但却呈现野俗传说关于太祖本人及明初史事，是表露明间对国史的认识与评骘，不为官方忌讳所囿。即以文字狱案故事言之，这些野史稗乘所记，无沦是否确实，显然暴露太祖个性猜忌，揽权专擅，无故行杀儒士，不似官史隐讳71。如梁亿肆言诸儒官以表笺诖误被诛，虽无直接指斥太祖，但对主上为人与处事颇有微言，亦间接显现专制帝王之横暴，与官宦的不易相处，不无指桑骂槐之意。更且，又如黄溥缕述表笺文字狱的始因，谓开国武勋不以太祖“响意右文”为然，并举儒臣曲解孟子章句以讥讪张士诚为证，亦显露明初文武功臣争衡，与后人对洪武勋臣的印象与评价72。此等作者于传述太祖文字狱之余，似又藉此反映独裁君主对士人的箝制与压迫，以谏喻当代帝王勿以太祖为先例，无故刑戮儒生，或藉此警惕官宦人善守其位以保其身。这些意思虽不甚明显，但若细读其文，亦可与行中窥见，则其寓意并不限于批评明太祖而已。

总而言之，要了解太祖文字狱案的真相，非先爬梳有关官私记载，加以缜密分析。去伪存真方可。此皆由于官讳书，而私家所传，多系俗说野闻，不可当作事实。后代史家，由于史料不足而过信野史，遂有为此辈儒生以表笺诖误被诛，或因愚惜不识忌讳干忤圣旨，或因明祖讳其出身释门，兼以不学无术，误读文字无故杀人。此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不独厚诬古人，而且歪曲历史。对太祖一朝政治有极大的误解。故此，若以核史为本，这种野史稗乘可以摒诸不理，但若从另一角度观之，则又不可完全忽视。因为此类记载反映明中叶士绅与庶民对太祖之印象与评骘，不受官史忌讳所限制，如是可窥见国史的另一方而，亦有特殊的价值。由此观之，以明太祖文字狱案为例，可信传统史家谓“礼失求诸于野”，官书失载，野史可作补充的话，问题在如何善于运用各类资料，如何广泛观察历史之各层面而已74。

注释（嘉林整理，可能有误）：

【1】关于近代学者对明太祖的评骘，举其大者，可见孟森《明代史》（台北中华从书委员会，一九五七）第二篇第一章；方觉慧明太祖革命成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一九六四）“导言”；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三联书店修订本，一九六五），并英文著述如F.W.Mote,“The Growth of Despotism：A Critique of Wittfogel’s Theory of Oriental Despotism as Applied to China，”Oriens Extremus，？？（1961）18-41；SSuyu Teng（邓嗣禹），“Ming Taitsu’s Constructive and Destructive Work”，Chinese Culture，8?3（Sept，1967），14-38；Frahk Muznel，“Some Remarks on Ming Taitsu,”Archiv Oriental 37（1960），377-403等论文。

【2】见下注一〇——一二所引论文。

【3】详见《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影印本，（一九六二）卷八五，页三下——四上；卷一二六，页一下——二上；卷一三八，页一上——二上；卷二四六，页五上。并参见注四二——四六。

【4】张卤等编纂皇明制书有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序，解题见Wolfgang Franke（傅吾康），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明代史籍汇考）（Kuala Lunysur：University of Malayalam Press（1968）6.1.5。本文采用东京古典研究会一九六六——六七年影印本。是书卷七所引洪武礼制又略见佚名辑大明官制，载《明朝开国文献》（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六六）第四册，页六五下——六六上。

【5】申时行等编纂大明会典成于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本文采用台湾文海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影印本。

【6】关于胡惟庸、蓝玉二大狱始末，见《明史》（百衲本）卷三〇八、页二上；卷一二二、页五下本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一九五六）卷十三“胡蓝之狱”，页五六——六二，又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四部备要本）卷三二，页六下——八下。吴晗考证此二案甚详，见“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第十五期（一九三四、五月），更一六三——二〇五，与朱元璋传，页二四四——五五。

【7】沈节甫纪录汇编刊于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解题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称提要）（上海大东书局，一九二六）卷一三四，页二下与傅吾康前引书9.4.3，本文采用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八年影印本。

【8】此类表笺文字狱案资料见下注一五——二一、二四所引，亦略见近人所节钞史料，如柴萼梵天庐从录（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二五）、页二七，与彭国栋艺文掌故三谈（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七四），页七四——七五。

【9】见廿二史札记卷三二、页四上——五上。关于赵翼史学之评价，详见杜维运“赵翼之史学”，大陆杂志卷二二、第七期（一九六一、四月），页五——九，并同作者撰“廿二兄札记考证”，新亚学报卷二、第二期（一九五七、九月），页三〇一——四三六。后者并无讨论文字狱案故事的真伪。

【10】顾文载东方杂志卷三二，第十四（一九三五、七月）页二———三四。此文有L.C.Goodreh英译，题名“A Stuely of Lite rary Perse cution during the Ming”，载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os，3（3-4）（Dec，1938），254-311，丁易书原刊于一九四九年，今用日本东京汲古书院一九七一年影印本，所论见页四四一——四四〇。

【11】吴晗朱元璋传论太祖文字狱案见页二六八——七二，又为李唐明太祖（香港太平书店，一九七八），页一〇三——六所因袭。罗炳绵论文载中国学人第三期（一九七一、六月）页三七一——五一。

【12】徐文载清华学报增刊卷八、第一——二期（一九七〇、八月），页三五〇——七二。赵文见寿香林才纪念论文集（香港、一九七〇），页一九一——二〇三。

【13】关于表笺文字狱案的重新析讨，可见潜斋索予明“从明太祖御笔看明初文字之祸”，畅流卷七、第二期（一九五三），页七——九，与拙作“徐一夔刑死辨诬兼任明初文字狱史料”，东方文化（香港大学）卷十五、第一期（一九七七、一月），页七七——八。？？

【14】此条又参照上海世界书局一九四六年刊标点本，页四六六。

【15】朱当㴐（氵眄）为明太祖第十子朱檀第四代后裔，生当嘉靖万历间，明史无传，行事不详。国朝谟烈辑遗原刊本前国立北平图书馆有藏，今归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有显微胶片影卷流通。札记所引朝野异闻录未悉是否为国朝谟烈辑遗之异名，抑或系指另一人前者钞出而现今已佚之书。梁亿生平及其传信录详见下注二二引文。

【16】此条其后收入佚名编九朝谈纂（乾隆禁书）（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影印，一九七七）第一册，页二七四——七九，又节录于黄景昉国史唯疑（台北正中书局影印，一九六九，页二一。九朝谈纂解题见提要卷一三二，页九下。

【17】翦胜野闻解题见提要卷一四三，页六上，与傅吾康前引书，4.5.7.是处引文据纪录汇编卷十三，详见下注三九——四一之讨论，并前引拙著“徐一夔刑死辨诬”一文。

【18】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六卷，刊于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四），解题见提要卷七〇，页一下。本文用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刊本。

【19】七修类稿成书于嘉靖末年）一五六六前后），所记多采用旧籍野闻，故可能包括闻中今古录在内。解题见提要卷一二七，页六上，与傅吾康前引书4.3.3.。本文采用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七〇年刊本。

【20】皇明泳化类编刊于隆庆四年（一五七〇），解题见傅吾康前引书6.6.1.。本文采用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本，“本复传”见传卷一三一，页七下——八下。

【21】见九朝谈纂第一册，页二〇四。

【22】梁亿传略见广州府志（一八七九）卷一二一，页二五上。传信录除收入于高鸣凤所编今献汇言（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影印万历原刊本）第五册。

【23】王世贞评语见弇山堂别集（台北学生书局影印万历十九年原刊本，一九六五），卷二二，页七下。沈德符评语见万历野获编（上海中华书局据万历四十七年原刊本排印，一九五九，卷一，页一〇。

【24】此见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一，页十四下——十六下。是书刊于万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解题见提要卷六二，页七上，与傅吾康前引书2.2.8。

【25】？？《槐岁钞有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序，现有岭南遗书刊本（一八三一）流通。解题见提要卷一四三，页四下，与傅吾康前引书4.1.2。

【26】见太祖实录卷二四三，页四上下；卷二四七、页一上——二下；卷二四九、页一上下；卷二五九、页一上——二上。并参见顾颉刚前引论文页二三——二四。

【27】明太祖自述“皇陵碑”与“纪梦”见明太祖御制文集（台北学生书局影印嘉靖刊本，一九六五）卷十六；“三教论”、“官释论”与“修教论”诸篇收录于同书卷十一，卷十六。

【28】此三首诗已收入（增订本）故宫书画录（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一九六五）第四册，卷七，页九一。索予明对此曾有分析，见注一三所引论文页八。关于“明太祖御笔”之详细讨论，见同前作者撰“明太祖御笔”，大陆杂志卷十，第四期（一九五五、二月），页一六——一九，并“明太祖御笔释例”。故宫季刊卷二、第二期（一九六七、七月），页三一——五八。

【29】参见注一三所引拙文“徐一夔刑死辨诬”，页八一——八二。

【30】关于明太祖之文学造诣，详见廿二史札记卷三二，页一下——四上；注二八所引索予明论文；包遵彭“明太祖及其文章”，载明太祖御制文集卷首，页一——一九，并梁容若“朱元璋的文章”，见所著书和人（？？）（台北文星书店，一九六四），页一三一——三七，与注一一所引罗炳绵论文，页三七——四四。

【31】参见注一三所引索予明论文页八。

【32】徐祯卿传见明史卷二八六，页十五上，并拙著徐氏英文小传，载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cds.，L.C.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房兆楹）（New York：Columlia University Press，1976），vol.Ⅰ，509-70。

【33】王世贞评语见弇山堂别集卷二〇、页一下。

【34】徐一夔明史本传见卷二八五，页二四上下，并参见拙作徐氏英文小传，载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volⅠ 580-590，所有著作解题见提要卷八二，页三上；卷一三四、页一上；卷一六九、页六上。关于俗说谓一夔死于表笺之祸，注一三所引拙文已有详细讨论。

【35】见前注一七一——一八。

【36】见弘治赤城新志（弘治十年刊本）卷十一，页三下，万历杭州府志（台北学生书局编明代方志选影印万历七年刊本，一九六五）卷六三，页五七下。后此徐一夔传记经皆未言及死年，独清季盛枫谓其卒于嘉兴，未悉所本，见所编嘉禾献徵录（槜李从书本，一九三六）卷四二，本传页二下。

【37】关于清初开编纂明史，详见李晋华明史纂修考（燕京学报专号第三种，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一九三三），汪琬撰“徐一夔传”后收入所著纯翁续稿（未见），朱彝尊所撰见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六四，页三下。二者俱载录于如丰稿附录页十下——十三上，页十五上——页十六下。并参见李晋华前引书页七七、七九。

【38】此书未见流通，疑佚。

【39】 丁丙所校始丰稿十四卷，附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有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跋，刊于武林往哲遗著（一八九四）。

【40】见始丰稿补遗页二上。此言齐庄公生于至元丁卯，干支有误，但卒于洪武戊寅，则系三十一年（一三九八）。

【41】见万历杭州府志卷十四“古今守令表”，页三一下。

【42】见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庚戊条，页三下——四上。韩愈“贺雨表”见昌黎先生集（四部丛刊本）卷四〇、页二上；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见柳河东集（四部备要本）卷三八，页八下——九上。参阅朱元璋传页一六九——七〇。

【43】茹太素因此触怒太祖，遭廷杖惩罚，事见明史卷一三九本传，页六下。明祖是此颁布“奏对式”实录无载，惟黄虞千顷堂书目（适园丛书本，一九一六）“史部”九“仪注类”有建言格式（注洪武八年十二月颁行），繁文鉴成并表笺式一卷（页三二上下）。太祖所撰“建言格式序”见高皇帝御制文集（一五三五年刊本）卷十七，页四上（前引明成祖御制文集失载此序）。参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一九三二），页一一。

【44】见太祖实录卷一二六，洪武十二年八月戊寅条，页一下——二上。千顷堂书目前引页三二上有行移繁减体式一卷。谅系本年所颁布者。

【45】见太祖实录卷一三八，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条，页一上——二上。

【46】见太祖实录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条，页五上。

【47】近人言太祖文字狱案多举徐一夔为例，除前注一〇——一二所引论文外，又见梁容若前引书和人，页一三八；Liu Ts’un-yan（柳存仁），On the Art of Ruling a Big Country （Canp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4），P.9，与陈进传“明初的科技及其没落”，明史研究专刊第二期（一九七九，九月），页七九，皆为赵翼札记所误。

【48】黄溥明史无传，生平略见鄞县志（一八七七）卷二一，页四一上。闲中今古录节本明清丛书六种有收，以记录汇编本最通行，解题见傅吾康前引书4.5.9。祖黄润玉著述甚丰，传见明史卷一六一，页十二下。所记国初载闻有海涵万象录四卷，张寿镛四明丛书第三集（一九三五）有收，其书解题见提要卷一二七，页三下。

【49】见弇山堂别集前引卷二二，页三上、八上、十二下、十三上。

【50】此见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篇第一三四册（香港佛经流通所影印，一九六七）。

【51】此见右引书第一四七册。

【52】此又见列朝诗集小传（台北世界书局刊本，一九六五）闰集，页六六八。

【53】见象山县志（台北成文书局影印民国十五年刊本）卷五，页十上；卷二三，页十七下——十九下，又宁波府志（一八六九）卷三六本传，页十一上亦无说其死于表笺之祸。

【54】文伟成编吴玉张十诚载记（上海泰东图书社，一九三二）搜罗资料至丰，但失载此故事。

【55】此句见孟子（四部备要本）卷二：“公孙丑篇”下，页二三下；并参见吴晗朱元璋传，页二七〇。

【56】按史所记，洪武五年，太祖因读到孟子若干章句觉其与皇权有违，普照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逾年以儒臣恳请始取消前议，但对孟子仍旧嫌恶。因此于洪武二十七年，特命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去“尽心”、“梁惠王”、“离类”、“万章”诸篇章句共八十五条，刻板颁行全国学府，而原本孟子至永乐十二年（一四一四）始恢复为科举之用。事见明史卷五〇，“礼志四”，页六下；卷一三九“钱唐传”，页一下。前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有原刊孟子节文七卷本附刘三吾“题辞”，详见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读书与出版卷二、第四期（一九三八、五月），页七——九。参阅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页一九——二〇，与朱元璋传页一八八——八九。

【57】见太祖撰“建言格式序”，载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七，页四上，并太祖实录卷一六五，页三上。参阅朱元璋传页二九五——九六。

【58】见注四二——四六。

【59】见注三九——四一、五〇——五三。

【60】见注三〇——三一。

【61】见注二九、三一。

【62】关于后人对明初官吏的批评，可见王世贞史乘考误一，载弇山堂别集卷二〇、一上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页六一；徐乾学“修史条议”，载刘承干明史例案（一九一五）卷二，页十上；与夏燮明通鉴（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排印本）卷首“义例”，页一三——一五。参阅吴晗“记明实录”，载所著读史札记（三联书店，一九五七）页一五六——六一；傅吾康前引书四——八，并拙文“The Rise of Ming Taitsu（1369-88）；Facts and fictions in Early Ming Official Historiography”，T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95：4（Oct-Dec，1975），686-691。

【63】见注六所引论文。

【64】太祖实录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始修，永乐元年（一四〇二）重修，九年（一四一一）三修，至永乐十六年始成书。其中过程与改修原因，可参阅前引吴晗“记明实录”，页一八六——九六，间野潜龙“明实录之研究”，载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一九六三）页一——七二，与傅吾康，“The Veritalle Recorder of the Ming Dynasty,”载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eds.W.G.Beasley & E.G.Pulleyllank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60-77。关于永乐靖难事变的始末，详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八），与David B.Chan，The Usuyr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1398-1402（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5）。

【65】陈建皇明通纪清代列为禁书，解题见傅吾康前引书1.2.2-1.2.2。是书隆庆年间（一五六七——一五七三）一度被官方禁毁，但万历间已见重刻并有续作数种，极为流行。杨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疑通纪为梁亿所撰而嫁名陈建，但无确实证据，见万历野获编卷二五，页六三八。

【66】此类野史稗乘可见提要卷一二七——一三二、卷一四三，与傅吾康前引书页九八——一一八所著录，其所以盛于弘治至万历间是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文化转变之关系，错综复杂，不易言明。以上蠡测，皆系是个诸近年读明史之印象，日后当为专文论之。

【67】此点亦系本诸近年读明史所得，并略见拙文“Liu Chil（1311-75）and His Models:The inage-Fuilding of a Chinese Imperial Adviser”，Orines Extremue，15：？（June，1968），34-55，与Legend of an Early Ming Taoist”，Oriens Extremue，20.1（June，1937），65-102有关论点。

【68】关于嘉靖初“大礼议”事件，详见世宗实录（一九七五）卷一、页一上——五下；明史记事本末卷五〇，与明史卷十七，页一上——二上。近人研究可见中山八郎“明之大礼问题之发端”人文研究第八——九期（一九五七），页三九——六三，与朱鸿，大礼议与明嘉靖初期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七八）。

【69】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无署撰人，刊于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明人有以为系武定侯郭勋（一四七五——一五四二）表彰先祖郭英（一三三五——一四〇三）而作，见万历野获编卷五、页一三九——四〇。稍后有改修本二十卷，托名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书名别暑云合奇纵或皇明英烈传，刊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解题赵景深、杜浩铭校注英烈传（上海四联书店，一九五五）卷首序言，与拙文“Liu Chil（1311-75）in the Ying-Lieb Chuan: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Chinese Scholar-hero”.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5：1-2（Dec，1967），26-42，esR.29ff。

【70】此类著述多已收录于纪录汇编与九朝谈纂第一册，解题见提要卷一三二，九下；卷一三四，二下，与傅吾康前引书9.4.3。参阅注六二引拙文论明太祖龙兴之史事与传说。

【71】见注一五、一七、一九。

【72】见注二九、五五。

【73】同注七一。

【74】关于此问题之讨论，可参阅吴晗“历史中的小说”，文学卷二，第六期（一九三四，六月），页一二〇一——一二一七，与注六二所引拙文论明太祖龙兴之史事与传说。

溪山琴况（天风环佩）

汉服应“新民”，它本身即是精神独立的产物，它应该重塑一群更加拥有独立精神和自主思考能力的人。

汉服应“新民”，它应该塑造一群拥有世界级文化大国气度和自信的国民。

汉服应“新民”，它应该撑起强势崛起的民间力量，实现中国前所未有的民间的文明觉醒。

《大学》中提出了“新民”的概念，汉服运动也是一个“新民”的过程。

新民的内容很多，这里只谈几点：

一、汉服运动如果不能让国人实现精神的独立和自主的思考，那么它就是失败的。

我们中国人习惯了人云亦云，少有独立的精神和自主的思考。汉服运动的过程中表现同样明显，突出的例子，比如这几年传得沸沸扬扬的“韩国端午申遗”“韩国汉服申遗”等问题。

最流行的说法是，“韩国人抢走了我们的端午节”“韩国人还要抢我们的汉服”。我对这种说法的逻辑感到非常费解。文化不是苹果，别人拿走一个你就没有了。我不明白，韩国人怎么抢走了我们的端午节？韩国人又如何来抢我们的汉服？

很遗憾，绝大多数媒体在这些问题的报道中都采取了炒作和不负责任的做法，很少有媒体指出端午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本土的端午文化如何有效延续和传承”这一要害。“韩国人抢走了我们的端午节”的说法在国民中盛行，2006 年以来，“韩国人还要抢我们的汉服”的传言也在网络上不胫而走。

人们激愤的感情我完全理解，但是值得追问——韩国人怎么抢走端午节？是来抢走我们包好的粽子还是夺走我们绣好的香囊？他们又怎么抢汉服？是不是要来中国扒走谁的衣服？中国人从此不许过端午？没有韩国人批准，从此不许穿汉服？

很多人说，他们抢走了我们的端午和汉服名称，让全世界都认为端午和汉服是韩国人的了。实际上，这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非物质遗产保护事业极大的误解。

联合国的这一活动根本就不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其制度设计也保证了韩国也实现不了所谓“抢走”的目标。韩国将其“江陵端午祭”申遗，也只是在联合国确认了“韩国江陵地区存在名为端午祭的一种韩国祭祀风俗遗存，因其价值，被联合国确认列入名录，韩国政府承诺担负保护和延续责任”。同样，所谓的“韩国汉服申遗”即使发生，也是如此，只是确认“韩国朝鲜民族传统服饰文化遗存”这一事实。与华夏中国的“端午节节日文化”“汉民族传统服饰文明”根本不是一回事。 退一步讲，它可以申，我们也可以申。他们申成功了之后，我们照样可以申。它取代不了我们的文化，两种文化遗产对比，谁是正源谁是分支、谁是正宗谁是效仿、内容的丰富厚重和单纯浅薄，一目了然。

所谓“申遗”，即申请将某种文化（自然、非物质）形态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自然、非物质遗产名录。其意义并不是各国抢注什么文化商标，宣布正统，申遗真正的价值在于四个确认：确认一项文化遗产的存在、确认濒危性、确认当事国的保护承诺、确认国际文化救济。

申遗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怎么让华夏衣冠文明、传统节日文化在母国、在汉民族心中回归，生活中重生，传承这一光耀千秋、泽被东亚、伟大的人类文明财富，这才是中国人最该做的事情。

很遗憾，国民、包括很多汉服复兴者，都在这一问题中人云亦云，轻易地就被煽起情绪，空喊“坚决不让棒子夺走我们的汉服”的口号，罕见独立和冷静的思考。

一种观点，一个说法，抛出之后，很多人就盲从，就被这种观点控制了思想、操弄了情绪，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也是国人没有实现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表现。

我们是有追求有抱负的汉服运动者，不要让别人代替我们思考，我们的头脑应该由自己来驾驭。

如果我们也人云亦云，就不会有汉服运动。因为多少年来，全中国都认为，汉族没有民族服装，如果我们也放弃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话，历史真相必然被永久掩盖，汉服断然不可能重生。

这是汉服运动积累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理当坚持独立和自主的精神，用我们自己的眼睛观察、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如此，才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我们心中的事业。

随波逐流也是一种奴性的表现，独立的人格精神和冷静的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公民精神。

汉服应“新民”，它本身即是精神独立的产物，它应该重塑一群更加拥有独立精神和自主思考能力的人。

二、世界级文化大国国民的气度和自信。

我们是世界级的文化大国。

我们真正的对手，是以文化霸权统治了世界的西方文明，而不是日韩这样的文化小邦。

有人说，“孔子就要变成韩国人了”。我理解这种说法背后的忧患意识，但是不得不说，这种说法过于耸人听闻，也太缺乏自信。全球文化博弈不是过家家，不是信口开河就能改变什么文化格局的。退一步说，就算韩国人真正在处心积虑绞尽脑汁地营造“孔子是韩国人”，可是，华夏厚重的文化积累，儒家文明对东亚和世界的贡献，巨大的文明格局的布局棋子，岂是这些文化小邦搞搞小动作就能搬动得了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多一些堂堂华夏的气度和自信呢？

是的，我们正处在文明沉沦期，但是华夏再度崛起的潜力无人可及。数百年的曲折，不过是华夏文明进程的一瞬。华夏的再度强势崛起，无可阻挡。

日韩的所谓发达只是表面，实际上从人类文明的大格局来看，他们都是只会模仿大国文化而缺乏自我原创能力的小国，这样的国家，没有真正有力和长久的文明竞争、博弈和合作的能力。

汉服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它是人类文明历史上一个傲视群雄的大国的象征。我们脱去了代表屈辱、恐惧和萎琐的，那身沦落中的祖先被强加的衣服，就应该重建起这身汉服所代表的世界级的气度、胸襟、抱负和自信。

我们是中国，我们是华夏。

汉服应“新民”，它应该塑造一群拥有世界级文化大国气度和自信的国民。

三、民间力量的强势崛起。

我曾写过，汉服运动也是民间力量生长、民间智慧觉醒的过程。它是民间力量第一次自信地、主动地介入复杂的社会博弈，成功地再定义重大的文明发展标准。民间不再寄空想于幻世、托希望于精英，草根的话语正在不可遏阻地上升为强势和主流，民间真正开始引领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我常看到，许多网友过于把希望寄托在政府、精英们身上，这里，需要弄清一个问题：

汉服，不是“应该复兴”，而是“必须复兴”——因为这是不可阻止的民意。

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必须由民间来掌握，民间的力量和意志终究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将一步步坚定地实现这个目标。这个觉醒的时代，民间正在成为中国真正的主人，汉服复兴是正义和美好的民族事业，我们的意志必须实现。

我们要看到问题，看到危机，看到许许多多现实的困难，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应动摇，汉服复兴是迟早的事，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止的事。优秀华夏文化的复兴，是时代的大势。

我们不祈求任何人。华夏文化复兴的前景，要靠我们自己坚持不懈地亲手去创造。也正因为我们精神的独立，我们才有资格和政府、和精英、和社会各界展开平等、善意、冷静、耐心和充分的沟通，建设性的合作甚至妥协，展开充分的文化博弈。

汉服运动是民间力量生长，民间智慧觉醒的过程。汉服复兴者不应一味把华夏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精英身上，祈求精英的理解，渴盼精英的支持——祈求“高贵的人们”能复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奴性。

精英支持，要复兴。精英不支持，也要复兴。汉服运动源自觉醒了的民间，正在强势崛起的民间，汉服撑起的，是华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在掌握了自己和民族命运的精神一新的国民。

汉服应“新民”，它应该撑起强势崛起的民间力量，实现中国前所未有的民间的文明觉醒。

溪山琴况（天风环佩）

汉服运动是华夏文明复兴运动。

它至少有以下主题：

一、重建礼仪之大、服章之美的独特的华夏人文风貌。

二、文化全球化冲击下，中国各族群对文化命脉断流危险的应对。

三、重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再造华夏中国独步世界、无与伦比的文明创造能力。

“定位于传统礼仪文化与风俗文明的复兴，并且在其中传承和重建自尊自信、自强不息、传承文明又勇于创造的民族精神与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文明创造能力”——或许这就是汉服运动可以寻求到的最准确的位置。

真正正确的汉服及华夏文明复兴运动，其方向不是指向历史，而是指向未来。服饰、礼仪、精神、文明，层次递进、一脉相承。它是文化多样性的捍卫，是文明的复兴与重振，是文化创造遗产的理性继承，是民族创造力的重新的勃发。

四、文明解释标准的重建。

西方解释话语霸权的解构。不再以西方文化为全球文明唯一的最高解释标准。建立和倡导“以自己解释自己”的全新的解释标准，捍卫人类文明的平等性和多样性。

五、民间力量的生长，民间智慧的觉醒。

民间力量第一次自信地、主动地介入复杂的社会博弈，成功地再定义重大的文明发展标准。不再寄空想于幻世、托希望于精英，草根的话语正在不可遏阻地上升为强势和主流，民间真正开始引领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六、中国人从压抑民族性、刻意回避民族性走向正确对待民族性。

