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2011年04月02日

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4万蒙古铁骑来到钓鱼城下，由此一场兵力严重悬殊却又改变历史进程的大战随之爆发。从2月到7月，宋蒙两军围绕着钓鱼城展开了一场历时5个月的大战。虽然此战随着蒙哥的负伤去世而告终。但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钓鱼城凭借自身的艰险，顽强的阻击蒙古大军的南下，历经20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只到1279年守将王立开城投降，钓鱼城才落入蒙古之手。

钓鱼城在在几十年里由守将王坚、张珏的率领，牢牢的把守者入川的门户，同蒙古大军浴血奋战，并且击伤了率军而来蒙古大汗蒙哥，蒙哥也因此去世。这也改变了13世纪的整个历史进程，迫使江淮地区已经南下的蒙军不得不撤军返回蒙古草原，南宋王朝也因此得以延续了几十年。也
让得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分裂成几大块，使得蒙古大军进军非洲和欧洲的步伐得以停止。更使得元世祖忽必烈得以继承蒙古大汗的位置，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王朝——元朝。

钓鱼城之战因此被载入世界史册，被世界史学家们称为“上帝折鞭处”。钓鱼城的军民们在敌我悬殊巨大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守卫钓鱼城，保卫自己家乡的不屈精神和忠勇爱国的情怀，也因此同钓鱼城之战共同铭刻在了历史之中。虽然时间已历千载，许多东西已经消逝在了钓鱼城外的滔滔江水之中，但钓鱼城仍然静静的屹立在江边，宛若一座刻着中国历史丰碑，时刻提醒着人们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

随着又一个清明节的临近，去为历史中的民族英雄扫墓，缅怀他们为整个民族作出的贡献，成为了很多人的不二选择。但我们凭吊那些有名有姓的的英雄们时，是否应该想起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为整个民族的发展与传承献出生命却又默默无闻的人们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年龄，甚至连他们有多少都不知道。譬如钓鱼城，他们留给我们只有一段历史、一处古迹和一种传承的民族精神。我们不知道在那场战争的日日夜夜里，钓鱼城的军民们怀着怎样的心情。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无所畏惧，在来势汹涌的蒙古铁骑面前竖起了一座坚实的城墙，并把他们碰得头破血流。

悠悠的钓鱼城，静静的矗立在三江交汇之处，千百年来坚守着那一中华民族饱受战乱段历史。始终铭记着那些在那段时期里，为了守护国家，保卫家乡不被蒙古铁骑蹂躏的合州军民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永久不变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即使被历史的长河冲刷了近千年，仍然熠熠生辉。

只有牢记历史，才能面对未来。作为现代的我们有时候不仅饱受困扰，不知道自己应该坚持什么，自己该追求什么。或许当我们回首历史时，会在其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在这个清明节里，请允许我登上钓鱼台，缅怀那些在钓鱼城之战中牺牲的英灵们。面对江水，祭洒一碗清酒，重新回味那一段历史，在历史的尘埃中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新找出来，放在自己的心底。

来源：http://post.news.tom.com/B70000BC339.html

热爱传统文化的汉服复兴者自发举办花朝节活动。图为祭拜花神现场

传统节日的日渐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历来重视丰富的传统节日文化。寄予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亲近春日、生命、绿色的渴望的花朝节就是其中之一。

花朝节俗称百花生日，是我国民间早春时节的传统节日之一，也叫花神节，一般于2月份，在“惊蛰”到“春分”节气之间，“百花争望之时，最堪游赏。”（南宋《梦粱录·二月望》）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草木萌青，百花或含苞或吐绽或盛开。

花朝风俗，各地不一。东北为花神设置神位，素馔祭之；中原举行民间“扑蝶会”，优胜获奖；南方宰杀牲畜，祭祀花神，恭祝仙诞。花朝节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作家刘心武曾倡议北京恢复“艳丽芬芳的‘花朝节’”。

大连同袍的复兴实践

西历2011年3月20日（夏历二月十六），大连汉服（涟汉堂）在大连市劳动公园举办了一场祭拜花神的汉服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的关注与赞赏，其宗旨在于宣传汉服和传统文化礼仪，通过复兴汉族的传统节日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活动组织者拍摄的“大连汉服涟汉堂花朝节活动纪实”在网络上也吸引了一定的反响。

整个活动过程中大家都身着漂亮的汉服，由赞者书山君将祭祀队伍领上祭祀台，奉迎花神。祭祀在上午十点半开始，大致分为行盥手礼、朗读祝文、祭拜花神、簪花赏红等。礼成后由女性同袍和围观群众簪花，共同庆祝这早春节日。

礼仪结束之后进行气氛活跃的小活动，如“悬红活动”——将写上愿望的彩色卡片和红丝带系在树枝上，祈祷实现美好愿望；在游戏环节，大家随机交换礼物，抽花签，击鼓传花；最精彩的莫过于汉服歌舞，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最后大家在公园合影留念，活动结束。

大连汉服在传统节日复兴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图为活动结束后合影

据了解，该活动由涟汉堂、大连理工大学汉服社团与大一团建班级、大连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文华轩汉服社团，以及留学生等共同举办的，为目前辽宁汉服花朝节日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标志大连汉服（涟汉堂）在东北汉服运动的传统节日复兴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汉服运动的意义深远

近年来人们发现，从首都北京到岭南广州，从西安古都到江南水乡，从齐鲁泰山到天府之国，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从欧洲英伦到大多伦多，身着汉服的传统文化复兴潮流几乎刮遍大江南北、吹到全球各地。我们不禁会问，华人世界为何掀起汉文化复兴的大潮？

全球各地的汉服复兴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图为某地汉服活动集体照

何谓汉服？简单地说，汉服就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服装（所谓“同袍”就是汉服复兴者相互间的尊称）。汉服不是古装，不是和服，不是韩服，更不是戏服，汉族人的传统服饰也不是所谓“唐装”或“旗袍”。汉服承载着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汉服让生生不息的华夏民族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生态体系，汉服是联系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纽带。

何谓汉服运动？汉服运动又叫汉服复兴运动，是中国人热爱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它必将给中国和世界历史留下重重一笔。复兴传统节日的文化礼仪生活是汉服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汉服运动，人们努力让汉服和传统文化和思想文明回归寻常百姓之家。以汉服为切入点的传统文化生活复兴，显示汉服重新走入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表明华夏文化可以被很好地传承并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

未来，汉服运动能显现出的意义可能不啻于引发西方文明大发展的文艺复兴。汉服作为华夏民族最直观最丰富的文化代表，其兴起必然带动人们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思想各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乃至衍生各种新行业，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

来源：汉服资讯

作者：书山君 嘉林

附：大连汉服涟汉堂花朝节活动纪实（视频）

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d/201103/t20110328_1529108.htm

百灵网：http://news.beelink.com.cn/20110328/2761430.shtml

温州网：http://news.66wz.com/system/2011/03/28/102479833.shtml

从汉林网上书城的兴亡看方舟子反中医的动机

亦明

2010年10月20日

在新语丝的《立此存照·中医批判》专栏，至今共有三千一百多篇文章。其中最早的，是《“新语丝之友”讨论合集：中医与科学》，它汇集了新语丝之友在1997年底讨论中医的几篇文章。在那场讨论中，方舟子的观点很明确，“中医能治病不能说就不是伪科学”。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即使中医能够治病，它也是伪科学。而方舟子用来证明中医是伪科学的尚方宝剑，就是那篇他偷来的《科学是什么？》。此时，我们只要记住这样的事实：方舟子在1997年底，就已经把中医打成伪科学了。

可是，在2000年发表的《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述评》中，方舟子却特意要把中医与“伪科学”相区别：

“由于整体主义向来就是以反还原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至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并无一个统一的阵营。其中，有非科学的，例如传统中医理论；有反科学的，例如‘科学神创论’、智能设计论（二者都是神创论的现代形式）；有伪科学的，例如中国的‘人体科学’、‘生物全息律’；有接近信仰的，例如盖娅假说；也有属于科学思想的，例如迈尔（E.Mayr）、古尔德（S.J.Gould）所主张的机体论。”（方舟子：《还原主义和整体主义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11期，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evolution/redu-holi.txt）

也就是说，在2000年，中医不仅不是“反科学”，也不是“伪科学”，而仅仅是“非科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更让人不解的是，方舟子还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立论比较不会前后矛盾，不容易改变观点”。（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712。）那么，为什么在把中医打成“伪科学”之后，方舟子又“改变观点”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方舟子不但从来就没有回答，他反倒要极力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比如他反复强调自己反中医始于1998年，说自己“在1998年，我已对中医有过系统的批评。2000年我主持的新语丝网站开始关注国内的学术造假问题后，很快就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见：方舟子：《我与中医的关系》，2006年11月20日《经济观察报》，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jingji/zhongyi4.txt），好像他反中医是十年一贯制似的。事实是，方舟子“对中医有过系统的批评”是在1997年，而“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则是在2002年4月份以后的事情。为什么方舟子要把自己“对中医有过系统的批评”起始时间延后、把“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的时间提前呢？

答案是，方舟子要弥合一个巨大的时间缺口。原来，在1998到2001这四年间，方舟子对中医不仅没有“批判”过，就连“批评”也极为罕见。事实是，新语丝对中医的全面攻击，始于2006年。这样一来，一个明显的问题就出现了：方舟子为什么会对中医有一个这么长时间的容忍期？

一、汉林书城

原来，从1998年年底起，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开办“汉林网上书城”，主要业务就是将中国大陆出版的图书卖给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留学生。虽然这个书店的网址是以新语丝网站的名义注册的（见：http://www.directnic.com/whois/index.php?query=hanlin.com），但根据方舟子在《“汉林网上书城”开业致辞》中的语气，他颇像是这家书店的大老板之一。（见：http://69.93.206.253/hanlin/openning.txt。）并且，方舟子在2000年两次把汉林书城当作自己的收入来源之一。这年8月，中科大校友基金会的刘铮问方舟子：“你离开实验室之后以何为生？”方舟子答道：

“我那个专利的royalty还算不少, 加上海内外的稿费，和国内的朋友合开的网上书店（汉林网上书城），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收入加起来，我的消费也不是很高，还是可以生活的了。”（中国科大海外校友基金会：《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Net/afustc_interview.txt）

11月8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署名海田的文章，《与“网侠”方舟子谈文论“网”》。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生活来源，方舟子坦言他有一个专利收入还算不少，加上海内外的稿费，和国内的朋友合开的网上书店（汉林网上书城）等，杂七杂八加起来，对于消费不是很高的他，生活起来绰绰有余。”（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Net/wangxia.txt）

2001年5月，因为刘华杰抱怨汉林书店服务不周，方舟子发帖子说：

“国内版的汉林和海外版的汉林除了共用数据库和技术人员之外，分属不同的股东和不同的网站，在业务和财务上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国内版的汉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参与其运作和分红。和我有关的是国际汉林。”（http://web.archive.org/web/www.xys.org/forum/messages/27623.html）

总之，按照方舟子的说法，汉林书城是他的个人财产。

确实，从1998年12月初开张起，方舟子似乎就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到了这个书店上。他不仅亲自编撰《汉林书讯》、《汉林书摘》等刊物，而且频繁推出“汉林书城新书推荐”、“汉林书城十佳新书（方舟子挑选）”、“汉林书城上周排行榜”等栏目。仅在1999年，新语丝新到资料中就出现了118条与汉林书城有关的“新到资料”，它们当然全部都属于软性广告。

2003年2月19日新语丝网站首页截图（见：http://69.93.206.253/xys。）

注意汉林书城在首页所占的分量

2004-2005年间插入新语丝新到资料中的汉林书城广告（见：http://web.archive.org/web/20050325020332/http://www.xys.org）

新语丝读者称该广告“很恶心”。（http://69.93.206.253/forum/messages/2007.html）

也就是因为自己的付出太大，但是回报太小，方舟子在借《中国青年报》炒作这个书城时，还曾这样抱怨他的合作伙伴：

“汉林已向新语丝提供了大量的书摘，我也收集了不少书评，但汉林自己的网页上却不放这些书摘、书评，连我编好的《汉林书讯》、《汉林书摘》都不放，可以扩大网站影响的举手之劳却不做，未免太奇怪。”（方舟子：《从博学堂到汉林：两家网上中文书店——网站评点之八》, 1999年6月7日《中国青年报》电脑周刊，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Net/webcmt08.txt）

那么，方舟子的合作伙伴是国内的哪家公司呢？这个信息被那个曾撰写过《比鲁迅还不鲁迅的方舟子》、《网侠方舟子》、《方舟子你就是神》的乐智强透露出来：

“从1997年起，厦门新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就在多媒体及网络通讯等方面作过许多积极的尝试和探索。1998年3月，公司看到了电子商务的光明前景，确定将电子商务作为企业的主要发展方向，并选择市场条件比较成熟的网上书店作为第一个突破口――决定创建汉林网上书城。当时，网上书城步履维艰，家家亏损，汉林网上书城本也免不了‘共患难’的境遇。汉林所拥有的除了上级的鼓励和有限的资金投入，只有几个热血青年的冷静的决心，比起其它书店并没有任何优势。但是，汉林看到国内电子商务市场的基础过于薄弱，几乎无力开展正常的电子商务，便另辟蹊径，做出了明智的一举：进军海外华文图书市场。基于此，汉林制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战略：首先从电脑网络普及率高、信用卡消费普及、零售和在线结算技术比较完善的北美和欧洲市场开始，向海外华人、留学生和对中文感兴趣的海外读者销售中国国内出版的各类图书和音像制品。”（乐智强：《攘外而后安内——汉林书城的电子商务战略分析》，《决策与信息》2000年第10期）。

据查，“厦门新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在2005年被厦门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http://www.xm.fjaic.gov.cn/zfxxgk/ggxx/zdqymd/200803/P020080313343595319734.xls）

另据一个名叫任远的人揭发：

“实际上,到2006年初,‘汉林书城’还在营业.方肘子在密西根兰辛市找了个他原来认识的中国女人,帮他接‘汉林书城’的电话.据那个女人说,方肘子就是她的‘老板.’‘汉林书城’的联系电话就是方肘子的手机号,其邮政信箱也在加利福尼亚,但没有在加州注册,连那什么‘五十州联盟’都不如.据那密西根的女人说,‘汉林书城’实际办公地点在密西根兰辛市.但事实上,‘汉林书城’也没有在密西根注册.我记得,‘汉林书城’匆忙关门,应该是在2006年3月以后.看来,那女人通知了方肘子.这‘汉林书城’完全是非法.方肘子利用所谓‘非盈利网站’非法经营图书,这是一个事实.他可以关闭那个‘书城,’但这个事实无法改变.”（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70430.shtml）

据查，新语丝新到资料中，最后一次刊登“汉林新书推荐”是在2005年3月23日，推荐的是“方舟子《江山无限》”；最后一次出现刊登“汉林”的广告是2005年7月23日，《广告：汉林越洋短信邮全面改版》。当然，这两条链接现在都已无效。但是，在新语丝的首页上，汉林书城的链接一直保持到2006年6月。

二、中医贩子

那么，网络商人方舟子办汉林书城和“打假斗士”方舟子不反中医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

原来，从汉林书城一开张，方舟子就不遗余力地贩卖中医书籍。在第一期《汉林网上书城推荐书目》中，有一类叫做“不朽经典”。猜猜它们都是些什么书？

“近年来中国古代房中术著作开禁，得以跟普通读者见面。由民国藏书家叶德辉搜集的著名的《双梅影暗丛书》现在得以影印出版，并且加以校点和详细注解。该书共收有十七种房中术、青楼记等罕见古籍。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秘戏图考》以研究明代春宫画册为出发点，勾勒了自汉至明中国人的X生活情形，并附有作者搜集的历代秘书十种。《中华性学观止——中华性医学珍籍集成》汇集了我国上自秦汉，下迄民国，旁及东瀛、朝鲜与美国的中医性学典籍30余种。《玉房秘诀》概要地总结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性学精华，删繁就简，并配有大量古方和插图。”（《汉林网上书城推荐书目》，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812）

笔者曾经提到，《新语丝》月刊的创刊号，就曾登有“张开凤”、“王里统”这类的“性学”文字以吸引读者。1999年1月，方舟子还在新语丝上开设了“中华性学大观”栏目。（http://web.archive.org/web/19990508204452/www.xys.org/~xingxue）这比他开设“立此存照”栏目早了大约两年。所以，在开办汉林书城之初，方舟子拿“中医性学典籍”来吸引客户，可谓前车后辙，有迹可寻。问题是，方舟子并没有到此而止。实际上，他在汉林书城推销中医书籍整整一年。看看在1999年间方舟子向中国留学生“推荐”的中医书籍：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2.11.) （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2.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2-11 01:41:07

7800892557 中国医学大词典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谢观 等编著

7533510615 中草药彩色图谱（修订本）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徐国钧 主编

7117008237 本草纲目（校点本）人民卫生出版社 [明]李时珍 著

7530811754 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全两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7030059603 古今医统大全精华本 科学出版社 [明]徐春甫 原集 林菁 等 编选

7538100458 华佗神医秘传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汉]华佗 撰 [唐]孙思邈 编集

7532337669 证治准绳（共六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明]王肯堂 辑

780089424X 针刺手法百家集成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陆寿康 主编

7507713407 实用针炙推拿手册 学苑出版社 胡兴立 著

7208013659 中国自然疗法大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烈 主编

7800608255 百病中医按摩疗法 学苑出版社 陈贵廷 编著

7806222707 红楼医事 上海书店出版社 沈庆法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2.14.) （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2.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2-14 08:48:29

7508006984 医心方 华夏出版社 [日] 丹波康赖 撰 高文铸 等校注

7508007867 医经病源诊法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高文铸 主编

7508008510 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刘更生 编

7508007891 中医儿科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郭君双 主编

7508007883 中医外科伤科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胡晓峰 主编

7508007875 中医内科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盛维忠 主编

7508007921 针灸名著集成 华夏出版社 黄龙祥 主编

7508004434 药王全书 华夏出版社 张作记 张瑞贤 等辑注

汉林书城新书(1999.3.15.)（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3.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3-16 12:07:10

7800893200 疡医大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清]顾世澄 编著 精装 $14.9

7800894371 医学入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李（木延）著 精装 $14.9

7800894398 千金方衍义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清]张璐 著 精装 $14.9

7800895238 类经（附：类经图翼 类经附翼）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张介宾编著 精装 $16.9

780089438X 医学纲目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楼英 编撰 精装 $21.9

780089486X 冯氏锦囊秘录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清]冯兆张 纂辑 精装 $21.5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6.22.)（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6.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6-23 13:28:01

7805435472 茶饮保健顾问 四川辞书出版社 毛嘉陵 编 平装 3.5

7805436916 家用药酒大全 四川辞书出版社 刘道清 主编 软精装 5.5

7500912706 麻将大全 人民体育出版社 鲁嘉 等编著 平装 2.9

7806281789 针炙甲乙经全译（上下）三秦出版社 [晋]皇甫谧 著 贾成文 主编 平装 8.9

7216024192 实用心理按摩 湖北人民出版社 吴才智 主编 软精装 6.9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7.20.)（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7.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7-21 14:24:47

7539009314 豆制品治病养生850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瑶卿 等编著 平装 3.9

7539007672 药茶治病养生888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敏涛 等编著 平装 3.5

7539007710 药酒治病养生999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敏涛 等编著 平装 3.5

7539007907 药粥治病养生777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敏涛 等编著 平装 3.5

7539008091 药蛋治病养生555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敏涛 等编著 平装 2.9

7539008245 羹汤治病养生600方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敏涛 等编著 平装 3.5

7535919715 五官保健与治疗方 广东科技出版社 叶也龙 主编 平装 6.5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7.25.) （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7.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7-26 14:51:57

7800895718 邮票上的中草药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沈保安 编著 精装 10.9

7800896218 中国特色医疗大全（第一分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国中医研究院特色医药合作中心 编 精装 24.5

7508206797 实用针灸选穴手册（修订版）金盾出版社 杨兆民 鞠传军 编著 平装 3.9

7508200209 家庭药浴 金盾出版社 王发渭 郝爱真 编著 平装 1.9

7530418408 中医名方配伍技巧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亚 著 平装 1.9

7508207335 癌症病人饮食调养 金盾出版社 杨昌林 主编 平装 1.9

7508206150 醋的保健功能与药用便方 金盾出版社 刘强 编著 平装 1.9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8.20.)（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8.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8-20 14:19:13

7800899918 口腔疾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罗冬青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926 眼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育良 高卫萍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90X 皮肤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傅杰英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896 孕产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霞灵 等主编 平装 3.5

7800899861 儿科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孙娟 等主编 平装 3.5

780089973X 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定武 等主编 平装 3.5

7800899713 糖尿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倪青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683 肝炎肝硬化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周大桥 熊益群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616 感冒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翟兴红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659 高血压病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王鸿谟 主编 平装 3.5

7800899624 哮喘调养与护理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张玉凤 等主编 平装 3.5

7800896730 医宗必读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李中梓 著 平装 3.9

7800896773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明]缪希雍 著 平装 2.5

7800865290 经穴美容探秘 中国检察出版社 丛峰 著 平装 4.5

7117023538 中医舌诊知识 人民卫生出版社 辛瑛 主编 平装 9.9

7800896870 肿瘤单验方大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陈熠 主编 平装 9.9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9.2.)（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9.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smfang@yahoo.com> 于 1999-09-03 11:59:01

7530422677 中国医学起源新论 北京科技技术出版社 严健民 著 软精装 3.9

7810336754 大脑思维操 江西高校出版社 黄群言 主编 平装 2.5

7530420267 偏方大全（第三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偏方大全》编写组 编 平装 6.5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9.6.) （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09.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fang@xys.org> 于 1999-09-07 13:29:49

7538127429 滋补药膳汤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苏明煌 著 平装 3.5

7537506167 百病自我气功疗法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侯薇 梁宏 著 平装 3.5

7537504091 百病自我按摩保健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康锁彬 等著 平装 2.5

7537509964 针到病除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仲喜 田新乐 平装 2.5

753750993X 一术养病–百病自养1000法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徐树楠 赵晓春 编著 平装 2.5

7537512434 一法防病–百病自防1000法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尚朴 高庆丰 冉文璞 编著 平装 2.9

7537514623 一劳永逸–运动养生1000法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郑宁 温瑞书 等编著 平装 2.9

7537514631 一招救命–救命绝招1000法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甄来威 尚朴 等著 平装 1.9

7537512930 一眼识病–百病自诊1000法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徐树楠 王占波等编著 平装 1.9

7537513864 外敷治病10分钟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康锁彬 许秀兰 等编著 平装 2.9

汉林书城新书推荐(1999.12.9.)（见：http://69.93.206.253/xys/xys-friends/xf9912.txt。）

提交者：Shi-min Fang <smfang@yahoo.com> 于 1999-12-09 14:54:41

7805215642 中医家庭保健按摩 广东旅游出版社 庄礼兴 等编著 平装 7.5

780521512X 中草药图谱与调剂 广东旅游出版社 藏堃 堂 吴克强 主编 平装 9.9

这么大的买卖，方舟子怎么肯为了“科学”而将之放弃！实际上，迟至2006年6月，也就是“汉林书城”因违法经营被迫关闭之前、也就是方舟子对中医大打出手的同时，新语丝网站还在大肆贩卖中医保健品。（见下图）。

迟至2006年6月仍旧出现在新语丝网站上的中医保健品广告

注意：该广告的联系人也姓方。

（该网页已被方舟子删除，但被“时光机器”网站保持。见：http://web.archive.org/web/20060614105224/http://xys.org/others/baojian/bjmain.html。）

三、相关分析

那么，方舟子在1998-2005年间对中医的“宽容”，到底是不是与他经营汉林书城有没有关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图表而“一目了然”：新语丝上那段反中医的空白期，恰恰被汉林书城的活动所填补。汉林关门了，中医也成了被打的对象。新语丝“立此存照•中医骗子”专辑中的文章篇数与新语丝新到资料中出现的与汉林书城有关的资料数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5189，显著性超过95%置信度。

方舟子反中医与经营汉林书城之间的关系

蓝色方柱为新语丝“立此存照•中医骗子”专辑中该年度文章篇数；红色方柱为新语丝新到资料中出现的与汉林书城有关的资料数。

相关分析只能说明二者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关系，即使答案是肯定的，它也不能确定那就是因果关系。因此，如果我们说方舟子在1998到2004年之间放中医一马是因为汉林书城，那就需要解释下面这些事实：新语丝新到资料停止收录汉林书城的资料是在2005年；新语丝网站不再挂汉林的广告牌子是在2006年6月。可是，从2001年3月起，新语丝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医的零星攻击。到了2002年9月，方舟子还亲自加入了这个阵营，撰写了《一粒安宫牛黄丸就能引起中毒》一文，指控中医“给刘海若‘每天早晚各“灌饲”一粒牛黄安宫丸’，……事实上是在毒害她。”（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niuhuang.txt）到了2002年4月左右，新语丝上还设立了“中医骗子”专栏。这又如何解释呢？

解释如下：方舟子反不反中医与汉林书城只有间接的关系，而与他卖不卖中医书籍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方舟子1999年公布的20多期“汉林书城排行榜前50名”中，根本就没有中医书籍的踪影（见：http://web.archive.org/web/20001205140700/www.xys.org/hanlin/hanlin.html。）而在他1999年10月15日推出的“汉林书城畅销图书180本”中，唯一勉强能够算作中医的书籍，是排在136位的《家庭食养食疗全书》。这表明，中医在留学生中并没有什么市场，因此方舟子想要从中医身上赚钱的想法落空了。

除了中医书籍销路不好之外，方舟子在1999年12月9日发出最后一期“汉林书城新书推荐”之后，就不再做这类的“批发推荐”了，而是改成通过“汉林书摘”、“汉林新书推荐”等栏目在新语丝新到资料上进行“零售推荐”——推荐单独书目。这样一来，他就不太可能公开地“推荐”中医书了。既然不再公开推荐中医，并且中医对他无利可图，方舟子当然也就“无欲则刚”，可以放开手脚大反中医了。

实际上，在2003年以后，尽管花在汉林书城上的气力与以前同样大，但方舟子在介绍自己的收入来源时，根本就不再提及汉林书城。比如， 2003年7月2日，方舟子在新华网视频上说：

“我的经济来源有几部分。第一，我有一个专利，几年前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当时和同事们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产品和艾滋病治疗有关系，所以有药厂买了我们这个专利，每年支付一些专利费用，这些可以保证我的一些基本生活费用。第二，有时间我也给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做做咨询工作，这也有部分收入。第三，稿费也是我收入的一部分。虽然说没赚到什么钱，但是维持基本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新华网：《海外学人方舟子谈“学术腐败”》，http://69.93.206.253/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xinhuanet2.txt）

也就是说，办到2003年，汉林书城已经成了方舟子手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了。

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迟至2006年才对中医开展全面攻击呢？这是笔者下文所要讲述的。（本文End）

亦明

目 录

1、袁崇焕及袁崇焕研究概述………………………………………………………………………. 2

1.1、袁崇焕其人…………………………………………………………………………………………. 2

1.2、袁崇焕研究…………………………………………………………………………………………. 4

2、377个字中的十大谬误……………………………………………………………………………. 6

2.1、第一个问题：“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7

2.2、第二个问题：万历皇帝是“二十五年不上朝”吗？…………………………………….. 8

2.3、第三，中国是“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吗？………… 8

2.4、第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吗？….. 9

2.5、第五，后金是“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10

2.6、第六，宁远之战，努尔哈赤是“率兵十三万”吗？…………………………………… 11

2.7、第七，努尔哈赤是在宁远“被打伤”吗？……………………………………………….. 12

2.8、第八，宁远大战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吗？………….. 14

2.9、第九，宁、锦大战，皇太极是“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吗？………….. 15

2.10、第十，袁崇焕是“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吗？………………………… 15

3、649个字中的十大笑话………………………………………………………………………….. 17

3.1、笑话之一：“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自己防区不负责任……………………………….. 17

3.2、笑话之二：“连上三疏”…………………………………………………………………….. 19

3.3、笑话之三：“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 21

3.4、笑话之四：“闻警即率兵入援”……………………………………………………………. 22

3.5、笑话之五：“蓟州交锋”…………………………………………………………………….. 23

3.6、笑话之六：“满兵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 24

3.7、笑话之七：“袁崇焕率兵急速追赶”……………………………………………………… 26

3.8、笑话之八：“满兵无不大惊失色”………………………………………………………… 26

3.9、笑话之九：“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 27

3.10、笑话之十：“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 29

4、盗憎主人：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29

4.1、自打耳光…………………………………………………………………………………………… 30

4.2、自欺欺人…………………………………………………………………………………………… 32

4.3、作法自毙…………………………………………………………………………………………… 37

4.4、不打自招…………………………………………………………………………………………… 39

4.5、自残不息…………………………………………………………………………………………… 42

5、结语……………………………………………………………………………………………………….. 43

附方舟子原文《功到雄奇即罪名》……………………………………………………………. 44

方舟子在1994年2月与人创办了《新语丝月刊》，这被他后来吹嘘为“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不过，在这份“文学刊物”中，并非都是“文学作品”。其中就有一个专栏，叫做“网里干坤”，专门发表“文史哲小品”。在1994年内，方舟子在“网里干坤”中共发表了四篇非文学作品，它们是，第二期的《闽南金蚕蛊》，第五期的《国子的监狱》，第八、第九期的《功到雄奇即罪名》，以及第十一期的《进化是什么》。其中，当然以《功到雄奇即罪名》最为着名，并且被方舟子得意地称为自己的“经典作品”。

前面已经提到，《功到雄奇即罪名》不仅是方舟子的得意之作，而且还为他赚来了很大的名声，吸引来了大批的粉丝。时至今日，在新语丝网站，对它的赞叹之声仍旧不绝如缕。可惜的是，除了毫无理性地吹捧之外，笔者至今尚未看到一篇客观的、详尽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文章，把它好在哪里说出个一二三来。既然如此，笔者只好当仁不让，来填补这项方学研究的空白。

1、袁崇焕及袁崇焕研究概述

1.1、袁崇焕其人

袁崇焕字元素，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袁崇焕三十五岁时中进士，曾在福建任县令。天启二年（1622）初，袁崇焕被调到兵部任职职方主事，按照金庸的说法，“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见金庸《袁崇焕评传》）。不久，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广宁大败明军，袁崇焕突然间不知去向。原来，他单骑出关，实地考察。回来之后，袁崇焕扬言“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个人就可以扼守山海关。”当时的王公大臣门正愁没有将才，于是提拔袁崇焕为佥事，“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金庸语），监军关外，并且发给他二十万两帑金，让他招募士兵。这是袁崇焕任职辽东之始。

当时的辽东经略是王在晋，可以说是袁崇焕的顶头上司。但袁崇焕嫌王经略见识短浅，不仅不听他的命令，还打他的小报告。恰好大学士孙承宗巡边，袁崇焕请求在宁远（今辽宁兴城）筑城防守。孙承宗不顾众人反对，批准了在宁远筑城的方案。孙承宗不久接替王在晋为辽东经略，袁崇焕得到重用。宁远城在天启四年建筑完毕。次年，明军收复锦州等地。

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被罢官，由高第接任。高第决定把关外的驻防军队全部撤回到山海关，但袁崇焕不从，宁死不撤宁远。宁远于是成为关外的一座孤城。努尔哈赤得知明军易帅，在天启六年正月率大军西征。二十三日抵达宁远。袁崇焕率领士兵坚守孤城，依靠城坚炮利，击溃后金兵的数次攻击。让人不解的是，后金大军浩浩荡荡从沈阳跋涉五百余里，在攻打宁远二日、死了几百人之后，就匆匆撤兵。这就是所谓的“宁远大捷”。因为这个战功，袁崇焕晋升右佥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

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为大汗。袁崇焕派人吊丧，以打探对方虚实。皇太极派人回报。从此袁崇焕开始了与后金的议和，即所谓的“通款”。议和期间，皇太极征服了朝鲜，袁崇焕修建、强化了（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此时，辽东经略已撤，袁崇焕总理关内关外一切防务。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兵攻打锦州、宁远。二十余日不下，撤兵。这就是所谓的“宁锦大捷”。但论功行赏之际，袁崇焕却仅官升一级，并且被人指责他固守宁远，而没有援助锦州。袁崇焕于是辞去官职。

不久，天启皇帝（熹宗）死，继位的怀宗一个月之后亦死，皇位由熹宗的弟弟、年仅17岁的朱由检继承，是为崇祯皇帝。崇祯继位之后，杀了阉党首领魏忠贤，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七月，皇帝召见袁崇焕，问以平辽之策。袁崇焕说：计策已经写在奏疏之中了。如果按照我的意思来行事，五年之内“全辽可复”。崇祯闻言大喜，许诺功成封侯。一个叫许誉卿的官员偷偷问袁崇焕，五年之策为何？袁崇焕答曰：我看皇上很焦虑，不过是在安慰他。（“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许誉卿说，如果皇上到期向你要结果，你怎么办？此时，袁崇焕才感到自己把话说大了。一会儿皇帝进来，袁崇焕要崇祯保证五年之内军饷、器械、用人、调兵遣将都“事事相应”，他的承诺方能兑现。崇祯满口答应。袁崇焕又要崇祯用人不疑，不要轻信他人的意见。崇祯也照准，并赐给他尚方宝剑。现在看来，当日袁崇焕向崇祯提出那些苛刻的要求，很可能是要收回覆水，没想到崇祯竟然把它们照单全部接受，袁崇焕骑虎难下，结果酿成大祸。

袁崇焕重新出山之后，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把镇守皮岛的总兵毛文龙斩了。毛文龙，浙江人，比袁崇焕年长八岁。三十岁时闯关东，加入在辽明军。天启元年，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派遣，率领二百人到河东招降纳叛，恢复疆土。七月，毛文龙夜袭镇江城，俘获镇江游击佟养真。是为“镇江大捷”。（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天启二年，毛文龙被授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明史•袁崇焕传》）。也就是说，就抗击后金的资格来说，毛文龙要比袁崇焕老。那么，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帅呢？他罗列了毛文龙的“十二斩罪”：

“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明史•袁崇焕传》）。

其实，不论这些“斩罪”是否成立，袁崇焕都没有诛杀毛帅的权力。所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报告中说：“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明史》说，“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毛文龙被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后金没有了后顾之忧，因此可以驱兵深入，直捣京师。《明史•袁崇焕传》是这么说的：“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是为“己巳之变”。也就是说，皇太极的兵绕道蒙古进入关内。袁崇焕闻讯之后，带兵在蓟门堵截，但没有截住，后金兵杀向北京城。袁崇焕于是带兵勤王，在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达北京。三天后，在广渠门与后金兵大战，“互有杀伤”。十二月初一，袁崇焕被捕下狱。八个月之后被凌迟处死，罪名是：

“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长编》卷三十七）。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

“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1.2、袁崇焕研究

从袁崇焕被缚之日起，袁狱之曲直就众说纷纭。袁氏门人程本直撰有《几声》、《漩声》，袁氏友人余大成撰有《剖肝录》，为袁崇焕鸣冤叫屈。而明末史籍则多认袁崇焕咎由自取：他自知无法兑现五年之内平辽的承诺，所以决意与后金通款；但又害怕毛文龙干扰其事，所以擅杀毛文龙，以取信于皇太极；为了逼迫崇祯接受和议，又纵后金兵入关。且看以下史籍记载：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于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崇祯实录•卷二》）。

“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 （谈迁：《国椎•卷九十》）。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徐石麒疏》，见谈迁：《枣林杂俎•仁集•款案》）。

“己巳四月，崇焕遣把总吴某、千总陈某使建州，以故辽人方君达来报二十四日阴谋，款索逋赏，且佯输彼情，约杀岛师毛文龙，许之，又告饥，遂令都司蒋文举开粜于高台堡，名赈熟夷也。边储始渴。寻用都司吴先计，犒军，矫杀文龙。” （谈迁：《枣林杂俎•智集•袁崇焕》）。

“文龙亦惮上英明，思自立功名，遂与□通诚，愿捐金二百万，易金、复二卫地，奏恢复功，邀上赏，已成约矣。袁崇焕以督师出，上召问，漫以五年□□为期，及履任，觇知毛有成约，阴遣喇麻僧啖以厚赂，冀解毛约以就袁。□最重誓约，坚持不可。喇麻僧曰，‘今惟有斩毛文龙，在辟不为负约，在我可以成功。’袁遂以阅兵为名，……擒文龙斩于辕门外。”（李逊之：《崇祯朝纪事》卷一）。