“汉服”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化概念，是时代文化思潮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汉服运动”本质上不是为了一件衣服，它在文化复兴的意义之外，也是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是一种对错误必要的反正过程，是从压抑民族性走向正确对待民族性的过程。正确认知民族性、坦然面对民族性、合理利用民族性、积极发展它所带来的强大文明，本身就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应有的素质和能力。也是一个族群利益共同体生生不息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

七、用千年汉文化的阳光涤荡民族几百年的心理阴暗。

逼迫我们这个已经变得不长进、不争气、猥琐、无能、阴暗的民族，记起祖先的阳光心态和伟大抱负，只有如此，汉民族才能真正承担起捍卫中国、团结中国、引领中国、复兴中国的历史责任。

八、汉服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中国“民族和解运动”

有信仰，有坚持，有道义，有责任，真正热爱民族的人，才是当今中国和中华民族真正的维护者和捍卫者。汉服复兴者非但不是族群关系麻烦制造者，恰恰是中国真正民族和解最坚定的倡导者，民族团结最坚定的捍卫者。

因为热爱中国，我们发现了汉服因为热爱中华民族，我们看到了自己，最大的民族，最胆怯阴暗的心理。汉民族如何肩负起捍卫中国、引领中国、复兴中国的历史责任？

知耻而后勇，所以我们要复兴汉族，复兴汉族，是了有资格、有能力肩负起团结中国、复兴华夏的重任。

虚幻的团结无益于中国的长久，表面的和谐下将是暗潮汹涌的介蒂、怀疑和自虐。这是中国族群关系最彻底最深刻的裂痕。汉服运动，就是要在中国改变空洞的族群和谐，建立真正的民族团结。

汉服运动是建立在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基础上的真正的伟大的民族和解运动，是在更高的层次和真正的意义上凝聚中华民族、凝聚这个国家，在全新的起点上传承华夏的文化、复兴中华的文明。

汉服运动者谈到了历史，而正因为敢于直面历史，汉服运动者才敢于谈论真正的和解，才有了中国最真实、最坚定、最真诚的民族和解的意愿和决心。

中国族群关系实现了两次和解：

第一次是利益攸关、政治基础上的和解，是政治家主导的和解，是短期和表面的和解。

第二次是民众了解历史、深思熟虑后的和解，是更高的文化层面上的和解，是长久和彻底的和解。

汉服运动，就开启了第二次和解的进程。

汉服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中国民族和解运动，历史将证明汉服运动者对华夏之爱、对中国之心。

历史将证明这一点。

九、以虔敬的学习继承华夏的人文遗产，以复兴的精神独立地开创文明日新的前景。

华夏文明的发展与日新是永无止尽的过程。汉服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始。

汉服运动非但不是复古运动，恰恰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求新运动。

复古是文化的守旧，复兴是文明的求新；复古是懒惰的袭用，复兴是批判地继承；复古对祖先膜拜至地，心中却没有真正的敬畏，复兴是捧读先人的话语，心里充满无限的感恩。

复古，认为先人的文明不可超越，也无需超越。复兴，认为先人伟大的文明必须超越，苟日新，日日新。

复古是躲藏祖先的身后以避风雨，复兴是从祖先身后一步步走来，独立地开创文明的前景。

主　　编： 万明

出 版 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 2005-12-1

页　　数：690

ISBN：9787100042673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以晚明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晚明社会变迁包含诸多方面，本书研究中注重社会整体结构的变迁。作者们在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分工合作，选取了人口、商业、货币、城乡社会、法律、军事、社会保障、政治、思想文化、内外互动关系等专题进行论述。这里所论述的每一个方面虽然观察点不同，总体上都突出了社会显著变动的方面，注意到社会多元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变化的主流趋向。

后记

本书是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重点课题200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由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同仁和部分所外学者于2002年9月通力合作完成，200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现得以呈现在这里。

在此，我们衷心地感谢诸多先生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从课题酝酿提出到完成结项过程中，陈高华、张显清、张德信、王天有、毛佩琦、李焯然等先生的大力帮助；感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美国明史学会第一任会长范德教授(Edward Farmer)和我所专家商传先生为课题组作专题报告；感谢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办公室聘请的5位匿名专家审稿提出的宝贵意见，据此，我们尽量做了修改；感谢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及其学生田景星等、安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晓和安顺师专孙兆霞老师等对课题组在贵州屯堡社会调查时的热情帮助；感谢商务印书馆常绍民主任、责任编辑张彤先生为书稿的修改和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最后，我们热切期望能够得到诸位专家和广大读者赐正。

万明谨识

2004年7月

明河在天：

政治史的研究只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小小的开端而已，当然研究政治、军事史主要目的其实是在于研究人。今天若真的想深化对于历史的研究只能加强经济、社会史。

而晚明史确实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尤其它与今天的现实也最为接近。在本书中就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创见，起码它从实证方面给了我们诸多举证和启示，足可以深化我们对于晚明历史的理解。

读过本书，或者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说明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而崇祯皇帝“没钱”镇压农民起义，尤其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化理解东林、复社等团体的兴起及它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并非纯粹的文人团体）。而且为什么晚明士人又会有如此痛切的精神沉沦感……

本书我读得还粗疏，就摘抄一下本书的结论部分吧。

晚明社会特征的简单归纳：
——摘选自万明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绪论”

“1、晚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最快、社会生活变化最深刻的时期。无论从社会新经济因素增长的程度，还是从变化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2、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白银由民间自发崛起，意味着国家丧失了货币的绝对控制和垄断，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权力由此严重消弱；白银货币化，这一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标志着市场经济的萌发，于是，社会整体呈现出显著的变化态势。

3、人口不断增长，流动相对自由化，社会分工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提高，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营方式改变，租佃关系出现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变迁，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

4、工商夜城镇兴起，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增长，商业性行为成为几乎全社会的取向，手工业发展，出现新型手工业工场；市场作用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粮食与劳动力市场出现，全国市场形成，并向世界延伸，参与了世界市场的建构。

5、专业商人出现，商帮崛起。商人定居化增多，不仅促使商业城镇兴起，而且是对明朝户籍为中心的传统人口管理制度的冲击，更导致社会价值观念重塑。

6、无论在城在乡，人们的生活和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关系转移。在货币面前人人平等，旧的等级制发生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

7、中央与地方权力发生转移，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新型地方精英崛起，绅士或富民承担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重要作用。政府职能部分转移至民间社会。

8、妇女、雇工人、奴婢的法律地位有所提高，对于相应的尊长的法律从属关系有所减弱。

9、传统兵农合一军事体制开始瓦解，折班成为中国史上首次出现的从超经济强制的劳役兵制向以经济关系为主导的雇募志愿兵制的过渡。

10、党社兴起，近代政党萌芽形成，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初步成型的组织系统，与市民运动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启蒙思想家有重要影响。

11、民间社会作为独立客体出现，学术民间化、儒学平民化的趋势明显，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形成了文化的多彩现象。”

以上特征仅是简略概括，但我们认为已充分说明了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晚明中国由一个比较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变，并与世界接轨的事实。……15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是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晚明社会处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时空段，它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或称全球化的开端相联系。……从根本上说，晚明中国社会发生的转变，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发生的，是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变迁动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转型是原生型的，即内力型生发的，而非外力型。……从横向与西方比较，明代中国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更不是自16世纪西方一东来中国就落后了。以往这种落后的观点不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常常是以清推明的结果，出现时间的错位，更确切的说是将清朝鸦片战争前的状况错置于晚明造成的，不符合历史实际。

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所说的“晚明”特指明代成化、弘治以后，重点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以至明末，也就是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1450—1644），其间大约200年的时间跨度。

晚明社会变迁研究

来源: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万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明社会变迁研究》（批准号为00BZS008），于2000年立项，2003年7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主要成员有：林金树、许敏、张兆裕、吴艳红、张金奎、张宪博、高寿仙和黄卓越等。现将该成果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摘编如下：

晚明，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晚明社会变迁的研究，关系到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变迁，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和障碍，是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这项研究成果采取了整体世界——多元社会的研究取向，挖掘新资料，从人口流动新趋向、商人定居化和店铺业发展、白银货币化过程、乡村权力结构转换、政府与民间救荒能力分析、卑幼人的法律地位、军户与军制变化、党社兴起与近代政党萌芽出现，以及儒学平民化趋势入手，展开考察论述。经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主要观点：

一、晚明社会变迁始自成化、弘治以后

根据对晚明整体社会实态的综合考察，该成果认为，历史文本和非文本资源给晚明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提供了详尽的证据。具体而言，大量史料证明，明朝前后期具有迥然不同的社会面貌，分水岭即在成化、弘治年间。成、弘以后，社会显示出显著的变迁迹象，变迁的特点也逐步彰显出来。因此，成果的研究范围确定在成、弘以后，重点在嘉、万以至明末，也就是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其间大约200年的时间跨度。

二、晚明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变”

晚明社会变迁包含着诸多方面，新旧交替，多元混合，是多种因素交织互动的结果。在乡村，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增长，赋役货币化，冲击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也改变了小农闭塞而平静的生活方式，农业经营方式改变，地主和佃户关系出现新变化，另一方面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化，社会分工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农业经济结构变迁，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在城市，工商业城镇兴起，劳动力市场出现，手工业发展，出现新型手工业工场，商业繁荣，商品经济极大地增长；无论在城在乡，人们的生活与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关系转移，社会流动加速，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商帮崛起，商人定居化增多，不仅促使全国性市场网络形成，而且导致社会价值观念重塑，社会整体趋向商业化；学术民间化，儒学的平民化趋势明显，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形成文化的多彩现象；卫所军户通过多种途径谋求自身解放，导致了传统社会兵农合一军事体制开始瓦解；党社兴起，近代政党萌芽出现，形成了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初步成型的组织系统，并与市民运动发生直接的关联；与此同时，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由于白银成为社会主币，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成为几乎全社会的取向，国家丧失了对货币的控制权和垄断权，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权力由此严重削弱，政府职能部分转移至民间社会，地方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总的来说，根据对晚明整体社会实态的综合考察，在晚明，一个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变。

三、晚明社会变迁是如何启动的

社会变迁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变迁的启动，以往主要从商品经济发展出发，忽略了货币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历史发展变迁是有延续性的，晚明社会变迁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自唐代两税法实施以后，中国就出现了赋税货币化的趋势，这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趋势。但是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征钱仍不免失败，原因主要应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还不成熟。唐宋时期出现的变化端倪，到晚明才出现了飞跃的契机。在明前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加上明朝垄断滥发纸币政策的严重反弹，货币经济由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白银由民间社会自发崛起，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全面铺开，与一系列制度改革并行，与社会的整体变迁同步，扩展到整个社会场域，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几乎全部细节，于是社会整体呈现出显著的变化态势。

四、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始自晚明，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白银货币化

晚明白银由非法到合法，更成为社会主币，货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市场作用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白银货币化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引发了社会整体变迁，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近代的开启。具体表现在六个不同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一是货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转变；二是赋役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转变；三是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四是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经济关系转变；五是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六是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由此，白银货币化证明了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性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五、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是内生型的，而非外力型

从根本上说，晚明社会发生的转变，是社会内部孕育发展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转型是原生型的，即内力生发的，而非外力型的。具体说来，从白银货币化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变化的轨迹。白银货币化是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变革趋向，并非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白银经济的奠定，以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需求为依托，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与世界接轨，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融为一体的历史进程。大量外银流入是由于内部需求拉动的，外部因素在内部因素的基础上起作用。研究证明，晚明社会不仅不是停滞的，而且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最快、社会生活变化最深刻的时期。变化中显示出新的成分增长，旧的成分在消亡或转化，是充满活力的时期，因此，中国走向世界有内部强大的驱动力。

六、晚明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的开端相联系

一般认为，15—16世纪是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同样，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从纵向看，与以往朝代相比，白银货币化标志了中国社会货币经济化的发展进程，说明晚明社会显然已超出“宋代经济革命论”所言的社会发展水平，处于社会转型之中；从横向看，与西方比较，西方学者认为货币经济在西方的巨大进展应归功于15世纪。因此，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在中国和西方几乎是同步的。东西方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同为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中国不是被动地卷入世界的，而是积极参与了世界历史形成这一整体的过程，并对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录

绪论……………………………………………………………………万明(1)

第一节  研究课题的提出………………………………………………(1)

第二节  若干研究视角的回顾与反思…………………………………(4)

一、社会经济的视角：以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追寻……………(4)

二、近代化/现代化的视角：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模式及其消解……………………………………………………………………(8)

三、社会的视角：一个多元的结构…………………………………(11)

四、世界的视角：一个整体的概念…………………………………(14)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内容………………………………………(17)

一、整体世界—多元社会的研究取向………………………………(17)

二、本书的基本内容概述……………………………………………(19)

第一章  人口流动及其社会影响…………………………………林金树(30)

笫一节  社会发展与人口流动…………………………………………(31)

第二节  成、弘以后社会的变化与人口分布…………………………(36)

一、成、弘以后社会变化要求人口流动……………………………(36)

二、晚明人口的地理分布与时人对策………………………………(40)

第三节  晚明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流动趋势…………………………(45)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5)

二、农村人口流动的两大趋势………………………………………(54)

第四节  不同地区人口流动比较………………………………………(61)

一、三西社会经济与人口结构………………………………………(62)

二、江西的人口流动…………………………………………………(64)

三、山西的人口流动…………………………………………………(71)

四、陕西的人口流动…………………………………………………(77)

第二章  商业与社会变迁……………………………………………许敏(85)

第一节  晚明城镇商业的空前发展——以店铺业为指标……………(89)

一、经营队伍中增添了新成员——大批文人学士的加入…………(98)

二、商品种类增多——非自产货源充足……………………………(102)

三、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方式的创新——具有新特征字号的

孕育与兴起……………………………………………………………(107)

第二节  晚明商人侨寓、定居化趋向与社会变迁……………………(112)

一、明以前商贩的行踪不定、来去无常……………………………(112)

二、从客贩到定居……………………………………………………(114)

三、商人定居化对晚明社会变迁之影响……………………………(122)

第三节  社会商业思潮、理念变迁及其对社会之影响………………(129)

一、对商业地位、价值的重新认识：工商皆本……………………(130)

二、对商人地位的新估价：商高于工农，甚或不逊于士…………(135)

三、新商业、商人思想、理念对晚明社会之影响…………………(140)

第三章  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万 明(143)

第一节  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并非国家法令的结果…………………(145)

第二节  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的考察…………(148)

一、国计：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制度变迁并行……………………(148)

二、民生：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同步……………………………(187)

第三节  白银货币化的奠定：中国与世界的链接……………………(217)

一、白银需求使市场超出国界成为必然……………………………(217)

二、中国白银货币化与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230)

结语………………………………………………………………………(242)

第四章  晚明的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高寿仙(247)

第一节  里甲组织社区功能的萎缩……………………………………(250)

第二节  地方精英与地方行政的变化…………………………………(256)

一、非职役性地方精英的兴起………………………………………(256)

二、绅士阶层与乡村统治……………………………………………(262)

三、地方行政职能的变化……………………………………………(266)

第三节  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组织……………………………………(272)

一、地方精英与保甲…………………………………………………(272)

二、地方精英与乡约…………………………………………………(276)

三、地方精英与宗族…………………………………………………(281)

第四节  地方精英与乡村公共事务……………………………………(286)

一、地方精英与灾害救济……………………………………………(287)

二、地方精英与乡村防御……………………………………………(291)

三、地方精英与水利建设……………………………………………(296)

结语………………………………………………………………………(301)

第五章  变迁中政府权力的转移…………………………………张兆裕(305)

第一节  政府救荒能力分析……………………………………………(307)

一、救荒政策简述……………………………………………………(307)

二、救荒的行政能力…………………………………………………(314)

三、政府救荒的经济能力……………………………………………(328)

第二节  民间救荒分析…………………………………………………(334)

一、民间救荒概述……………………………………………………(334)

二、民间救荒具体形式………………………………………………(340)

三、有关富民救荒的思想主张………………………………………(349)

第六章  对明代卑幼人法律地位的考察…………………………吴艳红(364)

第一节  晚明妇女的法律地位…………………………………………(368)

一、奁约与选嗣………………………………………………………(368)

二、抑勒通奸与殴骂自尽……………………………………………(371)

三、告诉………………………………………………………………(375)

四、特殊刑名与独坐夫男……………………………………………(378)

第二节  明代的雇工人…………………………………………………(382)

一、“雇工人”：对万历十六年新题例的再认识…………………(382)

二、雇工人法律地位的变化…………………………………………(387)

第三节  明代奴婢的法律地位…………………………………………(390)

一、明代的奴婢………………………………………………………(390)

二、“良贱有别”……………………………………………………(392)

三、奴婢法律地位的变化……………………………………………(394)

结语………………………………………………………………………(400)

第七章  军户与社会变动…………………………………………张金奎(403)

第一节  晚明原籍军户社会地位的改变………………………………(403)

一、明初军户低下社会地位的形成…………………………………(406)

二、军户改变户籍的努力与成效……………………………………(409)

三、晚明原籍军户的生活实态………………………………………(413)

第二节  晚明卫所军户的生活实态……………………………………(434)

一、卫学、武举与军民户之间的互动  ……………………………(436)

二、均徭、一条鞭法的引入与卫所管理之行政化趋势……………(441)

三、卫所军户的自我努力与晚明兵役制度的改变…………………(445)

第三节  军户地位的改变与晚明社会变迁之关系……………………(454)

一、晚明士大夫对军户世袭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建议………………(454)

二、折班与经济因素向军政系统的渗透……………………………(457)

结语………………………………………………………………………(459)

第八章  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张宪博(462)

第一节  发展与倒退的两种走向………………………………………(466)

第二节  从依附到参与的政治文化嬗变………………………………(472)

一、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472)

二、反传统的思想主张………………………………………………(483)

第三节  政党萌芽的孕育………………………………………………(509)

一、不讳言“党”及“朋党”理念的变化…………………………(509)

二、控制国家权力的意向……………………………………………(516)

三、东林党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基础………………………………(528)

第四节  复社的政党化趋向……………………………………………(537)

一、初步成形的组织系统……………………………………………(537)

二、社会权威的形成…………………………………………………(544)

三、复社对国家政治的干预…………………………………………(547)

四、复社的政治集会…………………………………………………(552)

五、复社对东林的继承和发展………………………………………(556)

结语………………………………………………………………………(563)

第九章  泰州学派与儒学的平民化趋势…………………………黄卓越(568)

第一节  成分来源与讲会形式分析……………………………………(571)

一、学派成员的身份及来源问题……………………………………(574)

二、学术传播与组织的方式…………………………………………(580)

第二节  关于“百姓日用是道”………………………………………(585)

一、首先是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的关系……………………………(586)

二、其次是百姓日用之道与现成良知的关系………………………(590)

第三节  从同心说至大同说……………………………………………(596)

第四节  对身、欲、利等物质性概念的解析…………………………(614)

一、王艮的物欲观与保身论…………………………………………(615)

二、罗汝芳对气质、形色、私欲的论述……………………………(621)

三、李贽的物质生命观………………………………………………(628)

后记…………………………………………………………………………(691)

初读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南炳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

成化弘治后的明代，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研究之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也有利于后人以史为鉴，从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商务印书馆于2005年12月出版了万明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该书对晚明社会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全书除绪论和附录外，凡分九章，长达690页，约70万字。作者不负众望，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难得的优秀成果。通观全书，有如下三点突出的优点。

一、视野宽广。

充分总结了过去中外史学的有关研究，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社会的变化是多元的，因而历史研究不应是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等的简单汇集，正确的作法应是朝向整体社会各个层面的综合把握。本书的作者还认为，15世纪以后开始了世界连成一体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已开始了融入世界的步履，因而对于此后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能脱开世界进行孤立的考察。基于上述认识，本书作者采取了“整体世界——多元社会”的研究取向。既注意对纷繁复杂的成弘后明代社会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深层次思考和研究，寻求多元综合的把握，又注意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与世界重大变化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以揭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互推互动作用。这样的角度，无疑大大开阔了研究的视野，有利于深刻全面地弄清这一时期的社会全貌，表现了作者的高见卓识。

二、创见迭出。

本书各个专题的作者，都对其所撰写的专题素有研究，因而结论皆是独立研究的宝贵心得。翻开本书，可以发现创见迭出。其所持观点，多是独家新见，即使前人已有涉及者，在本书中也得到了撰者的深化发展，或修正完善。大到宏观看法，小到微观考订，无不如此。

本书第一章“人口流动及其社会影响”指出：明代有三次人口大流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的人口大流动，是为了恢复元末以来战乱所破坏的农业生产，重建小农社会；宣德正统至成化弘治年间的流民运动，主要起因是封建政府的赋役剥削和自然灾害。明代后期的人口流动，主流是为了改变经营方式，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这是作者通过长期刻苦研究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很有独到之处。其他章节，如第二章“商业与社会变迁”、第三章“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第四章“晚明的地方精英与乡村控制”、第五章“变迁中政府权力的转移”、第六章“对明代卑幼人法律地位的考察”、第七章“军户与社会变动”、第八章“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第九章“泰州学派与儒学平民化趋势”，都有很多新的观点，使人读后耳目一新，受益颇多。

三、功力深厚。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在材料收集上下了很大功夫。笔者统计其书末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包括古籍文献345种、中文论著150种、外文论著65种。其中古籍文献遍及官修实录、正史、政书，私修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笔记等各体史书，以及档案、奏疏、诗文集、方志、年谱、家谱、碑刻、契约、书信等各种第一手资料；中文论著包括著作107种、论文43篇；外文论著包括西文32种、日文35种。这样大的统计数字说明，作者无论在搜集资料上，还是在调查前人研究状况上，都作了极大努力。

以上三个优点，使得本书对以前学术界关于成弘后明代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的总结，并将该课题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无论关于总体研究的角度方法，还是关于具体问题的考实剖析，无不如此。这标志着该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本书不愧为里程碑式的研究巨著。除了优点外，本书也难免存在应予商酌之处。如各章关于明代分期的用语，并非完全一致，即为其一。但本书的优点无疑是主要的，也是最有意义、最应注意的部分。

独秀书生

初稿，禁转

明代数学巨匠王文素认为数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也”。他提倡重视数学：“上古圣贤犹且重之，况今之常人岂可以为六艺之末而忽之乎？”王文素用30年时间，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完成了54卷总计1500多问近50万字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数学巨著，现只存手抄孤本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在对《算学宝鉴》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Hirner，1786～1837）、意大利的鲁非尼（Ruffini，l765～1822）早近300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比17世纪牛顿和拉夫森（J.Raphson，1648～1715）早140多年，率先用导数逐步迭代求解，亦即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使用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

王文素利用“开方本源图”，解出像x9+25×8+235×7+1035×6+2160×5+1728×4=27993600000这样的高次方程。国外类似的图首见于德国数学家斯蒂非尔（M.Stifel，约1487～1567）1544年著的《算术大全》中，较《算学宝鉴》迟20年且不如该图完备。

事实上，晚明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过西方传教士。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曾将徐光启和英国大学者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徐光启丝毫不逊于培根，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培根。对此，席泽宗院士列举了五条进行对比：

第一，培根著《新工具》一书，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以经验为依据，实验是认识自然的重要手段，但仅限于书本上的提倡，未尝亲自操作实践；徐光启则对于天文观测、水利测量、农业开垦，统统富有实践经验，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

第二，培根过分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忽视了演绎法的作用；徐光启从事科学工作，则由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入手，而这本书最富于演绎性，培根之所短，正是徐光启之所长。

第三，培根著《新大西洋岛》（New Atlantis）一书，主张设立研究院，进行集体研究，自己却未实现。徐光启则主张数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应大力发展，同时应培养人才，研究与数学有关的10门学科，即所谓“度数旁通十事”，既具体又切合实际，并亲自建立历局，主持历法改革。

第四，培根身为勋爵，曾任枢密大臣、总检察长和大法官，但对国事并无建树；徐光启任宰相，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科学的发展，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论人品，培根曾因贪污受贿，被法院问罪，关进监狱，处以罚款；徐光启则廉洁奉公，临终之日身边存款不到10两银子。[1]

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正是似法非法，似理非理的东西，但徐光启却深刻地提出了科学必须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他说：“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明理辨数，推究颇难；法立数著，遵循甚易。”正和近现代科学思想吻合。正如袁翰青先生所说：

他（徐光启）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考、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2]

徐光启重视演绎推理，并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上，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这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早了两百多年。徐光启在成立西局的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帝上奏《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说“盖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与度数故耳”，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并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认为数学是“从用之基”，提出“度数旁通十事”，分别是：治历、测量、音律、军事、理财、营建、机械、舆地、医药、计时：

其一、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灾祥祸福、律例所禁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预知，修救修备，于民生财计大有利益。

其二、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其三、度数与乐律相通，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于修定雅乐可以相资。

其四、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池隍等，皆须度数为用，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其五、算学久废，官司计会多委任胥吏，钱谷之司关系尤大。度数既明，凡九章诸术，皆有简当捷要之法，习业甚易，理财之臣尤所亟须。

其六、营建屋宇桥梁，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其七、精于度数者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及风水轮盘诸事以治水用水，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以前民用，以利民生。

其八、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及山海原隰，高深广远，皆可用法测量，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其九、医药之家，宜审运气；历数既明，可以察知日月五星躔次，与病体相视乖和逆顺，因而药石针砭，不致差误，大为生民利益。

其十、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论公私处所、南北东西、欹斜坳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3]

徐光启提出在他掌管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气象学、水利工程、军事工程技术、建筑、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医学、算学及音乐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历局有了科学研究机构的雏形。崇祯帝对此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

对此，尚智丛说：

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4]

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培根死后34年的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他的理想研究院就在英国以成立皇家学会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和生产大发展。而徐光启的“度数旁通十事”的拟议和规划一搁置就是三百年，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由于明朝的迅速灭亡，这样以徐光启为首的中国科学家们形成的新的、系统的科学思想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并没有使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席泽宗在《徐光启研究论文集》中说：

在明朝时期同步于世界发展的中国，经过满清的反动统治，远远落后于世界生产先进国家，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徐光启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5]

注释：

[1] 引自：席泽宗. 康熙盛世：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2] 引自：席泽宗. 康熙盛世：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3]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 徐光启集•卷七：治历疏稿一•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 中华书局，1963，第337～338页。另：席泽宗. 徐光启研究论文集. 学林出版社，1986.3，第40页。其中将此“十事”论述为：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第三，数学是测绘学的基础，“天下舆地，其南北东西，纵横相距，纡直广袤，山海原野，高深广远”，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测绘，“道里尺寸，悉无谬误。”

第四，军事学：数学可以用于“兵家营阵器械及筑治城台等”，“精于其法，有裨边计。”

第五，建筑学：“营建屋宇桥梁等，明于度数者力省功倍，且经度坚固，千万年不圮不坏。”

第六，财政、会计学：数学对“官司计会”，颇有用处，“理财之臣，尤所急需”

第七，水利学：用数学，“度数既明，可以测量水地。一切疏浚河渠，筑治堤岸，灌溉田亩，动无失策，有益民事。”