但是，到了清朝干隆年间，《明史》撰成，其中《袁崇焕传》据《清太宗实录》透露皇太极曾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干隆四十七年，清高宗干隆皇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

“谕军机大臣等：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闇，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清高宗实录》干隆四十七年十二月）。

袁崇焕死于反间计之说行世之后，对袁崇焕的评价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撰写《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即《袁督师传》），开篇就说：

“有人焉，一言一动，一进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响直及于全国者，斯可谓一国之人物也已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见《梁启超全集》1353页）。

三十年代，明史大家孟森在北京大学讲授明清史，曾“专辨证袁崇焕之诬枉”，认为崇祯杀袁氏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崇焕之被谤，则于温、钱相倾之门户旧套以外，又多一虚憍爱国者之兴奋，为清太宗反间所中，久而不悟，虽有正人，只能保钱龙锡之无逆谋，不敢信袁崇焕之不通敌。”（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316页）。

1975年，金庸作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为袁崇焕鸣冤。金传的基调，可以从其开篇的三段话中得见端倪：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者蜂拥而起，开始了新一轮的造神运动。1984年6月，在广西藤县举行“袁崇焕诞生四百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1988年8月，在辽宁兴城召开“国际袁崇焕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都有论文集出版，前者是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1984年出版的《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后者是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出版的《袁崇焕学术论文集》。两本论文集收录的六十篇论文，几乎都是一个腔调：认定毛文龙之死是罪有应得，认定袁崇焕之死是千古奇冤。不仅如此，他们还几乎一致认为，袁崇焕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一个与岳飞起名的民族英雄。八十年代研究袁崇焕的风向为何，可以从下面这些学术论文的标题中看出一二：

阎崇年：《论明代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北京史论文集》1980年）

张正明：《抗清名将袁崇焕》（《学术论坛》1981年第1期）

隋喜文：《冤同武穆愁天地——袁崇焕与崇祯》（《人物》1981年第1期）

大为：《功盖寰宇浩气长存——记明兵部尚书袁崇焕》（《藤州史话》1981年第1期）

孙文良、李治亭：《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黄国强、谭红儿：《试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与指挥才能》（《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石斌：《试论爱国名将袁崇焕》（《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朱清泽：《袁崇焕指挥宁远大捷的高超艺术》（《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孙文良：《论袁崇焕的英雄主义精神》（《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现在，当然谁都知道那个打头炮的阎崇年是谁了。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正说明朝名将”《袁崇焕传》。2006年，阎崇年一边在中华书局出版袁崇焕为核心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一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开讲《千古奇冤袁崇焕》。可以看出，“袁学”不仅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门显学，而且已经成了商界的一位显贵。

不过，二十一世纪的袁崇焕研究有一个十分显着的特点，这就是挺袁、贬袁两派的强烈对立。挺袁派（被贬袁派称为袁粉）主要是以阎崇年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他们在传统媒体上把握有绝对的话语权，并且极力要把袁崇焕塑造成一个“高大全”。贬袁派（被挺袁派称为袁黑）多数属于“草根学者”，即所谓的“民史”。他们一般只能利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贬袁派虽然不一定认为袁崇焕死有余辜，是通敌的汉奸，但基本上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由于袁案的史料多如牛毛，真假难辨，所以上述两派都能够“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笔者虽然无意参与关于袁案的论战，但因为袁崇焕研究涉及中国史学研究的态度、方法、目的等重要问题，因此在分析方舟子的文章时，对其他挺袁派人物的研究也稍加评论。笔者将尽量参考不同的观点，引用全面的材料，以示公正。

2、377个字中的十大谬误

《雄奇》属于史论文章。前面提到，衡量史论到底是高论还是谬论有两个标准，第一就是看所据是否真实，所论是否基于史实；第二就是看基于史实的议论是否合乎逻辑。那么，我们就看一看《雄奇》所据的史实到底如何。由于《雄奇》的第一节与袁崇焕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从第二节开始。此节共377字，全文如下：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对于上面这377字，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十个问题：

第一，“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第二，万历皇帝是“二十五年不上朝”吗？

第三，中国是“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吗？

第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吗？

第五，后金是“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第六，宁远之战，努尔哈赤是“率兵十三万”吗？

第七，努尔哈赤是在宁远“被打伤”吗？

第八，宁远大战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吗？

第九，宁、锦大战，皇太极是“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吗？

第十，袁崇焕是“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吗？

显然，凡是看过我写的《为了陈章良，方舟子不惜出大丑、现大眼》的读者，知道方全才具有在280个字中分泌出十大无知的本事，此时应该已经猜到了上面十个问题的答案：它们是十个大大的NO！论证如下。

2.1、第一个问题：“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吗？

按照方舟子的下文，他这么说的根据有两个：第一就是张居正在这一年去世，从而导致“人亡政息”；第二就是万历皇帝在这一年亲政，但“二十五年不上朝”。本来，历史似一长河，看它的转折点，必须要根据它的上下游来说话。看上游，张居正生前固然制造了所谓的“万历中兴”，但在整个明朝历史中，这个中兴不过是在其中后期相对突出而已，它与洪武、永乐年间明朝的兴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假如这一年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在它之前的周武王伐纣、周平王东迁、齐桓公称霸、秦始皇统一中国、陈胜起义、王莽新政、赤壁大战、以及忽必烈入主中原、朱元璋建立大明，这些都算作什么？

再看下游，虽然张居正在死后不久就受到了万历皇帝的秋后算帐，但他生前制定的政策，尤其是全面推行的一条鞭法，并没有终止。（见：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485-576页）。况且，万历皇帝在亲政之后，还颇有建树，所谓的万历中兴，一般认为至少持续到了万历十五年。（见维基百科该词条）。实际上，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明朝政府还赢得了所谓的“万历三大征”：其中与日本丰臣秀吉政权争夺朝鲜的战争，（共两次，第一次在万历二十年，第二次在万历二十六年），打得有声有色，直接导致丰臣家族的覆灭。而努尔哈赤反明，是在神宗亲政的三十多年之后。

也就是说，即使说万历十年是“明朝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都有牵强附会之嫌，把它定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更是信口雌黄了。所以说，方舟子的这个论断，就像是一个无知的幼童，随机地指着螺旋的某一个点说：这儿就是拐点。

问题是，方舟子方舟子再无知，他妄发议论也需要某种原因。他总不会随机地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哪一年这个问题吧？原来，金庸说了这样的话：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也就是根据金大侠的这些话，方舟子浮想联翩，借题发挥，作出了“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样的无知论断。

2.2、第二个问题：万历皇帝是“二十五年不上朝”吗？

本来，在写《乱侃明史》的时候，方舟子还只是说神宗皇帝“有二十余年不视朝（可不只十几年）”（见《乱侃明史（#3）—-建文逊国》）。可是，仅仅一年的工夫，方舟子就考证出了万历不上朝的确切时间，不由人们对其史学功夫刮目相看。可惜的是，方舟子并没有把自己的考证神功亮出来：这个“二十五年”的数字，到底来自哪里？实际上，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出了名的，但是到底有多少年不上朝，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孟森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明清史讲义》246页），钱穆说“世宗、神宗并二十余年不视朝”（《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672页），而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根本就没有提年数这个问题。那么，方全才的这个“二十五年”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既然他说《雄奇》一文“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则不注明出处的史料一定来自《明史》或者金传。先查《明史•神宗本纪》，没有记载。再查金传，果然查到了：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下面这句话重复了两次：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这大概就是方舟子的出处了。可是，出处找到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一，万历皇帝死于四十八年，难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又开始上朝了？第二，按照翟凤羽中的奏章，则万历不上朝始于万历十八年（43-25=18）。那么，方舟子又是根据什么说，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年“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呢？第三，1997年5月，方舟子作《张居正二三事》，其中说：“他从此三十年不上朝，消极怠工了。”由此看来，万历皇帝到底有多少年不上朝，全凭方舟子的信口开河。

2.3、第三，中国是“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吗？

按照方舟子的说法，万历十年是中国“辉煌灿烂”和“黑暗不幸”的分界线，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张居正的去世和万历皇帝的亲政。那么，万历初年是中国的“辉煌的顶点”吗？假如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乃至明初的洪武、永乐盛世，又该如何称呼呢？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万历十年之后，中国是否是一个“黑暗不幸的深渊”？我们且看中国在“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之后五年的情况吧：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中华书局1982年版1页）。

除了“四海升平”之外，在“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之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到中国，次年，他的《坤舆万国全图》得以刊行。直到万历三十八年去世，利马窦一直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纵观中国历史，这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最为平和、最为有效的一段时光。

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重修东林书院，所谓的东林党就此诞生。东林党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于他们与阉党作对，而在于平民可以通过“清议”而形成社会舆论，由社会舆论而影响政坛。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以及后来黄宗熹、王夫之对君权的观点，一脉相承。

另外，在方全才所说的“黑暗不幸的深渊”之中，科技方面，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的出现（分别在万历二十三年和崇祯十年刊行）；文学方面，有汤显祖的《牡丹亭》（万历二十六年写成）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的出现（万历四十五年刊行）。至于着名人物则有大科学家徐光启（1562年-1633年），大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大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冯梦龙（1574-1646），大画家徐渭（1521年-1593年）、董其昌（1555-1636）。

请问方全才，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个比这“黑暗不幸的深渊”更“辉煌”的时刻？

问题是，方舟子为什么要妄下论断呢？原来，金庸在吹捧完“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之后，又花了一千五百多字来描写神宗是如何的昏庸和残暴，如说他“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也就是根据这些文字，方舟子制造出了他的“顶点”和“深渊”谬论。

2.4、第四，“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是在“万历四十五年”吗？

努尔哈赤反叛明朝政府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不仅史有明文，并且史籍中没有任何异文。如《明史•神宗本纪》明明写着“四十六年春二月乙巳，……大清兵克抚顺城，千总王命印死之。”《清史稿•太祖本纪》写道：（天命）“三年戊午二月，……上伐明，以七大恨告天，祭堂子而行。”

天命元年为公元1616年，为万历四十四年，因此天命三年为万历四十六年。这样的年代换算，即使是对史学一无所知的小学生都不应该出错，可是方舟子大笔一挥，把努尔哈赤造反的时间提前了一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金大侠在《袁崇焕评传》中是这么写的：

“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

2004年，方舟子把这篇稿子原封不动地交给福建人民出版社，作为《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的第一篇文章。显然，出版社编辑的文史水平比方舟子高出一大截，从这本“小册子”中给方舟子挑出了“很多硬伤”，其中就包括这个“万历四十五年”。对一个正常的学人来讲，当别人在自己的文稿发现错误之后，他的本能反应首先应该是对编辑表示感谢，然后再对自己的浅学感到羞愧。假如他对编辑的发现有不同的观点，他还可以把书稿撤回，拒绝出版。但方舟子是个一等一全才，因此他的反应必然异于常人。他三管齐下：一面恬着老脸继续让出版社出书，一面在新语丝上“打编辑的假”，一面在汉林书店大肆推销这本印刷量高达两千册的小册子。关于方舟子打编辑假的故事，我们留待下一章再介绍。这里，我们先看看方舟子是如何为这个“万历四十五年”错误辩护的：

“该编审在文后列举了原稿中的34处被他改正的‘错误’， ……这34处‘错误’中，……有3处是无关紧要的史实有误。一处是《功到雄奇即罪名》：‘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p.4）应是“万历四十六年”。按：《功到雄奇即罪名》一文如我在该文后记中所说，是针对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写的，金传引用的史料也多加以采纳，这里就是沿用了金传的错误，但是这个差了一年的年代错误，对文章的内容毫无影响。”（方舟子：《〈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勘误之二》）。

不过，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方全才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是“打假斗士”，更是一个美国通。1999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时，使用一条铁证：原作有技术性错误的地方（比如引文错误、错别字等），抄袭者也一一跟着犯错。以至有些辞典、目录的出版商，故意留几个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以便用做指控别人抄袭的铁证。”（方舟子：《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因此，按照这个“美国原理”，这处“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金大侠的失误很可能是故意的，他预料到会有人偷窃自己的文字，因此故意留下了这个小错；其次，它不仅是方舟子写作《雄奇》时不读史书的证据，而且还是方舟子抄袭他人的“铁证”。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盗憎主人”，一般的解释是“比喻邪恶的人憎恨正直的人。”其实，小偷之所以憎恨物主，有其复杂的心理背景。他们对物主的仇恨，第一来自嫉妒物主的富有，第二来自偷窃时的恐惧，第三，他们还害怕物主终有一天会指认赃物。方舟子抄袭金庸，在被人抓到之后却反咬金大侠一口，就是盗憎主人这些心理活动的外在反映。

当然，方舟子在“该文后记中所说”，其意思是不是在说《雄奇》一文是“针对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写的”，并不由他自己说了算。

2.5、第五，后金是“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阿拉伯寓言，意即这头骆驼已经到了负重的极限，再给它增加任何一点重量，即使是一个稻草，都会使之承受不了。那么，努尔哈赤起兵，是压垮明朝的那根稻草吗？从时间上来判断，后金起兵在公元1618年，崇祯吊死煤山在公元1644年，前后长达二十六年。显然，这头骆驼对这根稻草的反应过于迟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逼崇祯上吊的，是李自成率领的农民义军。而李自成起义是在崇祯二年（1629）。因此，无论怎么看，“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都应该是李自成。

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极力夸大努尔哈赤的作用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无知。原来，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对努尔哈赤的吹捧不遗余力，这对史学知识少得可怜、并且对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方舟子一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看看金传中的这一段：

“袁崇焕……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埵大漠、南疆高原、扩土万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

第二个原因就是，方舟子要捧谁，就非要把这个人捧上天，而他使用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夸大这个人的对手。（方舟子捧人的另一个手法就是贬低这个人的同类。比如，他要吹捧杜甫，就力贬李白。他要捧辛弃疾，就力贬“晏殊辈”。）《雄奇》的目的是要捧袁崇焕，所以夸大努尔哈赤的作用，可以使袁崇焕显得更为高大。

2.6、第六，宁远之战，努尔哈赤是“率兵十三万”吗？

宁远之战又称“宁远大捷”，是袁崇焕成名之始，在此之后，袁崇焕飞黄腾达，两三年内就“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那么，这个“大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不争的事实是，袁崇焕率领士兵坚守孤城宁远；后金军攻城不克，最后撤兵。但是，不争的事实到此为止，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目前尚没有人人可以接受的标准答案——甚至连宁远大战到底是打了两天还是三天，人们尚且争论不休。至于下面这些问题，就更是众说纷纭了：

第一，后金军到底有多少人攻打宁远？

第二，后金军在宁远到底有多大伤亡？

第三，后金军到底为什么撤兵？

第四，明军到底是大捷还是大败？

在此，我们只讨论第一个问题。本来，后金军参与此役的人数，史无明载。但挺袁派却都斩钉截铁地宣称努尔哈赤的军队是十三万人。那么，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根据就是《清太祖实录•卷十》中的这么一条记载：

“大兵至宁远，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大路安营。放捉获汉人入宁远，往告：‘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宁远道袁宗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

也就是说，无论是二十万，还是十三万，都不过是双方在斗嘴之时随便说出的数字，并没有可信服的根据。实际上，袁崇焕在宁远之战结束不久所作的《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中，又说后金兵“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可见他自己也没有准确的数字。那么，后金军到底是多少呢？我们且看黄仁宇分析后金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时军队的人数：

“努尔哈赤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1619年的辽东战役》）。

实际上，黄仁宇估计的数字，与金庸的数字几乎完全一致：金庸自己就承认，在天启二年（1622）前后，“这时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万之众了。”只不过是，金庸为了给宁远大战后金兵力十三万人找根据，就顺口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金庸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当然只有天知道。其实，即使清军的实力真的在三年之内扩充了一倍，他们难道会倾巢出动，远征宁远吗？对于这个问题，金大侠大概连想都没想。而方舟子呢？自然是甘当金庸的传声筒，人云亦云地说“十三万”。

那么，宁远之战，后金军到底有多少人呢？据天启六年正月二十日东江塘报：

“内丁守备陈国忠……探得奴酋决在灯节前后，挑有披甲达子四五万，牛车粮草尽皆齐备，不如东西要在那里攻抢，万分真的，等情到职。”（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65页）。

后来，辽东经略高第在塘报中说：

“今奴贼见在西南上离城五里龙宫寺一带扎营，约有五万余骑。”（见《明熹宗实录》卷六七）。

兵部尚书王有光在奏疏中说：

“据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塘报，二十四、五两日，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同上，卷六八）。

在此之后，“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几成定论，如“兵部给事中罗尚忠言：虏众五六万人攻围宁远”（同上，卷六八），以及被方舟子誉为“震烁千古”的《国榷》，在卷八七中这样记载：“建奴统西虏渡河。五六万骑攻宁远。”而清人修的《明史•满桂传》则说：“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远迩大震，桂与崇焕死守。”既然是“数万”，当然不可能是“十三万”。而袁崇焕本人在奏章中，从来就没有提到后金兵的人数，但却明说明军“城中士卒不满二万”。（《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当然，除了袁崇焕的“吾已知十三万”之外，明朝大学士顾秉谦曾说过这样的话：

“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四夷共凛天威，九塞咸称庙算。”（《明熹宗实录》卷六八）。

这段话虽然颇富文采，但其中的几个数字是当不得真的。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六年，满打满算只有八年，哪里来的“八九年之积颓”？即使是熹宗本人，在得到战报之后也只是说，“虏遭屡挫，打死头目，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见《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实际上，顾秉谦这个人厚颜无耻，油嘴滑舌，只要主子愿意听，他什么话都敢说。看看他要拜魏忠贤为父时所说的话：“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难怪《明史》说他为人“庸劣无耻”。（《明史》将顾秉谦列入《阉党传》。见列传一九四），也难怪着名袁粉阎崇年在《袁崇焕传》中引用“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这句话时，竟然不敢把顾秉谦的名字写出来。

所以说，这个“袁崇焕率领一万明军大战后金十三万大军”的故事，纯粹就是一个神话、鬼话、瞎话。

2.7、第七，努尔哈赤是在宁远“被打伤”吗？

当然，不论是一万战十三万，还是“不满二万”战五、六万，总归是明军以少胜多，并且是在连败之后取得的胜利，庆贺是应该的。但是，研究历史必须以史实为基础，“不掩恶，不虚美”。而袁粉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出于某种目的，拼老命般地夸大袁崇焕的作用。如果是他人率领明军打了败仗，他们就极力渲染明军的人数是如何如何之多，后金军人数是如何如何之少，因此证明明王朝是如何如何之腐败。而当袁崇焕率兵打了胜仗之后，他们就反过来，极力渲染袁崇焕率领的军队是如何如何之少（本来是“不满二万”，却非要说是一万），而后金军是任如何如何之多（本来是五六万，却非要说是十三万），从而益显袁崇焕之卓越伟大。对于宁远之战，袁粉们所夸大的内容，除了袁崇焕以少胜多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

第二，后金军伤亡逾万；（事实是，明朝廷统计斩首仅269人，后金记录是伤亡五百余人）

第三，掩盖明军的实际损失；（事实是，觉华岛7千官兵被杀，两千艘船只被焚）

第四，掩盖后金军撤兵的真实原因。（事实是，毛文龙抄袭后金后方）

我们还是先分析第一点：在宁远大战中，努尔哈赤真的被炮火击伤了吗？查遍中国的所有史书和史料，不论是明史还是清史，不论是官史还是野史，任何人都找不到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负伤的点滴记载，哪怕是暗示。所以，对袁崇焕推崇备至的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尽管毫无根据地说什么“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但并没有提到努尔哈赤在此役负伤的事。但是，到了金庸那里，他却出手大方地写道：

“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可笑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罗列了上百条参考文献，“表示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小说”，但对“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这个“事实”却没有说出任何根据。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朝鲜人李星龄在所着《春坡堂日月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改[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见《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111页）。

问题是，这条记载可信吗？李氏所记显然根据的是韩瑗所述。而韩当时与袁崇焕同在一城，他之所见，决不会多于袁崇焕——明军放炮，韩氏都会吓得“不能举头”。那么，象努尔哈赤负伤这样的大事，如果韩瑗能够知道，为什么袁崇焕和宁远城中的一万多明军官兵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其次，宁远大战发生在天启六年一月，努尔哈赤死于天启六年八月，在这期间，年近古稀的努尔哈赤仍旧征伐不断，根本就不像是负伤的老人。且看《清史稿•太祖本纪》的记载：

“十一年丙寅春正月戊午，上起兵伐明宁远。……二月壬午，上还沈阳，语诸贝勒曰：‘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夏四月丙子，征喀尔喀五部，为其背盟也，杀其贝勒囊奴克，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兵袭鞍山驿及萨尔浒，戍将巴布泰、巴笃礼败之，擒其将李良美。丁巳，科尔沁贝勒奥巴来朝，谢援师也。上优礼之，封为土谢图汗。六月，上书训辞与诸贝勒。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汤泉。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鸡堡，上崩，入宫发丧。在位十一年，年六十有八。”

当然，韩瑗的故事也不太可能是凭空捏造。原来，在宁远大战之时，确曾有一“大头目”被红夷大炮击毙。蓟辽经略高第在塘报中称：“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明熹宗实录》卷六八）。《石匮书后集》（卷十一）也说：“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很可能这个或死或伤的“大头目”或“裨王”，被韩瑗当作了努尔哈赤。

确实，查《朝鲜仁祖实录》，仁祖四年（天启六年）六月有这样一条记载：

“甲申，上幸慕华馆迎诏勑。……上问曰，‘乃者风闻奴贼逆天犯阙，大败而走，此言诚然乎？小邦闻来，不胜喜幸。’两使齐应曰：‘然。奴贼果败于宁远，军士死者数万余，其孙称王者亦死矣。’”（见吴 晗编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3258-3259页）。

也就是说，在宁远大战之后五、六个月，尽管明朝的使者吹嘘后金军在那场大战中“军士死者数万余”，并且认定“其孙称王者亦死矣”，但仍旧不知道有努尔哈赤在宁远负伤这回事儿。

1999年4月，方舟子作《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一文，再次摆出明史专家的架势说：

“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廷为安抚人心，大肆表彰史可法等抗清受节南明忠臣，但袁崇焕不属此类。一则袁与清室有杀祖之仇，宁远之战，袁崇焕以兵五千却敌十万，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不久努尔哈赤在气恨中不治身亡。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如果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

此时，“袁崇焕的一万守军”又被方舟子砍掉了一半，而努尔哈赤那活蹦乱跳的八个月生命，也被方舟子压缩为“不久”。历史，成了方舟子手中的面团，他想怎么捏，他就怎么捏。

2.8、第八，宁远大战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吗？

袁粉们的明史研究，其特点之一就是吹捧袁崇焕不遗余力，而对其他明军将领的功绩极力抹杀。被袁粉们抹杀功绩最烈的，莫如东江总兵毛文龙。事实是，早在天启元年，毛文龙就率领二百余人，夜袭镇江，生擒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时谓“镇江大捷”。据史册记载：

“文龙率乌合之众二百人，涉海三千里，镇江既复，宽、叆一带城堡相继降，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日扶老携幼至者百余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丙子，初，辽抚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率二百二十余人繇海东规取镇江。至朝鲜弥串堡，侦知伪署游击佟养真抄杀黄嘴商山等处，城中空虚。时右卫生员王一宁往朝鲜借兵适回，文龙延与共计，令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夜半，袭擒养真及子松年等贼党六十人，收兵万人、旧额兵八百人，南卫震动。”（《明熹宗实录》卷十三）。

如果有人对这个擒拿六十余人的“大捷”不屑一顾，那么就拿它和“宁远大捷”比较一下：镇江之战，毛文龙是主动出击，宁远之战袁崇焕是被动防守；镇江之战是收复失地，宁远之战是困守孤城；镇江之战，明军以二百人擒敌六十人，宁远之战，明军以万余人总共杀敌269人，但却损失惨重。据阎崇年《袁崇焕传》：

“觉华岛上明军7000余名和商民7000余丁口都被后金军杀戮；粮料8万余石和船2000余艘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

退一万步说，即使镇江之捷不大，它也是千真万确的“捷”，并且是在“宁远大捷”之前的捷，你方舟子凭什么要抹煞古人之功呢？

2.9、第九，宁、锦大战，皇太极是“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吗？

本来，既然努尔哈赤不是死于袁崇焕及明军之手，自然就不会有皇太极为父报仇之说。实际上，从梁启超到金庸到阎崇年，并没有谁曾说过皇太极攻打宁、锦是为父报仇。例如，阎崇年在《袁崇焕传》的“宁锦大捷”一章的开篇，是这么说的：

“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藉口，亲率数万军队，谒堂子，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远）锦（州）。”

原来，宁远大战之后，袁崇焕一直担心努尔哈赤会报复，因此一再上疏要求朝廷拨款筑城备战。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开始了与皇太极的议和活动。不论双方议和是否诚心，但他们都各有所得：皇太极在此期间征服了朝鲜，收抚了蒙古，袁崇焕则修筑、强化了锦州、宁远防线。

因此，说皇太极率兵攻打宁锦是为父报仇，完全是方舟子的独家妄言。更为可笑的是，方舟子还煞有介事地加上了“灭此朝食”四个字，并且把它们放在了引号之中，好像这是皇太极发下的誓言似的。假如这是真的，则皇太极与袁崇焕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他为什么还要和袁崇焕眉来眼去地谈和，并且一谈就谈了半年多？再说，父亲死了八、九个月之后才起兵报仇，还能叫做“灭此朝食”吗？这样的“灭此朝食”，岂不要把人饿死？所以说，方舟子这个语文状元的无知和可笑，总是能够达到人们想象不到的水平。

2.10、第十，袁崇焕是“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吗？

这是方舟子制造的又一个神话。事实是，宁、锦大战，主战场是锦州，锦州的守将是赵率教和太监纪用。袁崇焕在《锦州报捷疏》中说：“锦州四面被围，大战三次三捷；小战二十五日，无日不战，且克。”（见《袁督师遗集》）。赵率教因功“加太子少傅，廕锦衣千户，世袭。”（《明史•赵率教传》）。而在宁远，也以满桂战功最着，“桂率副将尤世威等出城迎，颇有杀伤，桂亦身被重创。捷闻，加太子太师，世荫锦衣佥事。”（见《明史•满桂传》）。相反，宁锦大战之后，袁崇焕因没有增援锦州而受到弹劾。《明史•袁崇焕传》说,“时称宁、锦大捷，桂、率教功为多。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因此，别人都升了两级，并且蒙受世荫，而袁崇焕仅受到升一级的奖励。有人为袁崇焕抱不平，熹宗训斥道：

“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朕不加谴责，尚着叙赉，分明念久在危疆，姑使相准耳。”（《明熹宗实录》卷八七）。

崇祯登基之后，袁崇焕督师蓟、辽，仍坚持其“和为旁着”策略，继续与皇太极通款。细观两人来往书信，皇太极意气纵横，咄咄逼人，而袁崇焕则有恭顺委曲，低声下气之嫌。且看天聪三年（崇祯二年）七月，袁崇焕与皇太极的两则通信 （见《满洲秘档》）：

袁崇焕书：

“钦命巡边使、兵部尚书袁，敬复皇帝陛下。读皇帝所遣之喇嘛来书，首言和好，仰面而观，天实鉴临一语；天地鬼神，实共鉴之。我国幅员九州，所失辽东之地，初非上所有也。辽东之人西来，坟墓皆在于彼，其心能不思先人之骨乎？因不合众意，我受之而不敢言，是以亦未奏于帝。又往来之礼，或有尊卑；我帝仁明弘远，初不介意。愿以名誉为念，无论治理何事，斫道义为规矩。果能修好，一惟尔意是从。察哈尔尼意珠，皆与我修好，中国亦以道义行之。至铸印封典之语，则非一言可尽也。”

皇太极复书：

“满洲国皇帝，致书于袁崇焕。遣我使臣之书已阅。尔言辽东人之枯骨坟墓尽在彼处，非欲取辽东乎？辽东地方，我攻取之，非尔所与也。先我两国并无隙怨，太平安处。尔国有九州之大，犹不厌足。夺我界外弹丸之地，逾洪武、永乐时设立之旧界，移置界牌于沿边三十里外；因以满洲国之疆土，取为明有。故天鉴其曲直，而赐我以辽东之地；何敢违天勿取乎！且自古兴衰，何代无之，庸尔国不然乎！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也。天赐之，人受之。昔大辽之君，天子也；金太祖，乃大辽之属国也。后大辽天祚帝无道，金太祖徒有忠心，因其不舞而欲杀之。天遂谴责，将大辽东之地赐金；金帝向辽讲和，辽仍视之如臣，谓金太祖为东海内部之帝！金国所定大圣之号，辽因其兼先帝之名，遂不相容，竟败和好，复行征讨。天以大辽之政柄授金，天所赐之地，大辽岂得而反之乎！又金帝，天子也；元太祖，金之属国也。金之永吉帝无道，元太祖以忠心朝贺，因观生象而欲杀之，致起刀兵。天谴金国，以金之西地赐于元。元太祖遣使者讲和，被金阻留，令退还所围之青城，乘间修茸坚固，再行兴师，遂遣使者以骄言而败和好。天以金国之政柄授元，天所赐之地，余岂得而反之乎！元顺帝图欢特穆尔云：吾身为天下君，何人敢违于我！荒淫无道。天鉴其过，国中兵盗蜂起，朱太祖取之；所取之地，若令反还蒙古，尔明肯允之乎？所取之地，不惟小民之枯骨，帝与诸贝勒之坟墓，不皆在乎？是皆妄思欲得也，岂得如愿以偿乎！我素日以忠心相处，因万历帝不相容，无故而欲伐我，与前辙有何异哉？尔国之官员、文士，高视尔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在云霄；以我所言不合众臣之心，不即奏于皇帝，使我二载未得遣使致书于都城，而较大辽之欺金，殆有甚焉！此亦天意耳，我岂能强令和好乎！”

这象是袁崇焕“威震辽东”，皇太极“闻名丧胆”吗？

可笑方舟子在《雄奇》中还说：

“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

实际上，袁崇焕的那封信作于天聪元年（天启七年）三月，乃是在熹宗的逼迫之下才加入那几句话的。原来，天启七年正月，袁崇焕报告后金遣人通话。熹宗批复道：

“十年荼毒，奴罪已深。一旦输情，听信匪易。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当不止去僭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也。”（《明熹宗实录》卷八十）。

这实际上就是《明史•袁崇焕传》中所说的“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袁崇焕的议和方略，直接导致后金征服朝鲜，击溃毛文龙，削弱了后金的后顾之忧。当时朝廷命令袁崇焕直捣后金老巢，以解朝鲜及毛文龙之危，袁上疏曰：

“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明熹宗实录》卷八二）。

后金军的人数，在努尔哈赤死时，总共只有九万。而当时后金侵朝的人数，不过五、六万人。（见孙文良等着：《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45页）。 另据《国榷》，崇祯二年三月，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 （卷九十）。

由此可见，袁崇焕夸大后金兵力是一贯的。那么，到底是谁闻谁之名而丧胆呢？

总之，方舟子这段377字的引言，充斥着史实错误。其错误来源，或者是愚昧无知，或者是偏听偏信，或者是故意篡改历史。而《雄奇》一文，就是建立在这些错误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这也是方舟子为什么把这一段背景材料写得如此之短的主要原因：他写得越多，漏洞就越大。

3、649个字中的十大笑话

《雄奇》的第三节是全文的重心所在，长度是上节的八、九倍。其内容主要是说，崇祯登基之后，拜袁崇焕督师蓟辽。袁崇焕坐镇辽西，皇太极无法取道山海关入关，只好绕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而“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所以后金入寇不是袁崇焕的责任。但他却“抱心太热”，入关增援，一路设防，先惊后金军于蓟州，再惊后金军于北京，并且在北京以一当十，杀得后金军“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可是，就在袁崇焕要“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之际，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历史因之改写！”

全面分析《雄奇》第三节文字，需要花费大量的篇幅。而对此节作蜻蜓点水般地泛泛评说，又无法使读者信服。怎么办呢？笔者的策略是，选取此节第一自然段来详细分析评论。这样一来，方粉就不能指责笔者断章取义，正常读者也可以结合笔者对第二节的分析，举一反三、得知《雄奇》全文到底如何。

《雄奇》第三节第一自然段共649字，叙述后金军进入长城到北京与袁崇焕军大战这一段历史。而这段叙述，与他在第二节的叙述一样，除了抄袭别人的文字之外，就是妄言妄语，漏洞百出，笑话连连。

3.1、笑话之一：“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自己防区不负责任

方舟子制造的第一个笑话就是，他先说袁崇焕的官职是多么多么高，接着就说袁崇焕对皇太极进入长城不负责任。且看他是怎么说的：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

我们先看这个逻辑：袁崇焕这个“最高军事行政官”、“最高军事指挥官”，督师蓟辽，但却“管不到”蓟州。那么，这两个“最高”意味着什么呢？皇上为什么不说让他督师“辽东”，而是让他督师“蓟辽”呢？敌军在他的防区进犯，却说“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那么与谁有关呢？假如当年苏联进犯珍宝岛，东北军区司令员却说，“珍宝岛属于黑龙江省，是黑龙江军分区的防地，与我无关”，还能有比这个说法更为好笑的吗？实际上，连超级袁粉阎崇年都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明亡清兴六十年》）。

另据《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十一月戊戌日，

“督师袁崇焕上疏引咎。得旨：卿治兵関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関内疏虞，责有分任。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卷二八）。

虽然袁崇焕的引咎疏不得而见，但从崇祯的批复中可知是为满兵入寇的。假如袁崇焕对蓟州地区不负责任，他为什么要引咎呢？

其实，即使撇开管辖权这个问题不谈，皇太极绕道蒙古进入长城也与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早在袁崇焕任辽东巡抚之时，由于他强调修筑宁、锦防线，明朝的战略防御政策就开始向关外倾斜。宁远大战之后，朝中多人强调要加强蓟州的防御。而袁崇焕在天启六年六月给皇帝的奏疏中，却这么阐述自己的防御思想：

“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着，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 （《明熹宗实录》卷七二）。

众所周知，锦州、宁远、山海关乃是一条狭长地带，长180多公里，宽则仅有20-30公里，通称辽西走廊。在这个狭长地带，连设三道防线，再加上重兵防守，自然可以收固若金汤之效。而蓟辽关内防线则是沿着长城设防，属于水平防线。从山海关经喜峰口到居庸关，全长大约600公里。显然，即使在兵力相等的情况下，关宁锦防线也要比关内蓟州防线容易防守。

在当时，明朝政府的主要问题就是财政资源匮乏，粮饷有限，否则的话，也不会受制于小小的后金，让其坐大。黄仁宇就说，“历史家似有公议，认为明代之覆亡由于财政之破产。”（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218页）。以有限的资源用于漫长的防线，自然是顾此失彼，拆东墙补西墙。袁崇焕强化关外防线的必然结果，就是弱化关内防线。宁锦大战之后不久，蓟辽总督阎鸣泰上疏抱怨道：

“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项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干坤半璧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迩抚臣欲于关门蓟门各练兵一万五千，以备调遣之用。窃计关内外向各以六万计，近宁远增二万。此八万之众皆厚饷，非蓟门之比。使此八万者人人皆劲兵，岂须一万五千之应？使此八万者仍望济于一万五千，则厚饷蓄之何为？”（《明熹宗实录》卷八六）。

也就是说，在袁崇焕“乞休”之前，蓟辽防区就已经是关外驻军不仅兵多、而且饷厚了。而这一切，都是在削弱关内防线的前提下实现的。

待到袁崇焕复出，督师蓟辽，仍旧坚持“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战略思想，继续强化关宁锦防线，重修已经被明军放弃的锦州城。《崇祯实录长编》记载，崇祯元年七月，“己卯，锦州城成。”“冬十月己丑，召廷臣于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崇祯说：“前崇焕云安插锦州，兵变可弭。今又云欲鼓噪，求发内帑，与前疏何相矛盾？”（见李逊之：《三朝野纪》卷四叶三十七）。后来崇祯将袁崇焕下狱，通告全军说：“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见《国榷》卷九十）。事实确实如此。方舟子们以袁崇焕曾经上疏要求朝廷加强关内防线来为他开脱责任，其实，袁崇焕并没有那样的疏文，即使有，他也知道，那是办不到的（下详）。

实际上，袁崇焕复出之后，还为皇太极绕道蒙古入口做了另一件大事，这就是斩杀毛文龙。崇祯二年六月五日，经过近半年的策划，袁崇焕终于把东江总兵毛文龙杀了，使后金从此没有了后顾之忧。毛文龙死后七天，一直在与袁崇焕议和的皇太极便说：“我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 （《清太宗实录》卷五）。实际上，清人撰写的《明史•袁崇焕传》，十分明确地把皇太极从西线入口和毛文龙被杀联系到了一起：

“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

在“震烁千古”的《国榷》中，谈迁评论说：

“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向也。” （谈迁：《国榷》卷九十）。

实际上，毛文龙的牵制之功，袁崇焕心里相当明白：没有毛文龙，很可能就不会有所谓的宁远和宁锦大捷。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上疏说：

“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叶二十七）。

对此，曾任蓟辽经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加有这样的批语：

“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宁锦之解围，文龙有力焉。此出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矣。”（同上）。

总之，即使袁崇焕不是蓟辽督师，他对后金入口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他既是“最高军事指挥官”，那就更是“罪责难逃”了。

3.2、笑话之二：“连上三疏”

前面提到，方舟子和其他袁粉们总是拿袁崇焕曾经上疏，要求强化关内防线来为袁崇焕开脱，意思是，蓟州防线即使归袁崇焕负责，他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清兵进入长城，乃是因为朝廷互相推诿，耽误了大事。

那么，方舟子所谓的“袁崇焕……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方舟子的这个陈述，显然是脱胎于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的这段话：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

那么，金庸是根据什么说的这番话呢？原来，有一个名叫余大成的人，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他在袁督师下狱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剖肝录》，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今上崇祯二年已巳冬十月，敌由大安被遵化。十一月，围京城。先是,督师袁崇焕有疏谓:‘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不听，至是果如其言。”

余大成所提的袁崇焕这篇奏疏，翻遍明朝史籍而不可得，真真是史学上所谓的“孤证”。其实，就算袁崇焕真的上有此疏，可是“重兵”都已经被他布置在宁锦防线了，还哪来的“重兵”宿蓟门？

崇祯元年十月，袁崇焕确曾上疏谈及蓟门的潜在危机。他说：

“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藉西马为用，人人皆兵，兼喇之饭食寝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峯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臣窃忧之。”（《崇祯长编》卷之十四）。

那么，袁崇焕的对策是什么呢？他说：

“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自贻伊戚。业令总兵祖大寿查炒五大营与虎之八大营零部有存者，收置锦州口外边堡，以其赏物为其粮饷，我更益之兵佐之战守，从中界断，令东无得与西合。”（同上）。

也就是说，袁崇焕的对策首先是让蒙古人替大明守边。但是，“若不可致”时，该怎么办呢？袁崇焕的对策是“相机剿逐，无令逼处”。但这样一来，“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仍旧空虚，又该怎么办呢？袁崇焕没有下文了。实际上，袁崇焕的对蒙人部落的绥靖策略，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在此之前三个月，被袁崇焕称为“为患切肤者”的哈喇慎三十六家就已经与后金正式结盟了。（见《满文老档》太宗朝第十册）。

那么，金庸所说的“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后金遭遇灾荒，粮食奇贵，而袁崇焕却允许把把粮食卖给已经依附后金的蒙古人，导致皇上震怒（这也是袁崇焕被杀的罪名之一：“以粮资寇”。）三月，崇祯皇帝下旨，严斥袁崇焕“藉寇资盗”。而袁崇焕在回复中则辩解说：

“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707页）。

也就是说，袁崇焕明知道蓟门“兵力不加”，但他不是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加强防御，而仍旧是寄希望于以夷制奴。但是，一直对袁崇焕恩宠有加、连他擅杀大帅都“优旨褒答”的崇祯，这次根本就不买袁崇焕的账，严厉训斥他说：

“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同上）。

确实，在当时，“西夷通虏”早已天下皆知，袁崇焕根本就没有不知之理。事实是，也就是在“各夷”信誓旦旦的“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话音尚未落地之际，皇太极的铁骑已经在他们的诱导之下进入长城了。这就是袁崇焕的“第二疏”的来龙去脉。

至于方舟子所说的“袁崇焕……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大概是指《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中所记的这件事：

“明年五月晦，巡至镇江双岛，与毛文龙盘桓数日；于六月六日设帐房于山上，犒军较射，遂缚文龙，数以十二罪，出尚方剑斩之。疏闻，京师震骇。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

且不说在遵化“设一团练总兵”是否等于“加强遵化的防守”，也不去追究袁崇焕为什么要提名一个“新奉部劾”的人当这个团练总兵，我们细看此文，却发现袁崇焕提出此项建议，不过是要掩饰自己擅杀毛文龙的罪过而已。

方舟子的所谓“连上三疏”的故事，其真相就是如此。显然，方舟子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金庸所说的“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奏章都是些什么内容，于是就顺手制造了这么一个笑话。

3.3、笑话之三：“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

那么，方舟子说皇太极绕道蒙古进入长城是“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满清史料中，有一份高鸿中的奏本，其中说：

“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见《明清史料》丙编45页）。

这个奏本没有年份，只标有“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日奏了”，况且说话背景不明不白，其史料价值本来值得怀疑。可是，满清秘档之中，偏偏还有一道没有年月的“敕谕副将高鸿中”稿：

“览卿所奏，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稍迟时日，俟地锄完即行。” （见《明清史料》丙编15页）。

有人于是把这两份文件联系到了一起，认为这是高鸿中在崇祯二年向皇太极建议袭击北京：

“由此敕谕，可见高鸿中奏本之有力。然金汗之所以如此听从汉人者，则因金汗自云：‘南朝事体，朕未必曲尽详知’。今欲‘曲尽详知’，则非藉资汉奸不可，故高氏所陈情节，自易为金汗所采纳也。” （见：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451页）。

假如事情到此为止，则方舟子不过就是听信他人之言，并没有什么大错——顶多就是一个不道所出的东抄西凑。偏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出版于1948年。在此之前十六年，陈寅恪在“《清华周刊》第三七卷第八期”上发表了一篇考证文章，题为《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就是说，高鸿中的条陈作于崇祯十五年，而不是崇祯二年。因此，它与己巳之变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另外，陈寅恪的文章，显然是根据文献原件所写，因为他说该件“仅附识‘二月十一日到。’及‘三月十三日奏了。’数字”，与《明清史料》丙编所记不同，也与李光涛所说日期是在“奏本封面”不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光涛在《论崇祯二年“己巳虏变”》中考证高文的年代，竟然没有提到陈寅恪的这篇文章。

可是，方舟子则不同。首先，《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一文，收入《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中，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此是寻常可见之物。第二，陈寅恪是少数得到方舟子吹捧的民国学人之一。在与都人的论战中，他曾以陈的后学弟子的口气说：

“陈寅恪先生乃一代宗师，治学严谨，举世景仰，其考据，有经则引，有典则据，可谓无一字无出处。倘根据一则史无明文的传说，嘲笑陈先生‘闭门造车’、‘象牙塔之偏颇’，岂非太过？”（方舟子：《明初的民族政策小议》）。

“一个读不懂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把随便什么人都当成陈先生所说的‘世之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的人……居然教导起别人的‘读史方法和态度’，那已不只是‘太过’，而是近于滑稽了。”（方舟子：《也谈“读史方法和态度”答都人先生》）。

都人“读不懂陈寅恪”，至少还是读了；而方舟子则连读都不读，就敢冒充陈先生的大弟子，真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复旦大学傅杰先生曾嘲笑方舟子说：“郭沫若先生这样的‘师’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宗’的。”同样道理，“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师’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宗’的。”对于方舟子来说，特别如此。

3.4、笑话之四：“闻警即率兵入援”

从叙述史事的角度来看，《雄奇》一文只掐取了从皇太极率兵入口到袁崇焕被磔身死这一段历史。因此，在为袁崇焕开脱了“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责任之后，方舟子下一步就是叙述袁崇焕因“抱心太热”而立下的丰功伟绩。方舟子说：

（袁崇焕）“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

方舟子的这段180字的叙述，基本上是抄袭梁启超的《袁督师传》。其中既含有史实错误，又含有地理笑话。先说抄袭。在《袁督师传》中，梁启超写道：

“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闻警，即檄调诸辽将祖大寿、何可刚等入卫。所历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戴星犯雪，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欲背捍神州，面拒敌众。十二、十三等日，与敌兵相持于马升桥诸要隘。清军不意袁军骤至，相视骇眙，乃宵遁，疾趋而西，直犯京师。崇焕心焚血注，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由间道飞抵郊外。两昼夜疾行三百余里，先清军至三日。……敌军初在高密店遇侦，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

除了文字和内容相像之外，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方文抄自梁文？原来，梁启超的文字，根据的是一个名叫程本直的人所写的文章，题目是《白冤疏》，其中写道：

“至若崇焕自十月二十八日，一闻蓟警，即檄调诸辽将兵赴急西援。躬统马步二万有奇，逐路置防，逐城置守。戴星犯雪，于十一月初十日驰至蓟州，计图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十二日即发前拨堵截于马升桥；十三日敌乃尽撤遵营，横札于蓟之东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岖。两兵对垒，相持半日。不意宵遯而西，则安得谓崇焕驻剖蓟州，纵其入京乎！……痛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末近城，得以身翼神京。”

程本直何许人也？他本是一介平民，因为崇拜袁崇焕，曾三次登门拜访袁崇焕而不得见。最后投身袁崇焕幕下，以袁的“门生”自许。袁崇焕入狱之后，他作有《几声纪》（又名《白冤疏》）和《漩声纪》，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为袁崇焕鸣冤叫屈的最早文字，也是梁启超作《袁督师传》的主要蓝本。方舟子在《雄奇》中，曾多次提及程本直，并且明引程的文字。但上面的文字，方舟子却既没有说来自程本直或来自梁启超。那么，为什么说方舟子的这段话抄自梁启超呢？因为像什么“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先清军至三日”这样的话，都是程文所没有的，而后两句话更是梁文所独具的（下详）。

次说史实错误。按道理说，抄书而出错，错误只能来自原本，如前面提到的那个“万历四十五年”就是来自金庸。可是，方舟子这个文抄公，不但中文理解能力有限，而且好不懂装懂，自作聪明，再加上他刻意要掩盖抄袭痕迹，所以在抄袭他人的文字之时，他也会制造一些具有方氏特征的错误。且看上面引文的第一句话：按照方舟子，袁崇焕在听到警报之后，立即亲自率兵驰援。而按照程本直和梁启超，袁崇焕不过是“檄调诸将”。那么，史实到底如何呢？袁崇焕军掌旗官周文郁撰写的《辽西入卫纪事》说，袁崇焕率兵西进是在十一月五日。而据袁崇焕的奏疏，他反复说自己是十一月初四从山海关出发。（“臣亲督总兵祖大寿、协将何可纲等带领，于本月初四日早发山海。”“臣是其议，遂于初四日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计程五百里，而六日驰到。”见《崇祯长编》卷二八。）也就是说，袁崇焕入关实际上是在“闻警”五天之后（袁崇焕自称是在二十九日闻警），甚至七天之后（按周文郁说）。所以说，方舟子说袁崇焕“闻警即……率兵入援”，全是白日臆语。

3.5、笑话之五：“蓟州交锋”

方舟子制造的另一个史实笑话就是所谓的“蓟州交锋”。方舟子说，“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而按照程本直和梁启超，袁崇焕十一月初十到蓟州的目的是“背捍神州，面拒敌众”，也就是在蓟州堵截皇太极的军队。确实，蓟州为后金军西进北京途中的咽喉要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袁崇焕在驰援蓟州之前，曾与麾下诸将讨论应付皇太极进入长城的对策，有人提议驰援遵化，有人提议直捣中坚，而祖大寿则提议“屯扎蓟州，藩屏京师”，袁崇焕“是其议”，也就是采纳了祖大寿的建议。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袁崇焕信心满满地说：“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

那么，结果到底怎样呢？先看满清的史料：

“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满文老档》卷十九）

“上统率大军，自遵化起行，向燕京进发，离城二十五里驻营。……甲午（十一月十三），大军至蓟州，前行哨卒，遇明塘兵五百，遂与战，生擒十五人，获马二十匹。是日，以书谕蓟州城内官民等，令之降。乙未（十一月十四），大军至三河县，……”（《清太宗实录》卷五）

也就是说，后金大军几乎兵不血刃就越过了袁崇焕宣称的“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防线。那么，满清的史料是否可靠呢？我们再看由袁崇焕军掌旗官周文郁撰写的《辽西入卫纪事》：

“十二日，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敌酋，军声大震。余极启曰：‘奴既来马伸桥，离蓟城二十里耳。此必系前哨。大队定在后，我当速为之计。’公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见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镇将议从间道绕出贼前，余请必分兵为二，以一出其前，以一蹑其后。镇将咸以兵寡不可分。”

总之，明、清史料的记载，细节或有差异，但大体情况却完全一致：袁崇焕和皇太极的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有相遇，皇太极的大军（方舟子采金庸说，认为是十万铁骑）在袁崇焕的鼻子底下轻轻松松地“潜越”天险蓟州，直奔京师，而袁崇焕军仅看到了敌军二百余骑。袁崇焕在一天之后才发觉自己布置的防线一钱不值。难怪有史书这样记载此事：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徐石麒疏》，见谈迁：《枣林杂俎•仁集•款案》）。

而这一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对明军来说简直可以说是奇耻大辱，对后金军来说是灿烂辉煌），到了方舟子的笔下，竟成了这样：

“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

这已经不是什么颠倒黑白了，而是厚颜无耻地混淆黑白。

3.6、笑话之六：“满兵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

那么，方舟子的地理笑话又是什么呢？原来，喜峰口、遵化、蓟州、通州和北京五地在地图上几乎呈一条由东北向西南的直线。通州在蓟州和北京之间，清军自遵化经蓟州而奔通州，乃是一路杀向京师，可谓长驱直入，一往无前。但是，皇太极这个“向前、向前、向前”的“进”军，却被方舟子说成是“向通州退兵”——真不愧是语文状元。

地图来源：http://pic.tiexue.net/pics/2008_2_18_11843_6911843.jpg

问题是，方舟子把后金军的“进”称为“退”，到底是因为他故意要颠倒黑白，还是因为他不通地理，不看地图呢？程本直和梁启超在描述后金军的行动时，都使用了一个“遁”字，这已经是在搞偏离了史实的文字游戏了。周文郁用“潜越”二字，则比较恰当。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用“退”字呢？原来，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对这场至关重要的“蓟州交锋”，只写了这么45个字：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也就是根据金大侠的这个超级大忽悠，方舟子于是让后金军“向通州退兵”了。他确实连地图都不看。

【皇太极“潜越”蓟州这一军事奇迹，到了超级袁粉阎崇年的笔下，竟然成了这样：

“皇太极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有句俗话，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见《明亡清兴六十年》）。

《清太宗实录》明明写着清军经蓟州至三河，而按照阎会长，清军是绕过蓟州奔顺义再返通州。真不知道到底是皇太极真的那么蠢，还是阎会长真的那么无耻。

阎崇年的明清史研究，不顾史实信口开河之处，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为了给袁崇焕开脱罪责，他这样为袁崇焕辩护：

“所谓‘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而不加阻拦。其实，早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就上疏：应防御后金军从宁、锦以西虚怯之处南犯。两个月后，袁崇焕再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所以，袁督师‘纵敌长驱’之罪名，‘莫须有’矣！”（《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阎崇年当然不会读不懂袁崇焕所说的“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却采用掐头去尾的手法，把这个被袁崇焕批驳的观点，转变成袁崇焕的观点。这种颠倒黑白的伎俩简直就是无耻至极。

另外，阎崇年还说：“皇太极采取绕道蒙古突袭北京的策略，……除了袁崇焕谁都没有想到”。这真是欺天下人不会读书。实际上，宁远大战之后，朝廷中呼吁加强蓟州防御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天启六年闰六月，顺天巡抚刘绍说：“逆奴谋窥喜峰久矣。顷者不得志于宁远，而假道于西虏，势诚有之。” （《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崇祯元年九月，兵部尚书王在晋说，“边患切在蓟门”，并陈五策，其中之一就是“宁锦三恊互相要击”。（《崇祯长编》卷十三）。即使是毛文龙，也曾屡次三番地告诫朝廷，“山海关兵厚，敌善谋必不轻入。喜峰口、墙子岭、一片石宜增卒，伏地雷以备之。” “宁远固奴所必攻，而其捷径尤在喜峰口、一片石、潘家口、墙子岭等处。” “四王子发兵西去，欲往喜峰、一片石等路犯关是实。”（见《表忠录》及《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六、卷七）。

也就是说，阎崇年之无耻，较之金大侠和方全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与金、方不同的是，阎崇年是专业史学研究人员，因此他堪称是中国史学界的无耻之尤。】

3.7、笑话之七：“袁崇焕率兵急速追赶”

在《雄奇》一文中，方舟子制造的笑话接二连三。你看他刚刚制造了满兵向西退兵的笑话，接着就说：“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 按照常识，既然是“追赶”，并且比被追赶对象早到达目的地，两军应该相遇才是。既然能够相遇，则必然要有一场恶斗。但根据方舟子，明军和满兵好像是约定好要在北京聚头似的，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稍有古文功底的读者，细读程本直、梁启超的文字，就会明白，袁军是抄小路赶赴北京的，并非“追赶”满兵。“间道”者，小路也。可笑方语文状元搞不懂“间道飞抵郊外”是什么意思，于是请教金大侠。而金大侠此时早已把史实史事搞的乱七八糟了，只是含混地这样说：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笔者注：按照袁崇焕的奏章，袁得到赵阵亡的消息是在十一月六日。】

方状元此时六神无主：照抄梁文，怕露出马脚；想要搞“文译白”，又弄不懂“间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办呢？他于是假定“金爷”所谓的“急行军”就是“追赶 ”，大笔一挥，派袁军“追赶”皇太极去了。至于袁军在追上之后该怎么办，那是“袁爷”的事，不值得我们的方全才费心。不过，“金爷”说袁军“比清军早到了二天”，而梁启超则说是“先清军至三日”，何去何从呢？方舟子当然要“两利相权取其重”，谁说的话大就听谁的，于是“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就这样出笼了。

实际上，周文郁在《辽西入卫纪事》中说得十分清楚，袁崇焕在得知清兵“潜越”之后，“即督辽将士西追”，但是他的将领们却提出“从间道绕出贼前”。周提议双管齐下，“分兵为二，以一出其前，以一蹑其后”，但“镇将咸以兵寡不可分”。为什么“兵寡不可分”呢？原来，聚集在蓟州的明军都被袁崇焕遣散了。看看下面的记载：

“袁崇焕入蓟州，以故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周宗武守豊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仍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实录长编》卷二）。

这就是方舟子所说的“袁崇焕的计划”：

“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

可见方舟子连基本史实都没有弄清楚：袁崇焕调兵遣将明明是在蓟州，可他说是在北京；敌军明明是所向无敌一路杀到京门，可方舟子却还替袁崇焕吹牛：“‘五年全辽可复’……隐隐有了希望”。套用一句方舟子自己的话：“所谓书生不要脸，莫过于此”。

3.8、笑话之八：“满兵无不大惊失色”

在制造了满兵“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的笑话之后，方舟子再接再励，又制造了另一个笑话。他说：

“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

本来，我们已经见识了袁军在蓟州“大惊”满兵、使其“向通州退兵”的壮举，因此，对袁军在北京城再次使满军“大惊失色”，就更想要探个究竟。可惜，方全才此时惜墨如金，对此毫无交代。事实是，这个“大惊失色”典故，史无明载，连袁粉始祖程本直都没敢说，但在《袁督师传》中，梁启超却信笔写道：“敌军初在高密店遇侦，咸大失色，诧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而金庸呢，也附和着说：“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注意：金大侠此时已经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我们还是看周文郁的《辽西入卫纪事》：

“十九日，……是夕，公密令参将刘天禄等劫奴营，不意行至高密店，为奴哨觉，贼营有备，不得入而返。”

这个偷袭未遂事件，大概就是这个“大惊失色”的来源。不过，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不意”的乃是袁军，而“有备”的则是满兵，那么，到底是谁“大惊失色”呢？

3.9、笑话之九：“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

方舟子接着叙述袁崇焕在北京的英勇奋战：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本来，皇太极一共带了多少人马进关，至今众说纷纭。《明史•袁崇焕传》说是“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说，“清兵十余万人，以蒙古兵为向导，大举入犯。”金庸说，“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无论是梁启超还是金庸，都没有给出根据。而我们根据宁远大战时，后金军的人数在五万左右，以及此次后金军孤军深入、并且能够在袁军鼻子底下“潜越”蓟门关这些事实，大致可以断定后金军人数不会超过五万。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后金军的总人数到底是十万还是五万，而是在于十一月二十日与袁军在广渠门撕杀的人数究竟几何。梁启超说是“以五千而当十余万之大敌”，金庸说是“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都是假定袁崇焕与全部满兵对阵。事实真的如此吗？大量史料记载，当日在北京有两个战场，一个在北京城北的德胜门，明军将领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另一个在北京城东南的广渠门，明军将领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且看满清史书《满文老档》：

“二十日，大军起行，汗营于北京城北土城关东隅，两翼兵沿东北隅立营。哨兵来告，了见明兵集德胜门等语。汗遂率右翼诸贝勒，领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又告了见东南隅有明兵集结，遂遣爱巴里、索尼、白格依传令。左翼贝勒莽古尔泰、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台吉豪格率白旗护军及蒙古兵前进。遣人查实德胜门之兵，乃是大同总兵官满桂、宣府总兵官侯世禄军。……左翼诸贝勒所攻之兵，乃是宁远都堂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军。贝勒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及墨尔根戴青、台吉豪格率兵前进进杀，时明伏兵四起，前进之四贝勒兵，即行反击追杀。贝勒莽古尔泰，额尔克楚虎尔及随行军士，屡败明溃卒来犯。巴克什乌讷格、额附苏纳，率蒙古兵击败另外三队兵。”

也就是说，后金军兵分两路与明军大战，应战袁军的乃是其“左翼诸贝勒”所率之兵，而皇太极率领的主力则面对满桂。换句话说，即使满兵总数真的如金大侠所说是十万，与袁军作战的也至多不过其中的一半。

那么，与袁军作战的满兵到底有多少呢？先看满清史书《清太宗实录》：

“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莽古尔泰，分兵为三队，……比入隘口，豪格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余三贝勒不趋右偏，由正路入，击败敌兵，亦追杀至城壕。止于中途，多铎，以年幼，与莽古尔泰留后，值明溃卒来犯，两贝勒追杀之。又有敌兵一队，距离城稍远，屯树林内，遂令左翼蒙古各旗往击。额驸恩格德尔、贝勒巴克，率扎鲁特、喀尔喀部落诸贝勒兵，不俟整队徐行，骤马而进，与敌兵接战，遂败归。巴克什吴讷格、及外藩扎鲁特部落贝勒色本、马尼、突入迎战，始击败敌兵。”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推理：第一，既然说“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则金大侠所说的“主战场是在广渠门”便不攻自破——主战场是在德胜门。第二，虽然我们搞不清楚莽古尔泰的军队究竟是总共只有二千人，还是除了护军之外，外加蒙古兵二千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队伍的总数不会太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区区两千蒙古兵，就不值一提了。第三，根据文中所述，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结果并非一边倒。这样一来，其中所说的“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就更值得注意：满兵的人数不太可能多于这个数字。因为假如满兵的人数多于二万，《清实录》的叙述则会使满军显得虚弱。

再看袁军方面的记载：

“二十日早，报奴大队分六股西来，公传令开营迎敌。先遣都司戴承恩择战地于广渠门，余随行间。……而公正在布阵，其祖帅正兵镇南面，寄将王承等列西北，公与余札正西，阙东而以待敌。奴拥众直突东南角，我兵奋力殊死战，奴奔北，见前处有承胤等兵，方立马无措，若承胤等合力向前，则奴已大创，不意承胤等乃徙阵南避，翻致奴众复回，径闯西面。一贼抡刀砍值公，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获免。……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得南面大兵复合，贼始却。我兵亦倍奋砍杀，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贼至运河边。贼忙迫拥渡，冰陷，渰没者无数。此一战也，自午至酉，麋战三时，杀贼千计，内伤东奴伪六王子，暨西虏名酋都令。我兵亦伤亡数百。盖九边尚首虏，每以争割首级误事。公深鉴陋规，于未战之先，与诸将士约，惟尽歼为期，不许割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是晚收兵，直至二鼓方毕。”（周文郁：《辽师入卫纪事》）。

周文郁自始至终都没有说敌军的人数。至于双方的胜负，也似乎全凭各自的感觉。（金庸说“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打到傍晚，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梁启超说“自辰达申，却敌十余里，追北至运河”。）当时身在京城的文震孟在日记中写道：“二十日，虏薄城六百，袁师杀伤相当。”（见：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803页）。而根据袁崇焕自己后来吓唬朝中百官说：“达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 ”（见《烈皇小识》卷二），则可以断定他的军队没有打大胜仗。

总之，这个“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的神话，不仅史无明文、不仅于情于理都不相合，而且与大量的旁证相悖，因此可以说它完完全全是袁粉们编造出来的。而方舟子连编造的能力都没有，只会鹦鹉学舌，就显得十二分的可笑。

3.10、笑话之十：“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

在这649个字中，方舟子制造的第十个笑话就是，“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不仅如此，他还煞有介事地列出了参考文献：《朝鲜仁祖实录》。

实际上，方舟子这句话是抄袭金庸的。在金传中，金庸写道：“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而这个注释“⑦”是这样的：

“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金庸所引的“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乃是来自朝鲜“进贺兼谢恩使李忔在北京驰启”。（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 3435页）。因此，这个报告的可靠性与“译官韩瑗”在宁远观战之后就报告说努尔哈赤受伤同属一个等级。显然，朝鲜使臣不可能亲自参战，因此所得消息肯定来自道听途说。那么，金庸、方舟子二人为什么不参考一下曾经与袁崇焕并肩作战的人的亲眼所见呢？

其实，袁崇焕是否中箭，是否受伤，周文郁在《辽西入卫纪事》中说得十分清楚，

“时贼矢雨骤，公与余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

也就是说，袁崇焕中箭不假，但并没有受伤。实际上，在当天确实有一位明朝大将中箭受伤，他就是满桂。据说射中他的箭头来自袁军。（见《明季北略•袁崇焕通敌射满桂》；《国榷》卷九十）。对于这样的史书记载，方舟子们当然要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了。

更为可笑的是，此段朝鲜《仁祖实录》还包括这样的话，“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金庸和方舟子既然相信其所说的袁崇焕受伤之事，为什么却不相信它所说的袁军人数是“一万四千”呢？

那么，为什么说方舟子的那句话是抄自金庸呢？这是因为，方舟子和金庸对这段含糊其辞的文字，理解完全相同：

第一，按照《仁祖实录》的叙述，“至于中箭”的人，既可能是袁军门，也可能是祖总兵，也可能是二者都中箭，为什么金庸与方舟子都异口同声地把中箭之人定为袁崇焕呢？

第二，中箭并不一定就导致受伤，这是古代战争常识，因为古人作战，都穿铠甲。金庸说，袁崇焕“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方舟子也说，袁崇焕“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那么，为什么他们二人都把“中箭”理解为“中箭受伤”呢？

4、盗憎主人：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雄奇》一文，全长八千五百余字，第一节约一千字，与正文无关。因此，笔者上文实际是分析了《雄奇》正文开始之后的1026字，约占正文的七分之一。笔者证明，在这一千余字中，含有十大谬误、十大笑话。实际上，为了“凑整儿”，笔者还放过了几个小错误。所以说，方舟子这篇“经典之作”，所含的错误、漏洞、笑话、瞎话，至少有一百个——名符其实的“漏洞百出”。

按道理讲，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分析《雄奇》了。古人云，一叶知秋，一斑全豹。而我们见到了，何止一叶、何止一斑？这难道还不够吗？遗憾的是，这些确实不够。

笔者在前面曾反复说过，方舟子的无知，“总是能够达到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但是，《雄奇》一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除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无知以外，更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无耻。因无知而犯错，还情有可原，所以古语说“不知者不罪”；但是，因无耻而犯错，属于明知故犯，所以要罪加一等。因此，笔者在此节专门论证方舟子的无耻。当然，方舟子的无耻，既不始于《雄奇》，也不终于《雄奇》，更不限于《雄奇》。只不过是，在《雄奇》之中，这个问题相对集中而已。

如何来发掘方舟子的无耻呢？我们且看《雄奇》一文的“后记”，它专门讲《雄奇》与金传的关系：

“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尽管方舟子在这篇后记中要给人一种他写作《雄奇》在先、得见金传在后的印象，但是，任何人如果仔细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的话，都可以轻易地看出，《雄奇》完全是根据金传改写、缩写的。关于这一点，在别人发现他抄袭了金庸的“万历四十五年”之后，方舟子不得不以方氏特有的方式承认：

“《功到雄奇即罪名》一文……是针对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写的”。

那么，方舟子所说的“针对”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雄奇》中，方舟子为了要显示自己虽然在材料上取之于金庸、但是在见识上却要高于金庸，于是他专门提出了几个与金庸不同的观点。这恰恰像在《大明小史》中，他故意要提出一些与吴晗不同的观点一样。不过，不论是写《大明小史》还是写《雄奇》，不论是面对吴晗还是面对金庸，方舟子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4.1、自打耳光

方舟子第一个“针对”出现在第三节的倒数第二段：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略去323字]（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段简化过的文字认真读完，我们就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啊，皇太极与明军议和，“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呢？看皇太极的那道谕文，他分明是相当诚恳的啊。这不恰恰证明金庸“所认为的”是合情合理的吗？既然如此，方舟子为什么要和金庸尝反调呢？既然要唱反调，为什么又要把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拿出来、煽自己的嘴巴呢？

原来，那篇谕文本来就是被金庸拿出来证明皇太极议和是出于诚意的。金庸说：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

金庸的注释③如下：

“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方舟子从金传中发现了这条曾被“淹没不载”的史料之后，当然想要用它来显示自己“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但是他又要显示自己比金庸更高明，于是就一面说金庸没有看出皇太极的奸计，一面又用人家的材料来证明袁崇焕的议和是“是高一等的议和”。

问题是，方舟子提出了“针对”金庸的观点，他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需要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呢？这是因为，方舟子的这段长篇大论，几乎全部是“根据”金庸：材料来自金传，思路顺着金庸，连文字都十分相像。且看下面的文字对照：

金庸：（皇太极）“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方舟子：“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

金庸：“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方舟子：“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

金庸：“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

方舟子：“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

金庸：“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方舟子：“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

什么叫“亦步亦趋”？什么叫“人云亦云”？这就是。实际上，方舟子陷在金庸的窠臼之中，根本无法自拔。而方舟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即便是骑在人家的背上，他也要顺便踢人家一脚，好让外人觉得自己没有沾人家的光。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盗憎主人”。

【注：方舟子引用的“木刻谕文”较金庸多出最后一句话，说明他曾参考了其他文献，很可能是孟森和李光涛的文章（下详）。但是，方舟子说这道谕文是针对“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以及说“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则是他抄袭金庸的明显证据。另外，该谕文原缺第一个“帝号”的“号”字，所以金庸加这个字时，将它放在了括号中。《雄奇》发表在《新语丝》上时，此处引文没有括号，但是在《江山无限》中，这个括号出现了。很可能这是编辑替他加上的，并且据此教训他：“建议作者今后写稿能认真核对引文及所有史料，并且，一定要核对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一个喜欢写文史随笔的人，要么自己有很扎实的文史功底，要么能够下功夫做好史料工作。否则，常会贻笑大方。”】

4.2、自欺欺人

与自打耳光的第一个“针对”不同，方舟子的第二个“针对”确实与金庸观点不同：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

袁崇焕斩帅问题的关键，就是袁崇焕是否有斩帅的权力。我们就算袁崇焕所列十二罪状成立，并且假设方舟子胡诌的“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是真的（《大明律•军政》卷共二十条，并无相关条例，只有“私卖战马”条与之相近，但处罚不过是“杖一百，军官卖者罪同，罢职充军”），那么，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一个犯了死罪的囚犯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你方舟子是一个文字窃贼，是不是因此任何人都有权在大街上煽你的耳光呢？

从另一方面看，毛文龙的官衔是正二品左都督，挂将军印，持熹宗皇帝所赐尚方剑，职务是平辽总兵官。而按照明朝的法律，

“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大明律集解附例•职官有犯》）。

“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并不得轻易凌辱。”（《大明会典卷二百十》）。

另外，中国自古就有“八议”之说，身在“八议”之人，享受某些特权。“八议”共分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类，而毛文龙明显属于“爵一品、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的“议贵”之列。按照《大明律》，除非犯下十恶之罪，“凡八议者，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

所以，不要说袁崇焕罗织的十二罪状多数查无实据，就算是条条属实，也轮不到他动刀子。兵部尚书梁廷栋说：“平心而论，文龙即可杀，而崇焕非杀文龙之人。”（见《崇祯长编》卷三五），可谓一语中的。

可笑方舟子在袁崇焕开列的十二斩罪之外，还引经据典，替袁崇焕说了这么一大番话：

“后人查阅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不想除去毛文龙的，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本直《漩声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前面提到，《雄奇》一文中，所据史料绝大部分都是来自金传。可是，为了“针对”金庸，方舟子却另外开列出了十余篇参考文献，仅上面一段，就列出了四篇，可见其颇费苦心。那么，这些参考文献能够证明方舟子的观点吗？

先说《近世中国秘史》。这是一部什么书呢？它是清末时人韩文举（化名为“扪虱谈虎客”）将十八篇野史杂篇汇集而成的书，共两编（册）。按道理讲，引用这类“汇编”书籍，引用者应该列出其中文章的标题才是。而方舟子却好像生怕别人发现其中奥秘似的，仅仅列出了书名，吝啬得连是哪一册都不肯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部书中，十八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各不相关，只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毛文龙的，这就是《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但是，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提及“毛文龙私通后金”这件事。只是在文章的末尾，“扪虱谈虎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有这样的话：

“近人陈子庄着《庸闲斋笔记》，极诋左袒毛氏之人，并言干隆年间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始知文龙曾通款与我朝。文龙在明，实万死不足惜云。”（见《近世中国秘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86页）。

我们顺藤摸瓜，查看“近人陈子庄着《庸闲斋笔记》”，发现其中的《辨何桂珍之冤》条有这样一段话：

“袁斩毛文龙，一时无不谓其冤者，即后世犹盛訾之。洎干隆年间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始知文龙曾通款我朝，则文龙在明固万死不足惜者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围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谓无罪，庄烈帝以脱归之太监告其‘引敌胁和’，遂执而剐之。当是时，众议沸腾，虽东林诸贤者，亦无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来人传太宗之密谋，乃知中反间计，于是始有襄愍之谥，而袁公则既死矣。”（见《笔记小说大观》第21册，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225页）。

至此，我们仍旧搞不清“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近世中国秘史》”不仅没有为方舟子所说提供直接的证据，它实际上连间接证据都没有提供——它只是提供了第三手资料的线索。这就像是在法庭上，辩护律师高声大嗓地宣称“我们是有证人的”，结果这个证人的证词却是：“我听我的邻居说他听说……”。

其实，所谓毛文龙“私通后金”的原始资料，早在民国初年就已面世，到了三、四十年代，更是尽人皆知——至于它们能否证明毛文龙确实通敌，那是另外一回事。可笑方舟子这个“明史专家”，在九十年代对此好像还懵然无知，竟然要引用这本不伦不类的《近世中国秘史》来为自己当佐证，其史学知识之浅薄，真可让人一咏三叹。

我们接着再看方舟子引用的“《朝鲜仁祖实录》”是怎么回事。（程本直的《漩声记》，前面已经论及，后面还要稍加讨论）。

前面提到，方舟子曾引用“《朝鲜仁祖实录》”——实际上是照抄金传——作为袁崇焕在广渠门之战中箭负伤的根据。但是，金传中并没有提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这一条，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方舟子真的看了《朝鲜仁祖实录》了呢？答曰：不太可能。