第八，医药学：使用数学，“因而药石针砭，不至误差，大为生民利益。”

第九，音律学：“明于度数，即能考正音律，制造器具（乐器）。”

第十，计时：掌握了数学力学原理，可以“造作钟漏，以知时刻分秒”，“使人人能更分更漏，以率作兴事，屡省考成”。

[4] 尚智丛.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转引。

[5] 席泽宗. 徐光启研究论文集. 学林出版社，1986.3，第23页

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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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芷芳兮

http://hi.baidu.com/lan_zhi/blog/item/b353e308dfd172a52fddd4d4.html

英文附图版：http://torguqin.wordpress.com/2009/12/01/yang-na-commercialization-essay

说明：

作者（右）身着汉服作为汉族代表（冠军）与满族代表在第十一届亚洲艺术节“民族之花”选拔大赛上

1. 这篇文章，我想应该算是篇学术论文吧，摘抄转载的话，请注明出处喽……

2. 本文是从学术角度分析讨论，请勿把个别汉服同袍与商家对号入座。

引言：

汉服运动是指以汉服复兴为切入点，带动中华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的全面复兴。而汉服：一件衣裳，一件商品，它的复兴必然也要通过商业化的生产来推广，市场营销中的竞争而发展。虽然汉服运动发展了六年，各地商家曾出不穷，但形制混乱，网络攻击，谣言诽谤，各种不正当市场竞争手段也源源不断的涌现。 所以本文将通过商业化的流程，方法，战略缺陷来描述汉服商业化的进展，当代汉服市场中的特征，并提出汉服市场营销中的策略。

汉服商业化不是产业化，它指以生产某种产品为手段，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BusinessDictionary）。商业化是相对艺术化而言的，但它要符合最基本的大众审美观——板式，颜色等美学基础。按当代商品市场观点，商业化分为四个步骤：构想，发展，展示，推广。

一. 构思

汉服的构思，不是凭空遐想出来的，它要求具备汉服的最基本特征后，并且允许一定程度上适当发展。那么随之而来三个基本问题：

（1） 什么是汉服？

汉服：汉民族的服饰。这个广义的概念，是很难加以明确界定的。如一些人的观点认为：古装剧中的衣服是戏服，不是汉服；考古复原的衣服是传统服饰，也不算是汉服；改良汉服是现代人设计的的，更不可称为汉服。那么，我们究竟穿什么样的衣服才算是汉服呢？

（2） 什么是汉服的基本特征？

汉服的主要特征是是交领右衽、无扣结缨、褒衣大袖。仅对这个概念又存在许多争议：具有对襟、窄袖短打等特征的汉服并不属其字面意思？ 而在概念之外更存在具有拉链，暗扣，皮筋属性的衣裳是否又属于汉服呢？

（3）什么程度算是可修改程度？

对于“改良”程度的问题，是“标准”与“不标准”汉服间最大的争执所在。如，是否可选用薄且露的面料；回肘处的宽度是否必须按书中记载？ 形制上是否要严格按明制或周制？这些争议，不仅导致汉服市场的混乱，更成为了商家，粉丝间相互攻击的借口把柄。

遗憾的是，汉服运动的今天，依旧没有人可以评判这三个问题答案，那么该问题的解决方法，我认为有两种途径：

1. 自上而下，由社会上有足够约束力的组织机构，明确规定答案所在。如明初朱元璋颁布“诏衣冠如唐制”，对明朝服饰制度加以规范；伊斯兰教通过可兰经，对习俗，着装做规定。显而易见，这种方法更适合于由政府规范并扶持的活动，对于兴起于民间的汉服运动，当争取政府认可后，再由当权人员做统一，这种方法不仅难度较大，也不容易得到复兴实践者的认同。

2. 自下而上，由顾客约定俗成，团队内形成自身组织，通过学术会议对此规范。如AIB商业会议，每年由全球顶级商业顾问，专家，学者出席，参与讨论交流商业运作（Lewin,2009）；世界计算机大会WCC，被誉为国际信息科技界的“奥林匹克大会”，其会议报告在国际信息科技界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

那么，今天这个类似于学术研讨的权威性会议又在哪里呢？汉服运动的现状是，商家间借形制不正为措辞，相互诋毁。而仅有某位版主，或某位专业人士，凭一家之辞而下定论。缺少一个仲裁小组，为其判定是非。虽有数十家汉服工作室，却早已口水不断，矛盾日益严重。

历史上的任何思潮，都不是通过个人而实现的。汉服运动中的商业化与组织化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汉服运动中需要的是一个学术团队（不是指服饰或历史届的专家，而是指在汉服运动中，对汉服制式，有较高学识，威望，影响力的核心人物组成），对汉服设计进行规范化，对汉服产业进行机监督，引导，扶持。

二. 发展

明华堂的精致汉服足以媲美世界各地的民族服装（右为和服）

发展，是指将一项抽象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物质实体，如将专利投入到发明，并寻找研究与投资合作伙伴。随着汉服概念的扩大，同袍人数的增加，汉服商业的发展如日中天，汉服复兴兴起于21世纪，对于现在发展阶段，我认为只有符合“4P”原则，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促销（promotion）、渠道（place）四要素，才可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

1. 产品

作为一个汉服商家，首要要保证汉服的品质优良，做工精细等基本条件，才可以保证其基本运营。广义的产品不仅包含有形的实体，也包括无形的服务，技术，知识等。如“明华堂”以精致的面料，精湛的手工，优质的服务，受到广大汉服爱好者的喜爱。

如梦霓裳的明制袄裙的价格相对低廉

2. 价格

市场营销中，价格战是一种常见的竞争策略。但是企业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定价要兼顾销售效率和企业效率的双重标准，且错误战略将导致赔本，破产的状况。如“如梦霓裳”，凭借较低的价位，采用薄利多销的原则，占据了汉服市场的较大份额。

3. 促销

汉服的促销方式以批量购买，学生折扣为主。这些策略，也是市场营销中的基本促销手段。如“寒音馆”对学生给予8.5折的优惠；大部分汉服商家也都对批量购买同一款式，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寒音馆为客户提供质量稳定的汉服和良好的服务

4. 渠道

渠道是指产品从生产方式到消费者而经历的销售渠道。而现在汉服销售渠道多为B2C（商家对客户），其表现模式主要为网络直销，人员直销，专卖店直销。如“瞳菀”汉服网店，汉服实体店“重回汉唐”等。至于B2C的电话直销，以及B2B（商家对代理商），C2C（客户转销）可做汉服商业化发展新策略考虑。

三. 展示

汉邦府的襦裙

展示，主要表现为完成产品，完善产品的功能。随着汉服运动的扩大化，汉服商家不仅争抢汉服圈内市场，而且吸引着社会上更多的顾客。自90年代，随着“4P”原则被“4C”原则所取代，即顾客（Consumer）、成本（Cost）、沟通（Communication）、便利性（Convenience）四要素。汉服在它的第二阶段发展也应以“4C”原则为核心。

1. 顾客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顾客占据着越重要的地位。许多商家开始以客户需求，要求来制作汉服。如“汉邦府”接受来料定做，大部分商家也在顾客的提议下修改汉服颜色，配色等。

而另一重要原则是在寻找新客户的同时，也要留住老客户。因为寻找一个新客户要比留住一位老客户多花费5倍的资金（Customer Retention, 2007）。而按80|20原则，即80%的收入掌握在20%的客户手中为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商家，在拓展市场的同时，注意汉服圈内的口碑，以及客户团体。如“汉衣坊”早期把精力多花在对外广告，宣传汉服业务上，并不重视与汉服复兴团队的关系。而相反“如梦霓裳”则利用自己的论坛，将老客户凝聚一起。

汉衣坊早期多专注于对外广告和宣传业务

而CRM（客户关系管理），CEM（客户体验管理）也越来越重要。如商家与高校社团互助所进行的汉服试穿活动，“双玉瓯”定期举办出游活动。这些与客户的互动活动，甚至让客户变成商家的粉丝，都是在市场营销中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双玉瓯的汉服出游活动

2. 成本

顾客的成本除了产品价格外，还要包括商家的学习成本，转化成本，以及相关支付成本。而基于成本的综合考虑，对目标客户群的特征进行的产品设计，市场策略的细分则是非常的重要。2006年后汉服复兴中的价格战可谓越来越激励，其更趋向于两极分化状态。

（1）大众化，以“汉彩”为起点，对汉服进行批量化生产，降低了汉服的成本，对汉服的大众化推广有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产业化，也正是汉服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势。

汉彩的汉服零售价可低至60元

（2）精品化，以“明华堂”为首，对汉服的布料进行定制，严格的考据文物，虽然提高了成本，但确实带动了汉服的精品化的生产。精品化，也是汉服进入礼服市场的必须步骤。

3. 沟通

顾客沟通首先明确企业的推广策略是以顾客为导向的，而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沟通，很大程度依赖于博客，论坛，聊天软件等软件。在汉服发展中，商家的QQ群，博客，论坛也层出不穷。而像校内网，百度贴吧，人气越来越旺的网络平台，又将会吸引那些商家的注意呢？

4. 便利

可口可乐随处皆可买到，快餐店送餐上门……这些都是为缩短顾客与商品的距离。显而易见汉服发展并没有走到这一步，网店的购买，衣服的定制，邮寄的漫长，这些都在不经意增加了汉服与爱好者的物理与心理距离。那么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又有哪家能更好的占据便利这一竞争要素呢？

四. 推广

汉服的推广，应该是和汉服运动的同步进步的。汉服运动的发展，是经历了网络，实体，再到未来的团队，一步步实现民族文化，民族魂魄，民族信仰的复兴。对于汉服，除了复兴它文化载体的这个特征，也应该注重其商品属性的推广。而商业化的推广，首先要做的是尽快亡羊补牢，完成第一步“构思”的确认，否则，到了“推广”这一步骤时，推广之物，早已非昔日之“汉服”。

我认为，新经济的市场营销下，汉服商业化的特征有：

1. 多元化

（1）形制多元化。随着全球商品经济的多元化，汉服绝不是仅“明制”或“周制”所能取代，相反“宋制”“南北朝制”等多姿多彩的汉服将会更多涌现。如，明华堂，寒音馆，在认真考究“复原”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制的并存的汉服。

（2）空间多元化。全球商品文化的多元化，带给汉服的空间发展也必然是多元化。汉服发展不会仅局限于日常化或礼服化，而是多种场合，多种环境均适应。如，高端汉服礼服，汉服家居，汉韵时装等。

双玉瓯品牌之“青霓”：更显年轻，价格更低

（3）价格多元化。国际商品经济的两级分化，汉服发展更不会只向一端发展。精品价格，大众价格等。如，“双玉瓯”推出的“双玉瓯”与“青霓”两个品牌，两种理念，两套方案，正是价格多元化的最好诠释。   

2. 产业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大的特征是以机械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对于21世纪兴起的汉服复兴，它走向工业化，产业化的生产是指日可待的。并且销量较好的汉服小作坊，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后，逐步扩展为大工厂，再占据市场中更高的份额。

3. 连锁化

现在的汉服实体店广泛存在于各个地区，随着其规模的扩大，全国乃至世界的连锁店也是大有可能的。如吉百利从英国的一家店铺，到世界各地的生产商；那么未来，有哪一家汉服店会率先打开连锁店的新局面呢？

4. 国际化

随着汉服运动在海外的进行，海外的汉服市场是一块尚待开发的销售市场。环境宽松，华人认同率较高，洋人好奇喜欢等因素，海外的汉服运动有其特殊的一面。而现在海外同袍的汉服购买，多为团邮或从国内携带的途径。如何与商家进行货币支付，如何进行国际汇率转换，都是有待解决的重要因素。那么，又有哪位商家愿意关注，并率先打开国际化汉服市场呢？

结论：

汉服运动发展到今天，汉服的商业化，首先要尽快解决汉服的“构思”问题，否则后面三步只会越来越混乱。并逐渐通过产品、价格、促销、渠道四要素初步占据汉服圈内市场，再通过以顾客、成本、沟通、便利性为核心的四种方法，将汉服市场扩大到社会中。最终通过汉服市场的多元化，产业化，连锁化，国际化带动汉服的全面复兴。

参考文献：

BusinessDictionary, Commercialization. [Online].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commercialization.html

Customer Retention,2007. Benefits of Customer Retention: Statistics. Available at:

http://www.1000ventures.com/business_guide/crosscuttings/customer_retention.html

Levis,Y.,2009, Th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nline].Available at:

http://aib.msu.edu

樊树志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1]

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摘 要] 根据国内外历史学家的意见所谓“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观察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大异其趣，会给当今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仅邻近国家要与中国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它们在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都要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在这种贸易中西方国家始终呈现结构性贸易逆差，不得不用大量货币——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致使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流人中国。这种状况给予中国与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值得我们重新加以检讨的。

[关键词] 全球化 全球经济 晚明 马尼拉大帆船 白银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晚明时期的中国，正处在新航路发现以及新大陆发现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大异其趣，或许会给每一个试图重新论释这一段历史的中国人带来更多的新启示。在以往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势似乎久已深入人心，以为老大的中华帝国已经日趋没落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表明，当时的中国竟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步阶段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邻近的国家在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说是勘合贸易、贡舶贸易的同时，民间走私贸易日趋兴旺，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及它们在亚洲、美洲的殖民地都卷人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球，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是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它源源不断地流人中国。这种现象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震惊，然而却似乎早已被当代中国人忘却或者全然忽略了。其实即使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无怪乎美国学者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要写出洋洋洒洒的巨著，论证公元1500年至1800年间世界的经济中心并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笔者在读史过程中，为之深深震撼，撰写此文的目的，是想把这种感受传达给学界同人，唤起学界同人的共同关注。

一、对“全球化”的历史纵深考察

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替之际，“全球化”成为时髦的现代话语，由于缺乏历史的纵深感，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全球化”仅仅是当今世界出现的现象。其实不然。在历史学家看来，“全球化”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他们的论著《全球化：来龙去脉》中，对“全球性因素”与“全球化”作了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探讨。他们指出“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是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我们认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程”。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即地理大发现时代，此后，“世界市场也从欧洲拓展到美洲、亚洲和非洲等许多地区。世界各大洲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世界市场雏形初具，全球化粗露端倪”。其实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早在世纪年代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il Wallerstein）就已有深人系统的研究，他的论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以一种历史的深邃感阐述了“世界体系”的起源，即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是崭新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体系”。与此同时，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k Braudel）在他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erielle，econmie et capitalisme，15～18siecle tome）第三卷中，阐述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的概念与历史，他认为“世界经济”延伸到全球，形成“全世界市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一鼓作气地（或几乎如此）挪动了自己的疆界，从而创造了奇迹’。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德裔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那引起国际学术界强烈反响的著作《白银资本》（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Asian Age）的副标题就叫做“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他所讨论的时间段是公元1500～1800年，在他看来这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问题到此为止，那么还不至于引出众说纷纭的争论。弗兰克的独创性就在于，他批判了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所构架的“世界体系”、“世界经济”（或“经济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案臼。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1800年的“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他说“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他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强调指出，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人中国，或者用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对于弗兰克的新论，各国学者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争论的焦点在于欧洲中心论和亚洲中心论，人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所提出来的研究1500～1800年的历史应当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这一观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二、澳门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中介

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据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Goa）、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即《明史》中的满刺加），以及号称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的马鲁古群岛（Moluccus Islands，即《明史》中的美洛居）。从1524年起，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从1557年开始，葡萄牙人在澳门搭建住房、营造村落，以后又通过“租借”的手段使澳门成为一个可靠的基地。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后，澳门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商埠，成为晚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晚明中国与新航路发现后的全球经济发生关系的中介。其意义不仅对于葡萄牙而且对于中国，都是不可低估的。研究这一时期历史卓有成就的博克瑟（C.R.Boxer）说，1557年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澳门获得了一个可靠的基地；1571年在日本的长崎获得了另一个基地。此后获利丰厚的贸易便达到其鼎盛时期。正是在葡萄牙东方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澳门从16世纪80年代进人了黄金时代。澳门是葡萄牙——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在葡萄牙人人居澳门，并与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后，这条航线变得十分有利可图。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在远东的贸易活动，每年五月至六月，他们乘坐由中国贸易舰队司令指挥的大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果阿起航，装载着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印度货物，以及原产美洲经里斯本运来的白银在抵达澳门的一年里，把货物与白银换成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黄金以及铅、水银、糖、赓香、获荃、棉纱、棉布等商品，到第二年初夏，乘着季风继续东航，进入日本长崎，把生丝、丝织品、棉布等中国商品以高昂的价格迅速脱手，然后装上日本白银及少量其他货物，乘着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他们在澳门用日本的白银大批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织品、瓷器、黄金及其他货物，到第三年秋天，才乘着季风返回印度。于是以澳门为中心的几条国际航线渐露端倪：第一条是澳门——逞罗（泰国）——马六甲（今马来西亚）——果阿（今印度卧亚）——里斯本（葡萄牙首都）航线；第二条是澳门——长崎（日本）航线；第三条是澳门——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航线；第四条是澳门——东南亚航线。澳门就这样成为中国通向世界各国的航运中心，使中国纳人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以澳门为中心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市场卷人全球贸易的网络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全球（东半球与西半球）经济体系的新格局。

首先是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葡萄牙人的大帆船把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黄金、铜、水银、寮香、朱砂、获荃、瓷器等商品，从澳门运往印度的果阿，再由果阿运往里斯本，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生丝，1580～1590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3000担，价值白银240000两，利润达白银360000两年；1636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以6000担，价值白银480000两，利润达白银720000两。从果阿运回澳门的商品有白银、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而以白银为大宗。这些白银是墨西哥、秘鲁出产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运往塞维利亚、里斯本，再运往果阿，以致于当时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澳门进人了中国。

其次是澳门——长崎的贸易。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在远东的贸易，每年五六月由果阿起航装载着印度等地出产的香料以及墨西哥、秘鲁出产的白银，抵达澳门，在澳门买进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棉布等商品，于第二年前往日本，起先停泊于平户、横懒浦、福田港等港口，后来集中于长崎港。在那里把中国货出售，换回日本的白银及其他商品，乘同年的季风返航澳门，再用日本的白银买进中国的生丝、丝织品、瓷器等，在第三年秋天返航果阿。在果阿——澳门——长崎——澳门——果阿的远程贸易中，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博克瑟把1557～1640年称为澳门与日本贸易时代。早在澳门开埠之前，葡萄牙人就活跃在中国与日本从事贸易活动了。1557～1640年间澳门与长崎几乎同时由一个偏僻的小渔村一跃而为世界有名的中转港。神甫冈萨尔维斯大约写于1570年的文件称，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三个教会，一所贫民医院和一个仁慈堂，约有五千多基督徒，常住人口与短期逗留人口总共一万五千至二万五千之间。最初到澳门的葡萄牙移民主要是娶马来亚人、印度尼西亚人与日本人为妻。1564年以后随着澳门中国人口的增长，葡萄牙人与中国人通婚已日趋普遍，据1637年彼得·芒迪的《澳门纪略》透露，澳门居民的妻子不是中国人就是中葡混血儿后裔。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日本的长崎在1570～1636年间也成了葡萄牙血统的日本人很活跃的城市。可是到了1636年住在这里的所有欧亚混血儿以及他们在日本的妻子、母亲统统被赶到澳门，成为澳门居民中的另一新的群体，以致于形成了一条日本人街区。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对于中国生丝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用来制作绢制品）。从日本的战国时代末以来，由于国内统一，社会秩序渐次恢复，社会生活安定，各地的机织业勃兴，大内氏城下盯山口的机织业闻名遐迩，最大的机织地莫过于京都的西阵。但生丝的产量不足，17世纪初日本的生丝总需求量约为三四十万斤，几乎完全仰赖葡萄牙人从中国运来。由于明朝严厉打击“倭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走私贸易断绝，从澳门前往日本的葡萄牙船独占了日本的贸易，这就是长崎贸易的独占时代。葡萄牙人在这种独占贸易中的利润是巨大的，以1600年左右，一艘葡萄牙商船从澳门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的利润如下：白丝，75～87%；丝线，164～186%；绸缎，111～127%；黄金，44.4%；麝香，75～130%；水银，125～130%；糖，100～200%；茯苓，300～354%；白铅粉，155～160%；棉纱，128～157%；棉布，177～186%；铅，113%；大黄，100%；甘草，200～223%。

据统计，崇祯时期每年由澳门运往长崎的中国商品的总价值都在白银100万两以上，其中崇祯十年（1637年）为2144635两，有时甚至超过300万两。生丝在其中占最大的比重，例如崇祯八年（1635年）运往长崎的生丝达2460担，以每担售价银台以600～1000两计，总价值达以1476000～2460000两。

此外还有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时而表现为澳门和中国、日本、印度支那之间的贸易竞争形式，时而又以相互补充的形式出现。因此博克瑟说：“南中国海两个伊比利亚殖民帝国（葡萄牙、西班牙）所属中转港相互之间在协同竞争中并存”。然而1580年菲力普二世就任葡萄牙国王后，托马尔议会通过了禁止两个中转港间的贸易协定（1581年）。1614年上半年荷兰对这两个海上帝国构成了威胁，这项禁令才稍有缓解。但两国贸易仍处于静止状态。一方面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希望能同马尼拉进行贸易，因为西班牙商船把西属美洲生产的白银从阿卡普尔科——德华雷斯运到马尼拉，他们不希望西班牙商船直接到中国、日本、澳门进行贸易；另一方面，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不喜欢化大代价通过澳门贸易中介，更喜欢直接同中国、日本进行贸易。不过尽管有贸易禁令限制，澳门与马尼拉两个中转港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贸易始终未曾中断。当葡萄牙摆脱西班牙恢复独立的消息于1642年传到远东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荷兰人不断骚扰澳门的海上贸易，加之南明的抗清运动，使澳门对广东的贸易陷人严重的混乱之中，对马尼拉的贸易也一度关闭，澳门只能开发同东帝汉、望加锡、印度支那、逞罗的贸易予以弥补。声名远扬的海上巨头郑芝龙西人称郑芝龙（西人称为Nicolas Iquan）巧妙地利用这一形势，穿梭于海盗与官军之间，为澳门葡商代理日本贸易。郑芝龙是继海商林凤（西人称为Limahon）、李旦（西人称为Ardrea Dittis）之后，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有贸易交往的中国著名海商集团首领，足以显示中国在当时远程贸易中的实力。在郑芝龙势力的鼎盛时期，出人长崎港的郑芝龙商船数远远超过荷兰商船。

荷兰学者约格尔指出，16世纪欧洲对统称“印度货”的中国商品怀有极大的兴趣，逐步扩大的富裕阶层以及艺术品收藏家们愿意出高价购买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漆器。但是当时操纵亚——欧贸易大权的葡萄牙人更注重亚洲内部的贸易，特别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转口贸易。自从1557年葡萄牙在中国大陆的澳门获得立脚点以后，同中国商人展开有规模的贸易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商品进人欧洲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价格昂贵。荷兰人试图打破这种格局。1595～1597年，科尔内利斯·豪特曼绕过好望角获得成功，使得荷兰贸易公司短时间内在荷兰崛起，介入东方贸易。1602年，各公司组成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这就是在远东显赫一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的巴达维亚（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集散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市场怀有浓厚兴趣，著名史学家皮特·范·丹在他的《东印度公司志》的“论中国”一章，开宗明义便说：东印度公司刚成立即着眼于中国的贸易，因为中国货可望在欧洲获得巨额利润。在利益的驱动下，荷兰人企图结束葡萄牙人独占中国贸易的优势，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据点像葡萄牙人那样利用澳门与中国建立起直接贸易关系。1609年事情发生了转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开设了一家商馆，打开了一直由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产品的日本市场，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口中国货，并切断葡萄牙人控制的货源。从16世纪末到1640年代，东方的商业大权几乎为荷兰人所独占。荷兰人以马来半岛、爪哇、香料群岛为根据地，东北向中国、日本海上发展，西北向印度发展，苏门答腊、爪哇、马六甲等地出产的胡椒、香料等商品的经营成了荷兰人的专利。1602年以前，荷兰共有65艘商船来到东方，1602～1610年间，荷兰有69艘商船来到东方。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05年到1622年的年利分配成数大体呈现跳跃上升态势：1605年，15%；1606年，75%；1607年，40%；1608年，20%；1609年，20%；1610年，50%；1611年，37%；1611年22%。1622年荷兰人攻击澳门未遂，此后荷兰人试图占据澎湖列岛未遂，便以台湾为立脚点，在此与中国商船开展贸易。1624年荷兰人在台湾安平设立商馆，以后又在淡水、鸡笼设立货栈。台湾很快发展成荷兰进口中国商品的固定贸易基地，之后便迅速成为中国与日本之间贸易的中转港；1639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这一中转港的地位日趋重要。

三、“马尼拉大帆船”中国与“新大陆”的经济纽带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后来麦哲伦绕过美洲南端进人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然后返回西班牙桑卢卡尔港，不但证明地球是圆的，而且证明美洲是亚洲以外的另一块大陆。于是联系美洲与亚洲的贸易成为西班牙人关注的焦点。早在香料群岛驻扎的葡萄牙人当然不能容忍西班牙人进人这个当时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贸易圈。西班牙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菲律宾群岛。1565年4月，奉命从墨西哥远征菲律宾的西班牙海军上将黎亚实比（Mignel Leopez de Legazpi）占领了宿务（Cebu）岛，一年以后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距此地不远处的吕宋岛和民都洛岛，中国人和日本人每年都前往贸易，他们带来的货物是丝绸、瓷器、印花棉布以及其他小玩意儿。1569年西班牙王室驻菲律宾群岛的代理商从宿务岛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也说：葡萄牙人在中国与日本的沿海进行的贸易，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规模最大利润也最丰厚的贸易。1570年黎亚实比把大本营迁往班乃岛，并致函西班牙驻墨西哥总督，提出两个方案：如果把贸易中心放在香料群岛，那么宿务岛作为基地是可取的；如果把贸易中心转向中国海岸，那么最好把吕宋岛作为基地。基于这种考虑，黎亚实比攻占了吕宋岛，在海湾尽头的巴石河畔建立一个以耶稣的名字命名的城基，这就是后来的马尼拉。由于葡萄牙人独占了对日本的贸易，西班牙人便致力于对中国的贸易。1580年以后，马尼拉当局为以生丝、丝织品、瓷器为主的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路。此后二百多年中“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前往加利福尼亚海岸，再从那里驶往墨西哥。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沟通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马尼拉大帆船将近两年往返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一次。西班牙商人在菲律宾群岛除了同岛上土著人交易外，主要致力于同中国甚至印度的广泛贸易，因此可供运回墨西哥的货物十分丰富，包括生丝、丝织品、瓷器，印度的细棉布、香料、宝石等船队抵达阿卡普尔科以后，就在当地举办盛大的集市。生丝和丝织品在墨西哥有现成的市场，富有的白人喜欢用东方的丝绸制成华服装饰自己。这些商品还远销秘鲁、巴拿马直到智利一带。可能在1530年以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有了丝织业，自从“马尼拉大帆船”运来了质量精美价格低廉的中国的生丝与绸缎，当地的丝织业就此趋于衰落。到1600年，西班牙当局对当地的养蚕户加以限制，断绝了本地蚕丝的供应，由源源不断输入的中国生丝为墨西哥的工厂提供原料。通过西班牙商人每年运到美洲的中国生丝，有的人估计为3000担至5000担，有的人估计为5000担至10000担。1637年墨西哥一处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厂工人达到14000多人，由此可见当时运抵墨西哥的中国生丝数量是巨大的。