原来，与明朝有一套《明实录》相似，朝鲜李氏王朝也有一套实录，记载朝鲜王朝二十五代王的四百多年历史。这套书，被称为《朝鲜王朝实录》。在中国，这套书的抄本被称为《朝鲜李朝实录》，后来孟森和吴晗先后从中整理出相关材料出版，其中以吴晗编辑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 1980年版）较为常见。而“《仁祖实录》”只是《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一种，全称是《仁祖大王实录》，简称《仁祖实录》。而方舟子却先是把这本书称为“《朝鲜仁祖实录》”，后来在《江山无限》中，这部书的名称又被改写成“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方舟子当然不会搞不明白自己看的是什么书。他出尔反尔，颠三倒四，恰恰说明他根本就没看过这本书，他的引文又是根据“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抄袭来的。

那么，方舟子抄袭的对象是谁呢？答曰，很可能是李光涛。原来，李光涛在《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中，不仅称《仁祖实录》为“《朝鲜仁祖实录》”，称《明熹宗实录》为“《天启实录》”（下详），而且还说过这样的话：

“毛既诛，朝鲜国王李倧闻之曰，‘为天下除此巨害’。（《仁录》卷二一叶二）”（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461页）。

查《仁祖大王实录》“卷二十一叶二”（实际是叶一），所谓“为天下除此巨害”的上下文是这样的：

“备局启曰：‘毛将被诛，事机大变，宁远所送将官，不久当到云。若一反毛将所为，尽撤诸岛屯兵移镇他所，则诚幸矣。不然，而留兵欲为联络控制之计，则本国受弊之患，犹未艾也。且袁帅办得大举措之后，必欲知我国物情。今于使臣过宁远时，使之详细呈文，且陈“毛将从前拥兵岛中，以自封殖，贻我国难堪之弊，而上瞒朝廷，枉费许多钱粮，糜弊天下，其害切于我国。今督帅奋发英断，为天下除此巨害，海外苍生，莫不拭目为督帅耸贺”之意，则彼必乐闻，而因可为我国陈弊之张本。令承文院更为撰出，盛陈彼之功业，以为前头结欢之地。’上允之。”（此段文字亦见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419页）。

显然，“为天下除此巨害”这句话是朝鲜大臣为了本国的利益劝仁祖如此这般忽悠袁崇焕的，却被李光涛和方舟子塞到了朝鲜国王的嘴中。实际上，仁祖大王听到毛文龙被杀的消息之后，其反应是：“以堂堂中国，诛杀一将，有何难事，至于行计招往，密谋诛之耶？”（《仁祖大王实录》卷二十一，叶二）。可见袁崇焕的行为，即使在附属国的眼中，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此时，我们要问问方舟子：你到底是承认自己抄袭李光涛呢，还是承认自己篡改史料？

【注：李文罗列毛文龙“罪恶”甚详，如果方舟子读过李文，他应该知道毛文龙“私通后金”的原始材料。这样一来，他引用《近世中国秘史》来证明毛氏通敌，很可能是在有意掩饰自己曾经阅读李文。】

我们再看所谓的“《天启实录》”。就像《朝鲜王朝实录》中没有《朝鲜仁祖实录》一样，在《明实录》的十三套实录中，也不存在《天启实录》。天启是明熹宗的年号，而熹宗朝的实录，称为《熹宗悊皇帝实录》，简称《明熹宗实录》或《熹宗实录》。假如方舟子真的读过“《天启实录》”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称呼这套书的，因为在它的四千多页上，每一页的前口位置都标记着“《明熹宗实录》”。（所谓“天启实录”，一般是明史专业研究人员的行话，如李光涛就在论文中称《熹宗实录》为《天启实录》）。

既然方舟子没有读过“天启实录”，那他是根据什么说“《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呢？原来，孟森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说过这样的话：

“《天启朝实录》中，多有毛文龙之罪状；至归恶崇焕以后，反以文龙为贤……。”（见：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20页）。

另外，李光涛曾从“天启实录”中摘录了数十条毛文龙“侵害朝鲜”的罪状（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438-442页）。所以，方舟子此处或者是抄袭孟森，或者是抄袭李光涛，或者是二者都抄。

其实，按照“功到雄奇即罪名”这个逻辑，“《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方舟子曾抄录袁崇焕说的这段话：

“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

确实，除了记载毛文龙的不少罪恶，《明熹宗实录》中还记载着许多毛文龙的功绩。下面每年选录一条，给方全才开开眼：

天启元年七月（卷十三）：“丙子初，辽抚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率二百二十余人，繇海东规取镇江……。”

天启二年四月（卷二二）：“朝鲜国王复辽抚，咨愿效忠顺赡我兵民。而毛文龙报屡获叛贼屡有擒斩。”

天启三年十月（卷三九）：“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又报奴欲西犯榆关，遣师渡江以伐其谋，暗置空营，更易旗号，于是有满浦昌城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及夷器等物。”

天启四年正月（卷四二）：“登莱巡抚袁可立报：毛文龙统兵深入阎王寨，与奴贼大战，斩级三百七十一颗，生擒真夷四名，请发赏功银两，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督抚各官并叙。”

天启五年四月（卷五八）：“平辽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揭报：鸭江仲冬冰解，铁峪大战，将士张邦金等深入重地。阵获夷器、夷马……夷级十三颗。”

天启六年四月（卷七十）：“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报称：参将易承惠等，至咸宁营杀贼。林茂春等，至海州城下攻城。各有斩获，共活擒真夷一十五名，夷级一十八颗，挐获奸细马承林等，系李永芳儿女亲家。并接回乡难民汪仲举等五千三十余名。”

天启七年五月（卷八四）：“乙未，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李嵩题：奴以十万之众蹂躏东江，毛文龙乃能于狂烽正炽之际，奋敌忾迅扫之威。今到活夷三名，夷级四百七十七颗，达帽二百九十顶。逐一验视，历历皆真。毛帅之功，于是乎不可及矣！”

千秋功罪，又岂能听凭方舟子们狺狺哓哓？

最为有趣的是，在《明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卷八三），关于袁崇焕和毛文龙的两条记载出现在同一个页面上：

“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

“御史安伸奏，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贼于银杏江矣。”

两年后，袁崇焕斩毛文龙，开列十二大罪状，其中第十条就是“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

总之，方舟子引经据典地批驳金庸，本来是要显示自己是一个“一等一全才”。可惜的是，这个开屏的孔雀，却不小心把自己又臭又脏的屁股亮了出来。实际上，方舟子如果像正常人那样，光明正大地引用人家的文献，岂不干净利索？可他就是喜欢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下流勾当，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4.3、作法自毙

方舟子的第三个“针对”紧接着前两个，在《雄奇》第四节的第一段：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此时，方舟子又提出了两个证据来证明自己见识高于金庸。我们逐一检验。

显然，方舟子认为，梁廷栋上疏请斩袁崇焕是在袁崇焕下狱之后不久（“当时请……立斩”）。而事实是，梁疏的开篇即说：“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梁等谨题”。查梁廷栋被加封太子太保是在崇祯三年七月（《崇祯长编》卷三六），则梁氏上此疏，定在此之后。就算方舟子忽略了这个史实，梁疏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可以确定该疏的时间：“慨自逆奴入犯，八阅月于此矣。”满兵进入长城是在崇祯二年十一月，到崇祯三年七月，恰好是八阅月。阅月者，满月也。实际上，孟森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的第一句话就是：“崇祯三年九月，兵部尚书梁题请斩袁崇焕、徐敷奏、张斌良。”孟森所记“九月”很可能是“七月”之笔误，因为袁崇焕在崇祯三年八月就已经被磔。（以上均见孟森着《明清史论着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17页）。有这么三条证据能够证明梁廷栋上疏的时间，而方舟子还是能够把它的时间搞错，则方舟子或者根本就没有阅读梁疏——即他的引文又是抄袭自他人——，或者就是故意篡改史实。

不过，方舟子的最大笑话就是引“《明纪》”来给自己作证。其实，《明纪》乃是清人陈鹤所撰，不过是将纪传体的《明史》改编为纪年体，虽然易于翻检，但是却远不如《明史》之材料丰富。实际上，研究明史的人，很少将它作为参考书籍——编年体史书除了《明纪》，还有被方舟子誉为“震烁千古”的《国榷》、还有颇受世人推重的《明通鉴》（《明通鉴》共百卷，分为《前纪》四卷，《纪》九十卷，《附编》六卷，其中的《纪》亦称《明纪》）。方舟子为什么对这两部巨着置之不理呢？

更为可笑的是，方舟子根据《明纪》说，朝廷两派就袁案扯皮八个月，“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查《明纪》，崇祯三年六月以后、八月以前（《明纪》、《明通鉴》此处均没有注明月份），有人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勾结，收受袁崇焕贿赂。“帝怒，敕刑部五日具狱。”（见《明纪》卷五十二，世界书局1935年版537页。《明通鉴》卷八十二记载大致相同，但说“帝震怒”）。笔者反覆查看，想要找出方舟子所说的“终于让崇祯发觉”来自哪些文字，但最终也没有找到。显然，这又是方舟子妄想症的一时发作。

实际上，《明纪》的记载，几乎是照抄《明史•钱龙锡传》此段：

“至三年八月，褷复上疏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逭。龙锡出都，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内具狱。于是锦衣刘侨上崇焕狱词。帝召诸臣于平台，置崇焕重辟。责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6486页）。

由此可见，“帝怒”的原因，并非是他发现了“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而是听说钱龙锡受袁崇焕之贿。（钱龙锡与袁崇焕商议斩杀毛文龙的事，崇祯早已知道。）

那么，袁崇焕案“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参看《明史•钱龙锡传》：

“御史高捷、史褷既罢，王永光力引之，颇为龙锡所扼，两人大恨。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其冬十二月，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焕战不力，执下狱，而捷、褷已为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杀将为龙锡罪，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帝以龙锡忠慎，戒无过求。……帝慰谕之，龙锡即起视事。捷再疏攻，帝意颇动。龙锡再辩，引疾，遂放归。时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焕狱。”（同上，6485-6486页）。

也就是说，“必读”的史书明明说袁案拖延的原因是“时兵事旁午”，没有时间顾及袁案。旁午者，繁杂也。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一口咬定“是党争造成的”呢？当然是因为他故意找喳，要“针对”金庸。而他自以为找到的证据，不过就是来自不读史书的无知，外加误读史书的妄想。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误读史书，除了古文功夫不足之外，还和他的直线思维方式有关。他以为史书中叙述的事件，在前的一定是因、在后的一定是果，所以出丑。

方舟子误读《明纪》还读出了另一个笑话。在《雄奇》第三段，方舟子这么叙述袁崇焕被捕时的情形：

“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

查《明纪》，相关文字是这样的：

“基命叩头请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帝终不省。”（见《明纪》卷五十二，533页）。

《明史•成基命传》、《明通鉴》卷八十一所记，与上面文字基本相同。四相对照，我们发现，方舟子不仅把对话发生的顺序弄颠倒了，而且还把“不省”翻译为“不理”。本来，无中生有地让崇祯“发觉”什么“拉锯战”，并且把“震怒”翻译成“大发脾气”，就已经够雷人的了。没想到，这位语文状元还能让“省”、“理 ”互释。考试题：请方状元解释下面这句话中引号内两个字的意思：

方先生，请您猛“省”吧！请不要再对我们的恳求（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置之不“理”了！

4.4、不打自招

《雄奇》第六节的开头就是下面这段话：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

余大成的《剖肝录》和程本直的《漩声纪》，是所有袁粉们最为倚重的史料，并且对其内容坚信不疑。比如阎崇年在为袁崇焕辩护时，就把程本直的一段话直接拿过来当作证据：

“所谓‘遣散援兵’。是指责袁崇焕遣散前来增援京师的明军。袁崇焕奉谕调度各路援兵。对此，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侯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万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师‘ 遣散援兵’之罪名，‘莫须有’矣！”（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实际上，程本直的《漩声纪》并没有提供什么人所不知的事实，它的价值全在一个“辩”字。而到了袁粉的手中，程氏口沫横飞的“辩”就摇身一变，成了史实了。

与程本直的《漩声纪》所不同的是，余大成的《剖肝录》以“述”为主，讲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雄奇》中，方舟子明引暗引余大成的文字极多，几乎都是毫无置疑地照单全收。可是，突然间，方舟子却说，余大成的话“不足为凭”了。这未免太过突然。

实际上，《剖肝录》中，“不足为凭”的话何止这么一句。比如，前面提到的那篇袁崇焕所说的“蓟门单弱，宜宿重兵”的奏疏，就是一例。更让人惊奇的是，为了替袁崇焕鸣冤，这个余大成竟然把所有指责袁崇焕的人都说成是出于公报私仇，连总兵满桂都不放过：

“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谮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明史资料，浩如烟海。但这个满桂“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以及“浸润中官，乘机谮之”故事，却只出于余大成一人之口。据《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那么，余大成的故事，到底是真话，还是谮言？如果他连这样的谣都敢造，他其余的话，还值得相信吗？（余氏关于满桂的话，被梁启超全部采信。金庸则比较滑头，做了这样的修改：“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方舟子曾经以权威的口吻批评中国的史学：

“中国史家的治史态度……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是人神不分，神话、鬼话、历史混杂……堂堂二十四史，也充斥了妖魔鬼怪，朱元璋出身的时候，据《明史》说，红光满室，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救火，整个一神话。”（方舟子：《春秋笔法》）。”

可是，看看《剖肝录》中的“鬼话”：“会审之日，风霾昼闭，白日无光”。大概“会审之日”只有余大成一个人出门，看到了这样的奇景。要不然的话，怎么只有他一个人记录了这个奇异的自然现象？

再看看《剖肝录》中的这个“神话”：袁崇焕下狱之后，祖大寿叛逃回锦州。阁部九卿在余大成的建议下，到狱中请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袁崇焕先是拒绝写信，后来在余大成的劝说之下，“手草蜡书，语极诚恳”。使者持书追赶祖军，

“至则寿去锦州一日矣。驰骑追及，即遥道来意。军有教放箭者，骑云：‘奉督师命来，非追兵也。’寿命立马待之，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然殊未有还意。寿母在军中，时年八十余矣，问众何为，寿告以故。母曰：‘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军中皆踊跃。即日回兵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地方。”

余大成的这个故事，被方舟子改编成这样：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

那么，事实如何呢？据袁崇焕自己说，他十月二十九日闻警，立即调驻扎在锦州的祖大寿等人率军开赴山海关，“初四日早发山海，初十日抵蓟州，计程五百里而六日驰到”。后金军队“潜越”蓟门之后，袁崇焕又领兵“两昼夜疾行三百里”到达北京。十二月初四，关宁军叛逃，毁山海关，一路回到锦州。也就是说，祖大寿的军队，在一个月稍多一点儿的时间内，行程大约两千里，真个是金戈铁马，风餐露宿。而与此同时，祖大寿的八十岁老母不仅随军南征北战，而且还要参与军机大事。这简直比岳母刺字的故事还要感天地而泣鬼神！可惜的是，神话究竟经受不住理性的推敲：祖大寿率领的是上万人大军，首尾相距数十里（见下引《国榷》），即使在广播、通讯技术无比发达的今天，想要万人大军哭则尽哭、跃则皆跃，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当时，这一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呢？余大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袁崇焕的手书召回祖大寿，并无确证——尽管《明史》、《清史稿》都这么说。首先，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余大成应该看过这份信件。但是，在《剖肝录》中，他却没有透露信中的片言只字，尽管他说该信“语极诚恳”。这是为什么呢？其次，根据《崇祯实录》，祖大寿反叛复归，乃是孙承宗一人之功：

“辽东兵溃。辽兵素感崇焕恩，满桂与祖大寿又互相疑贰，大寿辄率兵归宁远，远近大骇。孙承宗上言：‘辽东兵溃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急以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力谕诸将校；将校多垂泪曰：“主帅已僇城上，又以火炮歼我，故逃避至此！”臣思大寿危疑之甚，又以身贵不能受制同列，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急宜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崇祯实录》卷二）。

《国榷》记载此一事件与《崇祯实录》几乎完全相同：

“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军务孙承宗奏：‘辽东兵溃约万五千人，自通州南趋张湾。臣闻之，亟手札慰谕祖大寿，并传檄三军，令游击石柱国飞骑追之。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国力谕诸将校，亦多垂涕：“但主帅已僇，又火炮歼我，故遂至此！”柱国又前追大寿，远数十里，诸将校且泣且戒，柱国奋不顾。臣思大寿危疑之甚，故乘吏卒惊疑，全军尽溃陷，人以自护。非诸将尽叛也。宜亟敕关内、关外两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人心。’上从之。大寿抵山海关宣圣谕，吏卒乃安。”（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版5507页）。

另据祖大寿自述，其反叛及归顺经过如下：

“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拼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臣同副将何可纲、张弘谟及参游都守竭力拦阻，多方劝谕，人众势解，收挕不来。此时在臣不难即死自明，诚恐兵丁一散，再集更难。且谕且行，沿途禁约，仍枭示生事者十数人。所过地方毫无骚扰。行至玉田，乘机收复遵化。适阁部孙承宗、总督刘策、関院方大任各差官亦谕臣期复遵化。在诸将莫不慨然，而众军齐言京师城门口大战堵截，人所共见，反将督师拏问，有功者不蒙升赏，阵亡者暴露无棺，带伤者呻吟冰地，立功何用。即复遵化，皇上那得知道我们的功劳。既说辽人是奸细，今且回去让他们厮杀。拥臣东行。此差官所目击者。及到山海関，阁部孙承宗差总兵官马世龙賫捧圣谕将到，传令札营于教军塲迎接。众兵眼望家乡，齐拥出関。臣即止于関外欢喜岭，同所统官旂人等听宣。读毕皆痛哭流涕，举手加额。臣因众军感泣，谕之曰，辽兵素受国恩，颇称忠勇。今又蒙朝廷特恩宽宥，若不建功何以生为。众军闻言又复泣下，务立奇功仰荅圣恩于万一矣。 ”（《崇祯长编》卷二十九）。

也就是说，朝廷曾两次招抚祖大寿，但哪次都没有袁督师手谕的影子。并且，祖大寿军收复遵化是在出关、归顺之前，余大成连这个事实都搞错了。

其实，与其说《剖肝录》是为袁崇焕翻案，还不如说它是余大成为自己表功。看看他描绘自己的料事如神：

“次日初二。石衲又往见栋，曰：‘敌势甚炽，辽兵无主，不败即溃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焕以系军心，责之驱逐出境自赎。既可以夺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辽左之兵。公为国大臣，当从国家起见，万无嫌隙起见也。’栋曰：‘辽兵有祖大寿在，岂遂溃哉？’石衲曰：‘乌有巢倾鸟覆，而雏能独存者乎？大寿武人，决不从廷尉望山头矣。’栋时以其语闻之朝房，辅臣周延儒问曰：‘公虑祖大寿反耶？’石衲曰：‘然。’儒曰：‘迟速？’石衲曰：‘不出三日。’儒曰：‘何也？’石衲曰：‘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议果欲杀焕矣。寿与焕，功罪惟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不反何待？’儒点头曰：‘奈何？’体仁曰：‘不然，寿若与焕谋，即合敌耳。否则必杀敌，反将安之。’次日，栋见石衲于朝房，曰：‘寿幸未反。’石衲曰：‘言而不中，国家之福也。’是日，寿果率所部逃出关外。报入，栋惧甚。至石衲私寓，曰：‘寿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真神人也！’”（见《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127-128页）。

假如余大成所述为真，则祖大寿的反叛明显是受人背后怂恿煽动，而这个背后之人很可能就是余大成。高捷指责“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确实事出有因，只不过他指错了人而已。

另外，据余大成说，梁廷栋等人之所以没有敢判夷袁崇焕三族，乃是因为被他的言语给吓住了。但据《明史•如宠传》，救袁崇焕族人的乃是如宠，根本就没有余大成什么事儿：“帝欲族袁崇焕，以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

也就是这么一篇近乎“神话、鬼话”的文章，被方舟子奉为至宝，几乎全部采信。可是当遇到稍合情理的内容时，方舟子却要说余大成“虚张声势”，他的话“不足为凭”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雄奇》一文的主旨就是要把整个中国塑造成一个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组成的国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假如当时朝廷中真的有七成大臣同情袁崇焕这位“民族英雄”，方舟子的文章岂不是白写了？所以，方舟子在这一点上，不惜给自己最宝贵、最信赖的材料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对于方舟子来说，何者足以为凭，何者不足为凭，完全根据其内容是否对自己的立论有利来决定，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

4.5、自残不息

方舟子的最后一个“针对”，出现在《雄奇》最后一节的第一个自然段：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这段话十分有趣：看了此段的开头，我们以为方舟子要提出自己的高见；但是看到了结尾，却发现，原来他的观点与金庸相同：“我也认为”云云。既然如此，方舟子为什么要把金庸提出来当靶子呢？这是因为，方舟子本来是坚信崇祯是中了反间计才杀死袁崇焕的。比如，在上面引文之前，方舟子就说：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干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这岂不是说，“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吗？1999年，方舟子作《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

五年前，反间计是“最后的一环”；五年之后，它变成了“导火线”。其实，不论把它说成是什么，在袁粉们的心目中，这个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反间计，都是袁崇焕案的一个核心的、关键的环节。这是因为，反间计的存在不仅能够证明袁崇焕被杀确属冤枉，而且能够证明“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能够证明中国“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所以，袁粉们拼命也要把它说成是“应该有”——阎崇年为了证明反间计确有其事，把高鸿中那个写于崇祯十五年的奏本都用上了（见《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除了说反间计确实有，袁粉们还要说，崇祯确实中了这个反间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自圆其说。

那么，方舟子是如何来证明这个反间计曾经出现过呢？他根本不屑证明。对他来说，既然《明实录》中没有“明初对逊元人士的阶级报复”的记载，那就足以证明当时不存在那样的事情。同样，《清实录》中说皇太极曾经施用反间计，那就是反间计存在的铁证。更为可笑的是，他用来证明崇祯确实中计的“证据”，就是这么一句话：“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显然，此时的方舟子把自己刚刚称呼崇祯为“皇帝老儿”这码事给忘了个精光。不过，仅仅根据崇祯的年龄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连他自己都糊弄不了。而方舟子除了金传中所披露的史料之外，再就一无所有（余大成、程本直的文章已经被金庸利用得连骨头都不剩了）。没有史料又如何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呢？所以，方舟子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不得不再回到原点，与金庸保持一致，说“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习惯了自煽耳光的方舟子当然察觉不出这么做有什么可笑之处。

其实，这个反间计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崇祯是否中计，对袁崇焕案来说，根本就无关紧要。它实际上是袁粉们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看看一位网友的论证：

“我一本史书都不拿，就问你们：你委任我为东北军区司令，负责剿灭东北地区强盗集团，我要人你给人，要钱你给钱，不派人监督我，所有事宜我全权负责。我答应你5年就把强盗集团剿灭。好了，不久，我上任不到一年，我把东北另一个剿匪部队的司令毙了，没有走司法程序。好吧，估计你看在我5年灭匪的话上，不说我什么。但又不久，我上任一年多了吧，强盗成群结队的杀向了北京，你紧急任命我为首都卫戍司令，可以指挥所有听到命令回来救援的部队。我答应，不让强盗靠近首都一步，但因为各种原因（不用查资料），强盗杀到了，一路上百姓被他们祸害惨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强盗丰收而回！你大怒，把我撤职，杀，肉被愤怒的群众分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活该。我问我的粉丝，我难道不活该吗？” （http://bbs.readnovel.com/htm_data/47/0811/364370.html）。

袁崇焕在斩杀毛文龙之前曾经扬言说，“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既然如此，袁崇焕之死，何冤之有！《明史•袁崇焕传》说“天下冤之”，第一是因为他被处磔刑，太惨无人道；第二是因为“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这符合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清官形象。就是非功过而论，袁崇焕被杀，不过是抵毛文龙一命而已。

5、结语

方舟子作《雄奇》时，不过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假如他不是直到今天还对这篇文章洋洋得意地炫耀，假如方粉们不是在今天还对它竭尽全力地吹捧，笔者很可能不会把它拿出来做解剖分析。而既然方舟子和他的粉丝们这么做了，也就说明这篇作于1994年的文章，完全能够代表方舟子今天的水平。实际上，这篇文章很可能是方舟子在有生之年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那么，把这个相对的最高水平，放到绝对的学术天平上称量一下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简言之，这是一篇靠抄袭、靠造假、靠无知、靠无耻、靠滥情而拼凑成的一篇滥文。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关系，笔者没有就《雄奇》的滥情问题花费笔墨。但是，任何人把这篇文章扫瞄一过，都不会忽略该文的这个特点。其实，所谓滥情，就是把自己的感慨、自己的激情建立在虚假的事实之上。而《雄奇》的根本问题就是虚假。实际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方舟子的感慨和激情也是虚假的。对他来说，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刻骨仇恨。

笔者相信，关于袁崇焕案的争论，永远都不会停止，因为中国社会上总会出现像阎崇年、方舟子这样无耻的“学者”——没有无耻来遮脸，他们根本就搞不了学问；而有了无耻，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名，甚至成家。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上还永远都会存在像袁粉和方粉这样的愚昧民众——“粉”是这些人的精神需要和心灵寄托，就像宗教信仰一样。但是，不论关于袁崇焕的评价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学术天平上，《雄奇》这篇“史传体散文”的份量却永远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附方舟子原文《功到雄奇即罪名》

功到雄奇即罪名——纪念民族英雄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

方舟子

（一）

当我写下“民族英雄”这四个字时，不由觉得有些沉重。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还提什么民族英雄，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君不见有人突发奇论，认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适”乃是符合现代民主原则的真理，因此在民族战争中，拒绝“弃暗投明”、顽抗到底的岳飞、袁崇焕之流就成了不识时务、抗拒历史潮流、祸国殃民的罪人了。此论一出，居然还很有些人赞同，所谓的民族英雄，在今天某些人看来，不过是疯子、腐儒的代名词。

民主原则本来是处理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方式，现在竟然也被人套用在两个民族的生死决战之中，用以剥夺被侵略民族的抵抗权利，可算是一大发明。未来的侵略者又多了一样堂皇的招牌，被侵略的懦弱者又多了一项自慰的借口。但是不管招牌如何堂皇，借口如何漂亮，总会有不愿当异族奴隶的热血男儿挺身而出，为本民族的存亡作最后的挣扎。虽然由于时势的缘故，这种挣扎也许是徒劳的，免不了要被聪明的后人讥之为抗拒历史潮流，但他们为人的尊严和英雄的气概，却在悲剧性的最后一搏中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光亮，千百年之后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每一个血还没有冷透的后来者。

何况岳飞、袁崇焕等人所奋起抵抗的乃是落后、野蛮的异族（在当时还是异族）的掠夺性侵略，这种抵抗，在任何时候都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以明末为例，当时后金（清）的全部男丁不过二十万人，全部从军作战，生产劳动靠的是俘虏来的汉人、朝鲜人奴隶。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便是掠夺物产和俘虏人口，每过一地，必定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对这样的入侵之敌，难道应该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就算本民族的统治者昏庸残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卫族的战争中，英雄豪杰只能舍生忘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此别无选择。

这种英雄气概，不是现在的某些自诩的民主斗士所能理解的。即使是在当时，这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民族英雄就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痴人傻子了。请求与袁崇焕同死的布衣程本直就这样评价袁崇焕的为人：“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这样的痴汉，在当时已是“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而不可再得，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更是天方夜谭，也难怪有人要把本民族的大英雄拿来作为自己骂街的靶子了。

（二）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三）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但袁“抱心太热”，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崇祯见袁军赶到，大喜，召见袁崇焕，赐御馔和貂裘，但袁崇焕要求让士兵入城休养，却没被批准，只得驻扎在广渠门外。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这一仗，与宁远之役、宁锦大捷大不相同，并非据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外作战，连明军最为倚重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场，在军事形势上并无优势可言，而能击败十倍于己的敌军，靠的是誓死保卫京师的高昂士气，赢得十分侥幸。气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气是不可长期依赖的，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官，袁崇焕深深知道这一点。即使是这一仗，他也并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侥幸以少胜多，他也没有给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按兵不动，等待随后就会赶到的大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祯一再催促他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以推迟。其实即使援兵赶到，他也未必就愿意立即跟满兵决战，因为打野战，明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袁崇焕对满兵的战略向来是“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这一次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深入大明腹地，本来极其冒险，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他自己的主力预计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赶到，可以开始实施合围计划了，不料初一日自己被捕下狱，使历史因之改写！

对袁崇焕的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祯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他能料敌如神，说满兵要来就真地来了？为什么打败敌军后不乘胜追击，反而按兵不动？为什么勤王兵赶到他反而把他们驱散？而这时朝中、城中的舆论对袁崇焕也非常不利。这是满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巴不得早点把满兵赶跑；高官贵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产，现在惨遭满兵蹂躏，自然心疼得狠，见袁崇焕按兵不动要打持久战，官民们便把怨气都发泄到了袁崇焕头上，骂他“纵敌”。我国人民历来喜欢用顺口溜抨击时事，历代统治者对这种民谣也很重视，把他们当成预言看待，而这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条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识》）这时的民心竟然认为要赶跑满兵，必须先逮捕（“投”）袁崇焕。这些舆论，自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崇祯耳里，更加深了他的疑虑。终于，有两个被满兵俘虏的太监逃了回来，向崇祯报告了他们在敌营偷听来的重大机密：原来袁崇焕通敌，与满兵有密约，二十日满兵并非战败，而是有意退兵，以便让袁崇焕实施他的逼和计划。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

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在兵临城下之时，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逮捕下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

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袁崇焕对此并非不知道，但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断。这一切并非背着明廷干的，而明廷对议和虽然不以为然，却也并不怪罪。在袁崇焕给崇祯的奏疏中也指明了他的治辽战略就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对此崇祯本来也很赞赏，当袁崇焕“擅主议和”之时，崇祯甚至还加了他的官，给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时候却翻起了历史老帐。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对于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这种明显的区别都看不出来，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而不管议和的目的何在，所谓书生误国，莫过于此，这也就是程本直所说的“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后人查阅清宫档案，更发现毛文龙当时确实与清人私通（《近世中国秘史》），足见其死有余辜。至于袁崇焕采用那么戏剧化的手段杀他，也是万不得已。皮岛孤悬海外，如果靠下诏擒拿，只能逼反了毛文龙。朝中大臣并非没有不想除去毛文龙的，只是除不了，不敢除，奈何他不得：“是左右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杀之而通国快然。”（程本直《漩声记》）。朝鲜深受毛文龙荼毒，其国王听到文龙被诛的消息，大喜：“为天下除此巨害。”（《朝鲜仁祖实录》），可为毛文龙该杀的佐证。但毛文龙杀敌无能，拍马有方，领来的饷银，倒有一大半没有运出京城，而是用于行贿。私开马市，用战略物资向清人换来的人参貂皮，也多拿来向朝廷大官上贡，因此朝官喜欢毛文龙的很是不少。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这些朝廷显贵断了一大财路，无不深恨袁崇焕，最恨的是毛文龙的同乡、大学士温体仁。正是这位温体仁，当崇祯闪过复用袁崇焕的念头时，他赶紧连上五疏，请速杀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时便被拿来作为袁崇焕通敌的证据，因为据说清兵最忌惮的倒不是袁崇焕，而是毛文龙，因此便要袁崇焕杀了他作为议和的条件。袁崇焕既然被当成了秦桧，毛文龙也就被捧成了岳飞，《天启实录》中记载毛文龙的罪恶本来不少，这时候的文献反而都颂扬起毛文龙来了。

（四）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主持袁案会审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梁廷栋。此人曾在辽东与袁崇焕共事，合不来，终于抓住了机会公报私仇。他起初判定的处罚是夷三族。当时的兵部郎中余大成是为袁崇焕喊冤最力的一位，这时吓唬上司说：我在兵部当郎中，已换了六任尚书，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开了夷三族的先例，想想你自己的三族吧。梁廷栋倒真地给吓着了，便与温体仁商量，对袁崇焕减轻处罚，判处凌迟，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袁崇焕无子，《碧血剑》的袁承志自然是虚构的），籍没财产（发现袁家没有什么财产，足见袁崇焕当官之清廉）。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四十六岁的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口被凌迟。所谓凌迟，便是千刀万剐，是极刑中的极刑；而北京市民先是认为袁崇焕纵敌，现在又都相信袁崇焕通敌，清兵是他引来的，无不以争食袁爷的血肉泄恨为快，使这次凌迟更是空前的惨烈。把袁崇焕误为大汉奸的明末史家张岱津津乐道地记下了这个血腥的场面：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石匮书后集》）

英雄肉的价格是手指大的那么一块，银一钱。而我们的英雄，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一直在叹息，即使皮骨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明季北略》）袁爷所悲叹的，不是百姓的愚昧，那对他来说毫不意外，他所悲叹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即使身受极刑，萦绕在脑子里的依旧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临刑口占》）

（五）

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并非一无所知。自从他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皇帝是这么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他对崇祯皇帝也是这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当我们今天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只觉得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对于自己的死于敌人的反间，死于朝廷的猜忌，袁崇焕早已预见到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良臣择主而适”，不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死路一条，却偏偏去赴汤蹈火？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边中送别》）他的投笔从戎，不是为了封万户侯，而是以收复失地，解辽东人民于倒悬为己任。在崇祯与袁崇焕那场着名的平台对策中，崇祯曾把袁崇焕叫到跟前，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这不过是一句套话，袁崇焕竟然大为感动，举手加额：“皇上念及四海苍生，此一语，皇天后土，实式临之。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体皇上，早结此局。”（《石匮书后集》）为崇祯念及百姓，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与皇太极议和，也是把归还被占领土，放回被俘官民男妇作为首要的谈判条件，毫不让步：“今若修好，则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

既然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也就只好不顾个人安危，抛弃家庭幸福了：“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可也。”（余大成《剖肝录》）心甘情愿当一个以国为家的亡命之徒，此乃袁崇焕之所以为民族英雄，袁督师之所以为“千古军人之楷模”（梁启超语）。然而这样一个亡命之徒，却惨死于本族人之手，一个屠杀本民族英雄的民族，真是无可救药的奴隶之邦！

（六）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当时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焕所将的辽兵，当然都知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辨冤，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更多的人，都觉得袁崇焕该死，即使觉得袁不该死的，也只是觉得袁爷功大，并不知其中另有冤情。逃归太监，对袁崇焕之通敌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虽然崇祯对此事也许并未加以声张，但当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太监对于挖出袁崇焕这个大汉奸起了关键作用（《石匮书后集》）。在这种形势下，敢于为袁鸣冤的人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也多亏了这些勇士的鸣冤叫屈而留下的第一手的史料，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冤狱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几声微弱的不平之声，很快便被淹没了。到了南明，士大夫们，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博学洪儒还是无耻之徒，居然都异口同声谩骂袁崇焕是祸国殃民的大汉奸，并且有声有色地编造起袁崇焕如何与清兵暗中勾结的故事来了。就算有几个见识不凡的学者觉得内有隐情，也不敢为袁崇焕辩护，金庸的先祖查继佐编写的《罪惟录》这部明史巨着，提到这桩攸关大明命运的大案，竟然只有“下狱，伏法”这四个字。难怪现代明史专家孟森愤慨而言：“此则明统一日不绝，崇焕功罪一日不明！”而今日竟还有些学者根据明末的这些“记载”，认定袁氏通敌胁和的说法并非无稽，读史之人，能不慎乎！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入狱》）：

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干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七）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袁案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最重大的一桩冤案。一提起大冤案，大家马上会想起岳飞、于谦。但南宋之初，名将辈出，岳飞之外，还有韩世忠、张俊等人在，是以南宋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多年。于谦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运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袁崇焕之死，却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灭亡。他死后，明廷再也找不到一个象样的督师，边事无人，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让明军将士因此对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军与满兵交战，虽然屡战屡败，但将士或者战死，或者逃跑，还很少有向满兵投降的。袁死后，才开始有整个部队向满兵投诚的：“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将士给满兵送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第三，袁崇焕一死，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两路军马溃回家乡后竟然沦为流寇，流寇从此成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胁，并最终把它埋葬。

袁崇焕死后的十五年，崇祯吊死煤山。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崇祯死前还自称“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至死不误，带着花岗岩脑袋，向与他一样残忍却更有知人之明的朱元璋报到去了。

天启二年，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后金名将熊廷弼被朝廷冤杀，传首九边。当时还未成名的袁崇焕兔死狐悲，作诗哀悼。这两首诗，拿来哀悼袁崇焕本人，倒也相当合适。诗曰：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用兵。

〖后记〗

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

方舟子，福建人，1990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密西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业余主要从事诗歌创作，并撰写文史，科普小品，作品散见于海内外报刊杂志。

本文原载于电子刊物 《新语丝》 1994年第9，10期

文档整理：独秀书生

亦明

目录

一、方舟子史学研究概述………………………………………………………. 2

1、《大明小史》………………………………………………………………………………………… 2

2、《功到雄奇即罪名》………………………………………………………………………………. 3

3、《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5

二、史学理论简述…………………………………………………………………. 6

1、中国史学简介……………………………………………………………………………………….. 7

2、历史研究之法……………………………………………………………………………………….. 7

3、历史研究之人……………………………………………………………………………………….. 9

三、货真价实的“乱侃明史”…………………………………………………. 10 

1、方舟子的史德篇——作《大明小史》的动机…………………………………………… 10

2、方舟子的史才篇——差距咋么就这么大嗫？…………………………………………… 13

3、史学篇：状元原来不知书…………………………………………………………………….. 17

（1）方舟子有多少史学知识？………………………………………………………………. 17

（2）方舟子能读懂史书吗？…………………………………………………………………. 19

（3）方舟子抄什么样的史书？………………………………………………………………. 22

A、方舟子的枕中秘籍：《续藏书》…………………………………………………… 23

B、吴晗的《朱元璋传》…………………………………………………………………. 27

4、史识篇：鹦鹉、蜀犬、斗鸡…………………………………………………………………. 32

（1）史识见于史论……………………………………………………………………………… 32

（2）方舟子的史识……………………………………………………………………………… 33

I、鹦鹉啁啁滥学舌………………………………………………………………………… 33

II、蜀犬狺狺狂吠日………………………………………………………………………. 36

III、胡搅蛮缠斗都人……………………………………………………………………… 39

方舟子不仅是科学家和诗人，而且还是文史学家，虽然这个头衔他不怎么提及。在《方舟子诗文集》中，有一类文章被归入《方舟子文史小品》中。其实，方舟子把这些文章称为“小品”，实在是谦虚得有点儿过份。因为这些“小品”之中，不仅有洋洋万言的“经典作品”，而且还有大块头的考证文章。并且，这个《文史小品》中的许多文章，后来被方舟子结集，重复出版了至少两次：一次是2000年的《方舟在线》，一次是2004年的《江山无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方舟子之所以能够成为“脚踏两只船的人”，这些“文史小品”实乃“两只船”之一。也就是说，有了这只船，方舟子才能够一会儿装鸟，一会儿装兽，“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野鹤语）。实际上，如果考虑到方舟子那可怜的诗人生涯，以及他那半途而废的科学事业，则这些“文史小品”不仅承载着方舟子所有的文化、学术资本，它们还是方舟子张口闭口骂别人“文科傻妞”、“弱智”的最大本钱。

问题是，方舟子的这个本钱的含金量到底是多少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文”和“史”分开来进行研究。这是因为，在人文领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方舟子之所以要把它们混到一起，当然是因为他缺乏正规的学术训练，但更是因为他在耍蝙蝠把戏：研究历史的人如果批评他史学水平低，他就会说自己是在搞文学、写随笔；研究文学的人如果批评他见识浅，他就会说自己是在搞历史、做考证。当然，如果“文史学家”批评他文不上道史不入流，他就会辩解说，自己是搞自然科学的。（1999年，方舟子到文科领域打余英时的假，但扬起的手还没有落下，就被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傅杰抓住了手脖子，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可是方舟子却委屈地答复说：“我本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出身”。）因此，作“方学”研究的“绝招”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扮鸟，我们就让他飞；他扮兽，我们就让他爬。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方舟子的壳才能被剥得干干净净。

下面，我们先看一看方舟子的史学水平。

一、方舟子史学研究概述

方舟子的史学作品虽然不多，但是“代表作”却不少。下面，我们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些“代表作”，然后再逐一进行分析讨论。

1、《大明小史》

方舟子的史学研究，始于明史，终于明史。在那篇著名的《我见过一次方舟子》中，有下面这些文字：

“当年ACT时代，方算是晚辈。他上网时，图雅，不光等早出尽了风头。方初来乍到也不敢造次，只是闷不坑声贴他的明史。要说方有什么成就，也就这明史了。他那个博士就是往脸上贴金，几年博士后成果论文没几篇，最终落得个寓公。……所以说他的明史还算个东西，因为，方确实认真读了明史，按步就班从文言翻成白话。……方的产量高，一天能贴出上千字，比后来被他瞧不起把往网当成发泄地的朱海军毫不逊色。……方在ACT狂贴了一阵子明史，反响并不大，反到是他喜欢瞎搀和，什么事都发言，让人知道有个姓方的。”

2002年8月10日，在新语丝的读书论坛上，有个ID是“边秋一雁声”的人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

“舟子读闲书有三大好：鲁迅、杜诗和明史。喜欢鲁迅就不用说了，他在《我的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了。我曾问他为什么喜欢明史，他说因为那个时代有太多悲壮的仁人志士；我曾问他为什么喜欢杜诗，他说因为他那份对天地万物的博大的‘善’。说实话，本人闻之当即倾倒并愿为刎颈之交了：）”（http://www.xyser.org/bbs/read.php?id=119246）。

【注：这个“边秋一雁声”，无论怎么看，都极象是方舟子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的马甲。因为这个ID总共存在了不到两个月，一共发了12个帖子，上面这个帖子是他的最后一贴。为什么这个方舟子的“刎颈之交”如此短命呢？原来是他吹捧方舟子太过，被网友看破。有个人就拿他当方舟子，要和他对话。“边秋一雁声”吓得从此销声匿迹。】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方舟子文史小品》中，与明史有关的文章总共不到十篇。难道它们就是那个被方舟子“狂贴了一阵子”的、“还算个东西”的“明史”？确实，在很长的时间里，笔者就是这么认为的——直到看到方舟子在《天下文女一大抄》中的这段话：

“本人就是个文抄公，象《大明小史》、《进化论虚妄吗》就都是东抄西凑，为什么没人来揭发我抄袭？因为那是知识普及读物，就象review一样，并不讲原创性，看重的是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我不说是抄的，也绝不会有人把《明史》当成是我写的，或者以为我对进化论的研究作出了什么贡献。”

原来，方文抄公还曾着有《大明小史》。那么，它到底在哪儿呢？仔细检查《方舟子诗文集》，没有。搜索整个新语丝网站，也没有。最后，笔者终于在互联网的某些角落，找到了这个方舟子的弃婴。

大致来说，方舟子的“明史”写作，始于1993年8月，终于1994年4月，一共“狂贴”了五十余次，共约八万字，最初称为“乱侃明史”，后来因为“这明史，越写越正经，越多叙述，少议论，不象是侃了”，遂改名为“大明小史”。

问题是，方舟子是个自恋狂，敬惜自己所有的字纸，连那些幼稚得可笑的“诗作”他都要贴出来当作证明自己有“才华”的证据，而这个耗费了方舟子八个多月的“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而成的“知识普及读物”，后来怎么就被抛弃了呢？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2、《功到雄奇即罪名》

2008年11月25日，方舟子在“示众”一桩抄袭案时说：

“《功到雄奇即罪名》称得上我的‘经典作品’，网上流传极广，连这种‘网络名文’都敢抄了在网上发表，不可谓不大胆。”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dudiao.txt）。

《功到雄奇即罪名》首发于《新语丝》月刊的1994年9、10两期，是方舟子最为得意的史学文章，也为他赚取了不少的名声。看看这位ID为“chouqilozi”的方粉在2008年11月6日的不打自招：

“我过多地在日常生活中引用班主的文章，以致于家人说我迷信方舟子，我辩解说我相信的是科学，但内心还是有点虚——有些懒得整明白的东西就因为是班主说的我就信了。”（http://www.xys.org/forum/db/4/47/207.html）。

既然自己确实迷信方舟子，为什么当别人指出事实之后，还要辩解呢？确实，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隔壁阿2不曾透[偷]？”该粉答曰：

“我很自豪地向熟人推广班主的文章，思想，老爹就是多年前看了《功到雄奇即罪名》对班主称赞不已。但在国内的熟人好象对班主多负面印象，他们在酱肛里太久了。”

另一个ID为“yell”的方粉附和说：

“那个是斑竹的经典。我也是看了那个成为斑竹的扇子的。”

最为可笑的是，这两根粉丝在几十天之前，还曾上演过这样一出双簧戏：当时有人感叹国内民众的愚昧，以及方舟子的影响力有限。Chouqilozi接喳道：“其中很多人还真被国内媒体忽悠而敌视方博士，让我想起班主的功到雄奇即罪名。”yell又附和说：“It also reminds me that article”。（http://www.xys.org/forum/db/4/5/117.html）。

2006年11月18日，有人对方舟子的文笔表示了一丝不屑，说：

“方舟子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写的科普文章还是很不错，主要是文章的主题和内容，但相比之下，恐怕没有多少人也认为他的文笔也和文章的内容一样棒。”（http://www.xys.org/forum/db/1/185/59.html）。

另一位叫fuzzify的方粉马上回击道：

“我怀疑你有没有看过方的非科普文章？舟子很久以前写的功到雄奇即罪名，好象都十几年前了吧，不过这网站上肯定找得到。你去看看，再说文笔不迟。”

有一位网友“忍不住说一句”：“我刚刚看了。那文？研究生的思想，高中生的文笔。”此时，方舟子亲自出马了：“即使是高中生的文章对一个智商不足80的人来说还是太高深，只好傻笑了”。（http://www.xys.org/forum/db/1/185/239.html）。

不用说，这篇“经典作品”被出版发表了至少两次。而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中，吹捧它的文字更是接二连三、经久不衰，并且肉麻得让人三伏天都会起鸡皮疙瘩。本来，方舟子是金庸的铁杆粉丝，早年曾与图雅联手，撰写了一篇《授予金庸诺贝尔文学奖倡议书》，吹捧金庸的小说“博大精深”、“用通俗的形式写出了严肃而深刻的主题”、“语言优美而自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现代小说的精萃，介乎文白之间而又能雅俗共赏”、“情节构思巧夺天工，集正史与民间传说于一书，曲折复杂而又井井有条，天衣无缝”。按照这篇文章，金庸获得诺贝尔奖不但理所应当，而且假如他肯接受这个奖项，都是给诺贝尔一个天大的面子。可是，1999年11月24日，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上却出现了一篇大骂金庸的文章。看看其中的这段话：

“要说金庸是文学大师，首先文字关就过不去。金的文字太粗糙幼稚，窳陋不堪，没有一点能让人喜欢的地方。从Art for art’s sake 的角度讲，不能列入文学之类。其次，情节铺排得漏洞百出，象Siegfried说他不顾文本逻辑，他何尝想过什么文本逻辑！不过是码字儿赚稿费罢了，顺便发发意淫。别的逻辑，比如人的性格的合理性，事件年代等，他也是顾不过来的。第三，他老冒充史学家，在武侠小说里卖他对历史的看法，最后竟然说《鹿鼎记》是历史小说。我是怀疑他没大读过史书，史学史才史识更是一无所有。”（Agi：《金庸——香港基围虾》）。

这岂不是在抽方舟子的耳光吗？方舟子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呢？原来，紧接着上面的话，是下面这段文字：

“关于袁崇焕的事，请参见网络名人方舟子的杂文《功到雄奇即罪名》；关于董小宛与顺治的公案，参见大陆已故史学家孟森的考证，都足以澄清史实。金庸史学可说是不值一驳。”

可见，只要你肯捧方舟子，并且说方舟子的《功到雄奇即罪名》超过了金庸，那么你就可以把方舟子的偶像砸个粉碎，并且在碎片上面吐痰、撒尿、最后再踹几脚。下面再摘录几段吹捧《功》文的文字，让读者见识一下这篇“经典作品”在方粉心目中的地位：

“关于新语丝，我忍不住要多说几句。……新语丝的站长叫方世民，笔名方舟子，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是一个生物化学家，目前在加拿大的Salk生物研究学院攻读第二博士后（好酷哦:）），写得一手漂亮的杂文，尤其以明史文章称雄中文网络，一篇《功到雄奇即罪名——记民族英雄袁崇焕》我都不知读了多少遍。”（《网上寻书》，《软件杂志》1998年12月，1999年1月16日新语丝新到资料）.

“网上盛产信息分子，而独缺知识分子。有之，则方舟子无疑为此中巨擘。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一旦涉足文史领域，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这篇史传体散文[指《功到雄奇即罪名》]，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对一代英杰袁崇焕的悲剧深致感慨，如泣如诉，感人肺腑。”（庄周：《齐人物论：百年散文大盘点（续一）》，《书屋》2000年第9期，见2000年10月5日新语丝新到资料）。

“一整通宵过去了，看看自己的文字，再把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重读一遍，直想撕了自己的稿子。”（思远：《触目往事——袁崇焕纪念堂卷首寄语》，2001年8月2日新语丝新到资料）。

“除了疾恶如仇之外，他确实也是满腔热血、豪情冲天的。他对于明末抗敌将领袁崇焕有特别的感情。从袁崇焕墓，到袁崇焕的事迹，到袁崇焕的战略，他都有文述及过。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写的纪念袁崇焕的史传体散文《功到雄奇即罪名》。此文一出，各大网站争相转载，从网络到纸媒体，一时风行海内外。而《功》文，也有孤篇盖2000年全中国散文创作成绩的力度。”（李发文：《我所知道的网络写家方舟子》，2002年8月3日新语丝新到资料）。

“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方舟子的文章？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记得开始频繁地上新语丝网站是2001年。新语丝现在以学术打假着称于世，最早它其实是个文学网站，上面登了方舟子自己的很多文史作品。我经常上新语丝，虽然也看那些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但更喜欢的还是他的文史作品，《超人的鲁迅》《功到雄奇即罪名》《江山无限苦情伤》等几篇文章，曾经反复读过几遍。”（湘南客：《普及方舟子》，2007年8月26日新语丝新到资料）。

对于这篇文章，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

3、《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这篇文章作于1999年4月，是方舟子的另一篇“经典作品”。它长达一万三、四千字，首先发表在当月的《新语丝》月刊上，几个月之后，又在《书屋》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写得声色俱厉，义正词严，颇能显现方舟子这个“科学打假斗士”在人文学界也是那么英姿飒爽。理所当然地，这篇文章被方舟子收入“第一本个人选集”《方舟在线》和“方舟子历史随笔”《江山无限》中。有人吹捧说，它“显示出方舟于作为一代才子的大家气象。”（杨虚杰：《〈方舟在线〉争鸣在线》）；还有人说：

“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我翻到了其中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结果却欲罢不能。对余英时我并不熟悉，他是不是那么无耻我也自然不知，但方舟子那犀利的笔锋直追鲁迅，而翔实的引证、精密的推理，更深深地吸引了我。”（乐智强：《网侠方舟子－－读〈方舟在线〉》）。

刘菊花的《网路奇才方舟子》写得更奇：

“方舟子的史学、文学论文，读来又有趣又长见识，而且注重史料的搜集、考证极有说服力。他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如果是一个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写的，笔者才不会发出这样惊讶的赞叹，有文如斯，所谓学术规范不要也罢”。

据方舟子自己说，这篇文章发表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1999年4月，我从网上读到了原载于《书屋》上的一篇评论郭沫若抄袭钱穆的文章，便撰文加以反驳。一位作家朋友向我建议将文章交给《书屋》发表，并转给了《书屋》的主编周实。据这位朋友的介绍，《书屋》虽是1995年才创刊的年轻杂志，但在国内文化界的口碑不错，并推荐了登在《书屋》上的几篇文章。我读了，觉得确实很合我的口味。周实则为了能跟我联系，特地去学习上网。这种敬业精神，在中国已不多见了。这使我大为感动，拙文虽早已被另一朋友交给别的杂志，还是去要了回来给了他。”（方舟子：《1999中国文化网站新秀点评》）。

本来，方舟子的这篇“考证”文章一问世，就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傅杰驳得一钱不值。可是方舟子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再接再励又写了《是谁“冤枉”了余英时？——答傅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两篇文章，并且计划在《书屋》上连续发表。2000年2月，刘华杰采访方舟子时说：“最近你写了《是谁“冤枉”了余英时？》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引起很大反响，能介绍一下有关背景吗？”方舟子答道：

“我在1999年4月写了篇文章《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试图澄清由余英时教授炮制出来的、在海内外流传颇广的“郭沫若抄袭钱穆”的传闻，最先在《新语丝》网络上发表，后由《书屋》印刷发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傅杰在日本的《百年》杂志上撰文批驳我，我便又写了你提到的这两篇文章答复，社科院文学所的萧为研究员也写了篇文章支持我。这四篇商榷文章都将登在《书屋》今年第四期。我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所谓“郭沫若抄袭钱穆”，乃是余英时教授出于政治目的，而有意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郭、钱在介绍先秦诸子时所持的观点、引用的材料，有相似之处，是由于两人都转引清人的著作，不存在抄袭的问题。余教授为了诬陷郭沫若，甚至不惜违背学术道德，篡改引文伪造证据。国内一些学人，由于不齿郭沫若的人格，不加查证，以讹传讹，在国内的文化界造成了很大混乱。是还郭沫若清白的时候了。”（方舟子：《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

方舟子的《答傅杰》发表在《书屋》2000年第五期，但据方舟子后来说，“《书屋》当时食言，未刊登《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一文”。（http://www.xyser.org/bbs/read.php?id=116116）。

这三篇文章，基本上能够反映方舟子的考证功夫。因此，我们将解答这样的疑问：

二、史学理论简述

不论做何种学术评价，首要条件就是建立一个普遍公认的——至少是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可的——评价基准。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那么，我们评论方舟子的史学研究，其基准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这些事实，以及建立在这些事实之上的共识。

1、中国史学简介

史学之于中国学术，关系极为重大。众所周知，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两千余年的儒家学说，发端于所谓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而根据《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也就是说，六经中的两部是正儿八经的史书。到了清代，章学诚更提出了“六经皆史也”的论断。（见《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学术，是以史学为核心而发展出来的。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4092页）。白寿彝说：“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就是史学家。”（《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见白寿彝着《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36页）。

确实，说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史学大国——至少从文字史料的数量上来说——毫无夸张：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共有三千余卷、四千多万字，而不在其列的野史、家乘、方志等等，不论是篇目，还是字数，完全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除了这些古籍，从事历史研究的其他材料（史料）还包括保留至今的实物和民间传说等等。

在过去百余年间，中国人研究历史，不出两大门类：一个是微观的“史料派”，一个是宏观的“史观派”。“史料派”又称考据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考据派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傅斯年曾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实质是说，历史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从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确认。而史观派的研究则主要致力于“重现”历史，研究大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之上，撰写通史、断代史、专史。

实际上，上述两派属于正统的（正牌的）、专业的史学家。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派，我们不妨称之为“史评派”，或者称之为“民史派”，因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全部，都是“民间历史学家”。他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十分直截，不过就是拿历史当烧酒，来消解自己胸中的郁闷。其具体做法也非常简单：找出一段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实”，作出借古讽今的评论。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仅适用于过去几十年。因为中国古代有不少著名的历史学家──包括司马迁──从事私人撰史工作，他们的身份虽然是民间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是专业的。不言而喻，方舟子就是“民史派”中的一员。

2、历史研究之法

毋庸论证的常识是，凡是从事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使用一套专门的方法。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使用不入流、甚至错误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则他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能得到行家信服的。对于历史学来说，方法学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其中有专门的章节讲述“审定史料之法”、“整理史料之法”。在此之后，在方舟子治史之前，由中国人编着的、在中国大地出版的“历史研究法”类书籍一直联绵不断地问世。且看下面这个不完全书目（括号内为初版年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1927）

何炳松：《通史新义》（192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

姚永朴：《史学研究法》（1938）

杨鸿烈：《历史研究法》（1939）

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1940）

吴泽：《中国历史研究法》（1942）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1945）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9）。

李家祺：《历史纂述的方法》（1970）

王尔敏：《史学方法》（1977）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1979）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1981）

乔默等：《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1985）

项观奇：《历史比较研究法》（1986）

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1987）

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1988）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1989）

苏双碧：《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1990）

宁可、汪征鲁：《史学理论与方法》（1991）

何世芬：《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法纲要》（1991）

简后聪等：《历史编纂法》（1992）

综观这些“历史研究法”，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为什么历史学家这么重视史料呢？这当然是因为史料是建筑史学大厦的砖石，没有史料，就不会有史学。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史料不仅庞杂繁芜，而且真伪难辨。首先，史料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传史料等几大类，其中当然以文字史料运用得最广。而文字史料又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不论直接和间接，其中都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为什么会有虚假的史料呢？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是由于无心之误，比如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如盲人摸象，只能了解或者理解一个事物的某个侧面；又如抄录、刻板、印刷之误，也可能造成史料的失真。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故意作伪。故意最伪的动机很多，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和门第观念，以及对历史的偏好，肯定起了相当的作用。

那么，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呢？傅斯年在三十年代曾给北京大学学生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他说：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见《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08页）。

所谓“比较不同的史料”，就是要博采，博采之后要辨讹，而辨讹的主要手段就是要“知人”——知道制造这些材料的那些人是谁，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品德、才学、以及与被记叙之人的关系等等因素来判断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以及使用价值。显然，根据虚假的史料、或者没有辨别真伪的史料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

3、历史研究之人

就象并不是谁想当诗人就能够成为诗人一样，历史学家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够当得成的。胡适曾说：

“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胡适所说的这两种能力，显然是针对考据派和史观派的研究而言。但实际上，仅有“功力”和“想象”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旧唐书·刘知几传》有这样一段文字：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旧唐书·卷一百零二·列传第五十二》）。

刘知几所说的“史才三长”，虽然适用于所有学科，但于史学尤其重要。所谓才，就是治史的才能，如搜集、组织史料、将它们融会贯通地加以运用、以及简练、清楚、流畅地叙述、描写、和评论。所谓史学，就是对于历史和一切与历史有关的知识的积累和掌握。而史识就是今天所谓见识，能够见别人所不见，识别人所不识。显然，没有这“三长”的人治史，其结果或者是干瘪苦涩读之乏味，或者是东鳞西爪不成片段，或者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到了清代，章学诚在刘知几的三才之上，又增加了一项“史德”。什么是史德呢？章学诚说：

“德者何？谓着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文史通义·史德》）。

所谓“魏收之矫诬”，是这么一个典故。魏收是《魏书》的作者。他好色贪财，轻薄狂妄，作《魏书》时明目张胆地扬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史·卷五十六·魏收列传》），因此，在二十四史中《魏书》最为臭名昭著，号称“秽史”。刘知几说：“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史通·外篇·古今正史》）。

沈约是南朝人，着有《晋书》和《宋书》。刘知几说：“沈氏着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史通·内篇·采撰》）。

由此可见，历史既可以用来谋财获利，还可以公报私仇，因此作史而心术不正，遗害无穷。

三、货真价实的“乱侃明史”

本来，既然方舟子本人已经承认，他作《大明小史》不过就是在干文抄公“东抄西凑”的活计，并且最后还要销尸灭迹，我们似乎不该再把它捡回来当作研究的对象。但是，那样一来，我们的方学研究就会失去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份史料珍贵在哪儿呢？第一，明史是方舟子的成名之本。即使是对方舟子心怀不屑的人，也说他“认真读了明史，按步就班从文言翻成白话”，并且把这个作品称为“还算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第二，明史是方舟子打人的拿手棍棒之一。他与《华夏文摘》决裂，并且最终创建《新语丝》，都与他的明史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后来攻击《河殇》和苏晓康，就是从明史下手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看看方舟子的棍棒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第三，方舟子明言，作这样的文章“看重的是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因此我们就不妨看看方舟子的这些功夫到底如何。总之，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能够对方舟子的史学“四长”——才、学、识、德——有个初步的了解。

确实，在过去一百年间，靠研究明史而成名的，大有人在。最早的，大概应该算是孟森。孟森号心史，生于1868年。他先研究满清史，后来上溯到明史。1929年，年逾花甲的孟森被中央大学聘为副教授。1931年他被北大聘为教授，直到1938年去世。

另一位因研究明史而成名的人是吴晗。吴晗生于1909年，1930年时本是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小馆员。但他是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的学生，颇受胡适的赏识，因此在1931年被推荐进入清华大学，专攻明史。他后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靠的就是明史研究这个资本。

最近一位因明史而成名的，是一个ID为“当年明月”的网友。他写作的网文，《明朝的那些事儿》，从2006年起开始迅速窜红，短短两三年间，就出了六、七本书，并且本本畅销，成了“民间史学”的一大异数。

前面提到，治史之人需要“四长”，“德、才、学、识”具备，才能成为大家。但是，那样的大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屈指可数，因此我们不能希冀每个搞历史研究的人都应该像他们那样。从另一方面讲，一个人如果想要通过治史来获得世俗上的成功，并不一定需要四长兼俱。比如吴晗，才、学固然属于一流，但他拿历史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后自食恶果，这不能不说是在某些方面有所缺憾。无论如何，一个人只要在史学“四长”之中有一两项出类拔萃，那么他获得个现世、甚至身后的名声，并不十分困难——当然，前提是有一个合适的社会环境，譬如时下。

按道理说，方舟子从1993年开始在网上写明史，不论初衷是什么，只要他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下来，那么根据前人的榜样，后人的例子，他似乎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至少不会象现在这样，靠写什么《菠菜炒豆腐该不该》、《我们为什么会发烧？》《人为什么会放屁》之类的鸡零狗碎来混日子。问题是，方舟子有在明史领域建功立业的可能吗？在史学四长之中，方舟子占据哪一长呢？

1、方舟子的史德篇——作《大明小史》的动机

所谓“史德”，章学诚说得极为明确，它就是指“着书者之心术”。用现今的话来讲，就是治史者的动机。因此，要知道方舟子的史德如何，最简单、最直接的途径，就是看一看方舟子当初为什么要涉足明史研究。

前面提到，方舟子作《大明小史》始于1993年8月。我们还知道，方舟子在1990年圣诞前夕到达美国，1991年1月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按道理讲，到了1993年8月，方舟子经过两年半的学习，学位课程虽然基本结束，但学位课题研究却应该渐入高潮。此时的他，本来应该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从小就立志献身的科学事业，搞“讲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更何况，当时距离他给自己定下的诗人死期只剩下三年，他还应该在放下诗笔之前，搞一搞“讲创作性”的诗歌写作，努力把那个“梦寐以求的史诗性的巨篇”作完才对。他怎么竟然把自己最倾心、层次更高的两件事情放下不做，却“一门心思”地甘当一个文抄公、突然间搞起了明史了呢？

当然，按照方舟子自己的解释，他喜欢明史，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太多悲壮的仁人志士”。这个解释虽然听上去既悲壮又雄奇，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既矫情又无知。因为一个人在说出这样的话时，其先决条件就是对中国的整个历史有了全盘的了解，然后才能够得出“那个时代如何如何”的结论。而方舟子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和他对生物学、对诗学的无知，可以说不相上下。再者说，“仁人志士”在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有，明代根本就说不上有什么“太多”。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方舟子的这个解释，就像他编造的其他神话一样，不过就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罢了。

那么，方舟子邪刺横生般地研究明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显然，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和“方舟子到底为哪个生物信息学公司服务”一样，都必须等到方舟子彻底坦白自首之后，才能够真相大白。但是，根据我们对方舟子的了解，我们大致可以相信，就算是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方舟子也绝不会招供的。这样一来，亦明兄似乎把自己绕进了一条死胡同：提出了一个无法得到确切答案的问题。不过，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挖掘事实真相的过程，而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即使当事人咬紧牙关死不开口，我们也能够利用旁证和逻辑这两把利剑，剥皮剔肉，把光秃秃的白骨呈现给世人。

旁证之一：从1993年6月起，方舟子开始在台湾的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第一篇是作于1992年5月的诗《最后的献祭》，发表在1993年6月1日的《中央日报》国际版上。方舟子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94年10月。我们知道，《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它发表大陆人士的文章，其主要目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攻击大陆。方舟子早在出国之前就立志“反叛”，那么，他为什么要等到1993年6月才和“海外政治宣传”《中央日报》取得联系呢？

旁证之二：1993年冬天，方舟子在苏晓康主编的《民主中国》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没有设计者的世界——从分子生物学看一个哲学难题》。即使是现在，苏晓康这三个字在中国大陆仍旧一个敏感词，在新浪网上是要被过滤的。而在当时，与这个人和这份杂志联系到一起，到底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明白。1999年，当方舟子要把那位《中国读书报》记者往死里整的时候，他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把那个记者往苏氏身上推。那么，在1993年，方舟子为什么会主动地向苏晓康投怀送抱呢？

旁证之三：方舟子当初作《大明小史》的主旨十分明显，就是要借古骂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侃明史，本来只是发发议论图个痛快”（见《乱侃明史（#3）》）。那么，方舟子到底要发什么议论、要图什么痛快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的第二篇——《乱侃明史（#2）》（笔者没有找到第一篇）——看出一些端倪。这篇文章只有八百余字，但在其中，方舟子除了大骂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就是大骂“老毛”，如说什么“毛皇帝惺惺惜惺惺”、“毛皇帝是半个能君，半个暴君，比他的老师差了一截，乃时代使然，并非他没那个能耐”、“这种对知识分子又敬又忌，又爱又恨的双重态度，我们同样可以在同样出身卑微的毛皇帝身上见到”，等等。问题是，方舟子从1986年起就开始公开对“老毛”表示大不敬，并因此在科大遭遇了一些麻烦。到了美国之后，他大可以敞开喉咙，大声咒骂。实际上，当时这么做的，大有人在。而方舟子为什么要等待了整整两年半呢？

旁证之四：1993年夏天，对于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年7月，美国政府的《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得以实施。这个法案规定，从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4月11日期间，在美国拥有合法身分的中国公民，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获得永久居民身分，俗称“绿卡”。显然，方舟子不在美国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内。这样一来，他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学成之后离开自己心目中的天堂、返回到那个“一点也不可爱”、即将发生“一次奇迹的毁灭”的中国。

旁证之五：1995年3月10日，方舟子作了一篇题为《查匿名和血卡》的“掐文”，摘要如下：

“网上某位风云一时的红道人物‘解放台湾总司令’出来为知半仙的‘飘剑客即某某某’的八卦奇谈捧场，顺便证明了一下座山雕不是方某人。……据他说，雕是支持过六四血卡的，因此绝不可能是方某。为什么呢？因为方某属后来者，自己拿不到血卡，因此就绝不可能支持别人拿血卡。对于血卡，因为与我无关，所以我从来没有表过态，但这位红人自己眼红别人的血卡，就以为所有的后来者都眼红别人的血卡，倒可算是‘司令’情结的一大特征吧。其实倘在当时，若有人来问我对血卡的态度，我大概会表示支持的。我的一批想得绿卡的朋友（比如我当时的室友）因此免遭律师的盘剥、免费了许多时间精力，何不乐观其成呢？有自信的人，绝不会愤愤然骂血卡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真给损害了，以后拿不了绿卡了，大不了回去，不是想解放台湾吗？一心只想留在美国作司令梦？”

这篇短文只有五百余字，但方舟子竟然一连使用了八个“血卡”来特指“陆肆绿卡”，其酸味之浓如同陈年老醋。从心理学上讲，“吃醋”的本质就是极想获得别人所拥有的东西，但因为这个目的无法达到，进而产生了仇恨情绪。所以，方舟子说在两年前，他“对血卡的态度……会表示支持的”，恐怕是连三岁小孩儿都骗不了。

逻辑之一：利用归纳法，我们知道，方舟子在1993年春夏之交，开始向《中央日报》、《民主中国》之类“海外政治宣传刊物”靠拢，并且明目张胆地、大张旗鼓地与“大陆”离心离德。（方舟子后来动不动就利用政治手段整对手，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政治势力达到个人目的，是他的“蒙世绝招”之一。而对这种绝招稔熟于胸的人，一般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害怕别人也会这一招数；第二，他们急于利用这一招数将对手置于死地。）

逻辑之二：利用演绎法，我们知道，方舟子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惜任何代价之人，所以，他突然间放弃学业，开始搞什么自己根本就不大在行的明史，肯定有什么个人目的。

结论：方舟子这个在1986年乘着“诗歌大展”的东风闯进诗坛的诗人、这个在1990年踩着《河殇》的节拍“走向蔚蓝”的“遭遇海难的旅客”，在1993年6、7月间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在“方舟”的保护之内。这样的震撼可能太过强烈。因此，方舟子再次依靠自己的“暴徒”本性，“一只小老鼠”的本能，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叛”行动，其目的，就是要永远地留在这艘避难“方舟”之上。而“乱侃明史”就是这一系列“反叛”行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后来之所以“越写越正经，越多叙述，少议论”，（见《侃明史〔十九〕》，把“乱侃明史”变成“大明小史”，或者是因为最初的“立此存照”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是因为在网上出现了向他挑战的声音，使他不敢再随便“乱侃”。

2、方舟子的史才篇——差距咋么就这么大嗫？

其实，在见识过方舟子的“科才”和“诗才”之后，他的史才到底如何，读者本来可以举一反三，窥一斑而知全豹，因此笔者大可不必再浪费笔墨。但是，方舟子被尊为“一等一的全才”，假如我放过他的“史才”不论，一是会使本篇文章有残缺不全之感，二是会使某些人心中产生狐疑：是不是因为方舟子的史才太高，亦明心胸狭窄容纳不下，才故意对此避而不谈？确实，方舟子的信徒们之所以至今抱着方舟子的大腿不放，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敬仰方舟子的道德——方舟子的道德牌匾早已被砸得粉碎。他们的心理，和那些啸聚山林、给打家劫舍的大盗当差的喽罗们大致相似：以为自己的首领才华出众、武艺高强、有万夫不当之勇，跟着他，至少可以在才智上获得安全感。有鉴于此，我们就花费一点儿时间，见识一下方舟子的史才，权当是娱乐。

什么是史才呢？《百度知道》上说，“所谓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并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和撰写文章的能力。”简单点儿说，史才就是能够翔实、生动地再见历史的能力。

要再现历史，首先要建造一个完整的框架。因此我们先看《大明小史》的整体结构。

笔者看到的五十余篇“大明小史”，主要讲述明朝早期帝王将相的故事。比如，关于太祖朱元璋一朝，方舟子就写了朱元璋（#2、#7）、马皇后（#11）、洪武四大案（#13）、刘基（#17）、李善长（#18）、徐达（#19-21）、常遇春（#22）、沐英（#23）、蓝玉（#26）、功臣的下场（#27）等13篇，占全部文字的四分之一。而关于成祖一朝，方舟子写了建文逊国（#2、#10）、成祖的出身（#28）、解缙（#34）、亲征北漠（#35、#36）、夏原吉（#37、#38）等8篇。

看过这些文字之后，笔者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乱”——方舟子把它们称之为“乱侃”，真的是恰如其分。“乱”在哪里呢？乱在各篇之间的排列组合几乎是随机的。如第二篇是大骂朱元璋，但是第三、第四篇却讲起了建文帝和方孝儒；第七篇接着骂朱元璋，第八篇却来了个“方孝儒补遗”；第十篇回过头来讲“建文逊国”，但第十一篇却是讲太祖皇后马氏。

方舟子为什么要把结构搞得这么乱七八糟呢？这是因为，方舟子写明史本来就别有用心，而他那极端的嫉妒心理和喜好“炫耀才学”的本性，又使他每看到别人讨论一个相关的问题，就以为别人侵入了自己的领地，为了显示自己在这个领地的主权，当然也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他就会跟着别人的问题东跑西颠，天南海北地乱侃。比如，在第三篇的开头，方舟子就承认：