据严中平的研究，西班牙占领马尼拉以后，中国的土布很快就成为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591年菲律宾总督发现，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国丝绸和其他中国衣着原料。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采用自己种植的棉花自行纺织，可以向墨西哥输出40万比索的布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以后土著居民还是大量服用中国衣料。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中国棉布便已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因为中国棉布价廉物美，所以印地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国货而不用欧洲货。中国丝绸就更为畅销了。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地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这种情况与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马尼拉大帆船”的运输量是穿越沙漠地带的骆驼商队无法比拟的，是一种近代意义的跨越洲际的远程贸易，其倾销力之大足以打垮当地的丝织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却是不争的事实。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把“马尼拉大帆船”纳入15～18世纪的全球经济的视野来考察，他说：16世纪，“各种因素协力促成的运动”是从西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在这里每次都是墨西哥商人占有利地位。他们匆匆光顾短暂的阿卡普尔科交易会却在时隔数月或数年后遥控马尼拉的商人（后者转而牵制住中国商人）”。由于这种远程贸易资本巨大，形成了跨越太平洋的“丝——银”对流。布罗代尔说：“美洲白银年开始一次新的引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同菲律宾首都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被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这种远程贸易典型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特点，在布罗代尔看来，在19和20世纪以前早已存在市场经济，“既然人类有史以来就有交换，对市场的历史研究理应扩展到迄今以来人类生活过的，可被测定的全部时间，并同时接受其他人文科学的帮助，利用它们作出的可能解释，否则历史研究就抓不住长时段的演变和结构，抓不住创造新生活的环境”〔卜第卷〕。毫无疑问，对于“马尼拉大帆船”也应作如是观。

“马尼拉大帆船”的货源来自福建漳州府的月港，这是一个由走私贸易而迅速繁荣的市镇，以致于在成化、弘治年间就获得“小苏杭”的美誉。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月港镇升格成为海澄县。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当局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海外贸易，把走私贸易引向合法化轨道——向海澄县的海防同知纳税，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贸易。万历时人何乔远说：“比岁人民往往入番吕宋国矣。其税则在漳（州）之海澄海防同知掌之。民初贩吕宋，得利数倍，其后四方贾客丛集，不得厚利，然往者不绝也”。其实何乔远所说“不得厚利”云云，并不确切，根据崇祯《海澄县志》说，海澄县的对外贸易“博利可十倍”。

法国耶稣会汉学家裴化行（Henri Berard）Henri BernardHenri BernardAAHhhhd a 说：马尼拉方面摆脱了澳门直接与中国来往，从大陆运载货物到菲律宾的沙船，每年由12～15艘增加到20艘，从11月到次年5月往返于海上。丝的货源如此的充沛，以致于菲律宾土著人放弃了棉纺织业。这些商品从菲律宾被运往西班牙人的美洲，与来自塞维利亚的产品争夺市场，获得成功。美洲和菲律宾的殖民者从事这种利润可观的贩运，始终吸引着更多的中国人去马尼拉。当时由海澄出发的商船人泊马尼拉港，领取西班牙总督署的允许证，然后才能上岸卸货交易。中国商人运去的大多是一些生活用品，最受欢迎的是精美的生丝与丝织品，西班牙商人往往以高价收购，中国商人因此获利丰厚。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菲律宾，专门从事贸易中介业，与西班牙商人约定价格、数量、规格后，回国代为采办。有些商品运输不便，就由福建人移居菲律宾在当地生产、供应。据专家研究，黎亚实比在马尼拉开总督府时，马尼拉的中国移民仅150人，1590年增至3000～4000人，另外还有以2000上华人来往于中菲之间。有人估计，如果把在马尼拉市郊从事渔业、园艺业的华人合计在内，中国移民可达6000～7000人。这些中国人在“马尼拉大帆船”两百多年的运行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中国商品进人马尼拉还有另一个渠道，那就是澳门——马尼拉航线。早在1580年有2艘澳门商船和来自福建沿海的9艘商船一起抵达马尼拉港。就在这一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兼并，按照《八项和平条款》规定，原葡萄牙属地可以自由同西班牙属地进行贸易，葡萄牙人据此获得巨大的商业实惠，他们把马尼拉贸易纳入擅长的澳门——长崎贸易圈中，构成澳门——马尼拉——长崎这样一个三角贸易。葡萄牙人从澳门把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运往马尼拉，换取白银，利润达100%；这些白银运回澳门后，再购买更多的中国丝绸，运往长崎，换取日本的白银。有记载表明，在澳门——马尼拉贸易的鼎盛时期，即1619至1631年间，每年从马尼拉流人澳门的白银135万比索，大约相当于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运来的白银。这个数量在中国和菲律宾贸易中所占比重是不大的。尽管如此，博克瑟仍然对澳门的中转港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澳门——马尼拉贸易时而表现为澳门和中国、日本、印度支那间的竟争形式，时而又以相互补充的形式出现，其结果是把日本和美洲的白银输人中国，这对经济繁荣起过一定作用。

中国运销马尼拉的生丝有细丝、粗丝、本丝、色丝，丝织品种类繁多，有面纱、锦缎、白绸、彩绸、印花绢、线绢、天鹅绒、丝袜、花绸阳伞、丝麻混纺制品等，成为中菲贸易的大宗商品。中国人到马尼拉后，在马尼拉市东北部集中居住、贸易，那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为“生丝市场”。在“生丝市场”，价格由熟悉行情的西班牙人和中国人商量决定，由买主以白银支付。一切交易必须在五月底以前完成，以便中国商船返航，同时西班牙人也可以把货物装上大帆船，在六月底以前运往美洲。因此史家评论，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正如一本论述“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说：“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的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晚明时期从中国沿海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源源不断，月港、澳门开往马尼拉的商船1588年为46艘，1609～1612年间平均每年为37.2艘。马尼拉海关每年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占该港进口税总额的50%以上，17世纪上升为80%，最高年份达到92.06%，贸易额超过100万比索。全汉昇根据Pierre Chaunu的著作，对16～17世纪间马尼拉每年进港商船数量作了统计，从1577年到1644年，来自大陆的商船数为1024艘，来自澳门的商船数为63艘。据全汉昇的分析，在明季数十年中，每年开抵马尼拉港的商船中，中国商船明显比墨西哥商船多，有时甚至等于进港船数的全部。大体而言前期来马尼拉的墨西哥商船与中国商船相比，占有明显的较大比例，如1578年24：9；1580年29：21；1599年10：9；随着中国船的增加，这一比例渐次缩小，如1600年5：25；1601年4：29；1602年3：18；1604年6：20；1605年3：20；1609年3：41；偶有1638年0：20；1640年0：11。正因为如此中国商品在马尼拉港的进口税中所占比例，呈现不规则的上升趋势：由1585～1590年4909比索，占全部进口税的36.68%，到1611～1615年的64482比索，占全部进口税的91.5%，到1636～1640年的28930比索，占全部进口税的92.6%，大多数的年份维持在70%到80%之间。中国商品运抵马尼拉港的进口税为3%，1606年增加到6%，由此可以得知进入马尼拉的中国商品的价值，由1586～1690年的163633.33比索，到1611～1615年的1074700比索。

四、中国外贸出超与巨额白银流入

无论是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澳门——长崎航线，还是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中国出口的商品都是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香料之类商品，为了弥补这种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对方不得不支付货币——白银，因此这种贸易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丝——银贸易”。持续两个半世纪，美洲和日本的巨额白银源源不断地流人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Frank）把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戏称为“商业上的‘纳贡’”。

当时人们对此早已有所关注。1573尼拉的公证官力克尔（Hernando Riquel）向西班牙政府报告：去年（1572年）商船把货物运抵马尼拉港后，这些货物很容易卖出，因为我们这里有许多银币，而他们很需要这些银币。1595～1603年旅居菲律宾的莫伽（Antonio de Morga）1609年在墨西哥出版了一本有关菲律宾的著作，其中写道：购买中国货的代价是必须用白银来支付，因为中国人既不要黄金，也不收受其他任何物品作为代价，而且也不把其他货物从菲律宾群岛输人中国。17世纪末的苏萨（Fariay Sousa）在《葡萄牙的亚细亚》一书的“澳门”条指出，这里（澳门）是中华帝国中最繁盛的港口，葡萄牙人独家经营，丝织物、黄金、瓷器等是从中国运往欧洲的货物，葡萄牙人向中国输人的是南洋的特产物、欧洲的毛织物以及印度唬拍、珊瑚、象牙、胡椒，此外便是白银银币。著名的《林斯霍顿感旅行记》在“里斯本出发”条写到了作为支付手段的银币，就是墨西哥铸造的所谓西班牙银圆，是当时以国际货币信用而流通的货币。这些银币经由印度、南洋流人中国，明末崇祯年间这种趋势依旧延续。Antonio Alberez de Ahren的《Extractohistoria》所收的1637年（崇祯十年）文书说：从墨西哥经过菲律宾流人中国的白银是大量的，另一方面，从墨西哥走私到西班牙的白银，转移到英吉利人、法兰西人、荷兰人、葡萄牙人之手，然后由葡萄牙人输送到东印度，最后流向白银的集中地中国。由于中国丝绸向日本转送，每年可以获得235万两白银。

对于这种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当代历史学家的注意。日本学者百懒弘的著作《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用一半篇幅来研究美洲白银流人中国的问题。他指出，流入中国的白银逐年增加，最初的年额是30万比索，1586年（万历十四年）达到50万比索，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达到一百数十万比索，其后数年超过200万比索，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达到万比索，1621年（天启元年）一艘商船就打破300万比索的记录，1622～1644年间每年都在200万至300万之间。

美国学者艾维四（William S.Atwell）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从1530年到1570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是日本，1570年以后美洲白银成为最重要的来源。1577年进人太仓的白银是60年代最高记录的两倍，导致政府白银收人增加的直接原因是国际贸易与白银的输人。15世纪70年代中国深深受到世界货币革命的影响，比如南美洲以水银提炼法提高了银产量；日本的银产量也大量增加，原因之一是日本已渐趋统一，矿产技术及提炼方法有所改进。1560～1600年日本白银的年输出平均数在33750～48750公斤之间，大多数最后还是到了中国。从南美洲运来的白银也相当多，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南美洲白银达到57500～86250公斤之间。而且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澳门、台湾、东南亚进人中国。艾维四估计，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143吨，仅1597年一年就有345吨。

中国学者也很关注这个问题。严中平指出，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到1000%，大利所在，人争趋之。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的商人不惜以巨额白银来收购中国丝绸，从阿卡普尔科返航马尼拉时装载的货物中，价值最大的就是白银特别是白银铸币比索。关于从墨西哥流人中国的白银的数量，只有几项零星记载，例如有一个文献说，1586年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将由每年的30万比索增加到50万比索；1598年的一个文件说，马尼拉进口货价值常在80万比索左右，有时超过100万比索；1598年另一个文件说，从墨西哥运到马尼拉的白银达100万比索，都流到中国去了。有人估计1565～1820年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了白银4亿比索，绝大部分流人了中国。另一位中国学者钱江对此也作过估算：17世纪航行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商船每艘船的商品货值在8万比索（折合白银6万两）。以上是普遍的情形，由此可以估算出1570～1760年间到达马尼拉港的中国商船的贸易总额为247520000比索（折合白银185640000两），平均每年的贸易额为1295900比索（折合白银972000两）。

在这方面最有深度的研究当推全汉昇。他1969年发表在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卷第1期）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人中国》，系统而精深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从1565年到1815年的两个半世纪中，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一艘至四艘（通常以两艘为多）的大帆船，来往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在16、17、18世纪，每年由大帆船运往菲律宾的白银，有时多达400万比索，有时100万比索，但200万～300万比索为多。据全氏援引马尼拉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的报告：“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2亿西元（比索）。”由此推定，1565～1765年间，从美洲运到菲律宾的白银共计2亿比索。又根据德科民（Dd Comyn）的计算，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流人中国。全氏认为德科民说的四分之一，显然估计太低，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全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15至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是征引全汉昇的观点。布罗代尔认为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被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弗兰克在他的名著《白银资本》中，论及白银向中国的流动时，也关注到全汉昇的研究成果，他在征引了艾维四、彼埃尔·肖努的论著后，写道：“全汉昇则估计，17世纪时这种方式运送的白银多达每年50吨（与波罗的海航线一样多），当然，这些白银最终都流人中国”。

无庸置疑，迄今为止弗兰克是关于白银流人中国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白银资本》的第三章“资本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动”的第一节“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中，全面地回顾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并且利用这些成果来阐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根据沃德·巴雷特（Ward Barrett）估算美洲白银产量迅速增长，16世纪总产量17000吨，17世纪总产量42000吨，18世纪总产量74000吨，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美洲生产的白银大约有70%输人欧洲，其中40%又转送到亚洲。但是弗林（Ddennis Flynn）和其他一些学者则提示，没有输人欧洲的白银的大部分没有留在美洲，而是从太平洋运往亚洲。关于本文所探讨的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的晚明时代，流人中国的白银数量，弗兰克根据前人研究成果综合如下：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人中国的白银7000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魏斐德则认为，可能有一半的美洲白银流入中国。这当然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对于这样的重大现象，只有用“全球化”的视野才能得到合理的诊释，并且对当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此巨额的白银流人中国，势必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影响。出口的生丝、丝织品，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以这一地区的“湖丝”为原料生产丝织品的闽广地区，大量的外销，必然带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清时代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由此可以获得索解。正如全汉昇所说：“中国的丝绸工业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为最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与丝绸需求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全汉昇关注的是量变，那么布罗代尔关注的是质变。布氏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二卷谈及“欧洲以外的资本主义”时，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归诸国家的干预和阻碍，并以中国资本主义在国外（例如南洋群岛）蓬勃发展作为反证。在“远程贸易的奇迹”的小标题下，他写下意味深长的一段话：“中国南方从福州和厦门到广州一带，海面和陆地犬牙交错，形成一种溺谷型海岸……在这一地带，海上的旅行和冒险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只是在逃脱国内的监督和约束时，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这部分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加有效地参加与日本列岛的绸和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南洋群岛的每个角落”。显然，把明清之际的中国放在全球经济的视野下考察，会引出许多新启示，值得我们重新检讨。

[参考文献]引者略

第九回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诗曰：都城大国实堪观，八水周流绕四山。多少帝王兴此处，古来天下说长安。此单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真是奇胜之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龙集贞观。此时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且不说他驾前有安邦定国的英豪。与那创业争疆的杰士。

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个是渔翁，名唤张稍；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他两个是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货了篮中鲤，同入酒馆之中，吃了半酣，各携一瓶，顺泾河岸边，徐步而回。张稍道：

“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去。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李定道：“张兄说得有理。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张稍道：“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有一《蝶恋花》词为证，词曰：

烟波万里扁舟小，静依孤篷，西施声音绕。涤虑洗心名利少，闲攀蓼穗蒹葭草。

数点沙鸥堪乐道，柳岸芦湾，妻子同欢笑。一觉安眠风浪俏，无荣无辱无烦恼。”

李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个《蝶恋花》词为证，词曰：

云林一段松花满，默听莺啼，巧舌如调管。红瘦绿肥春正暖，倏然夏至光阴转。

又值秋来容易换，黄花香，堪供玩。迅速严冬如指拈，逍遥四季无人管。”

渔翁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鹧鸪天》为证：

仙乡云水足生涯，摆橹横舟便是家。活剖鲜鳞烹绿鳖，旋蒸紫蟹煮红虾。

青芦笋，水荇芽，菱角鸡头更可夸。娇藕老莲芹叶嫩，慈菇茭白鸟英花。”

樵夫道：“你水秀不如我山青，受用些好物，亦有一《鹧鸪天》为证：

崔巍峻岭接天涯，草舍茅庵是我家。腌腊鸡鹅强蟹鳖，獐豝兔鹿胜鱼虾。

香椿叶，黄楝芽，竹笋山茶更可夸。紫李红桃梅杏熟，甜梨酸枣木樨花。”

渔翁道：“你山青真个不如我的水秀，又有《天仙子》一首：

一叶小舟随所寓，万迭烟波无恐惧。垂钩撒网捉鲜鳞，没酱腻，偏有味，老妻稚子团圆会。

鱼多又货长安市，换得香醪吃个醉。蓑衣当被卧秋江，鼾鼾睡，无忧虑，不恋人间荣与贵。”

樵子道：“你水秀还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天仙子》一首：

茆舍数椽山下盖，松竹梅兰真可爱。穿林越岭觅干柴，没人怪，从我卖，或少或多凭世界。

将钱沽酒随心快，瓦钵磁瓯殊自在。酕醄醉了卧松阴，无挂碍，无利害，不管人间兴与败。”

渔翁道：“李兄，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一《西江月》为证：

红蓼花繁映月，黄芦叶乱摇风。碧天清远楚江空，牵搅一潭星动。

入网大鱼作队，吞钩小鳜成丛。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

樵夫道：“张兄，你水上还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亦有《西江月》为证：

败叶枯藤满路，破梢老竹盈山。女萝干葛乱牵攀，折取收绳杀担。

虫蛀空心榆柳，风吹断头松楠。采来堆积备冬寒，换酒换钱从俺。”

渔翁道：“你山中虽可比过，还不如我水秀的幽雅，有一《临江仙》为证：

潮落旋移孤艇去，夜深罢棹歌来。蓑衣残月甚幽哉，宿鸥惊不起，天际彩云开。

困卧芦洲无个事，三竿日上还捱。随心尽意自安排，朝臣寒待漏，争似我宽怀？”

樵夫道：“你水秀的幽雅，还不如我山青更幽雅，亦有《临江仙》可证：

苍径秋高拽斧去，晚凉抬担回来。野花插鬓更奇哉，拨云寻路出，待月叫门开。

稚子山妻欣笑接，草床木枕敧捱。蒸梨炊黍旋铺排，瓮中新酿熟，真个壮幽怀！”

渔翁道：“这都是我两个生意，赡身的勾当，你却没有我闲时节的好处，有诗为证，诗曰：

闲看天边白鹤飞，停舟溪畔掩苍扉。倚篷教子搓钓线，罢棹同妻晒网围。

性定果然知浪静，身安自是觉风微。绿蓑青笠随时着，胜挂朝中紫绶衣。”

樵夫道：“你那闲时又不如我的闲时好也，亦有诗为证，诗曰：

闲观缥缈白云飞，独坐茅庵掩竹扉。无事训儿开卷读，有时对客把棋围。

喜来策杖歌芳径，兴到携琴上翠微。草履麻绦粗布被，心宽强似着罗衣。”

张稍道：“李定，我两个真是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但散道词章，不为稀罕，且各联几句，看我们渔樵攀话何如？”李定道：“张兄言之最妙，请兄先吟。”

“舟停绿水烟波内，家住深山旷野中。偏爱溪桥春水涨，最怜岩岫晓云蒙。

龙门鲜鲤时烹煮，虫蛀干柴日燎烘。钓网多般堪赡老，担绳二事可容终。

小舟仰卧观飞雁，草径斜敧听唳鸿。口舌场中无我分，是非海内少吾踪。

溪边挂晒缯如锦，石上重磨斧似锋。秋月晖晖常独钓，春山寂寂没人逢。

鱼多换酒同妻饮，柴剩沽壶共子丛。自唱自斟随放荡，长歌长叹任颠风。

呼兄唤弟邀船伙，挈友携朋聚野翁。行令猜拳频递盏，拆牌道字漫传钟。

烹虾煮蟹朝朝乐，炒鸭爊鸡日日丰。愚妇煎茶情散诞，山妻造饭意从容。

晓来举杖淘轻浪，日出担柴过大冲。雨后披蓑擒活鲤，风前弄斧伐枯松。

潜踪避世妆痴蠢，隐姓埋名作哑聋。”

张稍道：“李兄，我才僭先起句，今到我兄，也先起一联，小弟亦当续之。”

“风月佯狂山野汉，江湖寄傲老余丁。清闲有分随潇洒，口舌无闻喜太平。

月夜身眠茅屋稳，天昏体盖箬蓑轻。忘情结识松梅友，乐意相交鸥鹭盟。

名利心头无算计，干戈耳畔不闻声。随时一酌香醪酒，度日三餐野菜羹。

两束柴薪为活计，一竿钓线是营生。闲呼稚子磨钢斧，静唤憨儿补旧缯。

春到爱观杨柳绿，时融喜看荻芦青。夏天避暑修新竹，六月乘凉摘嫩菱。

霜降鸡肥常日宰，重阳蟹壮及时烹。冬来日上还沉睡，数九天高自不蒸。

八节山中随放性，四时湖里任陶情。采薪自有仙家兴，垂钓全无世俗形。

门外野花香艳艳，船头绿水浪平平。身安不说三公位，性定强如十里城。

十里城高防阃令，三公位显听宣声。乐山乐水真是罕，谢天谢地谢神明。”

他二人既各道词章，又相联诗句，行到那分路去处，躬身作别。

收集、整理：嘉林

夏完淳（1631～1647），别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明松江府华亭县人（现上海市松江），居郡城西花园浜。完淳父夏允彝为江南名士，与陈子龙创立几社。完淳受父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天资聪颖，早慧，五岁读经史。时陈继儒诗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七岁能诗文，九岁即作《代乳集》。允彝出游远方，常携完淳，使其阅历山川，接触天下豪杰。

从师陈子龙，又受知于复社领袖张溥，文章气节深受二人熏陶。其《南仙吕•傍妆台•自叙》：“我本是西笑狂人。想那日束发从军，想那日霜角辕门，想那日挟剑惊风，想那日横槊凌云。帐前旗，腰后印，桃花马，衣柳叶，惊穿胡阵。”“盼杀我当日风云，盼杀我故国人民，盼杀我西笑狂夫，盼杀我东海孤臣。月轮空，风力紧。夜如年，花似雨，英雄双鬓。”再如：“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励志鸡鸣思未楫，惊心鱼服愧同舟。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精卫》：“北风荡天地，有鸟鸣空林。……辛苦徒自力，慷慨谁为心。”少年英雄倚剑报国形象跃然纸上。

完淳年十四，识女孩秦篆，曾传词曰：“秋色到空闺，夜扫梧桐叶，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十二玉阑干，风有灯明灭，立尽黄昏泪几行，一片鸦啼月。”后娶其为妻。

完淳少年即胸怀大志，至十一二岁，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其中”。一次完淳问其岳父钱栴：“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丈人惊愕，一时语塞难答。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三岁，即与同县友人杜登春等组织“西南得朋会”（后改为“求社”），继其父、师所创“几社”。次年春，农民起义军席卷北方，自称“江左少年”，上书四十家乡坤，请举义兵为帝出力。

为救国复明，完淳父子倾尽财富，毁家抗清。1645年（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完淳年十五，随父、师于松江抗清。败，夏允彝投水自殉。乃随子龙联系太湖义军，参谋义军领袖吴易军事。不久，太湖义军灭。完淳泅水脱险。恢复华夏意志坚定不移。因痛心国事，作《大哀赋》，文采宏逸，情词哀惋，读者无不惊佩感叹。

1647年春，明鲁王（朱以海）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并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和平时期为帝草旨，可调动人事）。完淳作谢表，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交与秀才谢尧文，使其海上赴舟山呈与鲁王。尧文于漴阙候船，为清兵拿获，解送提督吴胜兆处系狱。后吴胜兆反清事败，清廷得完淳所书谢表等，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即秉承清摄政王意，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

完淳避于嘉善岳父家，曾秘密西行受阻，返回松江，意渡海至鲁王处，再图大举。不幸于六月底被清廷侦捕，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审。船过细林山（辰山），念先生子龙，作诗《细林夜哭》，以表哀悼。船过吴江，又作《吴江夜哭》，以悼念吴易。过江宁，望钟山，大笑曰：“我得归骨于高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孝陵，千载无恨！”

押至南京，洪承畴亲讯并劝降：“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挺立不跪，佯为不知审讯大院即为洪承畴，反话正说、寓贬于褒，高声答道：“我闻亨九（洪承畴字）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当左右差役告之实情，完淳更声色俱厉：“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洪承畴面红耳赤，满头是汗，色沮气夺，羞愧不已，无辞以对。初崇祯帝以洪承畴战死，为其大办国丧。岂知洪承畴中努尔哈赤美人计，降清，立成满清鹰犬、朝廷叛徒和民族败类。

时钱栴亦被捕，意志沮丧。完淳勉励其曰：“今与公慷慨问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哉！”使钱得全晚节。在狱中谈笑自若。写下许多激愤诗篇，如：“片风丝雨笼烟絮，玉点香球。玉点香球，尽日东风不满楼。暗将亡国伤心事，诉与东流。诉与东流，万里长江一带愁。”自被捕至狱中作诗集《南冠草》，另《狱中上母书》及《遗夫人书》等，俱为慨世伤时、怀友和悼亡之作，亦表达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之爱国豪情。谢枚如云其诗词“如猿唳，如鹃啼”，或悲或慨，或凄或壮。“英雄恨，泪满巾，何年三户可亡秦。”“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少年侠肝义胆，激越豪情，英雄气概，吞山河，盖宇宙。传诵千古。

如上母书：“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深厚孝心，慷慨悲壮；与妻诀别：“三月结缡，便遭大变，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尝以家门盛衰，微见颜色。虽德曜齐眉，未可相喻！贤淑和孝，千古所难。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后，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双慈，下有一女，则上养下育，托之谁乎？……言至此，肝肠寸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身后之事，一听裁断，我不能道一语也，停笔欲绝……吾累汝，吾误汝，复何言哉？呜呼。见此纸如见吾也。”凄怆哀婉，视死如归，绝不贪生，更显其柔情万种。

完淳继其父所作政论集《续幸存录》，析南明弘光朝败亡之因，识见超卓。如谓“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大；财赋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乌乎不亡？”故郭沫若叹“完淳不仅为一诗人，而实为备良史之才者也”。睹山河破碎，华夏沦亡，然完淳曰：“大造茫茫，总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坚信华夏终将匡复。

九月十九（1647年10月16日），押至南京西市刑场处斩。至刑场途中，完淳肩负重枷，脚戴重镣，满身伤痕，仍大义凛然，昂首挺胸。围观民众伤痛落泪，完淳则高声吟诵：

复楚情何极，亡秦气未平。

雄风清角劲，范日大旗明。

缟素酬家国，戈船决死生。

胡笳千古恨，一片月临城。

临刑前，完淳傲然挺立，拒不下跪。刽子手战战兢兢，不敢正视，三声催魂炮后，仍呆立不动。待监斩官再三催促，才用发抖之手了结少年英雄灿若日月之生命。完淳时年十六。真可谓：“少年英雄，壮志未酬，生死关头，凛拒苟且偷生，慷慨赴难。”牺牲后，由友人杜登春、沈羽霄收殓遗体，归葬于松江小昆山荡湾村夏允彝墓旁。其岳父等三十余人，同时遇害。