“建文帝的下落，是明初靖难（燕王反叛，美其名曰靖难）两大疑案之一（另一疑案是成租是否嫡出），本想稍后再谈。嚎总长迫不及待，拉起这个话题，我就把朱元璋先放一放，凑凑热闹。”

再如他写第22篇《安南内属》，其原因是“不久前有人提到安南内属，我们就来谈谈此事。”再如写第44篇《币制》，是因为“鸦提了一个‘一两银值多少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在明朝是怎样的。”

实际上，相对于内容的矛盾，《大明小史》在结构上的毛病简直就算不上什么。所谓内容的矛盾，是指方舟子前言不搭后语，自己刚刚说过了话，立过的论，眨眼之间就被自己推翻。这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举不胜举。下面仅以五例为限。

例一：在《乱侃明史（之二）》，方舟子为了把朱元璋说成是“阴险刻毒，嗜杀成性”的暴君，就说：

“朱元璋是所有帝王中出身最卑微的。历史上靠农民造反起家的皇帝很有几个，例如刘邦，但从没有人象他如此赤贫，自小在死亡线上挣扎（刘邦大小还算是个官——亭长），真正是苦大仇深。可是他一当上皇帝，并未因此对其出身阶级——农民有更多的同情、体谅，反而变本加利[厉]地对他们进行压榨。”

这是在说朱元璋对农民阶级有意识地“进行变本加厉的压榨”。但是，在《乱侃明史（之七）——朱元璋》中，方舟子又这样说：

“关于朱元璋对官吏大开杀戒的动机，……还有一个显现的、意识层次上的、堂而皇之的理由：为民作主，为民除害。朱元璋大概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为天下百姓谋利益（与他对官吏的态度相比而言，对百姓可谓宽厚得多），而官吏却都与百姓为难，只会剥削百姓，无一人不贪赃枉法，因此统统该杀，杀个精光而后快。”

这岂不是在说朱元璋对农民阶级（百姓）很好、至少其主观愿望是好的吗？

例二：为了影射“老毛”，方舟子就专门在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功臣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看看这段：

“朱元璋对这个孙子[指建文帝]很不放心，后来发疯般地屠戮百官，杀得将帅一空，就是为了让皇太孙得个现成的家产，无人能夺了去。然而朱尸骨未寒，靖难即起，而朝廷大将已给他杀光，无人能领兵，这是他万没料到的。”（《乱侃明史〔之十二〕——建文仁政》）。

这明明是在暗示，建文帝后来被推翻，是因为“无人能领兵”。但是，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方舟子为了显示建文帝的仁慈，又这么写道：

“靖难兵起，建文帝送官军北征时，竟然命大家不可伤害了燕王，‘毋使朕有杀叔父之名。’有一次燕王中了埋伏，官军只要万箭齐发，顿时就可了结了。但官军怕伤了燕王，竟无人敢发箭，眼睁睁看着燕王带兵逃走。燕王因此悟出了建文帝的不忍加害，以后就经常耍无赖，兵败撤退时，自己殿后；危急时，自己单枪匹马冲向官军，官军无人敢挡。这仗也就没法打了。如此无赖，正史竟还称赞燕王身先士卒，亲冒矢石。”

这样一来，又好像是建文帝的灭亡是自找的。既然“朝廷大将已给他杀光，无人能领兵”，那么，让燕王“中了埋伏”、“兵败撤退”、陷入“危急”的兵，到底是谁“领”的呢？

例三：为了丑化朱元璋，方舟子在《侃明史〔十七〕——刘基》中说：“朱元璋心里想的就是要让庸才当宰相，对自己才没有威胁。”但是，在三天之后贴出的《侃明史〔之十八〕——李善长》中，他又这么说：

“到了洪武四年，朱元璋对他[指李善长]放心不下了，他便告老还乡。但是接替他当丞相的汪广洋、胡惟庸都才能平平，不能令朱元璋满意，于是在洪武十年，六十四岁的李善长东山再起，受任‘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成了实际上的宰相。”

既然“朱元璋心里想的就是要让庸才当宰相”，他为什么又对“才能平平”的汪广洋、胡惟庸不满意呢？

例四：马皇后和建文帝是方舟子所喜爱的人物，所以方舟子在“建文逊国”中说，“建文帝的性格传自他的祖母马皇后”。但是，在“考证”明成祖的出身时，为了证明燕王不是嫡系，方舟子又说：“据说马皇后无子”。（《大明小史〔二十八〕——成祖的出身》）。既然马皇后无子，她怎么会有建文帝这个孙子呢？

例五：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方舟子在《乱侃明史（#3）——建文逊国》中是这么说的：

（建文帝是否已死）“成祖自己也是不信的，先是派人以访张三丰为掩饰，遍行全国，搜寻建文，搜了十四年，一无所获，怀疑建文逃出了国境，于是才有郑和船队浩浩荡荡开赴南洋。”

在《乱侃明史（之十）——建文逊国之二》中，方舟子也还是说：

“在胡潆回来之前，成祖又命云南人郑和在云南查了一阵（由此可知当时建文的行踪主要在云南），查不到什么，便让郑和下西洋，到国外查去。”

这明明是说，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唯一目的，就是搜寻建文帝。但是，当写到《侃明史〔十五〕——郑和下西洋之二》时，方舟子的腔调变了：

“成祖如此兴师动众是为了什么呢？原因之一，以前已提到了，是为了密访建文帝的下落。但最主要的目的，如《明史》所言，是要‘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此时，“唯一”的目的不仅连“最主要的目的”都算不上了，而且还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原因之一”。

方舟子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呢？其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他在开始撰写《大明小史》之前，并没有对明史有一个全盘的了解。而当他匆忙上阵之后，依旧奉行现买现卖、“东抄西凑”策略。其具体做法就是：今天就甲问题看甲作者，觉得说得有理，于是抄下来当作自己的东西；明天就乙问题看乙作者，也觉得人家说得不错，于是又抄下来。而他抄书，尤其是抄今人的书，几乎从来不注明出处，结果就产生了今天的方舟子抽昨天的方舟子嘴巴、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后方舟子抽前方舟子嘴巴的滑稽画面。

其次，方舟子治史的方法完全秉承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质就是先立论，后求证。这个方法在作纯粹学术研究（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时，弊端尚且不十分明显，但是，一旦把学术研究当作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工具之时，（如搞阶级斗争，发泄个人怨恨，为了自己成名，等等，）其危害性就显而易见了。因为中国的史籍不仅汗牛充栋，而且真假难辨。因此，在现实中，任何人提出任何一个假设，几乎都可以通过“小心求证”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证实”。对于方舟子来说，他立论的根据北非来自史料中的线索，而完全是根据个人的喜好。他的史学求证，不过就是从故纸堆中寻找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证据，不管这些证据是否可靠，更不看相反的证据是否存在。这样治明史，在讲述单一的故事时，人们一般还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当他叙述不同的故事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了。

如果一栋建筑的外部结构东倒西歪，内部的水电线路故障频频，这些应该足以说明该建筑的设计师的才能如何。而方舟子的《大明小史》怎么看怎么像这样一栋建筑物。但实际上，方舟子的才能至此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现。因为《大明小史》讲述的基本上是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相当于建筑物内的一个个房间。所以，我们还应该看看方舟子室内设计的才能。此时，我们采用比较的方法来检验方舟子的史才。通过比较，方全才的史才到底如何，是大是小，是高是低，就立竿见影了。

那么，让方舟子和谁比较呢？当然不能和孟森、吴晗、黄仁宇这样的明史大家比，因为那样的话，不仅对方舟子是不公平的，也是对那几位前辈的侮辱。我们寻找的对象，必须与方舟子年龄相仿、学术背景相似，并且研究的内容也大致相同。毫无疑问，这个人非当年明月莫属。确实，如果我们让方舟子和当年明月并排站在一起的话，这两个人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方舟子在撰写明史时，年方26岁，而当年明月据说是27岁；这两个人都是所谓的“民史”——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史学家；这两个人讲述的都是以帝王将相为主题的历史故事；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网络上成名。所不同的是，当年明月没有“高考语文状元”的名号，没有“美国博士”的招牌。也就是说，与方舟子竞争，当年明月不占任何优势。

那么，如何进行比较呢？当然是走进某个特定的房间，如客厅，来观察。具体地说，就是看他们根据某个特定史料而作出的文章。

熟悉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刘基这个人。而在刘基的故事中，“刘基论相”是一个重场戏。让我们先看看方舟子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的：

“洪武四年，朱元璋对李善长有了猜疑，想让刘基当宰相。刘基力拒，认为自己‘疾恶太甚，又不耐烦’，不适合当宰相，才能也不如李善长，‘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朱元璋又问杨宪〔刘基的好友〕、汪广洋和胡惟庸这几个怎么样，刘基认为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汪广洋‘偏浅殆甚于宪’，胡惟庸更不行，‘譬之驾，惧其偾辕也。’但朱元璋心里想的就是要让庸才当宰相，对自己才没有威胁。刘基反对的这几个人，他都让他们当了宰相，后来又一一杀掉。刘基听到让胡惟庸当宰相的消息，大急，急忙上殿谏阻，朱元璋却故意当着他的面把相印交给胡惟庸，刘基不由叹息道：小人得志，真是国家的不幸，朱元璋大怒，虽经徐达、冯胜劝解，还是罚了刘基三个月的俸禄。可怜刘基看人极准，却始终摸不透他主子的心思。”（《侃明史——刘基》）。

再看看当年明月在《明朝的那些事儿》中是怎么讲述同样的故事的：

“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

“这一天，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初始比较和谐，双方以拉家常开始了这次谈话，就在气氛渐趋融洽时，朱元璋突然变换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

“刘基十分警觉，马上说道，这要陛下决定。

“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如何？’

“这又是一个陷阱，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此人来试探刘基。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

“他马上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没有丞相的器量，不可以。’

“但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朱元璋接着问：‘汪广洋如何？’

“这是第二个陷阱，汪广洋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朱元璋怀疑他和刘基勾结，所以第二个提出他。

“刘基见招拆招，回答道：‘此人很浅薄，不可以。’

“朱元璋佩服的看了刘基一眼，这是个精明的人啊

“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如何？’

“刘基送了口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

“‘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

“说完这句话，刘基松了口气，他知道考验已经过去了，但他错了，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

“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着，他用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我的相位只有先生能担当了！’

“大凡在极度紧张后，人们的思想会放松下来，刘基也不例外，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这次错误却是致命的。

“他没有细想，回答朱元璋‘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嫉恶如仇，皇上慢慢挑选吧’。

“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合适，自居丞相之才不说，还说出所谓嫉恶如仇的话，如刘基所说，谁是恶呢？

“刘基的昏劲还没有过去，又加上了一句话‘现在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并没有合适的’（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也）。

“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见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儿》第100篇）。

方舟子的故事，总共283个字，除了照抄史书——并且抄错了（下详）——之外，基本上就是多加上了自己的两段“乱侃”：“朱元璋心里想的”和“刘基……摸不透他主子的心思”。而当年明月的故事共有693字，不仅讲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浙东、淮西两派的权力斗争），而且描写了朱元璋和刘基各自的心理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当年明月还把这些背景和心理活动有机地融合进了故事之中，结果使这个故事的可读性以及“可信性”大增。如果我们用意象来形容这两个故事的话，那么方氏的故事就是一个干瘪坚硬的冷馒头，而当氏的故事就是一盘刚出锅的鲜亮热辣的烧茄子。

此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拿着范伟的腔调说：“这人和人的差距，咋么就这么大嗫？”

3、史学篇：状元原来不知书

也许有人会说，尽管方舟子的史才与当年明月无法相比，但他的史学功夫却相当了得。他之所以把丰富多彩的明史写得那么干瘪生硬，并不是因为肚子里根本就没有货，而是因为肚子里有货倒不出来。不错，刘知几也说：“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有学无才这类人。难道方舟子就是其中的一员？或者，我们直截了当地问：方舟子的史学根底到底如何呢？

（1）方舟子有多少史学知识？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史才可以是天生的，但是史学的获得却只有一条途径：博览。也就是说，方舟子要搞明史知识的普及，他首先要做的，就是饱读明史书籍，对明史的主要脉络、重要掌故了然于胸，“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然后才可以下笔。但实际上，想要普及某朝某代的历史，光有断代史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史是连续的，典章制度是演变进化的，如果对全部中国历史——且不提世界历史——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的话，则其在“乱侃”之际，出乖露丑几乎就是必然的了。比如，方舟子对中国皇权的演变历史根本就毫无所知，但为了骂朱元璋，却大放厥词，说什么在明代以前，皇帝与大臣之间是“相亲相敬的准朋友关系”，就是一例。

那么，方舟子对中国历史到底有多少了解呢？1990年9月14日，方舟子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再读一遍二十四史。在北京时，一边走马观花地读《国语》《史记》，一边哀叹时间的不足。现在时间是有了（按我的读史法，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读完二十四史），却没有了条件。所以就改读诸子。经史子集，只有经和集不能使我感兴趣。心里装着这么一大堆破烂到异国他乡去，是多么的滑稽。我有时真痛恨自己为何仍对这些糟粕恋恋不舍。”（方舟子：《凄风苦雨学彷徨》）。

野鹤先生在评论方舟子的这段话时说：

“尽管史学界有将通读二十四史视为治史的入门功夫的传统，但除了少数史学大师或著名学者外，敢于夸口从头至尾读过了二十四史的人，恐怕并不多。然而，20岁出头，刚刚从科技大毕业的方舟子，却在给友人的信中夸耀道：‘按我的读史法，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读完二十四史。’即或是真的，也不过是当作小说来读，一目十行地看个热闹而已。自然读不懂，因而才感慨地说：‘心里装着这么一大堆破烂到异国他乡去，是多么滑稽。我有时真痛恨自己为何仍对这些糟粕恋恋不舍。’方舟子将这等浮躁的狂言谵语，不加任何批判地以摘录的形式收入自己的作品集，在网上公诸于众，说明他并不但不认为是狂言谵语，而且恰恰将它们视为伟人的证明资本。”（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八）：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

确实，全部二十四史至少有四千万字，译成白话文则字数要过亿。我们就算方舟子在三个月内每天读十个小时的书，马不停蹄地读了九十天，平均算来，他每天要读44万字，每小时读4万4千字，每分钟读740个字——注意，这是文言文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呢？我们且举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为例。《史记》正文大约53万字，占二十四史总字数的1.3%。按照方舟子的阅读速度，他只需要花1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就能把这本书“读一遍”。但实际上，在1990年以前，中国大陆通行的《史记》版本是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除了正文以外，这套书还包含有裴骃的《集解》、司马贞的《索引》、张守义的《正义》，全书总共三千三百多页，数百万字。也就是说，方舟子实际上需要在12个小时之内连续不停地每13秒钟就阅读一页！此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描机大概也要向这位一等一全才脱帽致敬了。其实，任何一个正常的学人，即使把三个月的时间全部用在《史记》上，都会有力不从心之叹，而我们的一等一方全才却在他人尚未起跑之际，就已经一溜烟地绝尘而去了。这哪里是什么“伟人”，简直就是神人——或者是“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

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方舟子研究的是明史，他或许是把工夫都花在明史上了，对于其他史书，他不过是一目十行地浏览，一天之内把《史记》翻了一遍，就宣称“读一遍”，也就是吹牛吹过了头而已，你亦明就甭在这个问题上吹毛求疵了。

那好吧，我们就看看明史。按照方舟子在《〈明史〉提要》中的介绍，“治明史者”有三部“必读书”，它们是：纪传体正史《明史》，编年体野史《国榷》，本末体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史》全书332卷，约280万字；《国榷》108卷，约430万字；《明史纪事本末》80卷，约80万字。我们就算方舟子在二十四史之外，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精读”这三部书，他每天仍旧需要阅读八万八千字，每小时阅读八千八百字，每分钟阅读一百四十余字。

其实，即使方舟子的眼睛真的能够每分钟扫描140个字，并且还有扫过成诵的记忆力，我们仍旧对这样的疑问无法解答：自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将《明实录》整理出版之后，它就成了“治明史者”的另一部必读书。而实际上，《明实录》乃是13套书的统称，总共近三千卷、两万八千多页、一千六百万字。全部阅读这套书，即使按照方舟子“粗读”的速度，每分钟读740个字，也要36天，如果“精读”，则需要半年以上。那么，这套书方全才是怎么读的呢？让我们看看著名明史专家黄仁宇是怎么阅读《明实录》的：

“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着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1页）。

看到了吗？只是为了研究一个专门的税收问题，并且是仅限于十六世纪的税收问题，黄仁宇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来阅读《明实录》。即使这样，他还要谦称这是“走马观花式的阅览”。也就是说，同样是“走马观花”，方舟子“观”二十四史只用了三个月；而黄先生却要花十倍的时间来“观”一部《明实录》。用一个形象一点儿的比喻就是：某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周游世界，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地介绍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另一个人则花了三十个月的时间在某个国家实地考察，然后就这个国家的某个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这样的两个人，这样的两篇文章，具有可比性吗？也就是说，黄先生的严谨、博学和谦逊，立刻反映出了方舟子的浮躁、浅薄和狂妄。而我们也马上就明白了：方舟子在明史方面一无所成，实际上在他“治明史”之前，就已经命中注定了。

2000年，方舟子在接受刘华杰的采访时，故做“谦虚”地说：

“说来惭愧，我是很晚才较为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的。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在北京做论文，远离同学、朋友，颇为寂寞，做实验又经常要熬夜，便靠阅读二十四史打发时间。毕业后为等护照，在家中赋闲半年，天天靠读诸子和史书消磨时光。当时的想法，是到美国后就要跟这些老古董一刀两断了，所以乘机多学点存底。不料到美国后，就读的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以古典文学和史籍为主，我也就只好一本本地那么读下去了。因有点古典文学的基础，所以读史书倒不觉得有什么困难。读的东西虽多，却很庞杂，不成体系，所以只能用来写写杂文。勉强算得上论文的，只有一篇《〈木兰诗〉种种》，在《文史知识》1998年11期发表后，还未见到有反对的意见。”（刘华杰：《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

方舟子当然不会告诉我们，他在美国“一本本地那么读下去”的书都是些什么书。他更不会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一本本地那么读下去”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方舟子即使一天读一本，仅《明实录》就要耗费他133天。而与此同时，他还要“从事分子生物学的前沿研究”。怪不得他的科学知识会那么糟。古人云，“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意思是说，有失必有得。但对方舟子来说，他却总是落得两手空空：作诗人没作成，却把细胞生物学耽误了；治明史没治成，又把生物化学搞砸了。这到底是老天爷对他的不公，还是他的应得下场，已届不惑之年的方舟子，应该早就明白了。

（2）方舟子能读懂史书吗？

毫无疑问，不论是每分钟740字，还是每分钟140字，这些数字具有意义的基本前提就是，这个读者必须能够读懂这些文字。否则的话，所谓“读”，不过就是有眼无珠般的熟视无睹罢了。假如这个大前提能够得到众人的认可，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便应运而生：方舟子能读懂古文吗？

笔者承认，质疑方舟子这个世界上最最著名的语文状元是否具有古文理解能力，未免有些荒唐。方舟子不是曾经反反复复地、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公众，他通古文吗？例如在上引的刘华杰采访录中，他就说“因有点古典文学的基础，所以读史书倒不觉得有什么困难。”而在电视节目《陈蓉博客》中，他为了证明自己具备批判中医的资格，举出的证据也是自己通古文，能够读懂中医古籍，因而具有打中医的假的资格。那么，亦明兄为什么要提出一个这么可笑的问题呢？

我的理由如下：我们知道，方舟子谎话连篇、撒谎成性，所以我们对他的所有的言论都要存一个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越是他说得信誓旦旦、如同铁板钉钉的话，我们就越要做“生命的沉思”。事实是，方舟子的真实学术水平——不论是科学，还是文学——，与他自己所吹嘘的、以及信徒们所吹捧的水平，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方舟子的“语文状元”头衔敲打一番，看看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几成。不过，按照笔者的计划，剥“语文状元方舟子”的壳，应该在写完《历史学家方舟子》之后。笔者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前提出，完全是因为我在阅读《大明小史》时，发现了一个破绽。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方舟子和当年每月讲述的“刘基论相”故事，我们就会发现有两点显着的不同：第一，在当年明月的文章中，刘基没有说自己“才能也不如李善长”这样自谦的话。第二，方舟子把这个故事的发生年代定在“洪武四年”，而当年明月则把这次对话系在洪武元年十一月（见引文之前的文字。）那么，这两点差异是怎么来的呢？他们二人，到底谁的故事离史实更近呢？显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查阅《明史》。《明史·刘基传》说：

“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见中华书局1974年版《明史》3780-3781页）。

任何稍通古文的人，在读过上文之后，马上就会明白，它叙述的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两次对话：第一次是“刘基辞相”，发生在李善长任相之时；第二次是“刘基论相”，发生在李善长罢相之后。当年明月仅叙述了后一个故事，显然在史学上胜方舟子一筹。而方舟子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这不禁使我们怀疑他到底是根本就不读《明史》，还是读不懂《明史》。

显然，如果我们说方舟子在写《大明小史》之时，压根儿就不读《明史》，很多人会感到难以置信。比如，《我见过一次方舟子》的作者就说，“方确实认真读了明史，按步就班从文言翻成白话。”因此，我们不妨退一步，建立这样一个假设：方舟子确实是读了《明史》，只不过他的古文不太好，没有读懂。虽然这个假设也非常“大胆”，但是我们“求证”却根本就不必“小心”。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证明方舟子不学无术的证据在多数情况下会不请自来——这也是“方学”研究让人着迷之处。

根据《明史》，刘基婉言回绝朱元璋拜相的理由是：“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但在《侃明史——刘基》中，方舟子却把“不耐繁剧”这四个字改成“不耐烦”。方舟子更改史书的根据是什么呢？他当然不会告诉你。好在查书比撬开方舟子的嘴巴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就选择捷径。查阅《明史纪事本末》、《国榷》、以及被方舟子奉为秘典的《续藏书》（下详），此处均作“不耐繁剧”，只有《罪惟录》作“不耐繁”。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方舟子的更改属于臆改。那么，他为什么要妄改古书呢？显然，他以为二者的意思是相同的，因此把古文翻译成了白话。但实际上，二者的意思完全不同。

根据《说文解字》，“烦”字“从页从火”，页者，头也。所以“烦”字的本义是“热头痛也”。而“繁”字本作“緐”，乃是“马髦饰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引申为緐多。又俗改其字作繁,俗形行而本形废,引申之义行而本义废矣。”实际上，尽管“烦”字有“繁多”的意思，但是“繁”字却绝没有“热头痛也”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耐繁剧”与“不耐烦”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即使是《罪惟录》的“不耐繁”，稍有古文根底的人也不会理解成“不耐烦”，除非是以为人家写了错别字。总而言之，刘基说自己“不耐繁剧”，乃是说自己“不耐事务繁重”之意，不过是在暗示自己的仙风道骨，不堪俗务。而“不耐烦”则是嫌麻烦之意。一个臣子怎么敢对皇上明言嫌他的麻烦呢？

当然，有人会为方舟子开脱说，老虎尚有打盹儿的时候，一个语文状元搞不懂“初”、“及”分别代表时间的先后，搞不懂“不耐繁剧”不等于“不耐烦”，并不足以据此得出他不通古文的结论。

既然如此，笔者就让诸位看官再开开眼。

本来，方舟子自招他写《大明小史》是“东抄西凑”，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不会告诉读者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而史海浩瀚，即使是饱学之士，也很难追根溯源，查找出方文抄公的货源是哪个。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1993年9月20日贴出的《大明小史〔之二十三〕——沐英》中，方舟子却规规矩矩地列出了四条参考文献。我们暂且不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只是利用这个便利来从事我们的方学研究。

方舟子引用的第一条文献是这样的：

“沐英……几次随朱元璋出征，‘入侍帷幄，昼夜勤励，目无迕视’①，朱元璋见了，颇为欢喜。”[在文章的末尾，方舟子有注：“①《续藏书·黔宁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我们找到《续藏书》的这篇文章，发现这段的原文是这样的：

“沐英……数从上征戍，入侍帷幄，昼夜勤励，目无迕视。上心器之。”（见《李贽文集》第四卷62页）。

“器”字用于人，其名词本来是指人的才能。而当用作动词时，其词义为“器重”或“重视”。这样的用法，在二十四史之中，可以说触目皆是。比如，《三国志·诸葛亮传》：“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又如《后汉书·陈庞列传》：“宠……自在枢机，谢遣门人，拒绝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把“上心器之”翻译成“朱元璋见了，颇为欢喜”呢？当然是这位宣称通读过二十四史的语文状元没有搞懂“器之”是什么意思。

《沐英》的第二条引文是这样的：

“大都督府机务烦杂，而他‘年少明敏，剖决无滞’②，很受朱元璋器重。”[尾注：“②《明史·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

《明史》此段的原文是：

“府中机务繁积，英年少明敏，剖决无滞。后数称其才，帝亦器重之。”

方舟子把上文中的“机务繁积”翻译成“机务烦杂”，又露了一个大怯。根据上下文，“繁积”的意思是“繁多”、“积压”的意思，而沐英的聪明敏捷使它们“无滞”。“无滞”者，没有滞留累积之义也。可是，方舟子却把“繁积”所包涵的两个意思压缩为一个“烦杂”，结果使下文“无滞”的意思变得让人莫名其妙。此时，方舟子不仅又把“繁”、“烦”混杂，而且连“积”、“滞”的意思都搞不懂了。

另外，根据上段引文，我们发现，只有当古书中明明白白地说“器重之”的时候，方舟子才能够明白那是“很受器重”的意思，而当这个“器”字单用时，这位语文状元就茫然若失了。这说明，方舟子读古代汉语，颇像一个从来没有学过日语的中国人阅读日文书一样，虽然也能够略知一二，但其实质，就是利用汉代汉语的知识和技能来理解另外一种语言。他当然不会明白，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前者多以单字为词。（《沐英》的另外两条引文，将在后文讨论。）

当然，这位“福建省1985年高考语文状元”在读古书时闹出的笑话，并不仅仅是上面这几例。在《大明小史》中，方舟子一再拿“老毛”的一句话来“调侃”。这句话就是毛泽东说的“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方舟子是怎么“调侃”的呢？他在《乱侃明史（之二）》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毛皇帝惺惺惜惺惺，评曰：‘自古能君无出朱元璋者。’”

本来，“无出谁谁之右者”（或“无出其右者”）这个成语，虽然最初是文言，但是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员了。所以，具有中学语文水平的人，都应该懂得，它的意思是“没有比谁谁更‘高’（或‘强’、‘好’）的人”。这个成语中的“者”字有时可以省略，但这“之右”二字却是万万省略不得的，假如省略了，就不成话了。笔者初读方舟子自作聪明改编的“毛主席语录”，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笔误。可是，在《乱侃明史之十一——马皇后》中，方舟子故伎重演，开篇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咱先下个结论，模仿老毛的语气说：‘自古贤后，无出马皇后者。’”这就说明，前者并不是什么笔误，而是出于对这个成语的无知。

令人不解的是，就这个初中生的古文阅读水平，方舟子还敢宣称自己“读史书倒不觉得有什么困难”。这自我感觉未免太好了。据笔者判断，按照方舟子这个的水平，要达到正确理解原文的程度，阅读速度绝对不可能超过两千字/小时。假如方舟子按照这个速度来通读二十四史，他需要阅读两万个小时。如果他每天读十个小时，则需要两千天，即大约五年半。而实际上，就算方舟子有这个时间，他也绝不会有这个耐心和毅力的。

更令人不解的是，就凭这个语文水平，方舟子还好意思满世界地显摆自己的状元头衔。其实，就算你方舟子自己不嫌害臊，你也总得给福建的莘莘学子们留点儿脸面吧？汝当八闽子弟无人出尔之右耶？

（3）方舟子抄什么样的史书？

本来，按照方舟子的打假套路，一个人一旦在学术文章中出现了浅显的失误，那么他的所有“高深”也就都因此而一钱不值了。根据同样的逻辑，在证明了方舟子的古代汉语水平不足以正确理解史书之后，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再去研究他的“史学”了。但是，假如我们也学方舟子打假的样子来打方舟子的假，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了与方舟子等同的水平，我们的工作也就不配被称为“学术研究”。所以，我们还要再深入一步，探查一下方舟子的史学究竟如何。而我们的切入点仍旧是那个“刘基论相”的故事。我们的问题是：这个故事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一般来说，欲确定史书中某个事件的年代，其基本方法有两种，第一就是查阅其他史书；第二就是根据事件中所涉及的人物和其他史实来做间接推定。我们且看孟森的考证：

“《明通鉴考异》以此文为史有误，宪被诛在三年七月，善长罢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宪，当在其前。谷氏《明纪事本末》以刘基论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状》叙帝责善长，基论相，皆在元、二年间。”（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62页）。

实际上，《明史纪事本末·胡蓝之狱》开篇就讲“刘基论相”的故事，说：“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杨宪为丞相，问刘基……”。（见中华书局1977年版179页）。《国榷》没有记载此事，但有如下记载：洪武元年十一月癸亥日，“上手书召御史中丞刘基入朝”；十二月丁卯日，“汪广洋、刘惟敬为中书省参政；杨宪为御史中丞”。当年明月很可能据此把“刘基论相”的时间定在洪武元年十一月。

在《〈明史〉提要》中，方舟子曾摇头晃脑地告诉别人说：《明史》、《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这三部书，向来为治明史者所必读。”那架势，颇像是在说，“这三部书，我已经读完了，你们要找我的喳，先把这三部书读过再说。”可是，从“刘基论相”这个例子中，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方舟子他自己或者是读《明史》而读不懂，或者是干脆就不读其他两部“必读”书。所谓“治明史者所必读”，其实不过是他唬人的牌匾而已。

问题是，方舟子这个“治明史者”，他如果不读“必读书”，他的“资料”是从哪里“搜集”来的呢？他又是怎么发挥自己“归纳整理的功夫”的呢？当然，对这个问题，现在地球人都知道答案：抄。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问：方舟子的文字，到底是从哪里抄来的呢？

A、方舟子的枕中秘籍：《续藏书》

在贴出《刘基》之后的第五天，方舟子又贴出了《侃明史〔十九〕——徐达之一》。其中，方舟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九华之役中，他与常遇春设埋伏，大败陈友谅于九华山，斩首万余级，俘虏了三千多，陈友谅只携带了妻子儿女狼狈逃走。对这三千多俘虏，常遇春主张统统杀掉，以绝后患。徐达不赞成，但这时他还管不了常遇春，只能遣人向朱元璋请示。朱元璋也认为‘天下战方始，毋多杀，多杀，是逆距之也’，命令传到的时候，常遇春已经连夜把俘虏活埋了九成。朱元璋得知，很不高兴，命令把幸存的三百人都放了。朱认为出现这种情形，是‘不壹将之故’，而常遇春剽疾果敢，只是个将才；徐达持重有谋，却可为帅，从此徐达便成了元帅，号令诸将〔此事记载，《明史》与李贽的《续藏书》略有出入，以先出且较详细的《续藏书》为据。我怀疑《明史》的许多列传都改自《续藏书》，也可能它们的材料来源相同〕。”（《侃明史——徐达之一》）。

此时，我们先将目光聚焦到上文末尾括号之内的文字，特别是“续藏书”三个字。显然，这本书不在“治明史者所必读”的三部书之内。那么，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原来，它虽然号称是明朝万历年间李贽遗留下来的作品，但它却与李贽的另一部史书，《藏书》，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其真实身份早在明朝就有人怀疑。今人任冠文作《〈续藏书〉考辨》一文，其主要结论就是：

“《续藏书》与《藏书》在体例上,传记立目编排着眼点上以及论史态度上等方面都有差异。今本《续藏书》是后人编定的,其内容不完全是李贽所作。研究李贽思想对这本书要加以甄别,其内容有可信，基本可信及可疑三种情形。”（见《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56-63页）。

其实，就算《续藏书》真的是李贽所作，它在明、清两朝都是禁书，根本就不可能是《明史》的依据。再退一万步说，就算《续藏书》不是禁书，清代学者也不太可能根据它来修订《明史》。为什么呢？看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

“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是编又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以续前书之未备。其书分《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诸目。因自记其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然冗杂颠倒，不可胜举。如一刘基也，既列之《开国名臣》，又列之《开国功臣》。一方孝孺也，既列之《逊国名臣》，又列之《文学名臣》。经济本无大小，安见守令设施不足以当经济，乃于《经济名臣》外别立《郡县名臣》。又王祎殉节滇南，不入之《忠节传》中，而列之《开国名臣》内。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之可取也。”

是不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对李贽偏见太深呢？那我们就看看黄仁宇是如何评价李贽的历史著作的：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李蛰主要的工作是著述。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在生前刊刻印行，……著作的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涉及面虽然广泛，却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进若干评论。”（《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214页）。

可以说，几百年来，“治明史者”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看重这本《续藏书》。但在“网络奇才”方舟子的眼中，它却成了《明史》的渊薮。这史学造诣，真个让人啧啧称“奇”。

实际上，《明史》源自万斯同的《明史稿》，而《明史稿》源自《明实录》，这对于“治明史者”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万斯同说：“凡《实录》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滥诬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据闻全可信，而枉者鲜矣！”而方舟子对所有的这一切都好似茫然无知，就像他在当时连“主流科学界”对内含子的“主流观点”都不知道一样。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课本《三字经》就说，“读史书，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据此看来，方舟子的史学水平，尚且处于蒙昧阶段。

当然，在写完《徐达》之后13天，方舟子又作《〈明史〉提要》，大谈《明史》的编写过程。为什么方舟子在刚刚显示了自己对《明史》的无知之后，马上又变得有知了呢？很可能，他的无知被人点破，于是他就饿补相关知识，并且现买现卖，写成《〈明史〉提要》。而在写作《徐达》之时，他甚至连这批货的存在与否都不知道，更不要提进货了。

问题是，除了《续藏书》之外，方舟子还读其他的书吗？让我们再看看方舟子所说的“《明史》与李贽的《续藏书》略有出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明史·徐达列传》说：

“……还镇池州，与遇春设伏，败陈友谅军于九华山下，斩首万人，生擒三千人。遇春曰：‘此劲旅也，不杀为后患。’达不可，乃以状闻。而遇春先以夜坑其人过半，太祖不怿，悉纵遣余众。于是始命达尽护诸将。”（见《明史》3724页）。

而《续藏书》则说：

“……斩首万余级，生获三千人。遇春曰：‘此劲敌也，不杀为后害。’达不可，以状闻。帝报使者：‘天下战方始，毋多杀，多杀，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则以夜坑其十之九。上不怿，命悉纵其三百人归友谅，而曰：‘此吾不壹将之故也。’达自是专为大将矣。”（见《李贽文集》第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44页）。

所以，这个所谓的“出入”，就是常遇春到底是“坑其人过半”还是“坑其十之九”。其实，此事端的如何，前人早已给出了答案，根本就用不着方舟子费心猜测。看看这段话：

“按据太祖实录卷八谓‘上谕使者曰：亟还谕诸将，今战争方始，不可纵杀以绝人望。三千精锐宜释之，使为后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杀之，止存三百人，上闻之不怿，命悉放还’云云。杀三千人而止存三百人，则已杀十分之九矣，不得仅云过半。”（黄云眉：《明史考证》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1090页）。

事实是，不仅《明太祖实录》（卷八）所记如此，《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国榷》（卷一）所记莫不如此。也就是说，《续藏书》的记载乃是来自《明实录》。可笑方舟子放着“必读书”不读，却捧着“不必读之书”当经典，并且据此做出惊世骇俗的“大胆假设”，结果既暴露出自己的浅薄无知，又留下了一个千古笑柄。真是何苦！

当然，方舟子的“大胆假设”并非毫无用处。实际上，它还为我们的“方学研究”助了一臂之力，使我们知道了“刘基论相”方氏版本的来源。原来，最初把刘基辞相、论相两个故事混在一起的，就是《续藏书》。看看这段话：

“时左丞相李善长贵盛，公独事与抗，议不相下。善长不能平。适善长以事见谴，宪使凌说因弹之。公言李旧勋，且能揖和诸将。上曰，‘是数欲害汝，汝乃为之地邪？汝功勋足任此。’公顿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臣驽钝，岂堪此！’上乃欲相中书左丞杨宪，复问公。……”（见《李贽文集》第四卷16页）。