著作《南冠草》、《续幸存录》、《玉樊堂集》、《夏内史集》等。今合编为《夏完淳集》，辑有《云间三子新诗合编》（九卷）。夏氏父子之墓，受后世瞻仰凭吊，成当地胜迹。碑上由陈毅元帅于1961年题写“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

三百余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少年英雄之侠骨、诗章、柔肠，穿越时空，撞击人心。后人称赞夏完淳“生为才人，死为雄鬼”。进入新世纪，更有汉服运动实践者等集体隆重拜祭少年英雄夏完淳，以缅怀先烈，强民族精气。

基本信息

·页码：327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9月

·出版社：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铁血强宋》从五代乱世之初延伸至大宋王朝的灭亡，从建国之初的宋辽战争到与西夏帝国的惨烈激战，从耻辱的靖康之难到亡国的崖山之劫，用独特的视角审视宋辽、宋夏、宋金、宋蒙（元）之间的大小战役．翔实的战争实录展现了宋朝战史的全貌；用个性的语言再现了杨业、曹彬，李继隆、范仲淹、岳飞、孟珙、文天祥等铁血战将的英雄威仪。还原了这个钢筋铁骨、热血镕金的伟大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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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强宋》是一种另类思考。同样的事，同样的人，竟然可以这样解读，作为一名宋史作家，让我很惊喜。

——《如果这是宋史》作者 高天流云

开国的气吞万里，宋辽之战的宏大气魄，宋夏之战的跌宕起伏，宋金之战的百战归甲，宋蒙之战的壮志悲歌……本书掩卷后，也许你还会遗憾大宋的军旗从未插上草原，但决不会再质疑320年间宋人不断展现出的铁血风采！

——著名历史作家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宋朝是一个豪情万千的年代，三百二十年的绝代风流，在苏、辛的铁板铜琶中，万代流传。读《铁血强宋》，如同看到那一段铁马金戈的万古豪情，正在铿锵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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煊赫一时的赵宋帝国，除了有《清明上河图》中的升平安乐外，亦有《铁血强宋》里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壮哉大宋，壮哉华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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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强宋》颠覆了我之前对宋“积弱积贫”的看法。有宋一代，文治武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她的GDP占当时世界的80%，几乎占有世界全部的资产；她的文臣武将灿若星辰，青史留名……《铁血强宋》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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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信而不盲从，独辟蹊径地描述出与以往人们印象中不一样的历史，全方位的诠释铁血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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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如一，80后生人。倡导用理性、客观的逻辑思维方式分析史实，反对先入为主的印象式历史，尤其反对刻意挑选史料来附会某些成论。在感性态度上，非常推崇钱穆客观但又略偏向于本民族的温情史观，反对自虐史观。《铁血强宋》在新浪网、凤凰网、天涯社区连载后，引起网友的热烈好评。

序章

宋朝，积弱积贫？

宋朝，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为伟大的王朝之一。在他所处的三百二十年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文明，带领着地球上最大的民族：汉民族完成了从中古世纪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型。他的伟大不仅在于本国的文治武功，更重要的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启发了全人类走向了新的重要文明阶段，他的伟大千百年来受到全世界所有人的热情讴歌。

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国人却给本国的一个朝代扣上了一顶“积弱积贫”的帽子。虽然“积贫”一说过于荒谬，几乎不值一驳，但“积弱”却让不少人信以为真。一提起宋朝，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靖康之耻、厓山之劫。一说到澶渊之盟，也等同于晚清那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大肆鞭挞，虽然这些人并不知道澶渊之盟的具体内容。更有人将宋朝建立文官政府的伟大功绩丑化成了皇帝极端专制的行为，并以此作为宋朝“文弱”的证据。她们只为树造一个“弱宋”的形象，无视宋朝三百二十年的超长国祚，无视宋军在对辽、夏、金、元等强大帝国时取得的辉煌战绩，将宋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功绩一笔抹煞。我从小生长于这样的舆论环境，自小也深信不疑。但是，现在，我必须拿起键盘，对这种荒谬绝伦的论调愤怒的说：不！！！

如果我们屏蔽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从头来审视这三百二十年及其前因后果，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更加客观的评价。

宋人由于痛感五代十国之血腥，深知武将掌握军权是人类战争的一个重要源头，于是逐步制定了文官掌握军权的制度。这项伟大的发明也成为文明国度的一致选择，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会实施军队国家化，文官掌军权，但凡反对这项制度的人无不是妄图以战争来成就个人功业的狂人。遗憾的是，现代很多善良的百姓也被这些人所蛊惑，跟着鼓吹武人掌军的好处。不可否认，宋朝在文治上的成就要更高于武功，于是有些人就利用极端辩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一句“崇文抑武”来误导善良的百姓相信这个文治发达的宋朝武功就很弱，进一步推论出是宋朝的风格软弱所致。

真的是这样吗？

毫无疑问，宋朝是儒家文明的巅峰时期，儒家作为一种文化，不是一种武功，他反对杀伐。但他文明却不文弱，恰恰相反，长期受到儒家温良恭俭让教化的人民在平时最温和，并不热衷于侵略别国，但是当他们面对野蛮的入侵，那种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力量，却是人类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力量。试想，人类历史上多的是灭国时国君向敌人乞降的例子，可曾有过灭国之后，皇帝率领整个统治集团十余万人同时滔海自尽宁死不屈的例子吗？有，那就是南宋的厓山，对比起最“尚武”的蒙古大汗向明将蓝玉摇尾乞降的场景，这，就是文明人的刚强。

险恶星球，浴血时代

地球上的中国，并没有生在一个完美的地理位置，我们的祖先直面辽阔的蒙古草原，一次又一次接受着游牧蛮族的冲击，虽有汉唐之强盛，反复剿灭匈奴、鲜卑、突厥等众多强大的游牧部族，但也难免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惨剧。而至中唐，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一个强大的契丹帝国崛起了。这不是一个游牧部落，这是一个完善的帝国：他的首领不是大单于或者可汗，而是皇帝；他的政府不是部落首领联席会议，而是和汉人一模一样的府台三省六部；他的人民不是按部落划分，而是按照州府郡县的设置管理；他们不仅仅只会放牧和抢劫，他们也懂得各行业的生产和国际贸易；他创造的灿烂文明影响了整个东北亚和东欧，甚至一度被斯拉夫语系民族误认为是正统的中华帝国。这样一个堪称伟大的帝国运行到数十年极盛之时，我们的宋王朝才诞生。

而不仅仅是契丹，还有西夏、金、蒙古，和契丹一样的强大帝国接踵而至。他们绝对不能和前代的匈奴、突厥等同视之。即使如此，宋王朝在面对他们的时候表现也绝不软弱，而正是由于对手的强大，这三百二十年的壮烈战史才显得更加震撼。三百二十年中，宋军与辽、夏、金、元的正规军展开了一次次战场竞技，各方都体现出极高的指挥才能和战术素养，早已不是汉唐时代靠主将的主观判断和士兵的士气作战的原始时代。这其中尤以契丹第一名将耶律休哥与宋军名将李继隆之间的激情碰撞最为精彩，这一系列战役堪称是冷兵器时代战争艺术的巅峰之作。遗憾的是现代人一句“弱宋”就把这些披满先人肝胆的英雄赞歌通通一笔抹杀，我们真的能这样做吗？

宋辽之间的大战尤为激烈，虽然宋太宗两次试图收回幽云十六州的雄图均被契丹将士的浴血奋战所阻，但宋军虽败却丝毫不显“文弱”，而辽军的数次更大规模南侵也都被宋军击败，很多人对这几场宋军取得的更大胜仗却选择性失明了。著名的澶渊之役，年轻的宋真宗面对契丹帝国承天皇太后、辽圣宗母子，勇保瀛、莫二州，战斗进行至僵持阶段时宋真宗亲临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小将石保吉阵毙契丹名将南院大王萧挞凛，迫使萧太后签下著名的《澶渊之盟》，正式承认宋朝占有关南三州。现在很多人把《澶渊之盟》歪曲为晚清不平等条约，误导了不少人。当然，最后宋徽宗朝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战略决定：攻打契丹。在收买了契丹主力部队“常胜军”并策反了很多契丹境内的蛮族（包括女真）后，短时间就灭掉了这个世界第二大国。值得一说的是，灭辽的主力分明是宋军，但后人出于贬损宋朝吹捧女真的目的，将女真说成灭辽的主力！试想一个根本没有后勤保障的蛮族部落，只有六千轻骑兵，连穿的盔甲都是由宋朝赞助的军队，怎么可能灭掉强大的契丹帝国？诚然，女真从契丹帝国的后院发难，并出其不意，直取望京，深显兵法之妙，确是宋军灭辽的好帮手，但绝对不能被视为灭辽的主体。

至于西夏，才是北宋真正的敌人。自从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后，再无战端，而西夏帝国占据东西方国际贸易的必经之路，大收关税，成为了宋朝的眼中钉。现在很多人喜欢说“宋朝被小小的西夏欺负”。其实西夏绝非一个小小的国家，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而且收宋朝的关税也是刀口上舔血的活计，更不敢“欺负”宋朝。西夏也是一个仿宋式的、组织结构和文化都很完善的大帝国，尤其是占据着东西方国际贸易的要道，工商业发达，冶炼技术出众，马匹质量高，所以军事也很强大。宋夏之间有过多次拉锯战，夏军当然也取得过一些胜利，某些人就把这些胜利夸大说成是宋朝的“文弱”，却无视西夏多次战败，对宋朝称臣，继而称子的事实。尤其是宋神宗元丰伐夏，气势不可谓不恢宏，共调动五个方面军，作战部队近四十万，十余名蕃将，数万蕃军，后勤部队上百万，堪称冷兵器时代规模最大的军事作业。在对待西夏问题上，宋朝一直是采取能抚则抚，不能抚就坚决打击的策略。多次将西夏打败，令其称臣继而称子。元丰伐夏之后，名将章楶发明了堡垒推进的“浅攻”战术，一度将西夏帝国逼入绝境。西夏军虽然中途偶尔会形势好转，取得一些战役的胜利，但总的战略态势是宋军主攻，西夏利用地利死守，最后将强大的西夏帝国打得“不复成军”，远远不是现代某些人所描述的“小小的西夏都可以欺负大宋”。

女真族的金国充分利用宋朝没有长城工事的战略缺陷以及宋朝廷指挥上的失误，快速突破到开封城，掠走了宋朝宗室，制造了著名的“靖康之耻”。我并无意为这样的败仗遮羞，这确实是宋朝的一个大耻辱，但也不能因为这一次就抹煞了全部。莫说是宋朝，汉唐帝国也都曾有过类似的羞耻纪录，罗马、波斯也都被蛮族攻入首都烧杀抢掠过。面对这样的史实，我们更应该揭批蛮族的罪恶，而不是嘲笑文明的“软弱”。而且不可一世的金兵后来也遭到宋军的强势反击，宋军岳飞、韩世忠、刘锜、虞允文、孟珙等名将多次令女真受辱。最后孟珙将军蔡州合围，歼灭了女真部族，将金帝的尸体带回临安祭祖，一雪百年国耻，难道这不正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我想一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正是正史对南宋军队的最恰当评价！

蒙古最终灭亡了宋朝，是的，没有人否认这个事实，但这也不能作为“软弱”的证据，任何一个伟大的帝国都是要灭亡的，评价刚强与否怎能以最后被灭为标准呢？任何事物都是要灭亡的，关键看他在灭亡时候的表现！刚强不是强暴，衰弱不是软弱。强暴的人以为恃强凌弱就叫强，自己衰弱的时候又摇尾乞降，这不叫真正的刚强。而当他们面对衰弱的对手，爆发出的那种壮怀凛烈，那种真正的刚强，他们同样无法理解，只知道对方的力量已经比自己弱而已。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帝国在灭亡时表现得非常软弱，唯独大宋，独力支撑，尤其是钓鱼城之战，小小孤城抗击蒙古巨兽数十年不下，还打死一个蒙古大汗，最后蒙古被迫同意破例受降而不屠城。厓山战败，皇帝赵昺、丞相陆秀夫率领整个统治集团十余万人滔海殉国，可以说这份壮烈与刚强，人类世界绝无第二！这样一个伟大的王朝，你还能说他软弱吗？

是谁在污蔑我们的祖先？

我们翻遍宋朝的正史，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会被冠以“文弱”的帽子，那现代人为什么就喜欢先入为主的认定宋朝很“文弱”呢？难道是野史小说的抹黑？我想也不是，有宋一代，民间习武风气最盛，政府在各地设置团练使，鼓励民间习武，并在民间举办各种武艺竞技。 “锦标社”、“角抵社”、“英略社”等都是宋代民间著名武学组织，其民间尚武竞技之风，历朝历代所不能及。这也给后代的小说家们提供了广泛的创作灵感和题材，所以后代小说野史家最爱以宋朝为时代背景描绘他们心目中的武侠世界。但凡关于宋朝的野史小说，《水浒传》、《杨家将演义》、《七侠五义》、《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传》无不是浩气充塞，碧血横飞。梁山好汉、杨家将、七侠五义、乔帮主、洪帮主、郭大侠、神雕大侠，甚至黄裳、独孤求败，他们正是宋人的野史形象代表，从他们身上，何来“文弱”二字可寻？在金庸的武学体系中，以宋朝的武学水平最高，这绝非偶然，可见野史也并没有将宋朝描写成“文弱”的倾向。

所以，无论正史还是野史，我都没发觉能够说明宋朝“文弱”的倾向，但现代人却异口同声的大喊：“弱宋！弱宋！”是的，当时我就惊呆了！

那好吧，各位宋人的后代，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从头到尾审视一番我们的祖先在宋代的壮烈战史，来看看大宋到底是一个“崇文抑武”、“强干弱支”、“守内虚外”的软弱小国，还是一个钢筋铁骨、热血镕金的伟大王朝吧！

终章

掩上厚重的史册，宋太祖、李继隆、范仲淹、岳飞、孟珙、文天祥，还有童贯、秦桧、韩侂胄、贾似道，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渐渐远去，融入历史的长河。但他们的故事，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后人，尤其是中国人应该怎样对待祖先留下的这笔财富呢？

现在很多人以一句“积弱积贫”来给这个王朝定性，对此我深表遗憾，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我们浏览过这三百二十年的壮烈战史后，是不是能够更加客观的来审视我国历史上这个既华丽又壮烈的帝国时代呢？

首先，“积贫”是显然不成立的。虽然有很多观点认为宋朝国家财政支出历年递增，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并且有一些民众起义，但这些都不足以作为“积贫”的论据。

19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指出：一个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国家公共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加。20世纪后半叶，美国、西欧、日本的经济腾飞都验证了瓦格纳法则。瓦格纳法则的证明过程就不具体演示了，但很显然宋朝财政支出的增加是符合瓦格纳法则的，这不是“积贫”，恰恰是经济发达的表现。

当然宋朝也有一些农民起义，尤其是经过《水浒传》的渲染，非常有名。但如果这样就要说宋朝“人民生活艰苦”、“起义蜂拥”也是不符实的。司马光曾抱怨宋朝的百姓作风奢侈，“农夫跺丝履，走卒类士服。”这分明是经济高度发达的景象。而至于少数的一些农民起义，归结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理论，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呈倒U型增长，即先随着经济增长提高，达到某个高度之后又开始回落。而根据经验显示，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区间即为最不公平的区间，这个区间也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危险区。那么宋朝的人均GDP是多少呢？2002年曾有人通过税率和财政收入的比例估算过，北宋熙宁年间的人均GDP约折合2280美元，正好落在1000——3000这个区间。徽宗朝人民起义蜂拥，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突破了这个瓶颈区间，社会自然也会更加稳定。当然，这种折算方法也不一定正确，尤其是明朝以后黄金、白银和美元汇率变动都非常大，宋朝的货币汇率本身也并不稳定，但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显然也符合北宋后期的发展特征，徽宗朝正处于“倒U型”的顶端。

二、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兼并”的朝代，其他朝代都非常害怕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农民一旦失地就失业，就容易聚众造反。但是宋朝由于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劳动力奇缺，所以反而特别渴求农民进城务工。西方人在这个发展阶段采取了“圈地运动”的方式强制农民进城，中国则采取了更加市场化的“不抑兼并”政策，促使劳动力资源自然流动到城市中。但失地农民除了可以充当城市劳动力之外，确实也可以充当造反者的人力资源。

三、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富于反抗精神，不一定非要穷得吃不起饭才造反。宋朝的这些起义其实没有哪一次是因为“民不聊生”造成的，尤其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水浒传》，大家注意，梁山好汉个个都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体现了宋朝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他们不是为生活所逼，而都是因为犯罪走投无路才上梁山的。

四、某些人趁乱起兵，实现个人野心。宋朝规模最大的方腊起义，其实是一场宗教政治运动，方腊借助明教的思想控制，蛊惑善良百姓拥立他实现当皇帝的野心。明教本是欧洲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东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的一个分支拜火教的一个分支摩尼教的一个分支，其先祖聂斯托利本是东正教的一位大哲，因为提出其教主耶和华大帝的“人神二性”遭到东正教廷的反对。聂斯托利在君士坦丁堡的索非亚大教堂和全基督教大哲辩论，结果论战失败，被东正教廷裁定为异端。其教徒不服，则创立了景教，数万人东迁至中国，被唐王朝所收容，此后糅合了佛、道以及中亚各种宗教的特色，至宋朝形成了明教。此教经常会有反叛行为，一遇到这样的机会自然也不会放过。现代有些人一听到农民起义，不分青红皂白就采取歌颂立场，连方腊这种宗教政治运动也鱼目混珠，夹杂其中。当然，必须说明的一点是，三百年后，神州陆沉，正是依靠明教的顽强反抗，才推翻了蒙古军事贵族的黑暗统治，创建了一个更加伟大的王朝。“日月重开大宋天”，大宋曾灭明教，明教却光复大宋，这其中的机缘，也着实令人感慨。

所以，将这些社会少数现象扩大成整个社会的黑暗，这种态度也是很不可取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提防被这种言论所煽动。当然，“积贫”这种说法本身也没多少人信，更多的人相信了“积弱”这种说法。本书将宋朝的重要战役及其背景情况都收录在案，相信读者已经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待这三百二十年的战史，我们不妨结合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谣言，逻辑清晰的来分辨一下。

一、“崇文抑武”。既然文治的发达确实无法诋毁，那就说他武功很弱，这似乎是容易形成的一种误导。但只要我们看过宋朝的战史，便知道其实一点都不弱。而有些人说宋朝采取压制武将的做法，阉割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所以造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这种说法大家觉得正确吗？宋王朝确实重新设计了军事指挥体系，但很显然这规范了军事指挥技术，推进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这只能提高军队战斗力，而不存在所谓的“阉割尚武精神”。有人说宋朝的武将地位低，受猜忌。大家看李继隆、岳飞违诏成习惯，哪个文官敢这么横？宋朝共有十余位公主下嫁武将，为历代之最，这能说是轻视武人？再举例说高宗朝的张俊、韩世忠、杨存中、吴玠大把大把的武将封王，文官只有自力更生的秦桧一个人，这算是武将地位高还是文官地位高？宋朝因为贪赃枉法被斩的文官相当多，而反观武将，如曹彬打输了雍熙北伐，自己都白衣请死，专案组审查的结果也该杀，但宋太宗还是免其死，而且不久复官继续带兵。请问，这是优待文官还是武将？

二、“文官带兵”。有人说宋朝以文官（或宦官）带兵不懂打仗，韩琦、范仲淹、王韶、李宪、章楶、虞允文、余玠、曹友闻（其实还应该加上童贯和贾似道）的表现有力的回击了这种说法。岳飞这种文武双全的当然是极品，但可遇不可求，而大量文官通过正规的军事学院培训，完全可以胜任儒将的岗位。

三、“猜忌武将”。有人认为宋朝本身就是武将篡位建立的王朝，所以皇帝始终不信任武将，通过监军、阵图等各种制度束缚武将的手脚，导致很多优秀的武将不能发挥。这种观点比较奇特，如果宋朝的武将都没有发挥，又凭什么认为他们是优秀的呢？所谓谋定而后动，阵图的意思无非是战前先做好规划，是现代管理工程的核心思想，如果认为这种方法不对，难道靠指挥官拍脑袋才是对的吗？至于监军制度，现代军队无不采用，他的发明者反而是错的？宋朝确实是武将篡位建立的王朝，但这正是他结束五代乱世的伟大功绩，而不是罪过。其实宋朝的制度完善，已经基本屏蔽了藩王独立的危险，吴曦叛宋被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正因为如此，宋朝才会出现许多能够便宜行事的地方大员，比如把陕西交给夏竦，把川陕交给张浚，把四川交给吴玠家族。

四、“守内虚外”。有人认为宋朝猜忌边将，为了防止边将的兵力太多，威胁首都，所以边防兵既少战斗力也不强，所以会被周边国家欺负。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看到，北宋初年，禁军精锐在河北军；与辽帝国确定和平后，精锐在陕西军；南宋的御前军精锐沿长江驻扎，并没有在首都堆积。而造成“靖康之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精锐部队都集中在陕西，来不及救援京师。

五、“冗官冗兵”。有人认为宋朝的官员多、所以行政效率低下，兵员多，多以战斗效率低下。这其实是没分清虚职、实职，分不清楚正规军、民兵、工程兵。宋朝的官职确实既多且复杂，但其中虚衔居多，带“知”的实职还是按实际需求设计的，真正当官的人并不多，职权交叉重叠的情况也不多。至于冗兵之说，有人说宋朝有125万兵员，这显然是将民兵、工程兵甚至蕃兵都算进来了。宋朝的禁军最多时是元丰年间，共59万，其中约40万都投入了元丰五路伐夏的大战。而秦、汉、唐等大王朝的正规军普遍在70万左右，宋朝的兵并不算多。至于他们的战斗力，看过前面的篇章，大家心中应该有数了。

六、“募兵素质”。宋朝从头到尾坚持募兵制，即国家以高薪吸引人民主动来参军，而不是以国家权力直接要求人民无偿服兵役。尤其到灾年，朝廷就会扩大招兵以解决人力资源市场的供需不平衡，这些军人的工资收入也可以有效拉动内需，更重要的是削减了造反者的兵源，这本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也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解读成宋军兵源素质低下的原因，说这些临时招来的兵素质低下，是宋军老打败仗的一个原因。但事实上这些兵都只能进入厢军，负责大型工程或者作战后勤，不会进入禁军。而宋军的禁军挑选非常苛刻，而且必须通过科学的操典严格训练才能走上战场，不然根本无法适应步兵方阵的复杂战法。

七、“消极防守”。有人认为宋朝的国策就是消极防守，这既是缺乏尚武精神的体现，也是受欺负的原因之一。但事实上宋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主动进攻，宋初进攻辽帝国的幽云十六州，北宋压迫式进攻西夏，南宋攻灭金帝国，只有少部分时刻在苦苦防御。但客观的说，似乎地球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永远不遭到进攻吧？

八、“宋朝无名将”。关于这个问题我专门作了一个调查，我找了10个没有关联的人，在被调查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问了三个问题：1、中国的大王朝中武将最差的是哪个朝代？50%的被调查者回答是宋朝。40%回答是清朝，10%回答是晋朝。2、中国军人的精神脊梁是哪位将军？80%回答是岳飞，10%回答是霍去病，10%回答是关羽。3、岳飞是哪个朝代的将军？100%回答是宋朝。回答完三个问题后，70%的被调查者露出了尴尬的微笑，告诉我这似乎很奇怪，30%惊愕后自行解释，但都未能自圆其说。其实不仅仅是岳飞，宋朝由于战争比较多，而且对手水平也很高，所以将星无数，只是现代人往往不知道而已。

九、“宋人生活富裕，所以战斗力不强”。这种观点现在最流行，还有人拿出美国、法国来作类比。甚至有人说游牧民族生于苦寒之地，所以很尚武、很彪悍，温带的汉人是软弱的绵羊。且不说此人是否有种族主义倾向，首先他这种说法就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根据当今世界暖通工程最高权威丹麦技术科学院院士、丹麦技术大学教授P.Ole Fanger的热舒适方程，地球人类的舒适温度是完全一样的，与人种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寒带人适应能力比热带人更差。其实大家稍微观察一下也可以发现，寒带人其实既怕冷又怕热，更不适应温度的变化。宋朝虽然文治发达，但这并不表示武功很差。这就好比一个人语文成绩比你好，但并不能由此推出他数学就一定比你差。毋庸讳言，宋代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就是一个文治武功全面领先的超级大国。宋朝民间习武风气浓郁，有很多民间的武学社，这些武社往往成为人民自发抵抗侵掠的组织基础，而政府也完全没有压制这些武社的发展，还鼓励民兵弓箭手助战，甚至成为军队体系的一部分。靖康之难中风起云涌的民兵义士也都成为保家卫国的重要力量，并获得宋王朝的封赏。名将李宝其实最初就是一位自发起来抗金的民兵头目，后来成长为节度使、海军总司令。

当然，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宋军对外作战的具体战绩。这个世界上没有只赢不输的军队，宋军当然打了很多败仗，而且最后是要被灭亡的。如果把他的败仗辑录起来集中展示，胜仗则选择性失明，让人觉得“软弱”确非难事。本书将宋朝的主要战争全部收录在案，是胜多还是负多，表现是否很“软弱”，读者完全可以自行评判。

在宋代之前，汉民族在活动范围内一直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周边都是零散的部族和小国。时至中唐，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唐朝丢掉了马匹产地，这在马骑兵占绝对优势的时代非常关键；其次是后晋割让幽云十六州，让中原政权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屏障，无法修复长城。但事实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论战场正面对抗，其他民族仍然比宋军实力弱。真正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周边民族通过学习，都出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起一些规范的强大帝国，拥有了可持续发展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宋王朝刚刚建立就要面对强大的辽帝国，之后崛起的西夏、金帝国都具有明显的汉式帝国特征，而不再是前代的部族联盟。有些人总爱说汉唐镇压匈奴、突厥部落何其威风，宋朝面对契丹、蒙古帝国就做不到，所以是弱宋。这就好比您小学总是门门满分，考研的时候再也做不到了，于是您就断定自己成了废柴？对那些原始部落的战绩怎能和契丹、蒙古这样的规范帝国相提并论？人类社会进入宋代以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绝对不可能再像汉唐那样以“天朝上国”的地位参与国际竞争，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非闭目塞听就可以视而不见的。

而宋王朝，这个引领了人类社会大转型的中华帝国，无论是文治武功，都足以彪炳史册，更是他的后人最应当引以为豪的光荣历史。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要有令人景仰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三百二十年的塌陷期，并沦为世人的笑柄，这对塑造建康的民族性格有什么好处？更何况这绝对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倭奴国（今日本国）在唐代派出了“遣唐使”向中国学习，到宋代更进一步，有许多漂亮女子到中国寻找男子“度种”。辽道宗，这位世界第二强国的皇帝更直接表示愿来世做宋朝的一个普通百姓。试想一个“软弱”的国家怎么可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如此推崇？然而，真正令人疑惑的是，外国人普遍崇拜引领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宋、明，而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却是武力镇压游牧部落的汉、唐。当然，崇拜威武的汉唐自然也没有错，但是把宋明刻画成软弱、黑暗、腐朽就很奇怪了，更何况这种刻画还是完全不顾事实的污蔑。

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其实比宋代更加激烈，而且我国已经失去了当时的绝对优势地位，似乎任务更加艰难。但中华儿女正团结在一起，奋力追赶，这个时候正非常需要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来鼓气加油，而不是挫伤自尊心的冷嘲热讽。宋朝的无数英雄事迹无疑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尚侵略、却又坚韧顽强的传统武德，怎能用一句“积弱积贫”就将其抹杀？历史当然也给了我们许多经验教训，也不能将他们涂脂抹粉，弃而不顾。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负面的教训，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那都是我们的历史。

正是：

闪耀是岳飞孟珙，催来者，一往无前！

丛林星球何其险，一路行来伤不断。

希腊波斯今安在，惟有华夏世代传。

非止汉唐树天威，亦经宋明血脉连。

炎黄儿女可曾忆，你有铮铮铁骨，烈血祖先？

不可学，童贯贪功，妄自开边。

不可学，秦桧阻战，苟且偷安。

望银练长河，将星无数，皆化作霄汉灿烂。

目录

前言：创造伟大文明的帝国

第一篇 五代深渊锻造铁血王朝
第一章 不堪回首的超级乱世
血海深渊中的文明大转型
生于乱世的大有为之君
后周建国，郭威称帝
浴血疆场的勇士
高平之战：北方边患初定
后周英雄遭遇南唐忠义
黄袍加身：五代结束，乱世未终
第二章 血泪掀开的新篇章
帝国的统一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北汉：最难啃的硬骨头
杯酒释兵权：乱世终结的关键
第三章 波澜壮阔的时代
文明的顶峰
民族的融合与矛盾
热兵器时代前夕

第二篇 超级大国的战争与和平
第一章 面对契丹的军事理论家宋太宗
契丹：北方草原上的第一个文明帝国
宋太宗：伟大的理论家，蹩脚的指挥官
宋辽争雄，力拔头筹
剑舞！攻克太原！
幽云十六州：宋辽必争的死穴
一鼓作气向幽云
围城
第二章 冷兵器战争的最高艺术殿堂
宋人面对过的最强战神
将星闪耀高梁河
李继隆：配飨太庙的战场指挥大师
满城之战，扳回一分
承天皇太后
雍熙北伐，再演救星
碧血青天杨家将
契丹的反击：君子馆战役
游牧铁骑的终极噩梦
谢幕：火与霜之协奏曲
第三章 龙凤争霸，澶渊之盟
第三代名将登场
毅然亮剑的孤胆老将
汉骑满万不可敌
大战前的最后准备
澶渊之役，恩怨了断
澶渊之盟：真诚的大国和平
第四章 帝国末路，文明的悲剧
什么都能干，除了做皇帝
海上盟约
一个文明帝国的末日
西辽的灭亡

第三篇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第一章 艰难崛起的西夏帝国
党项部族的顽强崛起
顽强的李继迁
归附契丹，三足鼎立
初备国势
第二章 天风浩荡贺兰雪
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
名将世家
十万胡尘一战空
凡易五姓，终建帝国
三川口：汤火平地赴人急
好水川：将军白发征夫泪
定川砦：名将之花凋大漠
独败宋辽的大漠强者
第三章 正式的帝国对抗
后元昊时代
收复河湟，平定交趾
纵横千里的宦将李宪
可怜无定河边骨
灵州城下，功亏一篑
血染疆场的台谏官
第四章 令人窒息的浅攻弹性防御
名将尽授首
杨柳苏章水龙吟
平夏城的完美之战
梁氏家族最后的疯狂
宦官霸主

第四篇 以金人秋泪偿靖康之耻
第一章 靖康之难，百年国耻
神秘崛起的女真部落
奇怪的叛徒郭药师
龙城精神
靖康奇耻，河洛悲歌
第二章 建炎中兴
风雨飘摇中重新挺立
黄天荡水战
中兴当自关陕始
别了，陕西军
力保四川的吴家兄弟
第三章 武穆英魂
中兴四大名将
最年轻的建节封侯
伪齐的末日
墨守陈规，顺昌大捷
李显忠：带血归来的异族忠臣
和吴玠一样的克星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泪洒中原
柘皋之战：没有岳飞的胜仗
尽忠报国
第四章 百年恩怨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志大才疏的诗人皇帝
唐岛海战：海战史上的经典名著
采石矶：白马书生保家卫国
南望王师又一年
皇帝不孝被弹劾，宰相飞头去和戎
第五章 联蒙灭金
穷途末路
完颜陈和尚
御魔杀神
百年国耻，终得洗雪

第五篇 诸神的黄昏
第一章 最后的征程
史上最强的上帝之鞭
端平入洛
名将世家的忠烈后代
孟珙：擎天一柱
喘息之机
第二章 力敌蒙军的压迫式进攻
恐怖的战略大迂回
钓鱼城之战
错失中兴良机
第三章 南宋最后一位坚强的守护者
襄阳保卫战
兵临临安城
坚守不降的扬州城
厓山：最后的抵抗
青史留忠魂
终篇 宋王朝的光荣

陈萍

来源：《思维与智慧》

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它起源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边界，止于奥兰治河，沿非洲西南大西洋海岸延长2100公里．纳米布沙漠被艾塞布干河分成两个部分，南面是一片浩瀚的沙海，北面是多岩的砂石平原。

纳米布沙漠年均降雨量不足25毫米，有时甚至数年滴雨不下。只有大西洋的阵阵风暴，每月能给这片沙漠带来五六天的浓雾。想象中那该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然而，就在这砂石平原上，却生长着一种神奇的植物——千岁兰。

作为纳米布沙漠上独有的植物，千岁兰的根一部分深深扎在砂石中，一部分裸露在地表上；它有一对皮革般带状的叶子，长的可达3米多；这种半似松树球果半似绿色花卉的植物，顶端还长着枸杞一般的红果……

在那酷热的沙漠戈壁中，干旱时常威胁着千岁兰的生命。因为缺水，千岁兰宽厚的叶子便会渐渐枯萎，看起来向一堆破布条；炎炎烈日下，风暴还要不停地抽打千岁兰；荒凉的沙漠中，挺立的千岁兰还是动物的食物……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千岁兰的生命纵然不会短暂如昙花一现，大概也经不起岁月的几番轮回吧。可事实却让人目瞪口呆——千岁兰的寿命竟长达2000年！

这是怎样神奇的植物？干旱的日子里，肆虐的狂风中，千岁兰一任动物们吞噬自己的枝叶；而它自己所能做的，只是默默地忍耐、坚忍地等待，等待雨水的降临。无雨的季节，千岁兰伸展长长的叶子，尽情吸纳雾气与露水，然后储存起来，用来度过生命的难关……难怪著名植物学家韦尔威特西考察纳米布沙漠时，面对千岁兰感慨万端：“我坚信这是南部非洲热带生长的最美丽、最壮观、最崇高的植物，是非洲最不可理解的植物之一。”

沙漠上的千岁兰，让我们肃然起敬。人类常常自诩为万物灵长，而我们可曾拥有过千岁兰一般柔韧而顽强的生命？工作的挫折、生活的窘迫、情感的失意都能成为放弃自我的理由，而后日渐消沉下去……我们却忘了，在那个数年滴雨不占得沙漠里，千岁兰骄傲地挺立着，用茁壮的枝叶用蓬勃的气势淋漓尽致地诠释着生命的美丽，最终成就了一段千古传奇。

一株植物尚能活得如此努力而顽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漠视自己？面对千岁兰，除了竭尽全力让生命活得热烈活得精彩，我们还能做什么？！

书名：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

作者：孙卫国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07-11

ISBN：9787100056212

丛书名： 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丛书

内容简介

讨论在“尊周”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下，朝鲜君臣对明王朝的崇敬和忠诚。明朝覆亡之后，朝鲜王朝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和满清虚与委蛇，向满洲政权朝贡，但内心却始终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满清视为夷狄。朝鲜君臣在很多场合仍然奉行明朝正朔，并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甚至在明朝灭亡60年后，还着手建立大报坛，以表达对明朝在壬辰年间出兵击败侵朝日军的感激。关于大报坛等坛庙的建造，至今还很少有人做过系统的论述。卫国在研究了大量韩文资料之后，把大报坛、万东庙和大统庙的建立，以及这些建筑物的政治、文化含义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这样一来，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忠诚不但有文献可寻，而且又有坚实的“物质文化”出来做证了。朝鲜君臣在明朝之倾覆已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仍然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坚持反清复明和反清思明。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中华正统观对朝鲜政界和学界长期影响的结果。《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对中华正统观的起源，李朝如何把儒学定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中华正统观日后又如何影响明清之际的中韩关系，都有细致和独到的论述。

编辑推荐

一个君主王朝的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邻国几百年间却一直被虔诚地崇祀，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而独特奇趣的现象。

这部划时代的专著，是孙教授近十年来在明史及朝鲜史的领域内，钩稽考核，抉幽发微的悉心力作，对未来中朝关系，甚至朝鲜史的研究，必然会产生震撼性的影响。今后研究中朝关系的学者，无论从何角度和层面去考察，肯定要为这部挑战性的作品的面世作出响应，从而推动更理性客观的研究。

——陈学霖（香港中文大学）

关于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是前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构筑的“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理论模式。……有学者甚至认为，清代的中韩关系是这种朝贡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典范。《（大明旗号）》一书却告诉大家，我们不可以把清代的中韩关系简单看做是明代中韩关系的继续。事实上，中韩关系在明亡之后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断裂。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朝贡关系虽然表面上仍在继续，但朝鲜君臣在内心却和这个夷狄政权誓不两立。显然，在《大明旗号》一书坚实有力的论证面前，费正清的理论体系似乎有些失之笼统。

——王心扬（香港科技大学）

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绪论

一、研究现状

二、本书主旨

三、史料与方法

第一章 朝鲜王朝对明清的基本文化心态

第一节 朝鲜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慕华事大：朝鲜对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

一、朝鲜王朝的慕毕观

二、朝鲜王朝的事大观

第三节 明清交替时期朝鲜文化心态之变动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之往来

二、光海君通“虏”与亡：祖反正

三、清两征朝鲜与朝鲜之对抗

第四节尊周攘夷：朝鲜对清朝之文化心态

一、尊周思想与朝鲜的对明情感

二、攘夷观念与孝宗北伐

第二章 尊周思明与大报坛崇祀

第一节 朝鲜崇祀明朝东征将士之祠庙

一、崇祀石星、李如松之武烈祠

二、崇祀杨镐、邢玠的宣武祠

三、朝鲜的关王庙及其相关问题

第二节 肃宗思明与大报坛之创设

一、大报坛创设之原因

二、大报坛创设之经过

三、大报坛的构造与崇祀礼节

第三节 英祖感皇恩与大报坛的变化

一、英祖的思明情感

二、大报坛由独祀神宗到三皇并祀

三、大报坛之扩建

四、余论

第三章 朝鲜儒林与华阳洞万东庙

第一节 宋时烈与万东庙之创立

一、宋时烈其人其事

二、宋时烈尊明贬清的尊周观

三、华阳洞万东庙之创立

第二节万东庙之建制与崇祀

一、万东庙之建制

二、万东庙之祭祀

第三节 华阳书院与万东庙之关系

一、华阳书院之设立

二、华阳书院建制与历代山长

第四节 大院君改革与万东庙之重建

一、大院君改革与万东庙之撤废

二、大院君之失政与万东庙之重建

第四章 明遗民与朝宗岩大统庙

第一节 明遗民东去朝鲜

一、明东征将士及其后裔

二、九义士及其后裔

第二节 朝宗岩大统庙的设立

一、三处士与朝宗岩

二、大统庙之设立及其崇祀

第三节 朝鲜尊周与对明遗民后裔的优待

第五章 从正朔看朝鲜王朝的正统意识

第一节 丁卯、丙子期间正朔之争

第二节 明清年号通用情况

一、对清文书的通用情况

二、朝鲜王朝政府公文正朔之使用

三、私人文书用明朝正朔

第三节 朝鲜祭祀中的正朔问题

第四节 朝鲜不用清赐谥号

余论

第六章 从史书编撰看朝鲜尊周思明观

第一节 有关中国史书之分析

一、朝鲜所修宋、明史书概观

二、从《宋史筌》看朝鲜之尊周观

第二节 李玄锡及其《明史纲目》

一、李玄锡之生平与《明史纲目》编纂之动机

二、《明史纲目》史源之考察

三、《明史纲目》之评价

四、《明纪辑略》事件与《明史纲目》之刊行

第三节 成海应及其《皇明遗民传》

一、成海应生平事迹志略

二、成海应之著述及其对明义理观

三、《皇明遗民传》等相关明史之成书原因

四、《皇明遗民传》之史源、成书版本及其价值

第四节 《明实录》东传朝鲜与朝鲜尊周思明之关系

第五节 朝鲜尊周与尊周类史书

一、《尊周汇编》之研究

二、《国朝宝鉴别编》之编纂目的及其意义

第七章 清对朝鲜思明之感知与对应

第一节 清朝塑造正统的努力

第二节 清朝对朝鲜之高压政策

第三节 清朝对朝鲜之德化政策

一、释放人质与高压政策的改变

二、减免岁贡与德化政策

三、对清朝使节的严格控制

四、对朝鲜国王与使臣的优礼

第四节 清朝德化政策的效果

一、朝鲜对清朝认同上的改变

二、清朝德化政策的效果

结语：尊周思明与清代中朝关系

附录一 大报坛示意图

附录二 李氏朝鲜王朝世系表

附录三 明清以来中朝关系及朝鲜尊周思明关系年表

附录四 参考与征引文献目录

后记

附表目录

表1 朝鲜王朝关王庙情况表

表2 华阳书院历代山长表

表3 明朝滞居朝鲜之东征将士情况表

表4 明东征将领后裔前往朝鲜统计表

表5 九义士情况表

表6 朝鲜王朝所修中国史书简表

表7 《明史纲目》卷次编排与征引著作表

表8 《皇明遗民传》参考书目表

表9 诸家遗民传所录遗民数目统计表

表10 几种版本《明实录》卷数对照表

表11 朝鲜尊周类史书状况表

表12 朝鲜岁贡及其减省情况表

潘丹丹

初去绍兴，有点忐忑，有点期待，书中的古城，将会给我怎样的震撼，又会给我怎样的触动？

临去之前看了看地图册，悠长历史，水乡古镇，文化底蕴，让我对这个名城有了越来越不安分的想往，这么迫切想去融入传说中的水墨江南。

到站的时候已是傍晚，本就阴阴的天气更飘起了雾一般的细雨，即使周围都是现代化的建筑鳞次栉比，却依旧有一股温婉的气息飘到我的心里，这就是绍兴给我的前七秒，这个前七秒让我对它没有陌生感，不亮的路灯、晃眼的车灯，还有阵阵的寒风，让我觉得这不是旅行，而是归途，因为满心里溢出的，不是初入异地的无助，而是游子盼归般的踏实。

一切安顿好，趁着夜色，我们踏入了街后的古村落，昏黄的路灯，稀少的行人，曲折不平的路，弯弯的拱桥，还有灰蒙蒙的四周，让我不得不屏住呼吸，静静感受这份厚重，唯恐打扰了这千年的小镇，惊扰了这满地的故事，还有那么多的古人，留下的那么多彷如眼前的影，和影下青青的石板，和石板上匆匆的脚步。

一座精致的石桥静静地卧在路的两边，闭上眼睛，依稀感觉出那个时空的阳光，洒在彼时的石桥，坐在桥上的老妪，黯然的脸色，嘶哑的叫卖，还有一袭白衣的背影，善良的题字，无奈的躲婆，一幅幅逼真的场景在我眼前不断变换，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带着那个时代的风，在我身边悄然走过，仿佛一伸手，我便能抓住他们的衣角，我不敢妄自走动，怕撞到来往络绎的先人，怕踩疼了这潜伏着几十个世纪的宁静。

走在古老的路上，看着古老的壁，摸着古老的门窗，还有微风中轻扬起的旗，在矮小的屋角下，兀自的飘着，昏黄的灯光从门缝中映出，铺在这路上，深呼吸，闻到醇厚的酒香，这个细雨中江南的夜，我一不小心，闯到了几千年前的这座城，我小心的迈每一步，我想一直就这样走，走到弄堂深处，去到历史深处。

次日，阴雨了十几天的天空竟然放晴，久违的阳光，我们谢过老天的美意，来到了城西南的兰亭。

站在入口处的我料不到里面会有这么大的一番洞天，曲径通幽，处处皆景。虽然没有竞放的百花，却也不见一丝的颓败，绿的树，青的竹，嫩的草，仿佛冬天不曾来过这里，如进入小溪尽头的桃花源，我贪婪的呼吸着泥土味的气息，陶醉在告别已久的葱翠里。

小路羊肠，再往前，我已不敢单纯恋在美景里，一片茂密的竹林前一颗苍天的古树，古老的树下一座精致的亭，小小的亭里一座傲然的碑，上书：鵞池。我才猛悟，王羲之是爱鹅的。书中说他每天在鹅池边观察鹅的一举一动，我掉过头，几只白鹅闲适的浮在水面，柔柔的曲线、美丽的颈脖，宽厚的脚掌缓缓拨着身下的水。我不由走近，就是这些安静的尤物，给了王羲之创作的启示灵感，助他开创出前无古人的行书，终成一代书圣。

被一种访古的使命所指引，我小心往前，不敢出一点嘈杂。默念着：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猛然抬头，蘭亭，又是一座上了年岁的碑，有部分损坏，我小心摸着它的伤痕，循着他的字迹，顺着花纹，还有灰尘，这灰尘，许是不会变的吧，千年之前的他们，或许同样也抓过此刻我手中的这把灰尘，我相信。

不远处，轻轻浅浅的小溪，从山上蜿蜒至此，曲水流觞，浪漫的文人总爱做雅致的事。撇开身边的游人，略去耳边的喧嚣，我仿佛能看到，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一群豪迈的文人，纵情山水，游心翰墨，浓厚的酒味中诗篇荟萃，酒至酣处，袒胸露乳，醉笔龙飞凤舞，好一派风流。暂停思绪，深呼吸，感受着相同的空气，千年前后，弹指一挥，东晋的兰亭现代的曲水，此时彼时，光阴飞逝，彼时的文人此时的游人。

心里腾地沉重起来，都说历史是一部太厚的书，我才进入这一角，就已经被它感动到不行。时间真的太奇妙，同样的地，同样的景，却是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倘若人类的速度真的能达到光速，是否我们真的能回到过去，和这些不羁的文人，在这曲水之上，饮酒流觞？

绍兴的景太多，随处的院落即能流传千古，绍兴的佳话太长，简单的一段就已传唱至今。

这是一个太多故事的古城，我踏着夜色而来，烟雨濛濛的古镇，我沐着阳光离去，水墨诗画的江南。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我轻轻的脚步是场美丽的邂逅，我不是过客，是归人……

拱岩颜

关山苍苍，云水泱泱，当文明的曙光初露于神州大地，当华夏的先民开始耕织繁衍，玎珰的乐声便伴着燃起的炊烟从四面响起，袅袅萦绕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中华传统音乐上承《九歌》、《舜韶》，源远流长，飘荡于阡陌田野，回旋于殿堂华屋，几千年连绵不绝。宫商角徵传达着中国人中正平和的心性，丝竹管弦演绎了华夏诉之不尽的风雅。

在琳琅的古典乐器中，最具文化内涵与文人气息的，大概要首推古琴与古筝了。这二者的区别，常常被人问起。简而言之，古琴有七弦十三徽，古称“七弦琴”，调节琴徽可使每根弦发出不同的音高。古筝外形较古琴略大，21弦，有筝码调音，一弦对应一码。而最大的差别在于它们的音色与意境。

古琴与古筝，一个冷峭，一个温润。琴声萧飒、淡泊，清旷如禅寺钟声，悠远如山间云岫，自在如空谷幽兰；筝声清脆、亮丽，精雅如曲院风荷，温婉如红袖添香，明艳如林花着雨。琴，状写伟岸的节操；筝，描摹旖旎的风致。琴有竹林深处、烟绿指凉的意境；筝有乱红如雨、醉卧芍圃的神态。听琴使人超然物外，顿觉“竹杖芒鞋轻胜马”；听筝惹人心事荡漾，叹息“无边丝雨细如愁”。琴声宜回荡于空山幽谷，山光悦鸟性、谭影空人心；筝声宜播洒于画栋雕梁，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琴有遗世独立的气度，泼墨山水画是它的寄托；筝有娴雅安恬的心境，簪花仕女图是它的写照。如果说，幽幽琴音是隐士的情怀，那么，泠泠筝声则有美人的气质。

琴声幽冷，故曲高和寡，知己寥寥；筝声华美，故顽艳均感，雅俗共赏。凝神细听，琴声起处，听者似立于断鸿声里，与松涛、清泉相伴；筝声转起，闻者似恰逢庭中宴飨、花满西楼之时。故琴声出尘，筝声入世。琴是自抒心性，只能弹者独赏，闻之物我相忘；筝则是奏予他人，可与众人分享，聆之物我交融。钟子期身故，俞伯牙摔琴以谢知音，是以高山流水，顿成绝响。岳飞《小重山》有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所谓知己难觅，英雄落寞。王维一曲《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亦是自歌自赏，心境寂寥。而筝的音色则赋予它别样的性灵，它飞扬的符音响彻一代代的舞榭、歌台、茶楼、画舫，融进秦淮的波影，走入江南的烟雨，在那些缠绵悱恻的传说背后，隐隐仍可听见筝声的流淌。

琴与筝，各有千秋，深受国人青睐。“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潺潺的音符穿越时光的厚重尘埃，从乐师的指尖，流泻到诗人的笔端，滋养了这个东方民族的心灵。琴与筝，也共同谱写着中华民族的心曲，千载悠悠。

或许是性别与性格的缘故，二者之中，我更倾心于古筝。一花一世界，那么一个风行千载的物件所承载的，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记得一本书中说，江南是中国人的心灵故乡，以我之见倒也不尽然。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铁马冰河、冷月边关同样也是中国人灵魂栖居的所在。君不见斑驳的史书中，一代代热血男儿跃马扬鞭的身影，至今生动。君不见光照千古的诗册里，汗牛充栋的边塞诗映照着一个个伟大朝代开疆拓土的气度，依旧磅礴。塞外与江南，各是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半边天。从这个角度来讲，兼具刚与柔两种特质的古筝则是最贴近中国人心性与品格的乐器。它音域宽广、表现力强，可作小桥流水，亦可奏金戈铁马；能描绘呢喃心语，亦能呈现腾腾杀气；能刻画烛影摇红，亦能表现松苍柏翠……多少纯美的意境，都在冰弦玉柱之间铺陈而成。晋人傅玄称赞古筝为“仁智之器”，在现代更有“东方钢琴”和“国琴”的美誉。它居庙堂则奏宫廷雅乐，祭告天地；处书斋可陈迤逦心曲，陶情冶性。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古筝亦如是。它以珠玉垒成的旋律，娓娓道来那些古老的情怀，为中国人营造了一个可以寄托精神的世界。

初中的时候，我就对古筝有了莫名的钟情。爱它悦耳的声音、仪态万方的形制、古雅的案头雕花、状如雁阵的筝码、一弦一柱整齐的排列，尤其是弹筝人低眉颔首的端庄姿态，脉脉之中自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含蓄美。每当听到古筝曲，都不免要心旌摇曳，久久不能平复。弹筝人轻挑慢捻、叙叙而弹，曲调未成，室内早有翩然的灵气悄悄弥散，古典文化的芬芳暗香浮动。听那大珠小珠在指尖飞溅，音符如水波般一圈圈荡漾开来，袅袅余音直抵灵魂深处，引发持久的震撼。在一片音乐的氤氲中，整个身心仿佛被强大的磁场牢牢牵引住，现实的世界慢慢变成朦胧一片，眼前展开的是行云流水的中国画，人仿佛漫步在唯美的唐宋诗篇里，思接千载，不知今夕何夕……

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喜爱愈演愈烈，开始由聆听转变为对亲手弹奏的渴望。终于在20岁那一年，聚齐天时地利，迈出了学古筝的第一步。也曾质疑自己在如此“高龄”才启蒙是不是为时晚矣，几经踌躇，终于下定决心：与漫长的几十年生命相比，20岁只是个开端，今朝付出一点辛劳，在余生中便可享受弹奏带来的快感了，何乐而不为？为真正喜爱的事物而努力，永远都不晚。否则，我是会悔恨半个世纪的。

怎奈好事多磨，学古筝刚刚起步，旋即又因考研而中断。大学毕业之际，毅然决定无论多么艰难，都要把古筝搬上火车带回家。因为筝若在手边，梦就不会飘远。不久我又奔赴另一个城市读书，古筝则放在千里之外的家中，只得在假期见缝插针地挤时间练一练。这样零零散散地学习，进展总是不大。每当打开电脑里尘封的古筝专辑，想到自己那个日渐疏落的古筝梦，总不免焦急和伤感。所幸者，随着传统文化日渐升温，古筝艺术已遍地开花，在珞珈山下，访得良师，不日之后，我将和古筝再续前缘。

我的心中，一直住着一位临水弹筝的女子。而我现在的居处，恰好就在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边上。出门前行半分钟，面前就呈现出如画的水岸风堤，湖面如大海般辽阔。此番情景时时提示着我，莫失莫忘，心中的弦歌……我期冀着有一天，能够将筝艺修炼纯熟，走入心中的诗境：

凉风习习的夜晚，芙蓉花边、湖心亭里，坐在明月与水光交映的清辉之中，手抚丝弦，弹筝到天明……

独秀书生

初稿，禁转

1.综述

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四库全书》著录（誊录入库）书籍3461种[1]，79309卷；存目（仅抄存卷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2]据新中国成立后对文津阁本的统计，《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3]但是，大量不符合满清王朝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的历代典籍被摒弃在外，仅仅列为存目者即达6793种、93551卷，又历经300年来的天灾人祸，存目之书亡失严重，其中三成以上为孤本或稀见本。

《四库全书》的编纂主要为进呈书籍校阅、内府书籍的办理、《永乐大典》的辑佚三大部分，其中进呈书籍校阅为重点。满清政府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三次诏令征书。[4]历史学家黄云眉说，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宝”，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档案，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书籍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因惧祸而被私自毁弃者尚未计于内。

在满清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下，对于缴送的书籍，凡“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人伪妄诗文”[5]，“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当时的大学士英廉说：“将各省解送之明代以后各书逐一覆加检阅，详细磨勘，务将诞妄字句删毁净尽，不致稍有遗漏。”[6]《四库馆办违碍书籍条款》第八款规定：“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纪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词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谬者，仍行签出拟销。”[7]但若为“指言明季秕政”、“弹劾权奸”的奏稿、书籍，即使有“乖触字句”，亦“实不足罪”，“愉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如此既借明代官臣之口宣扬明朝弊政，“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与本朝之所以兴”[8]，又将明臣对满洲的反抗全然抹去，以消弭民族思想和民族斗争痕迹。编修者在作为《四库全书》目录和总纲的《四库全书总目》中毫不隐讳地宣称：“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9]