本来，方舟子如果在此处依照《明史》来叙述，并没有什么不妥——即使出错，也情有可原；即使有错，也是小错。可他却非要把《续藏书》拉过来当根据，结果酿成了更大的失误。而且，我们至今不知道方舟子所说的“洪武四年”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方舟子的《大明小史》共有五十余篇，在篇尾列有参考文献的只有两篇，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沐英》（另外一篇是《解缙》）。它们都是毫无例外地据《续藏书》以“纠正”《明史》。看看方舟子在《沐英》中是如何纠正必读书的：

“洪武二十一年④，百夷巨酋思伦发反叛，倾巢而出，号称三十万，战象百余头。沐英选精骑三万，昼夜兼程，十五日后与敌人相遇。”（尾注：“④据《续藏书》《纪事本末》。《明史》作洪武二十二年。”）

那么，《续藏书》是怎么说的呢？据《续藏书·沐英传》：

“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伦发，聚其众三十万，来寇定远[边]。英选卒三万拒之，冯诚领前军，宁正、汤昭为左右。”（《李贽文集》第四卷63页）。

查《明史本末纪事》：

“洪武中，麓川思伦发内附，授麓川宣慰。”（《明史本末纪事·麓川之役》，中华书局1977年版453页）。

“十八年冬十二月，思伦发，率众寇景东，冯诚击之，失利，千户王升死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伦发入寇，结砦于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挥宁正击破之，斩首一千五百级。三月，思伦发悉其众号三十万，战象百余，复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势甚猖獗。沐英选骁骑三万，昼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贼营，隔垒而阵。……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思伦发遣把事招纲等来言，叛逆之谋，皆其下刁厮郎等为之。以象马白金入贡，愿输贡赋。”（《明史本末纪事·太祖平滇》，中华书局1977年版173-175页）。

查《明史·云南土司二》：

“十五年，大兵下云南，进以大理，下金齿。平缅与金齿壤地相接，土蛮思伦发闻之惧，遂降。因置平缅宣慰使司，以伦发为宣慰使。”

“十八年，伦发反，率众寇景东。都督冯诚率兵击之，值天大雾，猝遇寇，失利，千户王升战死。”

“二十年，敕谕西平侯沐英等曰：‘近御史李原名归自平缅，知蛮情诡谲，必为边患。……’明年，伦发诱群蛮入寇马龙他郎甸之摩沙勒寨。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斩首千五百余级。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像百余，寇定边，欲报摩沙勒之役，新附诸蛮皆为尽力。英选师三万亟趋至，贼列象阵搏战。……。”

“二十二年，伦发遣把事招纲等来言：‘往者逆谋，皆由把事刀厮郎、刀厮养所为。乞贷死，愿输贡赋。’”（《明史》，中华书局版8111-8112页）。

也就是说，用《明史》核对《明史纪事本末》，我们发现二者记述完全相符。但是，当用这两本“必读书”来核对“非必读书”《续藏书》时，我们却发现在后者的40个字之中，至少存在三处重大失误：第一，思伦发早在洪武十八年就反叛了，而李贽却在他二十一年入寇时，仍称其为“麓川宣慰”。第二，李贽所叙的思伦发“聚其众三十万，来寇定远[边]”，乃是二十一年的第二次“来寇”，但按照他的叙述，这次入寇却好像是第一次，并且是唯一的一次。第三，思伦发的此次入寇的目标乃是“定边”，沐英驰援的目的地因此也应该是定边，所以《明史纪事本末》说沐英军“抵贼营”、《明史》说是“亟趋至”。而李贽却说这是沐英“拒之”，好象思伦发攻击的目标就是沐英的驻地似的。

而方舟子呢？他在那短短的49个字中，不仅完完整整地蹈袭了李贽后两个失误，而且把李贽的第一个失误发挥得更加离谱：他把思伦发的“入寇”直接说成是“反叛”了。

【注：据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642页）所叙思伦发归顺明朝历史，与《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略有出入：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继承元制，命思瓦发为平缅宣慰使。同年冬，思瓦发反明。不久，发生内讧，达鲁方杀思瓦发，另立满散（思可发子）子思伦发。洪武十七年（1384），思伦发向明朝交出故元宣慰使印，表示归顺。明朝为笼络思伦发，将平缅宣慰使司先后升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和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任命他为宣慰使，兼管麓川之地。”】

那么，方舟子说“《明史》作洪武二十二年”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明史·沐英传》说：

“二十年平浪穹蛮，……。明年，百夷思伦发叛，诱群蛮入寇摩沙勒寨。遣都督宁正击破之。二十二年，思伦发复寇定边，众号三十万。英选骑三万驰救，置火炮劲弩为三行。”（中华书局版3758页）。

《明史·沐英传》之所以把“思伦发复寇定边”定在洪武二十二年，很可能是该传作者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原来，《太祖实录》卷一八八只记载了思伦发在洪武二十一年一月的“初寇”，却没有记载当年三月的“复寇”。可是，在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条，当记载太祖因为思伦发再次纳降、于是派人抚慰百夷之事时，却提到思伦发的第二次入寇。其结果，使这件事好像发生在二十二年。（见卷一九八）。

总之，《明史·沐英传》的作者因读书不细而出错，不过是搞错了一个数字；而方舟子则因为把必读书抛在一边不读而出错，结果是错误接二连三。更可笑的是，他仅仅因为《明史·沐英传》的一条记载而宣称“《明史》作洪武二十二年”，这才叫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实际上，在王景撰写的《沐公神道碑》中，也提到思伦发再次入寇是在洪武二十一年。（见《皇明文衡》卷七三）。方舟子为沐英作传，放着沐英的神道碑文不读；讲述沐英镇守云南，放着《明史·云南土司二》不读，而只是根据《续藏书》来搞古今汉语互译，真是既可笑，又可怜。

此时，我们也大致能够猜出方舟子为什么要在《沐英》这篇短文之后，破例列出参考文献了。方舟子在给沐英作传之时，很可能瞄了一眼《明史·沐英传》，在发现了一处与《续藏书》的差异、并且根据《纪事本末》确信《明史》有误之后，大喜若狂，于是逐条列出自己看过的史书，以显示自己“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此时，他自然是把自己在十天前作出的天才猜测，“我怀疑《明史》的许多列传都改自《续藏书》”，忘得一干二净。否则的话，他还应该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明史》怎么抄书都抄错了？

至于方舟子在《解缙》一文中，采纳《续藏书》记载的传说而排斥正史，更是让人发噱。不再浪费笔墨。

方舟子为什么对《续藏书》这么情有独钟呢？第一原因当然是因为这本书不是“治明史者”的必读书，不受人重视，所以方舟子可以从中“搜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资料”，以此作为炫耀资本。第二个原因就是，相对于133册的《明实录》、10册的《明史》、6册的《国榷》、以及4册的《明史纪事本末》，单卷本、四十万字的《续藏书》显然要简短易读得多。（MSU图书馆藏有此书的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两卷本，但被装钉成一册。）毫无疑问，方舟子把《续藏书》当成了《明史》的袖珍本，并且是《明史》的底本。第三，相对与其他明史的作者，李贽这个思想家的名气要大得多。引用李贽的书，会让方舟子攀龙附凤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不仅如此。根据“必读书”之外的书来“胡侃”，会使方舟子觉得自己真的是在作什么“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工作。只不过是，这样的“搜集资料”，这样的“归纳整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功夫”，它所需要的，只是一颗无知无畏的脑袋。

B、吴晗的《朱元璋传》

其实，《续藏书》虽然算不上是正牌明史，但是假如方舟子真的能够兢兢业业地通读全书，然后认认真真地把它的古文译成白话，那也算是对人类的知识和学术作出了属于自己的点滴贡献。但是，以他专事投机取巧的秉性，以及那捉襟见肘的古文功夫，这位一等一全才自然不肯作这个本大利薄的买卖。他的本能决定他必须选择更简捷方便的路径。这条捷径就是把白话“翻译”成白话。说白了，就是抄。

方舟子抄袭他人文字，始于高中一年。到了1993年，经过长达十年的鸡鸣狗盗修炼，他的抄袭技巧已经到了可以撰写“蒙世绝招”的地步了。因此，按照方舟子那个只适用于他自己的“抄袭定义”——“只要不是整段地照抄，也称不上什么‘抄袭’”——他的“东抄西凑”大都算不上是偷盗别人的东西。当然，他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一视同仁”的话，我们自然无话可说，笔者也就无须再写下面的文字。可是，方舟子一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所以，对于其他人，他又另立了一个“抄袭定义”：“抄一小段也是抄”。也就是因为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才能够有幸看到方文抄公动不动就枭首示众圆文抄公、扁文抄公的“活剧”。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也演出一场“请君入瓮”，让世人见识一下方文抄公是如何“抄一小段”的。至于抄的这一小段到底算抄不算抄，读者心中自有一秆称。

表面上看，方舟子说自己写文章“东抄西凑”，显得此人既谦虚，又自知。其实，他那是在抬举自己呢。“东抄西凑”，需要文抄公东奔西走地找书、查书，“归纳整理”，那是要花费很大的工夫的。但实际上，方舟子的“抄凑”根本就不需要东奔西走。他用来抄袭的那几本书，一个枕头就足以覆盖。也就是说，方舟子抄古书，底本主要是李贽的《续藏书》，而他抄近袭人的著作，底本则主要是吴晗的《朱元璋传》。

【注：吴晗的《朱元璋传》先后有四种版本：1944年本、1949年本、1954年本、1965年本。有人说，“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章立凡：《〈朱元璋传〉重版序言》。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朱元璋传》）。密歇根州立大学（MSU）图书馆藏有上海书店1989年出版的《民国丛书》第一编第83种，其中收录的就是1949年版《朱元璋传》。因此，下面引文以这个版本为据，不另说明。】

I、偷窃案例一：《马皇后》

1993年8月26日，方舟子贴出《乱侃明史之十一——马皇后》。为了让读者见识一下方舟子的“文抄”神功，笔者特将三处描写马皇后去世的文字罗列于后。它们是：《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原文、吴晗《朱元璋传·马皇后》的结尾处、方舟子《乱侃明史之十一——马皇后》结尾处。

《明史》原文是：

“洪武十五年八月寝疾。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后谓帝曰：‘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疾亟，帝问所欲言。曰：‘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帝恸哭，遂不复立后。是年九月庚午葬孝陵，谥曰孝慈皇后。宫人思之，作歌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见《明史》卷一一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3508页）。

吴晗的文字是：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病死，年五十一岁。病时怕连累医生得罪，不肯服药，临死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终如始。元璋恸哭，不再立皇后。义子沐英镇守云南，得到消息，哭得吐血。宫人追念她的慈爱，作歌追颂道：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

怀德难忘，于斯万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吴晗：《朱元璋传》254页）。

方舟子的文字是：

“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得了病，怕连累了御医，朱元璋又要杀人，不肯服药。……她病死时，年仅五十一岁，临死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委婉地劝他不要滥杀。朱元璋至此放下皇帝的架子，痛哭不已，此后未再立皇后。镇守云南的义子沐英听到皇后死讯，哭得吐血……

“宫人作歌追悼，歌曰：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斯用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假如方氏的文字真的是翻译自《明史》，它能够和吴晗的文字这么相像吗？最为好笑的是，尽管方舟子在抄袭之际，要刻意改动一些文字，但他还是露出了马脚。请看方氏抄录的《马皇后颂》，其句读与吴氏一样，都是每四行为一句，而标点排印的《明史》（中华书局版）和《明实录类纂》（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则均为两行一句。略有古文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两行一句的标点较为合理。

II、偷窃案例二：《明初酷刑》

1994年2月14日，方舟子突然间贴出了“应某位网友的要求”而作的一篇《大明小史〔四九〕——明初酷刑》。这距离上一篇《大明小史》，之四十八，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这说明，《大明小史》的“东抄西凑”已经接近了尾声。而《明初酷刑》这篇文章，后来却成了方舟子明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先是被收入《方舟子文史小品》中，挂在《新语丝》网站上，2004年又被收进《江山无限》中，正式发表。

其实，就像《大明小史》的其他篇章一样，《明初酷刑》也是东抄西凑之作，它的底本就是吴晗《朱元璋传》的第五章《恐怖政治》。只不过是，方舟子的“东抄西凑”，其实质就是作两种事情：第一，抄袭；第二，掩盖抄袭痕迹。但俗话说得好，常出三只手，早晚要被抓。试比较下面这两段文字：

“四十年之中，据《大诰》所载，凌迟、枭示、族诛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案”。（方舟子：《明初酷刑》）。

“四十年之中，据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吴晗：《朱元璋传》194页）。

怎么能够确定方舟子的那段话是抄袭吴晗呢？理由很简单：《大诰》是一本只有不到五十个版面、每个版面最多四百字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总共列有74条，每条基本上就是一个案例，如方舟子在《明初酷刑》中所引的“《大诰》伪钞四十八”，也不过是说了两个案子而已。它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所载”什么“几千案”、“一万多案”。吴晗之所以这么说，乃是根据“《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四本书。假如方舟子真的通读了不到两万字的《大诰》的话，他绝不可能写出那么无知的话。而他如果没有通读《大诰》，我们就无法理解他根据什么写那些话。所以，唯一能说得通的解释，就是方舟子抄袭了吴晗。那么，方舟子为什么不把其他三本《大诰》也抄上呢？显然是怕别人发现自己抄袭吴晗。其实，恰恰是这些自作聪明的手脚，泄露了方舟子偷窃别人文字的真相。这就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

《明初酷刑》一文有一千三百余字，方舟子当然不会仅仅“抄一小段”。请比较一下下面这两段文字：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该杀的都杀光了，朱元璋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老了，可以让子孙吃吃现成饭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下诏禁止酷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鲸、刺、剕非刂、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明初的酷刑》）。

“洪武廿八年（一三九五年）正式颁布《皇明祖训》。这一年，朱元璋已是六十八岁的衰翁了。在这一年之前，桀骜不驯的元功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了。杀，杀，杀！杀了一辈子，两手都涂满了鲜血的白头刽子手，踌躇满志，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皇基永固，子子孙孙吃碗现成饭，不必再操心了。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说：‘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吴晗：《朱元璋传》192页）。

如果有人觉得这两段文字除了朱元璋的诏文之外，并不十分相像，那么我就把它们简化一下再看看：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该杀的都杀光了，朱元璋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老了，可以让子孙吃吃现成饭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下诏禁止酷刑：……”。（《明初的酷刑》）。

“洪武廿八年……朱元璋已是六十八岁的衰翁了。……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皇基永固，子子孙孙吃碗现成饭，不必再操心了。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说：……”（吴晗《朱元璋传》）。

实际上，方舟子不仅抄袭了吴晗的文字，他连人家的引文也照抄。尽管他煞有介事地列出了朱元璋诏文的出处，“《太祖实录》卷二三九”，其实他根本就没看《太祖实录》。这么说有证据吗？不仅有，而且是两个。第一，“《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所记，都是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以后的事情，此卷开篇就说“洪武二十八年六月癸亥”。而朱元璋下诏废除酷刑是在六月的己丑日。（见《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页二）。吴晗说朱元璋下诏是在“这年五月”，显然是误记。（在当时，《明实录》尚未出版，查阅极为不易，吴晗此误情有可原。）而方舟子却把这个“五月”照抄了过去。第二，吴晗的引文，漏引了一句话，即在“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这句之前，原文还有“盖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这样一句话。吴晗漏引这句话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且不去管它。而方舟子的引文与吴晗的残缺引文完全相同，其原因却只能是一个：抄袭。

其实，当时MSU藏有全套《明实录》，方舟子只要花费举手之劳，就可以堵塞这两个漏洞。可是，这位文抄公竟然懒得连这么一点儿“功夫”都不肯花，可见其抄袭不仅已经成了习惯，而且上了瘾。

在《明初的酷刑》结尾，方舟子写道：

“凡世[是]凌迟处死的，按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即所谓千刀万剐，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斩首。”

看看吴晗是怎么说的：

“凡是凌迟处死的罪人，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的折磨，硬要被杀的人受长时间的痛苦。最后一刀才是斩首。”（吴晗：《朱元璋传》193页）。

除了文字相像之外，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一小段也是抄”的呢？原来，在整个明朝，明确记载有凌迟刀数的案子，只有两个，并且它们都不是发生在“明初”：一个是明朝中期武宗时的太监刘瑾凌迟案，一个是明末崇祯年间的翰林郑鄤凌迟案。实际上，凌迟的刀数到底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如果有，到底是多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据说，明史大家邓之诚在《骨董续记》卷二的“寸磔”条中曾说：“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见《维基百科》“凌迟”条。但笔者所见北京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骨董琐记全编》，却没有“寸磔”条，虽然该书号称是“迄今为止最完备、最符合邓着原貌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个“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到底是不是“例”，套用方舟子的惯用语，就是“史无明文”。

那么，吴晗为什么要说“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的话呢？他在此处有一个注：“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十磔条引《张文宁年谱》，计六奇《明季北略》记郑鄤事。”吴晗关于《骨董续记》的文字很可能是误记。因为第一，《骨董续记》只有四卷，根本就没有卷二十；第二，如上所述，今本《骨董琐记全编》既没有“寸磔”条，也没有“磔”条。即使以前的版本有此条文字其所引的也是“李慈铭日记”而非“《张文宁年谱》”。并且，邓之诚所说的两个数字，都不是“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不过，邓之诚在《骨董续记》卷二的“廷杖”条中，确曾引录了《张文宁年谱》，但那是记载刘瑾挨廷杖之事，与凌迟没有任何关系。总之，吴晗的“凡是凌迟处死的罪人，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不太可能来自《骨董续记》。

那么，这个数字是不是来自“计六奇《明季北略》记郑鄤事”呢？翻开此书的《郑鄤本末》，其中明明写着“忽闻宣读圣旨，结句声高：‘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见中华书局1984年版262页）。

也就是说，根据吴晗所举出的参考文献，我们不仅找不到“凡是凌迟处死的罪人，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的根据，反倒能够找到“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的说法。而更为可笑的是，方舟子似乎真的看了《明季北略》，因为在《明初酷刑》的结尾，他写道：

“行刑时在旁边架一丫形木杆，挖出肝腑后放在上面示众。国人似乎自古以来就喜欢看杀人，看凌迟时更是‘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

“人集如山，屋皆人覆”八字，确实出自《明季北略》。那么，方舟子为什么放着3600这个数字不用，而偏偏要选择3357呢？合理的解释就是，方舟子当时看不到邓之诚的《骨董续记》（MSU图书馆至今没有此书），更找不到《张文宁年谱》，因此他只好相信吴晗所说为真，于是置“史有明文”的“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于不顾，而大抄吴晗。另一个可能就是，方舟子所引的《明季北略》文字，并非是来自阅读原书，而是抄自别人的引文，所以他没有看到近在咫尺的那个“照例应剐三千六百刀”。

【注：吴晗所说的“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其实来自明人张文麟的自订年谱：

“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左右起，初动刀则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也。至晚押瑾顺天苑平县寄监。释缚数刻，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则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剉尸免枭首。”（张文麟：《明张端岩公文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41-42页）。

按照这段文字，刘瑾仅挨了大约四百刀就死了。因此，什么“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什么“凌迟数足”，都不足为信。】

4、史识篇：鹦鹉、蜀犬、斗鸡

（1）史识见于史论

所谓“史识”，一般是指学者根据史料而得出的某种个人的、主观的看法和观点。这些看法和观点，通称为“史论”，也称为“史评”。（有人把“史论”和“史评”的概念加以区分，但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也有人，如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认为史识是指识别、选择史料的能力。（“识者，选材精当也。”见氏着《中国哲学简史·作者自序》）。

本来，按照史料派的观点，“史论”在历史研究中是没有什么位置的。因为以后人观前人，颇似盲人摸象，各人有各人的局限，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人言言殊，言之何益？比如，史料派的代表人物傅斯年就说：

“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12页）。

“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毋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斯年全集》第三卷155页）。

“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了。在一人着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无不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闲读历史教科书》，见《傅斯年全集》第五卷53页）。

但是，就史实或史事作出议论，乃是中国史学的传统。章学诚说：

“史家论赞本于《诗》教，……若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设君子推论之遗，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往复流连，使人寻味形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章学诚：《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见仓修良主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737页）。

从另一方面讲，就史事发表评论，还是文人显示自己才、学、德的一条最便捷的途径。因为就史发论，起实质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某一事物。而一个人想要从这个事物中发现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就必须有独到的视角，或者有超常的洞察能力。梁启超说：

“史识是历史家的观察力。做一个史家须要何种观察力？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出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4803页）。

显然，具备“观察力”之人，也必定是些才高八斗之辈、学富五车之流。因为“观察力”本身就是一种才能，而一个无知之人，其观察才能再高，也观察不出什么名堂来。这就是所谓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当然，有些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在观书之后，会故作高论而大放厥词。那么，如何来鉴定谬论呢？有两个标准。第一，看立论是否基于史实。根据没有被证实的史实来发表史论，其议论如同在虚妄的幻影上建筑楼阁，按照定义就是谬论。第二，看推理是否合乎逻辑。根据某些史实做出不合逻辑的延伸，就如同用豆腐渣来堆砌摩天大楼，其土崩瓦解指日可待。当然，基于史实、合乎逻辑的史论，也并不一定就是“高论”。

那么，史识与史德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治史之人的根基是史德。没有史德，说明这个人的心术不正；而心术不正之人的见解和观点，也必然是邪恶的。这就是章学诚为什么要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的原因。

（2）方舟子的史识

我们既然知道了史识的基础是史学、史才、史德，也知道了方舟子的史学、史才、史德都是些什么成色，则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我们大致能够估算出他的史识的大致状况——不过就是信口开河般地胡咧咧——他自己承认的“乱侃”。但实际上，信口开河，尚需一定的口才，而对我们的方全才来说，即使这样的歪才，他都显得阮囊羞涩。所以，他的史论，主要有三类：一类就是鹦鹉学舌，别人说什么，他就跟着人家说什么；第二类就是在别人的观点至上无知无畏地发挥；第三类就是跟人家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论证如下。

I、鹦鹉啁啁滥学舌

本来，一个人无才无学却偏要治史，当然只有走抄袭他人的文字这一条捷径。但是，史论本来就不是史书的必要成分，有论则发，无论闭嘴，读者并不会在这方面苛求作者。可笑方舟子不知藏拙，偏偏要“乱侃”以显示自己的才学，但肚子中空空如也，所以他不仅在叙述史事时抄人家的文字，在发表史论时也要抄袭。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方舟子“乱侃明史”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指桑骂槐，借古讽今：一边骂朱元璋，一边骂“老毛”。其实，这和吴晗最初作《朱元璋传》的主题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吴晗要影射的是另外一个人而已。在1965年版《朱元璋传》的自序中，吴晗说：

“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朱元璋传》1页）。

而方舟子对朱元璋的评价，基本上是抄袭吴晗“指桑骂槐”的一面，并且是“阴险刻毒，嗜杀成性”这一点。对于吴晗的另一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方舟子则视若无睹，全然不顾。比如，在《乱侃明史（之二）》，方舟子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

“朱元璋是所有帝王中出身最卑微的。历史上靠农民造反起家的皇帝很有几个，例如刘邦，但从没有人象他如此赤贫，自小在死亡线上挣扎（刘邦大小还算是个官——亭长），真正是苦大仇深。……这个卑微的出身导致了两大后果：

“一，是猜忌，由自卑而导致的变态的自尊，因此变态地轻蔑知识分子，时时怀疑他们对自己是否有嘲弄、轻视的倾向，因此就大兴文字狱（朱是文字狱的始作俑者），对他们大肆折磨，逼他们做官（做官还要逼，是洪武年间的怪事），再随意杀掉，解晋[缙]曾形容为‘取之尽缁珠，用之如泥沙’。朱元璋可能不是杀百姓最多的皇帝，却肯定是杀官最多的帝王。这种对知识分子又敬又忌，又爱又恨的双重态度，我们同样可以在同样出身卑微的毛皇帝身上见到。……”

我们再看看吴晗在叙述明朝“文字狱”时的这段议论：

“他的自卑心理，另一现象就是卖弄身份。……强烈的自卑感表现为自尊，自尊为同符汉高祖。原来历史上的汉高祖也和他一样，是个平民出身的大皇帝。不断地数说，成为卖弄，卖弄他赤手空拳，没一寸地打出来的天下。可是，尽管他左一个‘布衣’，右一个‘布衣’，以至‘寒微’之类，一套口头禅，像是说得很利落，却绝不许人家如此说，一说就以为是挖苦他的根基，又是一场血案。”（吴晗：《朱元璋传》212页）。

除了这个自卑和自尊的心理学分析、以及把明太祖和汉高祖相提并论之外，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方舟子的这段文字抄袭自吴晗呢？请看《乱侃明史（之二）》的结尾一段：

“最后举个文字狱的例子，看看朱元璋变态到什么程度。杭州一教授（学官）进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读了，大怒：‘“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指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立刻命人抓来杀了。他把贺表中的‘则’统统读作贼，为此不知杀了多少读书人。”

这个文字狱故事，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最早见于《闲中今古录》：

“《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740页）。

但现存《闲中今古录》中，并没有此条。而在据传为徐祯卿所作的《翦胜野闻》中，有这样的记载：

“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上，其词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光者僧也，以我尝从释也，光则摩发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命收斩之。”

也就是根据《翦胜野闻》的这段话，吴晗改写道：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元璋读了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薙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立即逮起来杀了。”（见《朱元璋传》215页）。

很明显，方舟子“最后举个文字狱的例子”，就是在抄吴晗的文字——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只不过是，他不认识“薙”字，因此把那句话含混地翻译成“‘光’是指我是秃子”。其实，方舟子的最后一句话，“他把贺表中的‘则’统统读作贼，为此不知杀了多少读书人”，也是抄自吴晗。在《朱元璋传》214页，吴晗说：“他把所有的‘则’都念成‘贼’”；211页：“就随随便便糊里糊涂杀了无数文人”。

其实，根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洪武一朝罹患“文字之祸”的文人，只有十二个，既不是吴晗所说的“无数”，也不是方舟子所说的“不知多少”。即使是这十二个人，到底是否真的被朱元璋所杀都无法确定。据明史专家陈学霖考证，上述徐一夔案即为子虚乌有。第一，《明史·文苑传》有徐一夔的传记，但没有提到他被朱元璋所杀。第二，清朝光绪年间有人指出，徐一夔活到了建文初年。（见：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418-450页）。一个被朱元璋杀了的人，怎么在朱元璋死后还活着？

本来，《翦胜野闻》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早有定论：

“不着撰人名氏。所记皆明太祖初年之事，亦多互见他书。陶珽《续说郛》、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载此书，题吴郡徐桢卿着，然《明史·桢卿本传》及《艺文志》俱不载。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如谓徐达追元顺帝将及之，而遽班师。常遇春愬于帝，达人自疑，拔剑斩阍而出。真齐东野人之语，桢卿似未必至是也。”（见卷一百四十三）。

根据这个有“齐东野人之语”恶名的《翦胜野闻》，吴晗还写了这样一个“血案”：

“为了这双脚，又闹了一次血案：南京市居民有一桩拿手本领，好用隐语挖苦人，对皇帝怕惹事就拿皇后开玩笑，有一年元宵节，出了一张漫画，一个大脚女人，赤脚，怀里抱一个西瓜，到处传看起哄，恰好朱元璋化装出来察访，一见大怒，认得是讥讽皇后的，‘淮西妇人好大脚！’一时查不出是谁干的，下手令把这条街的人全给杀了。”（《朱元璋传》249页）。

查《翦胜野闻》原文，这个故事原来是这样的：

“太祖尝于上元夜观灯，京师人好为隐语，书于灯，使人相猜，画一妇怀瓜，深触忌犯。帝就视，因喻其旨，甚衔之。明日，令军士大僇居民，空其室，盖太后祖贯淮西，故云。”

也就是说，且不论《翦胜野闻》到底有没有作为史料的价值，我们细勘原文，竟然发现这个“大脚”、“一条街”全都是吴晗自己的杜撰：到底是哪个文字暗示“一个大脚女人，赤脚”了？“大僇居民，空其室”和“把这条街的人全给杀了”之间，能画上等号吗？可见吴才子书比“齐东野人之语”还有过之。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初，也就是吴晗刚入清华大学读书之际，傅斯年就曾说：

“凡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后之学者，驰骋于官私记载之史，即求断于讳诬二者之间。史料不可一概而论，然而此义是一大端矣。”（见《傅斯年全集》第三卷175页）。

可惜吴晗为了“稻粱谋”，又出于“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把这么简单的治史之道都抛在了脑后。

而到了方舟子那里，这个由“齐东野人之语”加“革命文人之语”凑成的故事，就变成了信史了。它被浓缩成这样的“史实”：

“有人敢出谜语讥讽皇后脚大，查不出谁干的就杀光一条街”。

也就是根据这样的“史实”，方舟子慷慨激昂地发出了这样的史论：

“一个个地杀不痛快，要一家家的杀才过瘾。犯法的不论轻重都杀了，不犯法的也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杀你是应该的，不杀你是他的恩典。真是人人该杀，无人不可杀。只是与别的皇帝相比，他杀百官杀得太厉害，太突出了，漂亮话又说得太多，太好，以至把其他劣迹都给掩盖下去。其实他不仅是独夫，更是民贼。难怪见到《孟子》有骂独夫民贼的话便勃然大怒，把孟子撵出文庙，因为那实在是正刺着他的痛处。吴晗评他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一点都不过分。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乱侃明史（之七）——朱元璋》）。

其实，朱元璋生前曾一再表白，自己嗜杀乃是出于不得已。例如前引洪武二十八年所下诏书，如他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见《明史·刑法志一》）。有学者指出，从洪武建元到逝世，朱元璋的用刑态度曾发生了五次转变，由最初的“轻典”发展到“重典”、然后回到“中典”、再到“重典”、最后回归到“中典”。因此，“要评论明太祖的用刑态度，必须放弃以某一时段的特征作以偏概全的论断方法，而须注意太祖用刑的时期差异和在各个时期内不同的用刑主调。”（谭家齐：《明太祖对刑罚轻重的态度——从赦罪看太祖执行刑罚轻重的态度》，见《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2年新11期）。

其实，议论不能以偏概全，本来就是所有学术研究的基本法则，并不仅仅适用于明太祖研究。可惜的是，在明史研究方面，这么简单的道理却还要三令五申。

另外，从客观效果上来看，朱元璋用重典治乱世，并不应该受到全盘否定。《明史》说：

“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见《明史·循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7185页）。

“自明兴至洪、宣、正统间，民淳俗富，吏易为治。而其时长吏亦多励长者行，以循良见称。其秩满奏留者，不可胜纪”。（同上，7198-7199页）。

《明史》是清朝人修撰的，上面的话，不太可能是谀辞。民国时明史专家孟森也说：

“明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是以谨于守法而致成诸案。”

“民权不张之国，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即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故非有真实民权，足以钤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刑乱国，用重典，正此之谓，岂谓对民众用法外之刑哉？”（孟森着：《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70、72页）。

实际上，除了吏治清肃之外，朱元璋的政绩尚多，以至吴晗后来也不得不把批评朱元璋的调子降低。但是，对于朱元璋的这些“德政”，福建省云霄县法院二把手的少公子方是民是绝对看不到的。

II、蜀犬狺狺狂吠日

其实，假如方舟子只会啁啁啾啾地鹦鹉学舌的话，人们还会用“尽信书不如无书”来为他开脱——他不过是太相信吴晗了而已。可是，方舟子是一等一全才，他可能觉得，自己如果不发出一点儿超过吴晗的言论，就对不起这个称号。所以，方舟子有的时候就会忘乎所以地走出吴晗的窠臼，妄发高论。而方全才越是要显示自己的见识不凡，就越是暴露出自己的才疏学浅。看看他的这段话：

“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官吏的地位简直还不如平民百姓，他们不过是皇家的奴仆。在他之前，虽然皇帝高高在上，但与官僚们至少在表面上还有相亲相敬的准朋友关系，双方都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游戏规则，官僚们若觉得皇帝有错，还可冒颜直谏，甚至死缠，因为其直接的后果不过是被斥、被降。这种准朋友关系到了朱元璋手里完全变成了主仆关系，士不仅可杀，更可辱，官僚还未开口便已该死，倘有片言只语的冒犯当然杀无赦，甚至有在殿上当场就鞭死、掼死的。”（《乱侃明史（之七）——朱元璋》）。

看到了吗？在方舟子的心目中，官吏的地位是天经地义地应该高于平民百姓的。而方舟子之所以痛恨朱元璋，也就是因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官吏的地位简直还不如平民百姓”。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痛恨“老毛”呢？显然是因为“这一点，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群众造官僚的反的动机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从小就娇生惯养、从幼儿园时就开始当官、一直当到十六岁的“云霄县高干子弟”方舟子，他所发出的史论，并不是发自大脑的思考，而是来自屁股的位置。此时，读者一定要记住章学诚的名言：“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这句话反过来说，应该是这样：无史德者，必无史识。

诚然，在研究历史之时，用屁股代替脑子，方舟子既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能够让他在无德无识之辈中“出类拔萃”的，是这样的史论：在朱元璋之前，皇帝与官僚们是“相亲相敬的准朋友关系”。方舟子不是号称通读过二十四史吗？那么我们就打开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找一找帝王的“准朋友”。《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马雚]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到了夏朝，“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孔子世家》）。到了商朝，“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剖比干，观其心。”（《殷本纪》）。到了周朝，有厉王止谤、幽王烽火戏诸侯。（《周本纪》）。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臣杀国君、国君杀大臣的事件让人眼花缭乱，最著名的就是越王勾践杀大臣文种。看看这段记载：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越王句践世家》）。

到了秦朝，秦始皇将儒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秦始皇本纪》）。

请问方全才：这些例子像是“准朋友关系”吗？

当然，在方全才的眼中，“《史记》算不上严谨的史书，充斥了神话、鬼话、传闻和小说家言。”（见方舟子：《从秦始皇生父之谜说起》）。那我们就再顺着《史记》往下看。《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遂夷信三族。”

“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赐诸侯。”

《后汉书·党锢列传》：

“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

“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鴺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请问方全才：这些例子都像是“准朋友关系”吗？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不论贤君暴君，杀戮臣属都是他们维持统治的强有力方式。方舟子的“准朋友”谬论完全是出于无知。其实，对于方舟子的无知，笔者并不感到惊讶——任何一位方学家对方舟子的无知都应该习以为常，否则就算不上是合格的方学家——，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无畏。因为按照常识，一个人在茫然无知的领域发表言论，就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走路一样，应该小心翼翼，既怕磕了绊了，又怕掉进无底深渊。那么，方舟子为什么会在茫茫黑夜之中肆无忌惮地大步流星呢？答案是：他有一杆手电筒。

原来，在《朱元璋传》中，吴晗写有这样几段话：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体的先从君臣的礼貌来说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不但三公，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坐而站而跪，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从形式再说到本质：

“坐的时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朱元璋传》232页）。

也就是根据吴氏的这些言论，方舟子才发出了“在他之前，虽然皇帝高高在上，但与官僚们至少在表面上还有相亲相敬的准朋友关系”这样的宏论。

方舟子当然不会懂得，吴晗的这套高论，是在1948年那个特殊时期而发出的特殊言论，它既不存在于1944年的《明太祖》之中，也不见于1965年版的《朱元璋传》之中。（《明太祖》中有“皇权的极峰”一节，但那只是从政府体制的角度来论述皇权的演变。1949年版《朱元璋传》则在此节中加入了从“阶级”或“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论述皇权的内容。1965年版《朱元璋传》这一节被全部删去。）也就是说，吴晗的这些话，是专门为了影射、攻击“蒋家王朝”而设计出来的。（1948年春，吴晗和费孝通组织了一个“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班，讨论的结果就是一本题为《皇权与绅权》的小册子。）可笑方舟子枉读廿四史，竟然把这类影射言论当作了黑夜中的电棒，用来指导自己的史论，真是让人慨叹不止：无知的有，无畏的有，无知无畏的也有，但是无知无畏到这个程度，并且还在脑门上贴着“一等一全才”、“状元”、“博士”的标签，则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在发表“准朋友关系”宏论之后的第二天，1993年8月24日，方舟子又贴出了《明史（之九）》。这是《大明小史》中唯一的纯议论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方舟子借着吴晗手电筒的微弱光亮，继续在无知的夜路上高歌猛进。全文如下：