周思源教授说，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满清统治不满、对明代有所怀念或是保留清军人关后屠城杀虐的历史原貌的书籍被禁被毁，而且连抵触程朱理学的书籍也不得幸免。

为了彻底干净地消灭这些书籍，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复杂的查办机构，中央分为三个部门处理：红本处，审查内阁固有书籍；办理四库全书处，查办各省采进遗书；军机处，负责审核各省督抚进呈的违碍书籍。各地则由省、府、州、县衙门内所设的收书局负责审核本地藏书和出版的书籍，凡违碍书籍均转呈布政使布政使，交由督抚酌定。初步确定应屑违碍，即开列书单进呈中央，书籍同时送达。总纂官纪昀等人协同纂修官承办此事，将违碍之处用黄签逐条标明，贴于书眉，乾隆帝本人亲阅之后，在武英殿前烧毁，并将奏准销毁的书单照知各省，有私藏者一律治罪。[10]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被毁书籍达538种，13862部；江西巡抚海成在一年中就搜缴焚书8000 多部。“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西夏，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伴随查禁书籍的同时，是残酷无情的文字狱：“在查获确有反清内容的著作及其作者的同时，其它不少禁毁案件不免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小题大做，宁滥勿纵，频频制造多起惨无人道的文字狱，……杀害士人和其他无辜者以及惩办亲属难以计数。”[11]

满清借修《四库全书》禁毁、篡改书籍，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文献、典集方面的损失：这是一场中华文化前所未有的浩劫，销毁、压制了基本民族精、气、神，断裂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其思想钳制活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更是无法估量。满清统治者所奉行的文化专治主义，使学术自由受到极端限制，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从而使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和生机。学者为了躲避禁书和文字狱的危险，只是埋头于繁琐的考据，不去关心与政治、经济、科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内容，导致思想僵化和科技倒退。它是清代后期最落后、最腐败的历史状况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禁书行为延缓了社会进步，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12]

2.禁毁书籍档案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满清对有违碍内容的图书的处理手段主要有销毁和抽毁两种。销毁之书指抵触满清的著作，销毁方法有三：进到之书，奏缴销毁；流传之书，开单令各督抚查缴解京销毁，书板亦同；石刻榻本，一律缴出销毁，竖碑摩崖，完全磨毁。抽毁之书指有“谬于是非之处”或违碍满清之处的书，抽毁方法亦有三：

将应抽各条分别撤出并销毁，并详悉开单明令各督抚将应毁篇页，严行查抽封固，一体解京销毁；如有原板者，将板内查明，一并铲毁；进到之书，如有缺卷，令再将全本查送办理。摧毁之后，即成残书。除此之处还有改版即删改书板上的原有内容、填匣即《四库全书》成书后又发现其中有违碍内容则将书抽去后用衬纸填充书匣。[13]

例如，著名的明遗民黄宗羲所编《明文海》原称《明文案》，为作者历时8年发掘“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的“情至之语”，“原书六百卷，今余姚尚有传钞本。”[14]而《四库全书》只收录《明文海》482卷，删去其中晚明史料118卷。

明人著作《八编类纂》因“其边类中有干碍，所载辽、金二代体例，大为狂谬”而遭全毁；《松筹堂集》因内有“犬戎”、“夷狄”等字眼，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被禁毁；清代金堡《岭海焚余》一书，因称清政府“腥膻盘据”，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遭禁毁；《昭代芳摹》一书因内有“夷狄之患”等字样，于乾隆四十四年被禁毁。[15]

根据《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毁总目、违碍书目）》[16]一书中的记载，单选现今仅知书名“明”字头，曾被满清抽毁或全毁的书籍有（不完全）：

全毁、抽毁书目——

《明季遗闻》、《明志稿》、《明德先生文集》、《明通纪（明宝纪）》、《明通纪直解》、《明从信录》、《明法传录》、《明通纪纂》、《明注略》、《明世法录》、《明职方地图》、《明季遂志录》、《明奏议》、《明表选》、《明史窃》、《明经世实用篇》、《明文案》、《明堂诗草》、《明纪略鼎脔》、《明纪本末国书》、《明馆课宏词》、《明文百家粹》、《明末纪事》、《明策隽永》、《明代野史》、《明通纪辑录》、《明纪会纂》、《明纪重辑》、《明纲目》、《明人后场论表》、《明政统宗》、《明通纪捷要》、《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续编》……

禁书总目——

《明文衡》、《明诗别裁集》、《明人物考》、《明名臣言行录》、《明名臣经济录》、《明经济文辑》、《明分省人物考》、《明季文杂抄》、《明史纪略》、《明女直志》、《明纪本末》、《明将略》、《明馆课录》、《明季南略》、《明史略》、《明诏制》、《明文得珠》、《明文大家二编》、《明文英华》、《明相业军功考》、《明诗家》、《明文霱》、《明诗选（华淑选）》、《明文发》、《明诗综》……

违碍书目——

《明季甲乙事略》、《明通纪纂（与抽毁书目重）》、《明季文杂抄（与禁书总目重）》、《明纪编年》、《明季遂志录（与抽毁书目重）》、《明人物考（与禁书总目重）》、《明名臣言行录（与禁书总目重）》、《明纪会纂（与抽毁书目重）》、《明纪全载》、《明代野史（与抽毁书目重）》、《明纪重辑（与抽毁书目重）》、《明季遗闻》、《明史全载辑略》、《明纪纲鉴补》、《明通纪会纂》、《明鉴易知录》、《明纪编年会纂》、《明史类编》、《明通鉴编年》、《明文衡（与禁书总目重）》、《明人诗抄》、《明史纪略（与禁书总目重）》、《明女直志（与禁书总目重）》、《明表选（与抽毁书目重）》、《明纪纲目》、《明政统宗（与抽毁书目重）》、《明纪本末国书（与抽毁书目重）》、《明朝小史》、《明诗平论》、《明馆课续集》、《明纪鉴略》、《明诗归》、《明八科馆课录》……

根据《四库禁毁书丛刊》、《清代禁书总述》等资料著作的研究记述，还有如下“明”字头书籍被满清禁毁（或曾被禁毁）（不完全）：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道杂志》、《明馆课标奇》、《明光宗实录》、《明纪编遗》、《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家训》、《明鉴会纂》、《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补遗》、《明末诏书》、《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实纪》、《明实录》、《明史记事本末》、《明史列传》、《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献帝宝训》、《明续记》、《明宣宗宝训》、《明一统志》、《（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皇）明制书》、《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

全部计150余部。“皇明”字头类书籍全部销毁，“甲申”字头类书籍全部禁毁，其它与明朝相关的众多书籍被禁毁。

吕留良曾被禁毁著作（包括他人所著）（不完全）：

《易经详解》、《晚村古文》、《晚村时文》、《晚村续集》、《四书语类抄》、《论文汇钞》、《评语正编》、《实诰堂遗稿》、《天盖楼各种文选》、《吕留良评陈子龙稿藏书》、《吕留良评天崇文读本》、《吕留良评归震川集》、《吕留良评艾千子稿》、《吕留良评钱吉士稿》、《吕留良选罗文丐帮稿》、《吕留良选杨维节稿》、《吕留良选唐荆川稿》、《吕留良选章大力稿》、《吕留良尺牍》、《天盖楼四书语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吕晚村天盖楼偶评》、《晚村天盖楼》、《吕子评语正编》、《四书朱子异同条辨四十卷》、《晚村文集》、《晚材续集》、《吕晚材家训》、《吕留良诗经汇纂详解》、《吕留良批评医贯》、《吕留良四书文》、《吕留良评选明文黄淳耀稿》……[17]

科技书籍方面。与明修《永乐大典》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庾词逸事”[18]不同，清修《四库全书》对有关记载科学技术以及生产技艺方面的图书，《四库全书总目》编修者也表现出一种轻视的态度：“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19]尽管乾隆也曾谕示对那些“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而“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四库全书》收录的科技文献所占比例还是非常小，很多已采进的重要科技文献仅仅存目而未著录，甚至连底本也散失了，例如《算法统宗》、《甘石星经》、《饮膳正要》、《耒耜经》、《豳风广义》、《安骥集》、《洗冤录》、《南船纪》、《糖霜谱》、《酒谱》、《梓人遗制》等，都是相应领域的重要著作，但《四库》皆存目而未著录。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是关于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全部生产领域，但可能因为作者宋应星有反清思想，其兄又殉明自尽，所以被排斥在《四库》之外。尤其是对自晚明以来传教士带来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书籍，《四库全书》则更是极少收录。[20]

编《四库全书》时全国进书12000种，其中江苏4800种，浙江4600种，两省占总数的77%，致使吴地主要私人藏书家从此一蹶不振；除了对政治、民族书籍或禁止或篡改，天文亦在禁之列，全国收缴烧毁禁书6000种共15万部，其中江苏6万部，又是全国第一，而且因书禁极严，民间有天文之类书籍“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三）。著名的《天工开物》、《园冶》等书籍是失传之后在近代再从日本引回的，孙云球的《镜史》等就此失踪。知识分子转向校勘、注释古籍，形成所谓乾嘉学派。[21]

再以前文介绍过的明末清初桐城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方以智为例。方以智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医药、文学、音韵、书画等均有很高造诣，著述宏富。但他的《方子流寓草》九卷本（崇祯戊寅年刊）、科学著作《物理小识》十二卷本（甲辰年刊），以及《浮山文集前编》十卷、《浮山文集后编》二卷、《别集》二卷、《一贯问答》一卷（康熙年刊）、其代表作《通雅》五十二卷（康熙丙午浮山此藏轩刊）、传抄本《滕寓信笔》、《博依集》等，方以智父方孔炤的《金边略记》十二卷附《大明神势图》（崇祯年刊）和《环中堂集》（约崇祯年刊），方以智子方中履的《古今释疑》十八卷（康熙二十年汗青阁刊），另一子方中发的《白鹿山房集》十五卷（康熙壬申刊）和《白鹿山房文集》，还有方以智叔父方文的《嵞山集》十二卷、续集《四游草》四卷、《再续集》五卷（康熙已酉古怀堂刊）等都被禁。这些都是今天能知其名的书籍。[22]

几年间，在各省采进本中，在词意“悖逆”的书籍早已陆续查出，分次奏缴销毁。但因卷帙浩繁，乾隆怀疑现存书籍仍有应毁书籍，谕令再行清查一遍。他派了纂修翰林十三人，把准备发还各藏书之家的明代以后各书逐一检阅，详细磨勘，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到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才全部查完，又查出应行销毁的书一百四十四部，应酌量抽毁的书一百八十一部，共三百二十五部二千一百二十三本。查出的这些书尽行焚毁，同时开单行文各省督抚一体查缴。其余查无干碍的书九千多部，准备发还藏书之家。乾隆还不放心，谕令“再行查看”。英廉又交给原经办的纂修官再详核一遍，但这次也只是虚应故事而已。[23]

在乾隆的禁书目录中，戏曲、小说占了很大比例，因为乾隆认为“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小说、戏曲有益心”作用。也禁毁了很多科技著作，例如明代出版家程百二于万历间辑刻的《方舆胜略》十八卷附《外夷》一卷，就被抽禁。此书为地理学著作，王重民先生推崇道：“在明季通俗地学中开《舆图备考》、《舆地摘要》之先声”，“较它书可贵”。由于鼔励检举揭发，挟私仇诬告之事也屡有发生，因此新的文字狱又不断形成：《四库全书》仅开馆10年内就发生了48 起文字狱。

除了禁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全被销毁。除此之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的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如明实录的遭遇：

乾隆年间，明史修成。由于实行文字狱，《明实录》则变成了禁书，民间的传抄本多收缴焚毁，而史馆的正副大小本，以书册宽大，需挪出以置其他档册。同时因钦定明史己成，而实录又残缺，遂从满人大学士三宝之请，于乾隆四十八年（1683）三月，将库存明实录及皇帝宝训，共4757本，移出史馆，一并焚毁。[24]

据载，整个乾隆时期共焚各种“禁书”达71 万卷之多，主要集中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包括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书籍，连明人选编或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杜曲集》《杜陵七歌》[25]等。总共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地方官员把搜缴到的各种藏书送到京城，还要经过四库馆的检查，而乾隆在看过四库馆上报的禁书名单后，又发下去到全国各地，勒令各地官员注意，务使名单上的禁书搜查净尽，不致遗漏一本。同时又催逼继续搜查藏书，并且鼔励检举揭发谁私藏禁书。于是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搜书、禁书以及焚书运动。

以上所列只是满清禁毁书籍的冰山一角，由此可管窥满清禁书之甚。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乾隆如此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1/3。其中共禁毁了多少书，目前没有精确的统计。文献学家陈乃乾先生根据各地奏缴的销毁书目并集成索引式的禁书总录，载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4种。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其它有关记录，则可统计出：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但王彬先生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收录3236种被满清统治者禁毁的书籍，我们今天多数只能看到这些书籍的书名。仅乾隆朝销毁的书籍就“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即等同——引者注）”。[26]《四库全书》收书不过3400多种，而焚毁的书竟也有3000多种，再考虑时人在恐怖氛围下，既害怕缴书贾祸，又不敢匿藏惹灾，因而私下烧书以求保全的，其中甚至包括大量纯科技类书籍。所以实际上被毁书籍绝不止3000多种——如此编书，是何居心，可想而知。故历史学家吴晗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3.删改书籍内容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史学界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编纂者对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行摒弃和抽毁，对于不得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且前后不一，自相矛盾。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分列了《四库全书》中因直接忌讳而对“夷狄”、“北虏”、“女直”等字句的改窜；因托辞道德而对“美人八咏”、道流青词的抽删；因以人废言，对钱谦益、屈大均等人著作及引用其言论的著作的毁删；因利己之道德而改关羽谥号，禁用古代帝王之名；为继续利用其书而改易其中某些字句等五类，所用材料大抵也是四库档案中的上谕与奏折。陈氏说，“当时改易之风，几于凡违皆改，无碍不易。馆臣为谨慎将事，免于得罪，亦采宁枉毋纵之手段。”[27]

鲁迅先生说：“（四库全书）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28]顾颉刚先生也曾谈到《四库》的改窜文字，如“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导后世人君之欲”改为“导后世之君臣耶”，等等。以下列举几个详细的例子：

《汉书•卷九十九（中）》有：“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四库全书》中引用“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两句的有：“经部•小学类•训诂之属•尔雅翼•卷二十六”、“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齐东野语卷•十七”、“子部•类书类•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一”、“子部•类书类•喻林•卷二十”、“子部•类书类•宋稗类钞•卷二十六”，以及“子部•类书类•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五十”六处。前四处与原文相同，而后两个则作了不同的篡改：

《宋稗类钞•卷二十六》中为“以新室之威，北系单于颈，无异口中蚤”；《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五十》中则是“以新室之威而吞无雷，无异口中蚤虱。”（“无雷”是西域一国，非匈奴。）但是《汉书》原文出现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前汉书•卷九十九（中）”、“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卷三十七”以及“史部•别史类•通志•卷一百三”三处，且未作改动！[29]

南朝梁代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在“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下原文本为：“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故孙绰云：诸夏有时无君，道不都丧，夷狄强者为师，理同禽兽也。释惠琳曰：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也。刺时季氏有君无礼也。”而《四库全书》中则大肆篡改为：“此章为下（潜）〔僭〕上者发也。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复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30]

最著名的例子是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在《四库全书》中被改成“壮志饥飱狼虎肉，笑谈渴饮匈奴血”[31]、“壮志饥餐仇恨肉，笑谈渴饮匈奴血”[32]、“壮志饥飱仇寇肉，笑谈渴饮匈奴血”[33]及“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等几个版本[34]。

南宋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35]在《四库全书》中被改作“洙泗上，弦歌地，亦纷争”[36]、“洙泗上，弦歌地亦荆榛”[37]、“洙泗上，弦歌地，亦榛荆”[38]。却又另有至少五处未有变动。[39]

南宋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40]在《四库全书》中则被改为：“于中应有，一个半个仗孤忠。万里干戈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天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41]以及：“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挽琱弓。万里烽烟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世运何湏问，赫日自当中。”[42]

南宋诗人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

鲁迅说：“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鲁迅举了《四部丛刊续编》的例子来说明“满清暗杀中国著作”，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对于被删内容，鲁迅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对此鲁迅评论道：“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43]

陈四益先生在其随笔集《草桥谈往》中也列举了这方面的例子：

傅增湘先生（著名藏书家——引者注）也对多种书籍作过古本与《四库》本的对勘，几乎每校一本，都要慨叹于《四库》本之改窜。对《三朝北盟会编》，他说，“文渊阁本以嫌忌之故，文字迥非旧观”；对谢肃《密庵集》，他发现文津阁本佚诗文一百四五十篇；对《双溪醉隐集》，他发觉当初四库馆抄存的此集副本“恒胜于武英之聚珍、文渊所著录，盖以其未经馆臣之更订，写官之传讹，去古未远，面目犹未全失。”在校罢《宋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一部书后，更是怒不可遏——这部庐陵王霆震编的《古文集成》分十集凡七十八卷，收录了自春秋以逮南宋的522篇文章，宋代文居十之八。傅先生以所得宋本与《四库》本逐卷详核，“乃知馆臣执笔窜易删落之处，殆更仆难终。凡篇中酋、虏、夷、狄、犬、羊等字显然刺目者，固在所屏除，即稍指斥之文，宋贤章奏，煌煌巨篇，亦逐段刊落自数十言及至数百言。如真西山《礼侍上殿札子》删‘冠裳禽犊’以下三百二十六字，胡诠《戊申论和札子》删‘犬戎之天下’一段、‘被发左衽’一段，一百八十三字。必使忠耿义愤之词铲灭之尽泯其迹，无复留遗”。在跋语中，傅增湘先生说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亦可谓肆极雄猜之极轨矣！”他认为乾隆这样“居九重之尊，躬参与删订之役”，是“欲使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44]

张元济先生用旧抄本宋晃说之《篙山文集》内《负薪对》一文，与四库本对比，发现其中改易严重之程度，令人惊讶。仅摘其中二三条说明之：如旧抄本内“金贼以我疆场之臣无状斥喉不明，遂家突河北，蛇结河东”，四库本内则是“金人扰我疆场之地，边城斥喉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旧抄本内“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泵亦有掉瓦恐怖之号，顾弗之惧哉”，而四库本内则被改为“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夕；旧抄本内“何哉？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秸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在四库本内则被整段删除。[45]

在满清覆灭后，近现代学者毫不客气地指摘《四库全书》的谬误。余嘉锡先生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写成了《四库提要辨证》490篇，指出《四库全书》甚多错误，条分缕析，切中关键：

《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唯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古人积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问抵牾尚自不保，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十余年间，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刊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复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辑佚书数百种，又于著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且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之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简，仓猝成篇。故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其出处，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而晃、陈书亦未曾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其自行考索，征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干顷堂书目》已惮于检阅矣。至于颜叔秉烛，不知出于毛传（见《蒙求集注》提要）；蚬称缢女，不知出于《尔雅》（见《异物汇苑》提要）；作《论衡》之王仲仁，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胡圹之《拾遗》，未觉全抄《困学纪闻》。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待何言。[46]

4.一些学者的批判

满清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残酷无比。章太炎对此曾有感而发：

满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减耶？

对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对中华书籍的大肆摧残及影印《四库全书》的现象，顾颉刚曾评论：

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突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允许。[47]

陈登原先生评论：

吾人若知《四库》修书时摧残典籍之状，则……益叹独夫民贼之所以戕贼文化者，盖无所不用其极。而所谓《四库全书》者，在辑集古书以外，且为艺林制一浩劫矣。其所禁者则散焉佚焉；其所取者，则残焉讹焉，“郅治修文”，其效可睹矣。[48]

任松如在其《四库全书答问》一书中，对此野蛮行径作了入木三分的概括：

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

章太炎先生论述满清禁毁华夏书籍的目的说：

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49]

鲁迅曾指出：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50]

影印《钦定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这回的《钦定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然而那原本就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51]

鲁迅评论道：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

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52]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53]

周作人指出：

清朝系异族，对于书中说到夷夏问题的地方非常注意，古代泛论的悉加删改，近时直说的则全体抹杀，禁书与文字狱是其结果，可以说是《四库全书》的一个大收获……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评述道：

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54]

陈四益先生说，《四库全书》的确是我国历史上编纂的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我国古籍之渊海，许多书现在是只能在《四库全书》里找到了。但这是我们被迫接受的一份无可奈何的遗产，是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的残余。满清文化专制主义做出怎样荒谬残酷的事情，《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这是应当让子孙后代牢牢记住的。

[1] 而据陈垣先生对文津阁本所作的统计，《四库全书》共收书3462种。

[2] 黄爱平. 《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 史苑，第九期

[3] 残缺的文化遗产《四库全书》之谜

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4-02/10/content_1307583.htm

[4] 黄爱平. 《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 史苑，第九期

[5] 郭向东. 《四库全书》编纂与中国古文献之劫难. 图书与情报，2004年第2期

[6] （清）姚觐元编. 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杭州抱经堂书局印行本）•销毁书目原奏.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页四○九

[7] 王彬主编. 清代禁书总述. 中国书店，1999，第262页

[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办理四库全书历次圣谕。引自：冯天瑜. 明清文化史散论.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366页。

[9]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引自：黄爱平. 《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 史苑，第九期

[10] 残缺的文化遗产《四库全书》之谜

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4-02/10/content_1307583.htm

[11]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缘起

[12] 肖卫津. 对清乾隆时期禁书行为的认知与思考.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6期

[13] 参考：（清）姚觐元编. 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杭州抱经堂书局印行本）•销毁书目原奏.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页四一○；冯天瑜. 明清文化史散论.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365页；肖卫津. 对清乾隆时期禁书行为的认知与思考.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6期。

[14] （清）邵懿辰.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转引。

[15] 王彬. 清代禁书总述. 中国书店，1999。参考：朱光东. 《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是“大骂异族”还是“歌颂满洲”.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9，第60～62页。

[16] （清）姚觐元编. 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杭州抱经堂书局印行本）.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7] 参考：（清）姚觐元编. 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杭州抱经堂书局印行本）.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禁燬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 四库禁燬书丛刊•索引. 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8] 《永乐大典》卷首《凡例》。

[19]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

[20] 参考：何绍庚. 《四库全书》中的科技文献.光明日报http://news.xinhuanet.com/st/2004-02/10/content_1307518.htm；黄爱平. 《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 史苑，第九期。

[21] 张橙华. 吴地科技简史. 吴文化史丛. 江苏人民出版社

[22] 参考：张敏慧. 清代安徽禁书散记. 江淮论坛，1991年第2期。

[23] 郭向东. 《四库全书》编纂与中国古文献之劫难. 图书与情报，2004年第2期

[24] 孙卫国. 胡适之与《明实录》.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2期

[25] 参考：四库禁毁书丛刊. 北京出版社，1998；王彬. 清代禁书总述. 中国书店，1999。

[26] 章太炎. 哀焚书

[27] 参考：陈四益. 草桥谈往•有所思•《四库》四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http://www.du8.com/novel/html/20070123/168/index.html

[28] 鲁迅. 病后杂谈之余

[29] 参考：吴其萦. 《四库全书》篡改原文。

[30] 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31] 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山水之屬•西湖遊覽志•卷九

[32] 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宋稗類鈔•卷十二

[33] 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詞選之屬•花草稡編•卷十七。另：岳飞原句“此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被改成“……朝金阙”。

[34]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岳武穆遺文•岳武穆遺文

[35] 出自：中华诗词-南宋-张孝祥，中华诗词2007（清风明月版）•中华古诗文（2007.02.15版）。

[36]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于湖集•卷三十一。另见于：集部，词曲类，词话之属，词苑丛谈，卷六。

[37] 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詞選之屬•花菴詞選•續集卷二

[38] 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詞選之屬•花草稡編•卷二十四

[39] 分别见于《四庫全書•集部•词曲类》：词选之属•御选历代诗余•卷九十九；词选之属•词综•卷十三；词话之属•渚山堂词话•卷一；词话之属•词苑丛谈•卷六；词谱词韵之属•词律•卷二十等处。

[40] 出自：中华诗词-南宋-陈亮. 中华诗词2007（清风明月版）•中华古诗文（2007.02.15版）

[41] 四庫全書•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龙川集•卷十七

[42] 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詞集之屬•龍川詞•龍川詞

[43] 鲁迅. 病后杂谈之余

[44] 出处：陈四益. 草桥谈往•有所思•《四库》四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http://www.du8.com/novel/html/20070123/168/index.html

[45] 郭伯恭. 四库全书纂修考. 第46～47页。引自：王作华. 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纂修.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6]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序录. 中华书局，1980

[47] 鲍思陶. 无愧于前修和来哲——《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印行记. 中国文化报，1997.4.15

[48] 引自：陈四益. 草桥谈往•有所思•《四库》四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http://www.du8.com/novel/html/20070123/168/index.html

[49] 章太炎. 哀焚书。引自：水滨少炎，万壑听松，溟之幽思，吴楚隐侠，曲达.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50] 鲁迅.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51] 鲁迅. 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

[52] 鲁迅. 病后杂谈之余

[53] 鲁迅.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54] 原载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引自：水滨少炎，万壑听松，溟之幽思，吴楚隐侠，曲达.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汉民族服饰消亡简史。

独秀书生

由于未对理学家们的言论作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加上后代统治者们对理学的改造（主要是满清的歪曲和篡改），历来的批评者们脱离了理学家们言论的语境，这些批评要么断章取义，要么违背事实。下面通过对史实的再考察、相关哲学思想的再认识，驳斥人们对程朱理学的误解。

1.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误解

首先看宋代大儒、理学家程颐对待现实中妇女再嫁问题的态度。

《河南程氏遗书》中记载：“或曰：古语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绝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1]程颐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也并未要求广大普通妇女必需守节。

所以程颐的甥女曾经再醮，其侄媳也曾改嫁。程颐在《先公大中家传》中记载其父“取甥女以归，嫁之”，并盛赞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2]。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3]，并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由此可见程颐对妇女再嫁的同情。

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男女双方的理想要求。这里“失节”的“节”并非特指贞操，而多指精神气节。

在涉及男女婚姻家庭方面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适用范围也包括男性。程颐曾劝士大夫男子不当再娶：

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尔。如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4]

男女之配，终身不变者也，故无再配之礼。大夫而下，内无主则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礼。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已可以摄治，无再娶之礼。[5]

程颐不仅认为女性不应再嫁，也强调男性不许再娶，男女忠诚是双方的，义务是对等的，这是符合现代婚姻观念的进步思想。但程颐的这一论述历来被人忽视。

再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对妇女改嫁有态度。

首先，朱熹同样不赞成男子再娶：“古人无再娶之礼。”[6]南宋笔记小说集《夷坚志》中非难女子再嫁与谴责男子再嫁的篇章数量分别为13篇和26篇，谴责男子再娶的例子是非难女子再嫁的两倍。[7]可见将宋代理学家们关于婚姻的主张概括为只许男子再娶、不准女子再嫁，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朱熹在其好友郑鉴亡后写信给郑妻兄陈师中，希望陈师中劝其父前宰相陈俊卿鼓励郑妻不再嫁以“养老抚孤”——赡养好郑鉴的父母和抚养郑氏遗孤成人。而这并非为了限制妇女自由，而是出于对朋友逝后亲老子弱的担忧。朱熹甚至亲书陈俊卿，希望扭转世俗普遍不顾亲老孤弱的习俗。此一劝说没有成功，郑妻在其父主持下改嫁名士。

而后代学者借此批评朱熹限制妇女自由，实在是没有综合考察相关情形而致片面理解之缘故。实际上，朱熹也赞扬女人新寡再嫁，他在与吕祖谦共同编写的《近思录》中果断引用程颐父亲取甥归嫁一段入“家道”章，说明了他对孀妇再嫁的同情与理解：

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钱，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8]

针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说：“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9]意思是，以前程颐曾谈到此事，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不切实际事理，但从知书达理的人来看，一定知道这样的思想行为是很难改变的。朱熹还说：“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则为之制礼以处其子，而母不得与其祭焉，其贬之亦明矣。”[10]再次表明了朱熹对妇女改嫁的同情。

宋代人对妇女改嫁态度并不太严厉。

（宋代）寡妇再嫁具有普遍性，再嫁之女包括上至宗室，下至普通老百姓，并且得到士大夫阶层乃至最高统治者的许可与赞同。宋英宗治平年间诏“令宗室之女再嫁者，祖父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以上，即许为婚姻。”神宗元丰元年“诏宗室祖免以上女，与夫离再嫁者其后夫己者，转一官。”范纯佑死后，其父范仲淹将其妻改嫁门生王陶。王安石因其子嫌妻，怕儿媳受屈，遂帮助选婿另嫁。二程的亲属中亦不乏改嫁之人。即便是宋英宗的女儿亦曾再嫁。所有这些说明妇女再嫁对于嫁娶双方来说都属正常的社会现象，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未见时人有指责者。[11]

下面通过张邦炜先生的《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12]一文来了解宋代妇女改嫁令人“叹为观止”的情况。

张邦炜说：“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他先以洪迈所撰《夷坚志》一书为例。“书中所载妇女改嫁的事比比皆是，叹为观止。”对此列表，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单单一部《夷坚志》中所载宋代妇女改嫁的事竟达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这虽属管中窥豹，但由此亦可想见其时社会风尚之一斑。”“（二）改嫁时间可考者凡四十一例，其中属于北宋的仅四例而已，属于南宋的多达三十七例。”

张邦炜列举宋代关于婚姻的法律条文，说“宋代法律所禁止的只是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以及嫁娶有夫之妇”，而对“夫亡改适”、“寡妇再嫁”都持同情、允许的态度，唯一的一条禁令则只是针对宗室之女，且仅施行于北宋前期，英宗时则予以废止、撤销，神宗则重申允许宗室之女再嫁。

这些都表明：“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越放越宽。”

仁宗时，参政知事吴育的弟媳“有六子而寡”，没有再嫁。御史唐询竟抓住此事向皇帝告吴育“弟妇久寡不使更嫁”，“后询终以故事罢御史，……徙江西转运使。”[13]

南宋末，李孝德控告其寡嫂阿区“以一妇而三易其夫”。而审理此案“临事善断、不畏强御”的“能臣”胡颖则替阿区辩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自择”；并严正斥责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专好论诉。”最后宣布阿区无罪，判处李孝德“杖一百”（《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婚嫁·嫂嫁小叔入状》）。

不仅国法，家法、族规同样允许适当的妇女改嫁。例如由范仲淹订立、一直推行到南宋时期的《义庄规矩》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范文正公集》附录）女子再嫁的待遇甚至优于男子再娶。

更有甚者：宋朝皇帝的妃子当中居然有改嫁者，如光宗张贵妃“后出嫁于民间”（《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

此外，当时还流行着以名人妾媵改嫁、遣腹而生为荣的风气。

在宋代，不仅“江南有嫁其祖母”（《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役法上》）的奇闻，而且其它地区子孙“辄诱母或祖母改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一元祐八年二月己酉条）的事也时或发生。

在真宗时，向敏中、张齐贤两大宰相“争取一妻”（《河南程氏外书》卷十《大全集拾遗》），闹得不可开交，……其实，他们所激烈争夺的，不过是位寡妇——薛惟吉的遗孀柴氏。“位极人臣”的向敏中“求婚于柴”，柴氏居然加以拒绝，“不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丁亥条、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丁丑条注并《宋史》卷二八二《向敏中传》）。

文中还举出影响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政局的仁宗曹后和影响真宗晚期、仁宗初期的真宗刘后都是再嫁妇女的史例。张邦炜在文中论述了宋代大量妇女改嫁的史实事例，因篇幅此不列举。

在宋代，再嫁乃至妓女都可被赞为贞烈之女。[14]士与妓相爱并结成夫妻的现象很普遍。“婚姻不求门阀”是宋人对婚姻的广泛态度。宋代婚姻正是“士庶婚姻寝成风俗”。[15]

宋代理学家们提出的婚姻观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婚姻自由乃至混乱的拨乱反正，是宋代婚姻自由、混乱的结果的反应。对此，清代学者徐继畬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夫礼制因时而变，风议因时而发，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即程颐——引者注）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16]

实际上，于婚姻观之外，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涉及天理人欲之辨并事关义理。儒家采取道德主义态度，把个人欲望纳入公共道德的范围，在利与义不可兼得时要求个人能去利取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哲学根源上与理学天理人欲（或道心人心）的心性论密切相关。这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针对士大夫而提出的道德规范，目的是勉励强调士大夫守节持道。[17]

我们可以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针对读书人和统治阶层提出的精神要求，是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可以说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8]、“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9]，与苏武牧羊、十九年不降，与景皓的“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20]，与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21]，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22]等强调气节的经典儒家精神一样，是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其刚强坚毅的浩然正气是华夏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23]

2.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误解

马继武先生说：

当今社会诸多对朱熹及宋明理学存有误解的人，往往一提“存天理，灭人欲”就过分敏感地将之理解为禁欲主义，一提“重义轻利”就望文生义地附会成迂阔无用的误国之论。显然，将克除私欲歪曲为禁遏一切欲望、把遵从道义原则说成是凡事不必言利，这本身就是对朱熹理学的片面理解，是完全不恰当的。[24]

近现代很多学者控诉宋明理学“以理杀人”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应作具体分析，但反理学派及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奉“存理去欲”为鄙弃宋明理学的口头禅的学术行为則是简单、粗暴的。

理学所谓“天理”和“人欲”，其实理解为：“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程颐说：“盖公义在，私欲必不能胜也”[25]，“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26]，所谓“灭人欲”是灭“肆欲”、灭“嗜欲”、灭“欲之甚”，即反对过分追求个人私利的欲望。程颐认为：

利者，众人所同欲也。专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仇怨。……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亦。……苟不偏已，合于公道，则人亦益之。[27]

正是因为认识到“人欲肆而天理灭矣”[28]，专门追求私利于人于已都没有益处，只有与众同利才能保障众人和自己的正当、必要的利益；“理者，天下之至公”，只有包括合理范畴的人欲之天理才是集体中每一个个体利益的代表，程颐这才提出存理去欲，要求人们摒弃不合理的私欲，反对“求自益以损于人”的自私。

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进一步阐述了对天理人欲的理解。当然，必需承认的是，朱熹在论述天理人欲的过程中，对相关概念定义和含义阐述不够严谨，容易造成误解。但这不能成为误解朱熹本意的理由。

朱熹说：“天理人欲无硬底界至，是两界分上工夫。这边工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工夫少，那边必侵过来。”[29]认为天理和人欲没有严格的界限。“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30]这表明了人心与人欲概念的不同。

朱熹学生说：“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朱熹答：“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也，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31]这表明朱熹认为人心是兼善恶的，而与纯粹的“私欲”不同。

朱熹说：“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32]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33]“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但为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以饮食言之，凡饥渴而欲得饮食以充其饱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义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34]朱熹说，正常的欲望（人心）不可去除，但若欲望沉溺、膨胀（由人心变为人欲）则会产生危害，而按义理的要求则可以明确区分正常的欲望和膨胀的私欲。

他还说：“到无欲，非圣人不能也。……此寡欲，则是合不当如此者，如私欲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35]朱熹明确表示反对彻底的、不切实际的“禁欲主义”。

显然，“存天理，灭人欲”中的“人欲”指的是“私欲”、“贪欲”、“邪欲”，通俗地理解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追寻维护社会道德的和谐与美好。不可因个人私欲膨胀而危害社会国家，这是理学精神的基本要求。

对此，与朱熹同时代的袁采说得明白：“饮食，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求之，则为饕为馋；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狎之，则为奸为淫；财物，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得之，则为盗为贼。人惟纵欲，则争端起而狱讼兴……”[36]饮食是人的自然欲望，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过分追求，就是贪吃；男女之事是人的本能欲求，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采用不合理的手段去满足需要，那就地导致奸淫；财物谁都想要，是不可缺少的，但靠违反道德、法律的手段取得财物，就成了盗贼。人如果只求放纵自己的欲望，那就会引起事端触犯法律。

马继武说：（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的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道心）克服违背道德原则的追求利欲的意识，以避免陷入‘利欲熏心’的境地。”[37]陈来认为：“‘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38]

王心竹先生说：“存天理，灭人欲”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而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象现代文学所理解的那样特指性欲，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家叫做禁欲主义者是完全不恰当的。[39]

从道德方面来说，二程的“灭私欲，明天理”是为达到“大公”、“至公”。他们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或先义后利的思想，认为可以因公废私即“灭私俗”，这是以或多或少地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较高水平的道德准则，表现了较高层次的道德要求。而朱熹的“义利之辨”，也是在继承儒家先贤思想的基础上有所修正和阐发，他认为“义者，天理之所宜”、“心之制”，强调“事无大小，皆有义利”、“重义轻利”。但朱熹的“义利之辨”主旨显然并非只讲义理而不言欲利，而是强调“利”要合“义”，不能见利忘义。朱熹说：“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40]实际上在现实中更多的现象是义利可以平衡，不会因义而去利，这是多数人可以接受并乐于做到的，是较低层次的要求。

我们可以看看章太炎的阐释。[41]因为程朱理学（经清统治者篡改已非原本的理学）曾是清代的官方哲学和主流意识形态，章太炎在前期从汉学及革命立场出发，为破除教条、反对专制，曾抨击理学，而后期章太炎却在近代反封建反理学的大趋势下，以非凡的学术勇气，一改清代汉学家拒斥理学的做法，对二程学说作了较为中肯的诠释。

例如，章太炎分析了“天理”“人欲”二词的历史内涵：“程氏所述天理，谓物则自然；其言人欲，则任私之异名。”此处“物则自然”指顺其自然，即不干涉外物发展规律。此处“人欲”并非指一切人生欲望，更不包括一切合理的人生欲望，而只限于“任私”。接着，他评价二程理欲说：“其实韪，其名非。”也就是说，二程主张人应当尊崇“物则自然”、去掉私利贪欲之心，这一道理是正确的；但用“人欲”表达私利贪欲，则言不达意，易生混乱。对现代人，则更易致望文生义。

被人们所误解的程朱理学的所谓“禁欲主义”，更多的是针对当时的统治阶层的。

再看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出处和目标对象——

“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且邪。”[42]这是朱熹对皇帝说的，要求统治者摒弃人欲（私欲）追求天理。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43]意思是遵循天理而无往不利，追求私欲则得不到利益反而危害会随之降临。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44]“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45]不被物欲诱导而利令智昏，则与天理浑然一致，正是自古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所以朱熹要求“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读书须要有志；志不立，便衰。而今只是分别人欲与天理，此长，彼必短；此短，彼必长。”[46]这些则都是对学者士人说的。

可见“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特别针对平民大众，而是针对上层统治阶级及学者士人提出的。[47]

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48]朱熹选编的《近思录》卷二中二程说的话：“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针对统治者的。朱熹說：“……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圣人与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圣人之情不溺于此，所以与常人异耳。”[49]意指虽圣贤之人也免不了有欲望，但圣贤并不沉溺于此。

陈来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和“存天理，去人欲”，最早是讲给皇帝听的。

他（朱熹）34岁的时候，孝宗继位之后召见了他。他就给孝宗讲了“格物致知”，说帝王之学，必须要先“格物致知”。第二年，他又去见皇帝时说，大学之道，即“格物致知”。皇上没有做到“即物穷理”，没有做到“即事观理”，所以就没有收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可见理学提出“格物致知”这些理论，不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首先是针对帝王之学的。朱熹要给皇上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孝宗皇帝是不喜欢别人批评的，所以他对朱熹的两次奏对都不是很高兴。又过了十几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因为全国大旱，皇帝就召集学者多提批评意见。朱熹又写信上谏了，讲“天理人欲”、“正心诚意”，说皇上不能“格物穷理”，所以只能亲近一些小人，没有国法纲纪，不能治国平天下。皇上听了很生气。到了朱熹晚年的时候，他又入都奏事，走到浙江时，就有人对他说，你喜欢讲“正心诚意”，但这是皇上最不爱听的，这次你就不要提了。朱熹很严肃地说，我平生所学，就是这四个字，怎么能够欺君呢？他见到皇帝的时候，还是批评了皇帝，说皇帝内心里面“天理有所未存”，“人欲有所未尽”。有人讲，宋明理学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来宣讲的。[50]

朱熹也说过，“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51]甚至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也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52]

朱熹的这些思想被后来明代思想家进一步发扬。

实际上“存理去欲”的思想并不是宋人最先提出的。

在由汉朝学者编成的《礼记·乐记》篇中就有这种思想：“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意思是如果人的私欲膨胀就会导致社会“大乱”，其精神本质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一致的。再往前，老子的“无欲”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53]

仅此粗略看来，似乎老子才是“禁欲主义”的始作俑者。

清代戴震认为程朱的“诚见夫诐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 [54]并指责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更无可救矣”。[55]后来的学者批评戴震的所谓理学“以理杀人”。

方东树《汉学商兑》指出理欲之辨是与民众好恶之欲不同的、针对“人主”和“学人”的道德要求，并严厉批评戴震：“程朱所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恒古未有之异端邪说。”钱穆引方东树此论认为，“方氏之论虽诋毁逾分”，但却得宋儒论“理”之义的一面。[56]

张君劢批评“戴氏只知字义工作，而不知学问之体系。”他评价戴震的“以理杀人”是“未能将政治之理、法律之理分开的缘故。不知理性之所以能至高无上，一方能克制情欲以求合于理，他方在学术上则以理性为主，其中有物理之理、数学之理、自然科学之理、道德之理、逻辑之理、哲学之理、形上学之理。”[57]

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背景，是正当南宋抗击金人的时候。当时，正待南宋收复失土，拯中原苦难百姓于水火之中的重要时刻，而南宋君臣燕安江左，骄奢淫逸，朱熹提出这句格言目的在于希望遏制南宋朝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强化恢复河山的意志。朱熹在个人从政生涯当中，比较坚决地反对严重的官僚主义，甚至因此而遭到权臣打击、迫害，郁郁而亡。其从政经历深刻地表明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真实、原本意义。

“存天理，灭人欲”的终极目标所体现出来的理学人生责任感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一脉相承的。

朱熹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58]所以，东方飞龙先生总结道，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与儒家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说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心，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荀子说的“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还有法家的管子说的“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及墨家的墨子说的“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等等的内涵是一致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中华文明思想精髓的经典总结。[59]

故而可以说，程朱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要求对社会影响大的官员、士人和学者提高个人修养，摒除个人私欲（相比普通民众，他们更容易也更应该做到），更多地为国家和社会谋利益，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我们所熟知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精神的重要体现。

[2]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二：伊川先生文八·朱公太中家传. 中华书局，1981，第650页

[3]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二：伊川先生文八·朱公太中家传. 中华书局，1981，第651页

[4]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下：伊川先生语八下. 中华书局，1981，第303页

[5]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隐公. 中华书局，1981，第1088页

[6]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7冊：朱子语类·卷第九十：礼七·祭.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056页

[7] 张邦炜. 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 载：邓广铭、徐规等主编. 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601页；另载：中国妇女史论集第三集. 台北：稻乡出版社，1993。

[8]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二：伊川先生文八·朱公太中家传. 中华书局，1981，第651页；（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3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近思录·卷六：家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30页

[9]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21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与陈师中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1173～1174页

[10]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23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二·答李敬子、余国秀.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025页

[11] 贾贵荣. 宋代妇女地位与二程贞节观的产生. 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12] 张邦炜. 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 载：邓广铭、徐规等主编. 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582～611页；另载：中国妇女史论集第三集. 台北：稻乡出版社，1993。

[13] 宋史·卷三百○三：列传第六十二·唐肃传附子唐询传

[14] 另参考：东方飞龙. 从宋代笔记对宋朝妇女三嫁的赞美看宋人妇女的贞节观与再嫁舆论。

[15] 东方飞龙. 从宋代感人爱情故事看宋代婚姻观念。

[16] 徐继畬. 忠孝至性与男女大欲同出一源。出自：任复兴. 徐继畬的宗教和道德宽容思想——兼及与王印川交游。

[17] 参考：朱杰人. 社会学视野中的程朱妇女观.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8]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二

[19] 孟子·告子章句上·十

[20] 北史·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一；北齐书·第四十一卷：列传第三十三

[21]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22] 文天祥. 过零丁洋；见：宋史·卷四百一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23] 参考：朱杰人. 社会学视野中的程朱妇女观.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4] 马继武. 论朱熹理学中的“理欲”与“义利”. 潍坊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5]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三：伊川先生语九. 中华书局，1981，第310页

[26]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四：伊川先生语十. 中华书局，1981，第312页

[27]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周易程氏传·卷第三：周易下经上·益. 中华书局，1981，第917～918页

[28]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二·圣贤篇. 中华书局，1981，第1242页

[29]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4冊：朱子语类·卷十三·力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89页

[30]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大禹谟.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664页

[31]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大禹谟.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663～2664页

[32]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4冊：朱子语类·卷十三·力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88页

[33]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4冊：朱子语类·卷十三·力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89页

[34]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庸一·章句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014页

[35]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7冊：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后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173页

[36] 东方飞龙. “理解”朱熹之——“存天理，灭人欲”

http://longyd.blog.hexun.com/2299603_d.html

[37] 马继武. 论朱熹理学中的“理欲”与“义利”. 潍坊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8] 陈来. 宋明理学（第二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43页

[39] 王心竹. 20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研究综述. 哲学动态，2002年第l期

[40]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5冊：朱子语类·卷五十一·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章.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1681页

[41] 参考：张昭军.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第29卷第6期

[42]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20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延和奏札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639页

[43] （宋）朱熹撰. 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 仿古字板《四书集注》. 世界书局，民国26年，总第193页，《孟子集注》第2页；（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6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47页

[44]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4冊：朱子语类·卷十三·力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88～389页

[45]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4冊：朱子语类·卷十三·力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89页

[46]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4冊：朱子语类·卷十三·力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90页

[47] 参考：东方飞龙. “理解”朱熹之——“存天理，灭人欲”

[48] 引自：杜车别.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49]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7冊：朱子语类·卷一百一·胡康侯.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400页

[50] 陈来. 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67/5941254.html

[51] （宋）朱熹撰. 孟子集注·万章章句上. 仿古字板《四书集注》. 世界书局，民国26年，总第323页，《孟子集注》第132页；（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6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74页

[52]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21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1583页

[53] 道德经·第三章

[54] （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 戴震全书（六）•孟子字义疏证•权. 黄山书社，1995，第215、216页

[55] （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 戴震全书（六）•戴东原先生文•与某书. 黄山书社，1995，第496页

[56] 路新生. 戴震的学术路径与评价——与钱穆、余英时先生商榷.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2期

[57] 张君劢. 义理学十讲纲要·附录·评梁任公先生《清代学术概论》中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宋明理学、戴东原哲学三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112、113页

[58] （宋）朱熹. 朱子全书·第14冊：朱子语类·卷十二·学六.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67页

[59] 东方飞龙. “理解”朱熹之——“存天理，灭人欲”

独秀书生（嘉林）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即使在明代，因丰臣秀吉野心膨胀而发动侵朝战争和明军作战时，日本对中华文明仍充满敬意。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章中说：

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1]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

一个叫做伊东龟年的人，就对到日本的清国船员们的髡头辫发和上衣下裳很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因此在记载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满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洲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拿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道，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满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日本人本田四明则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

“……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2]

“……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

……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3]

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来华之旅被Joshua A 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他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宇野哲人分别于1906年和1912年来华。但他看见在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却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也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4]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5]

晚清时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占领台湾，后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二战后又一直不承认其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践踏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鲁迅等人在日本的经历说明日本部分民众骨子里对中国人充满深刻的蔑视，并使“支那”一词变成对中国人的蔑称……

朝鲜类似，朝鲜接受明朝册封，万历年间中国出兵援朝抗倭，更使朝鲜人刻骨铭心，感激不已。直至明亡260多年、再次被日本占领，朝鲜一直在使用明崇祯年号。葛兆光说：

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1662～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6]

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7]然而在满清统治中国后，朝鲜对满清帝国的臣服则是“隐痛含冤，迫不得已”[8]，其鄙夷态度非常鲜明，在所谓“康乾盛世”时已格外强烈。

对于朝鲜的思明问题，现代中国第一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注意到，他在《皇明遗民传序》中论道：而朝鲜之思明，所有“大报坛”‘万东庙’皆见于传文中，则为吾国纪载所无，士夫之所未道及。今自《朝鲜实录》行世，乃知朝鲜之于明历久而不渝其忠爱，于清则始终以胡目之。排满之说，吾国中自遗民以后，歇绝者几二百年，清纲解纽，而后复作。朝鲜则当清全盛时，无日不望其速亡。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6页。
引自：孙卫国。

有明一代，朝鲜人始终称中华为“天朝”。可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朝鲜君臣在国内却以“清国”、“北国”称之，有时甚至用“胡皇”、“清虏”称呼清朝君臣，不少朝鲜官员以与清朝使节交往为耻。[9]

尽管如此，朝鲜人并不把清帝国当作“中华”的正统，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10]

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11]

朝鲜人觉得，他们穿着汉族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对满清帝国的汉族人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在他们面前，似乎很多汉族士人有一种自惭形秽，这使被迫朝贡的他们，在心理上很得到补偿。乾隆四十二年(1777)，一个朝鲜使者就记载说，“每与渠辈（中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朝鲜人觉得，清帝国的风俗已经不再是“华夏”，因为本来是儒家发明并很自以为正宗的礼仪，在中国的保存却反不如朝鲜纯粹，而正统儒家礼仪的破坏。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风气之后，从一开始就视满清为蛮夷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对清国的轻蔑之心。例如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说：“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12]

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人普遍存在着怀念明朝、排斥清朝的“遗民”情怀；这种“遗民”情怀带来的是对现实“中国”(即清王朝)的不认同，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14]

一个叫韩元震（1682～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虽然很客气地推测说，“天方以中国弃这夷狄，宜其儒者之不出也，抑或深山之中有不剃头儒者，得其正宗，著书以俟河清，而世莫得以传之耶”，但是，他显然已经不把中国当作学术的正宗所在了。他说“虽以夷狄之人，而能弃夷狄之行，慕中国之道，服中国之服，言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则是亦中国而已，人亦将以中国待之，岂可复问其初为夷狄也”，因此，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15]

依照朝鲜士人的观点，除非“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16]他（朝鲜士人闵鼎重）甚至觉得，为了拯救中华文明，朝鲜应当乘清人内乱，辽东空虚，以万兵直捣黄龙，这样便可以逆转天下。闵鼎重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多朝鲜士大夫心目中都有，他们都相信，清国的文化已经坏到无可救药，所以“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17]

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统治中国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或许土地还存在，名称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和文明核心已经从其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18]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朝鲜国王为平息不满满清政权的官员的情绪，说：“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一，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搆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19]表明了朝鲜对恢复中华的期待。但满清覆灭后，他们发现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还是满清屠刀淫威消失之后；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饱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

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韩国（朝鲜）人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他们曾如此尊敬的人，在中国人已经摆脱民族压迫后，还是被丑化得体无完肤。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畸形态度，对韩国（朝鲜）人来说，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发展传承了数千年并使中国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中国人打成封建糟粕，和中国落后和挨打的重要原因，一切都是西方的好，到处都存在着极端的西化。凡是西方没有的，中国不可能有。这种缺乏自信的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也使重视传统文化的日韩两国产生鄙夷。于是，韩国成功地将“端午祭”申请为历史文化遗产，将中医并改名为韩医，说孔子是韩国人，把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据为己有……等等，都不在话下了。

现今反韩似乎是很流行的风潮，网络上一些人对韩国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和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20]实际上，这种反韩风潮是极其浅薄的，只能显示出那些自以为中国人的无知和无耻。我们忽视了，今天的韩国女大学生仍在指责我们——“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这是不必多说的。他们也不知道，“礼失求诸野”，日韩对保护部分华夏文明成果，是有一定功劳的。

我们需要明白，中国如不能更好地正视历史，不能彻底批判蒙元、满清政权，不中止对屠夫、刽子手的歌功颂德和对民族英雄地位的弱化，不珍视、不保护和不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能恢复真正而完全的华夏文明继承者身份，不能使周边国家和民族心悦诚服，不能制止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蔑视和对华夏文明的篡夺。

以牺牲文明、忍受耻辱、丧失尊严换取领土，苟活重于道义，怪不得日本人不屑于承认侵略，是骨子里瞧不起现代中国人的愚昧，就如同人类不承认杀猪吃肉是罪恶一般，因为猪是昏弱的物种。中国既然可以认贼作父把蒙元和满清视为正统，又为什么偏偏追究“南京大屠杀”要日本承认对华侵略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尚且糊涂，又怎能令日本侵略者伏首认罪。[21]

韩国与日本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近现代的疏离和蔑视甚至侵犯，上面论述可能不完全或不太准确，但这个问题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深思的。

注释：

[1]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李申，王遵仲等译. 利玛窦中国札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89页

[2]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3] 葛兆光. “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

[4] 黄俊杰. 20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 国际汉学·第8辑. 大象出版社。引自：杜车别.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5] 葛兆光. “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

[6]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7] 杜车别.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8] 李朝英祖实录·卷69·英二十五年三月已酉.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年，页332。引自：孙卫国.《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01期

[9] 宁博尔. 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5期

[10] 马靖妮. 《热河日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5页

[11]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12] 葛兆光. 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 书城,2004年第9期

[13] 宁博尔. 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5期

[14]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15]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16] 朴趾源. 热河日记.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60页。引自：宁博尔. 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5期

[17] 葛兆光. “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

[18] 杜车别.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19] 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 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

[20] 杜车别. 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

[21] 康德衡. 狮醒东方——论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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