“权力无边，而又没有什么制衡甚至只是规劝的可能性存在，必然会导致残暴，如果掌权者真是管事的话。因为事事要管，必然烦，一不如意，更烦，便要用杀人来泄恨，一面又把杀人当成了速成的手段。杀起来又无所顾忌，非滥杀不可。掌权者一旦意识到自己掌有无上的权力，谁也奈何不了他的话，其结果是极其恐怖的。明朝皇权达到了极致，政治恐怖也就达到了极致。明朝之前的皇权虽然也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但只是一种默契，还未完全表面化，皇帝还不敢太放肆，每个朝代的暴君也就那么一两个，可说只是特例，到了明朝，暴君却成了常规了。从朱元璋开始，皇权至上的秘密被公开了，默契成了真正的社会契约，皇帝可以为所欲为，谁也奈何不得，而且又人人认为理所当然，连舆论的一点监督作用也丧失殆尽。这就是为什么明朝有所作为或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从太祖、成祖到崇祯帝——无一不嗜杀成性，而且特别喜欢杀高官贵族。在这种情形之下皇帝越精明越可怕，一精明就觉得事事不妥，便要发怒，便要猜疑，于是当然要追究责任，于是便杀。皇帝倘若昏庸反而是官僚、百姓们的福气。虽然也知道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却懒得杀人，没心思杀人。（神宗万历帝的昏庸可列明朝历帝之首，只知道吃喝玩乐，什么事都不愿管，一切宽大放任，根本没想到要派锦衣卫去抓人来折磨，厂卫的监狱荒废以至长草，那何尝不是一种德政。）幸运的是明朝所多的正是这类朱元璋的不肖子孙，然而明朝也因此一直在苟延残喘，半死不活。明朝所缺的正是贤明、仁厚的皇帝，这种仁君既可保江山又不至于太危害百官、百姓。在极端专制的环境下，要出现这种人可真不容易，贤明的皇帝即使起初仁厚，也会慢慢地蜕变成残酷，如果不是由贤明变成昏庸的话。朱元璋的子孙中是曾经出过这类仁君候选人的，即建文帝和仁宗（成祖之子），然而一个四年之后被迫流亡，一个一年不到即病死，都未来得及干番事业，这是大明王朝的不幸，也是大明子民的灾难。”

显然，在1993年8月24日，方舟子尚未听说、或者听说了而未能领会John Dalberg-Acton勋爵一百多年前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与这个名家名言相比较，方舟子上文的前五分之一言论，从“权力无边”到“政治恐怖也就达到了极致”，就像是一个不知道几何定理的小学生，非要用量角器来测量三角形的内角和一样。也就是说，除了无知和无畏，方舟子还“无思”——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几乎是零。

《明史（之九）》接下来的五分之一文字，即说什么“明朝之前的皇权……只是一种默契，还未完全表面化”，又是无知无畏的谰言。实际上，《尚书》中就有“有夏服天命”的说法。到了周朝，又出现了“天子”的说法，当时的周王称为天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东周末年，五德终始说开始出现，秦始皇就自认是秦承水德，色尚黑。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把君权神授的思想明确化。请问方博士：还得怎么样，皇权才算是“表面化”？

另外，方舟子的这句话，“从朱元璋开始，皇权至上的秘密被公开了，默契成了真正的社会契约”，最为可笑。首先，“皇权至上”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这从伯夷、叔齐试图阻止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项羽杀义帝而被判为“大逆无道”，都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只有极端无知的人，才会以为这是什么秘密。第二，社会契约从本质上说就是默契，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从来就没有正式签署什么明文合同。说“默契成了真正的社会契约”，不仅在法理上说不通，在逻辑上也极为荒谬。

确实，逻辑的荒谬，乃是方舟子史论中仅次于无知的最大特色。你看他刚刚说过“明朝之前……每个朝代的暴君也就那么一两个，可说只是特例，到了明朝，暴君却成了常规了”，但马上就接着点出了明朝只有三个暴君：“从太祖、成祖到崇祯帝”。为什么“一两个”就是“特例”，而“三个”就算作“常规”？你方舟子又是根据什么来定义“暴君”的？难道就是看他们是否“特别喜欢杀高官贵族”？又如，方舟子刚刚说完“在极端专制的环境下，……贤明的皇帝即使起初仁厚，也会慢慢地蜕变成残酷，如果不是由贤明变成昏庸的话”，但马上就接着说“建文帝和仁宗”的夭折“是大明王朝的不幸，也是大明子民的灾难。”既然他们早晚都会变得残暴或者昏庸，他们的夭折与否对大明王朝和大明子民又有什么区别？即使有，也应该是“幸运”，因为他们在“蜕变”之前死掉了。至于方舟子说什么“皇帝越精明越可怕”、“幸运的是明朝所多的”是昏君，更是让人大惑不解：什么样的人会对皇帝的精明感到可怕？又是什么样的人会对出现昏君感到幸运？

总而言之，方舟子的上述史论，始于无知，终于谬妄。如果我们从善意的角度来评价，则它们就像是一个在做“生命的沉思”的弱智者发出的喃喃臆语。但是，假如我们认定方舟子具有与他的年龄和教育相当的智力的话，则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无知——不仅没有知识，而且没有良知——的“高干子弟”、站在“高官贵族”的立场、在为自己失去的一切而作出的诅咒和哀鸣。换句话说就是，尽管方舟子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并且已经在民主国家生活了将近三年，但他的头脑却像是一具封闭了两千余年的专制牢笼，其中关押着两个精灵，一个叫愚昧，另一个叫黑暗。

III、胡搅蛮缠斗都人

如前所述，方舟子在《大明小史》中乱侃，不外就是把朱元璋强拉硬扯到“老毛”那里。在1993、1994年间，在海外骂“老毛”乃是“政治上正确”之举。所以，方舟子的这类言论，在ACT上大概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挑战。而按照方舟子的逻辑，他的没有受到别人反驳的言论，自然就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逻辑，见方舟子：《刘县书是如何断章取义、筛选事实的》）。这样一来，在“乱侃”了一系列的“明史”之后，方舟子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晋级为明史权威了——至少在互联网上。

和所有心胸狭窄的人一样，方舟子的“领土”观念特别强。他当了自诩的诗人，就恨不得别的诗人都统统死绝，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诗人。所以，在他的杂文中，有一类专门痛骂诗人。他学了生物学，别人要在这个领域发言，尤其是在他控制的新语丝上发言，都会遭到他的明攻暗算。（笔者当年投稿新语丝遭到“拒绝”，实际上就是因为不小心闯进了方博士自己划定的地盘。此是后话。）同样，方舟子在成了自封的明史权威之后，别人就不能再随便谈论明史了。

话说1993年11月12日，《华夏文摘》（总第137期）发表了一篇署名“都人”的文章，题目是《狐臭与胡臭补论》。该文不过是以陈寅恪的一篇旧文为起兴，讲了一个民间传说，即明初有迫害胡人的事情。但是，千不该万不该，都人先生接着又加了这么一段按语：

“都人案，当代民俗与远古神话于历史研究同为严肃资料，不可偏废而概之为野狐之谭，况明初对逊元人士之‘阶级报复’，史有明文，故上述苏北民俗可信度甚高。如是，则不仅可助‘胡臭’之说，亦得略正寅老象牙塔之偏颇。”

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都人当日是否有隔山打虎、指陈（寅恪）训方（舟子）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其净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把方舟子惹怒了。方舟子为什么要发怒呢？原因有二。第一，都人的文章显然闯入了方舟子的明史领地，这对方舟子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明史权威方舟子不仅从来就没有听说“明初对逊元人士之‘阶级报复’”这回事，而且对都人所说的“史有明文”也没有见过。第二，对于“文抄公”方舟子来说，他的所谓“治史”，其实质就是抄书。因此，他坚信书本上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其余的材料，都没有价值。而都人所说的“当代民俗与远古神话于历史研究同为严肃资料”这句话，对方舟子来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离经叛道。

其实，都人所说，乃是史学界的常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把史料分为“在文字记录者”和“在文字记录以外者”，而后者之一就是所谓的“口碑”。但是，以方舟子那闭塞的头脑，文字以内的史料尚且只能容纳与自己观点一致的那部分，那些与他的观点相反的史料，并且是非文字史料，他如何能够容纳得了。1993年11月，方舟子撰写《明初的民族政策小议》一文，寄给《华夏文摘》编辑部。这篇文章引经据典，无非是要证明下面这一点：

“明初并无如此残暴的民族政策，也未有民族灭绝的屠杀，相反的，明初的民族政策，实际上相当宽厚，尤其对曾经残酷压迫汉人和其他民族的蒙古统治者，可以说是以德报怨。”

也许今天的读者会感到不解：方舟子不是拼命要把朱元璋说成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阴险刻毒，嗜杀成性”的暴君吗？这样的人，怎么会对前朝的统治者“相当宽厚”并且“以德报怨”呢？当然，天下事难不倒方全才。他信手拈来一个新理论：

“我们不能因为朱元璋专横残暴，屠戮百官百姓，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也会对异族进行灭绝性的屠杀，实际上，对本族人残暴，对异族人宽厚，往往是暴君的一个特点。”

方舟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12月24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十二月号“留学生增刊”上。《华夏文摘》在当时是全球影响最大的中文电子刊物，《明初的民族政策小议》是方舟子在《华夏文摘》首次发表的明史“论文”。可惜的是，方舟子的这篇论文，不仅没有能够确立他在中文网上明史权威的地位，反倒使他显得更像一个蹩脚的“民史”。这是因为，同期“留学生增刊”还发表了都人的答辩文章，《“史有明文”——答方舟子先生之“商榷”》。都人的文章，论长度，是方文的二倍；论内容，比方文更丰富；而其文笔，圆熟老道，挥洒自如，较之方舟子的青涩稚嫩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更让人叹服的是，都人引用的文字史料远远地超出了方舟子的眼界：从“羽田亨在日本出版的《明代满蒙史料·蒙古篇一》”，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年第二本”，再到“德国汉学家O. Franke着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Vol. 4）”，再到“Н．Ц．Мункуев的专题论文”。总之，都人的文章，立即使方舟子相形见绌。

那么，都人都说了些什么呢？其实，他只谈了一个问题，就是“方文中反映出的读史方法和态度”。都人的观点不过是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主流书”不如不读书。实际上，这个观点不仅是史学界的常识，而且是稍有生活阅历的人都应该懂得的道理。方舟子虽然社会阅历浅薄，但他生在文革初期，学生时代又经历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政治思想运动，再加上他的“班干部”经历，以及其父在家办案的间接影响，想要搞懂官方文字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鸿沟这个道理，应该并不困难。但是，方舟子搞明史，其志根本不在明史。所以，真理这个概念，在他的头脑之中，并没有什么位置。他所关心的只是这样的问题：假如他就这么草草收场，那么他辛辛苦苦抄了半年多的书而积攒下来的名声，也就付诸流水了。所以说，不要说都人写了三千字，也不要说都人谆谆教之以常识，就算都人磨破了嘴皮子，写成一本教科书，方舟子也绝不可能回心转意。

1993年12月27日，方舟子“一气写完”一封“给《华夏》的信”，这就是后来被他连同《小议》一起收入《方舟在线》和《江山无限》中的《也谈“读史方法和态度”答都人先生——致〈华夏文摘〉编辑部》。这封两千余字的信，从酝酿，到完成，实际上耗费了方舟子三天的时间。（见：方舟子：《关于图雅、我和〈华夏文摘〉的恩怨答CND总编熊波》）。在这封信中，方舟子先说，主流史书与非主流史书在明初民族关系问题上的记载“没有任何的冲突”；然后提出这样的要求：

“都人先生若真是学历史的，当知道读史向来注重原始材料，要知道主流史书和实录究竟是否一致，把它们都通读一遍再来发此高论不迟，而不应该迷信‘学者’的话。”

看到了吗？方舟子这个连必读书都不读的人，此时却要求别人把“主流史书和实录……都通读一遍再来发此高论”。其实，假如方舟子以这个要求的十分之一来律己，他也不会老着脸皮和都人打这场官司。无论如何，尽管我们无法知道都人是否达到了方舟子的要求，但他显然读过《大明律》，因为在《“史有明文”——答方舟子先生之“商榷”》中，都人写到：

“在作《胡臭附记》时，考虑到敏感性，笔者仅根据‘最小公共集合’原则，按《大明律》中公然‘明文’规定‘蒙古、色目’‘不准本类自相嫁娶’等迫害歧视条例（有兴趣者可参阅将在ＡＣＴ播出的“不许乱伦”系列）点出‘阶级报复’一句。这些条例暴露出‘莺歌燕舞’的官方宣传之下极深的民族矛盾问题，但被公然列入法律也是古今中外少见的。”

对此，方舟子是如何答辩的呢？他说：

“把一条法律条文当成实际发生的史实，这种‘读史方法和态度’的确值得商榷。都人先生不知或有意忽略了在这条规定中有一条小注：‘务要两相情愿’，在后面更有一条实际取消该规定的但书：‘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①都人先生大概真地不知道，明初《大明律》的法律权威地位并未确立，执法上是‘依例不依律’，以致成祖一即位，便颁诏禁止‘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要求‘一依《大明律》拟议’②。更有许多资料表明这条‘禁止本类自相嫁娶’的法律并未得到执行，对这条法律的前因后果，中文网的读者相信也已有了自己的结论。”（方舟子尾注：①《大明会典》卷一六三；②《明会要》卷六十四）。

方舟子的这段话，充分地暴露出了他胡搅蛮缠的嘴脸。首先，“把一条法律条文当成实际发生的史实”，这种读史方法和态度有什么“值得商榷”的？显然，方舟子说出这样的话，是把“法律条文”和“史实”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但实际上，“法律条文”就是“史实”，就像“米饭”就是“饭”一样。至于方舟子指出的那条“但书”，其具体含义，本来说得很明白，即仅适用于“回回钦察”，根本就不适用于蒙古人。问题是，方舟子说它“实际取消该规定”，他的头脑到底是如何推理的？方舟子为什么不问一问自己：明政府为什么设立一条规定在先、然后再加一“但书”来“实际取消该规定”？

其实，万历年间作成的《大明律集解附例》，对这一条款有详细的解释：

“蒙古即达子，色目即回回，钦察又回回中之别种。回回拳发大鼻，钦察黄发青眼，其形状丑异，故有不愿为婚姻者。此言胡元入主中国，其种类散处天下，难以遽绝。故凡蒙古及色目人听与中国之人相嫁娶为婚姻。又务要两相情愿，使之各得其所，可也。不许蒙古色目人之本类自相嫁娶，如本类中违律自相嫁娶者，两家主婚杖八十，所嫁娶之男女俱入官，男为奴，女为婢。然回回钦察在色目人中为最丑陋，中国人有不愿与之为婚姻者，则听其本类自相嫁娶，又不在不许自相嫁娶之禁限。夫本类嫁娶有禁者，恐其种类日滋也。听其本类为婚者，悯其种类成色也。立法严而用心恕，所以羁縻异类至矣。”（见《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六之“蒙古色目人婚姻”）。

有谁能够看出那条“但书”是“实际取消该规定”吗？

至于方舟子说的“明初《大明律》的法律权威地位并未确立，执法上是‘依例不依律’”，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胡勒。按照一般的常识，“依例不依律”是指在“例”与“律”有冲突或不吻合时的情况，以“例”代“律”。这并不是说“律”被全面废止——在没有“例”的领域，当然还是要“依律”的。本来，方舟子要从这一点上来驳都人，他应该自己把大明的例、律“都通读一遍”，找到在“蒙古色目人婚姻”方面有比这个“律”更“宽厚”的“例子”。可他却先来了一个明初“依例不依律”，接着再说一句“更有许多资料表明这条‘禁止本类自相嫁娶’的法律并未得到执行”，然后就敲得胜鼓，凯旋而归了。其实，既然“有许多资料”，方舟子为什么吝啬得连一条都不肯拿出来？

事实是，“有许多资料表明”的恰恰是明初确实存在种族歧视或者迫害。《回族研究》2006年第1期发表了马明达的《朱元璋歧视色目人》一文，其中列举了数十条史料，来证明当时存在种族歧视。且看其中的几条：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禁胡服、胡语、胡姓。”（郑晓：《吾学编》卷一）。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谈迁：《国榷》卷三）。

“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明会典》卷二二）。

“按洪武中建十四楼于京师，以处官伎，曰：来宾、重泽、清江、石城、鹤呜、醉仙……。书[旧]传有碑记，色目着猪皮靴，不许乘骑，若行中径，许平民打死勿论。”（邓之诚：《骨董琐记·教坊司题名碑记》）。

方舟子不是口口声声地说主流史书与非主流史书“二者在此事的记载却没有任何的冲突”、“异口同声”吗？那么，为什么《明实录》和《明史》没有记载《国榷》的“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呢？可笑的是，方舟子还大言不惭地吹捧《国榷》“震烁千古”。其实，即使《国榷》真的能够“震烁千古”，它也还是震不开方舟子那颗顽固封闭的脑袋，因为他根本就不读这本书。否则的话，他就会看到该书卷三记载的这条“史实”了。

方舟子这封“给《华夏》的信”，在投稿三日之后，就被告知拒绝发表。方舟子“恼羞成怒，从此落下病根，没再来[投]过稿”。（这是方舟子在《玉米花粉的妄想狂笑话》中，猜测笔者“反方”动机的话。一般说来，方舟子形象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都相当弱，所以凡是他猜测的别人的某种心理或者动机，其根源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心理活动和体验。）

《华夏文摘》事件对方舟子的打击极大。其直接后果就是他立志创办自己的刊物，掌握话语权。这个刊物就是两个月后的新语丝。（关于此事的经过，详见方舟子作于1999年初的一面之辞：《关于图雅、我和〈华夏文摘〉的恩怨答CND总编熊波》。）《华夏文摘》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大明小史》从此进入尾声。（方舟子的《大明小史》五十余篇，主要绝大多数作于1993年8月到12月间。从1994年1月到4月，方舟子仅稀稀拉拉地写了六、七篇，其中包括那篇抄袭吴晗的《明初酷刑》。）

（文档整理：独秀书生）

在多次建议下，朱光东先生已经申请了支付宝并将其《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一书上架到淘宝网：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667552717。

此书出版实为不易，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购买阅读并帮助推介。

朱光东《红楼梦汉民族精神研究》出版

作者：朱光东（苦丁）

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

目录

红楼梦因何伟大（代序言）

红楼梦吊明反清思想管窥（节选）

红楼梦与清初民族斗争管见

“顽石”与“补天”

“三春去后诸芳尽”析

《姽婳词》民族主义浅析

是“大骂异族”还是“歌颂满洲”

“末世”还是“盛世”

论红楼梦的悲剧冲突及结局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

《红楼梦》诗词民族主义浅析

也论借秦可卿出殡和秦钟之死诅咒顺治在北京即位

贾敬之死与雍正之死

 “啖肉食腥膻”的妙玉

红楼梦与“薙发易服”

也论“贾天祥”影射洪承畴

曹雪芹考证质疑

红楼梦的演变

揭开薛宝钗的画皮

“芙蓉女儿诔”发微 

红楼梦艺术表现手法

附录：

红楼梦书中日期的反清用意（节选）（张贻柱）

《红楼梦》反清之新证据（节选）（展静） 

后记 

欢迎惠购。

每本定价：25元。挂号邮寄费5元。

邮购地址：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中兴小区38号。朱光东 收。

邮编：538021

红楼梦因何伟大（代序言）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把红楼梦看做中华民族的骄傲，可见对红楼梦评价之高。但是，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鲁迅先生这样说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排满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蔡元培。他指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对于蔡元培的排满说，刘梦溪这样论述道：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梦》里有反满思想，是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的。[1]

但是，人们往往把民族主义理解为狭隘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人们认为，如果把红楼梦理解为一部民族主义作品，将降低其思想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研究红楼梦民族主义之前，有必要对民族主义作一简单的了解和评价。

列宁指出：“抽象地提出一般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2]

也就是说，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非正义的，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正义的。“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3]“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4]

在清代，满洲是压迫民族，而汉族及其他民族是被压迫民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是完全正义的、进步的。

毛泽东在致何干之的信中就说道：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5]

这充分肯定了反清斗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陈梧桐在《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学术界将清军入关及其所进行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而予以肯定的做法，是“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他指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6]。

张玉兴在《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也指出：目前学术界研究明清之际历史人物，存在着“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永芳、洪承畴等人在清朝推行杀戮弊政时，投降清廷，绝非弃暗投明，而是助纣为虐，“无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7]。

何龄修在《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一书序言中也说道：

“当时最明显、突出的事实是：一，清朝皇室先世从明初开始就是东北卫所武官，他们所代表的满族（女真人）就是明朝臣民，中国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二，他们崛起于东北一隅白山黑水之间，自努尔哈赤反明自立，开始隐没与明朝的传统关系，称明为“仇国”[8]，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还称明为“中国”，自称“我国家”[9]，顺治也强调满洲与明“本为敌国”[10]，甚至雍正仍坚持明为“中国”，自居为“外国之入承大统者”，相互间“则邻国耳”[11]；三，明末农民起义激烈，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建立政府，与明朝争夺统治权，力图取而代之，但国家并没有分裂，不存在由谁统一的问题，如果说有分裂，就是后金（清）自立为国；四，清兵入关，实行屠城、掳掠、剃发、易服、圈地、缉逃等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官民猛烈反抗；五，清兵入关后满族才真正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清兵入关是以征服者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实行屠杀、掳掠、人身奴役等政策，是非正义的。尤其严重的是，自称建国，自己抹杀作为国内民族、明朝边疆武臣的地位。把这些政治表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不削弱清兵入关作为国内民族斗争的意义，使性质向着国家间斗争倾斜、转化。这个问题很尖锐，不能睁着眼睛不顾，装作不知道。……有些议论，将清人进行的战争誉为‘轮流坐庄’，甚至抬为‘统一战争’，显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是不但完全蔑视明人正义，也完全无视清人立场的自说自话。”[12]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江泽民撰写《序言》、杨义、邓绍基主编的《古今文学名篇》这样评价抗清英雄夏完淳：“明亡后所作的诗文，饱含爱国激情和英雄豪情，慷慨悲壮。”[13]

对顾炎武的评价是：“顾炎武则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反清斗争，坚决不仕清廷。……心存恢复故国之志，始终坚持民族气节。”[14]

该书还歌颂了岳飞、张元幹、陆游、辛弃疾、陈亮、文天祥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这说明岳飞、陆游、文天祥、顾炎武、夏完淳等是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代表，他们反抗异族压迫的行为和思想是爱国主义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

因此，如果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那么她就是一部延续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反清作品，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历史地位，而是使之与岳飞、陆游等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刘梦溪也这样说道：

明清易代，“甲申之变”继之以“乙酉之变”，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掳掠，势如破竹，但同时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州城县府的命官和守将，常常是坚持到最后，宁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杀），也不向强敌投降。而在南都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过各种方式从事抗清活动。……我曾说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转捩点，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发苏与张扬的历史时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发的文化之冲突更加悲壮惨烈。可是到了清中叶，特别是到了文字狱盛行的雍正与干隆统治时期，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事实上已经耗磨得差不多了。《红楼梦》的大可贵处，就在于他的作者不顾密布的文网，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法，重新与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应。[15]

刘梦溪还指出：“总之《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的一个绝大的题目，至为重要，作为红学的一桩公案，历来为研究者所注意，对此一问题的探讨，将把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思想性质的研究引向深入。”[16]

本书是探讨红楼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尝试。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很多问题也还在探索当中，认识很肤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盼方家、读者指正。

———-

[1]《百年红学说索隐》。

刘梦溪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354a8010009bg.html）。

[2]《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1页

[3]《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页。

[4]《列宁全集》第20卷，第11页。

[5]《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引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毛泽东>>著作选登>>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6]陈梧桐：《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98年6月20日《学术动态》版。转引自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一文。

见中华文史网•清史研究•专题研究•清史研究综述栏目（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QSYJZS/12/08/2004/6734.html）。

[7]张玉兴：《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转引自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一文。

见中华文史网•清史研究•专题研究•清史研究综述栏目（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QSYJZS/12/08/2004/6734.html）。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df427d0100ji8q.html) – 红楼梦因何伟大（代序言）_苦一丁_新浪博客

[8]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何注。

[9] 《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何注。

[10]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六，顺治十一年九月己丑。——何注。

[11] 《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页。——何注。

[12]《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杨海英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第一版。

转引自国史探微网•新书选介（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c02/744.html）。

[13]杨义、邓绍基主编：《古今文学名篇》，第41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4]杨义、邓绍基主编：《古今文学名篇》，第42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5]《百年红学说索隐》。

刘梦溪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354a8010009bg.html）。

[16]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83页。中国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

＝＝＝＝＝＝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df427d0100ji23.html

葛兆光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

【关键词】明清；薙发易服；朝鲜；《燕行录》；历史记忆；民族主义

【摘  要】在17世纪中叶以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的旅行记录中，对“薙发易服”后满清王朝的服装有大量尖刻和严厉的批评，通过这种批评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化。朝鲜人对满清服装的鄙夷，其实来自一种文化立场，他们固执地认定汉族才是中华帝国的正统，大明衣冠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而满清却是蛮夷，穿满清服装则是文化沦落的象征。同时，他们想像在戏台演出、使团朝觐以及妇女衣着等方面保存的旧时衣冠，能够再度唤起汉族的历史记佗，这表现了当时朝鲜人坚定的“中华”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后面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汉族服饰的斥责，并没有充分理解一般民众“遵时”和“从俗”的习惯，因此在这种关于中国的批评中，既有正当的朝鲜民族主义感情，也有维护正统的偏见和过于严厉的高调。

Where are the Hats and Clothes of Ming Dynasty Nowadays

GE Zhao-guang

（History Department，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ir-cutting and clothes-changing； Korea；Yan Xing Lu；historical memory； national-ism

Abstract：Numerous severe and sharp criticisms of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hair-cutting and clothes-changing” can be found in the travel notes of the Korean ambassadors who were sent to Beijing after the mid-17th century. Anenorm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rean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 felt in these criticisms. It can be said thatthe scorn of the Koreans to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its origin in a certain kind of cultural position from whichthey took the Hans as the orthodox of Imperial China and the clothes of the Ming dynasty as the orthodox of Chinese culture. While the Manchus were barbarians, wearing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would be taken as an obvious sign of cultural degradation. Moreover, they thought that the Hans’ historical memory could be aroused by wearing the old Hatsand clothes on the occasions of stage performance, the pilgrimage of ambassadors in the Royal Court and the daily life ofwomen. A firm notion of “Chinese”in the minds of the Koreans and the nationalist emotions behind that had their expressions in their actions. Their blame of the Hans’ clothes-changing showed that they had little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of the ordinary people’s choice of conforming to the custom and necessity. Therefore, we can find both nationalist emotions of the Koreans which were reasonable and the prejudices and some time too severe exaggerations which were aimedto maintain the tradition.

引子：不意犹见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1765），35岁的洪大容（1731-1783）随朝鲜使节团出使清帝国，到达北京以后，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装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后，走出午门，有很多好奇的人围观，这时“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都笑而不答。[1]（p90）据洪大容事后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昊湘，一个叫彭冠。在朝鲜使臣穿着朝鲜正式衣冠，其实就是被满清灭掉的明朝衣服。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满清帝国首都的一道异样风景，朝鲜使者常常被好奇地围观，不止是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更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2]（p95、102）显然，满清帝国的文化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好奇。

其实稍早的时候，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场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记载：“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绒，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2]（p173）这就是旧朝大明的衣冠。对于曾经沧海桑田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郑太和（1602～1673）到清帝国来，就看到“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3]（郑太和《阳坡朝天日记》，p106）。而麟坪大君李洽（1622～1658）在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3]（李㴭《燕途纪行》中，《燕途纪行》下，P221、234）

但是时间会磨灭记忆。在康熙八年（1669），当一个普通汉人王秀才被朝鲜人阂鼎重（1628-1692）询问明朝冠服带履之制时，他还能说出秀才、举人、大学士的制度，当阂鼎重拿了实物考问他，儒巾是否“无缨脚”的时候，他还能一一指出“龙眉凤目俱在，其制是无差也，元无缨脚。[4]（闵鼎重《老峰燕行记》，P379-380，389）但是，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国已经建立120年，算起来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汉人都已经习惯了满清的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潘庭箔看见洪大容“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是朝鲜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朝鲜人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5]（洪大容《湛轩燕记·千净笔谈》，p375）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之门

这是“明朝遗制”，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虽然汉族人并非天生就应当是中国的执政者，但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洲）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1607-1667）到北京时，就说汉人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6]（洪命夏《燕行录》，p314），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大约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在见到朝鲜使者阂鼎重的时候，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官居正七品，进士出身，虽然遵照清朝制度穿了清代衣服，“不敢戴纱帽”，但是仍然“羡贵国尚存汉官威仪”。[4]（闵鼎重《老峰燕行记》，p386），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押（1737-1795）还记载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赦然有惭色”。

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但是，存有这种历史记忆和族群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汉族人对朝鲜使臣穿的明代衣冠，好奇归好奇，但只是看看而已，最多是啼嘘一番，甚至还有人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穿的满式服装辩护，他们半是自嘲、半是解嘲地说，满清的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3]（李坤《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P644）；还有人觉得一代有一代的衣冠，像前引叶梦珠《阅世编》中就承认，“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所以，潘庭笃就对洪大容说，这其实并不是为了钳制汉人，当年达海库尔缠也建议“衣服从汉人之制”，但是皇帝不听从的理由是，满族（洲）服饰使人方便打仗，因为穿了汉族人的“宽衣大袖”，等于任人宰割，“若效汉习，诸事便怠惰，忘骑射，少淳朴，失礼度”。[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16-417）

汉族中国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崔德中这样的朝鲜人也知道，汉族人如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清帝国那种“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视。他们反复说，满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3]（李坤《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P644）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

满清人关前后，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进人汉族地区，又强迫民众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洲）习惯强迫汉族，实际上，恰恰无意中沿袭了“改正朔、易服色”的汉族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用同样的传统应对，以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隽。与丧乃心，宁死乃身”，“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①]在这上面，好像新朝和遗民势不两立。

落发易服的过程其实相当残酷和艰难。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根据《东华录》记载叙述道，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清人刚刚进人北京，曾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摧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但是因反抗甚剧，多尔衰曾于同月二十四日发出谕文，暂时收回成命，让“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是，不久由于江南平定形势变化，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日便再次下令严厉的命令：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俊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落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②]

但是，实际上一道禁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叶梦珠的记载说，虽然到了顺治二年，满清“克定江南”，但是旧时传统依然延续，“郡县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唯营兵则变服满装”；到了顺治三年，洪承畴发布严厉禁令以后，服装才开始变化，但仍然不那么容易变过来，在顺治六七年间，朝廷颁布官员正式服装规定，“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偕越”，但是民间便服仍然很乱，到康熙九至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才“一时翁然敬畏，格守凛遵”，[2]（p175）有了真正全面的改变。

改变是要改变的，毕竟大多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在权势的威逼下，渐渐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因此，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洪大容到北京的半个世纪前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帝国时，曾和一个90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日：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3]（崔德中《燕行录》，p406）

这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阂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人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着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着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向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3]（闵镇远《燕行录》，p333，343）20年后，李宜显（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吞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3]（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p518-519）

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洪大容曾经问汉族文人道：“古称士以布衣，今见兄辈，皆着锦衣，未知中国古俗自来如此耶，抑迩来尚侈而然耶？”严诚便说：“此非古俗，吾辈亦未免从俗，世道相见之人，大率如此。”洪大容又问道：“（遗民）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严诚便说：“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极古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坚持“古服”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则人皆笑之矣”。[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81）

毕竟已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的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近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不是遗民，仍然是异域使者的衣冠，偶尔是唤回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人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绮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88）

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少去，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再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完全随着时代变迁而流逝。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些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民族历史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李德惫（1741-1793）出使燕京，一日往东安门渴大成庙，“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入无节，使者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7]（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入燕记下》， p287）。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在这一政治舞台上的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潘庭绮和严诚，这两个标准的汉族文人在与洪大容谈话时就不得不承认，就连他们最尊敬的孔孟程朱再世，也要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洪大容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非先王之法服，不须问也”。但严诚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不了解清国之制，便告诉他说：“必须五品以上带之，而翰林则以七品而亦许带。”可是，洪大容却故意调侃地说：“此必自已崇佛者带之。”严诚便回答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01）

可是，戏台上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七子”，他们“供称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认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害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8]（p619）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宵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潘庭绮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8]（p388）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军服，而像形《水浒传》与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话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观，还可笑也。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3]（崔德中《燕行录》，p406）。不过，崔德中只是痛说大汉衣冠成了优伶之服，但是没有参透这一层，注意到这恰恰成了汉族威仪的最后舞台。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1767-？）看到戏台上的老者，也说“一着阔袖团领头帽腰带，一应我国朝士之服，跪揖进退，皆中节奏，大抵胡儿见我国朝服之人，则必曰倡氏云者，盖以此也’[5]（徐长辅《蓟山纪程》卷四，P774），不过，他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戏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纱帽，团领裳债，历代中华之法服备焉，所谓礼失求诸野者也”[5]（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五，P802）。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绮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75-376）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有意保留的东西，康熙五十二年（1713），金昌业在返回朝鲜途中看到处处演戏，便详细记载了清国戏班的情况，说“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惩，而前代冠服之制，中国风俗，可观者多，如今日汉人之后生犹羡慕华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戏子亦不可无也心”[9]金昌业《燕行日记》，p167），一百多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5]（朴思浩《心田稿·燕行杂著》，p900）又过了20年，李遇骏到中国来，看到从正月到三月处处演戏，男女老少争相施舍钱财，他就想像说，演戏虽然浪费，但是“中华衣冠，前代风俗，于此乎亦有可征者”[10]（李遇骏《梦游燕行录》，p18），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着汉族故国离黍之思，这些“中华衣冠”似乎也真的能唤起人们的前朝记忆。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起历史耻辱的汉族衣冠，除了在戏台上外，还在外国使节身上可以看到，这倒是对化外之人的豁免。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擅、遍地蛮夷，不过“礼失求诸野”这句话却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时时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特别是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平定安南战图册》中的一幅《阮光显入觐赐宴图》，正可以映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关于安南服饰的一些记载。[③]在当时朝鲜使者的眼里，琉球使者的穿着虽然有小小差异，但大概还是中华遗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韩某在北京看见安南使团，就说安南人“皂帽团领品带大盖如制，而唯是披发垂后加帽于上，为骇见耳”[11]（韩泰东《两世燕行录》，p233）；徐浩修（1736-1799）《燕行纪》卷二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饰金袱帽带，穿黑皮靴”[5]（徐浩修《燕行纪》卷二，p459），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至于琉球，也大体还是中华遗制，据说琉球遵守朱子家礼的规制，来北京朝觐的官员也基本上是明朝衣冠，“三品以上带黄缎画龙带，六品以上带红缎画龙带，而其他则或黑或蓝，随其所尚而带云”[④]，只是他们的头发不剃，盘在后面用短簪绾住，他们的衣服是短衣外着窄袖长衣，下端为曲尺形边。[l2]（金舜协《燕行录》，p361）不过这毕竟属于旧制，乾隆年间金正中（？-1793）就这样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和安南使者：“琉球则朝袍广阔，有古人制度，而以黄帛广半尺者为带，紧紧束腰，头上又以黄色绫裁作一帕，如我东之幞头而小异虑，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安南高髻网布，朝袍角带，与我国恰似，且所着帽谓之‘文公冠’。”[5]（金正中《燕行录》，p573）

不过，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是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者徐浩修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君臣在朝觐的时候，换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便明知故问：“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这本是安南人当时小自翼翼的策略，但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5]（除浩修《燕行纪》卷二，p459）到了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1788-？还在批评当年安南国王贪图乾隆皇帝一时恩宠改换衣着，借着评论暹罗衣冠沉痛地说：“清人中国，天下皆袭胡服，为区域之外，自仍旧俗……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唯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13]（姜时永《輶轩续录》，p141）而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尽管穿着大体并无舛误，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其人轻薄狡诈，无谨厚底意。缅甸则孟获之遗种也，衣蟒布头不着以黄帛环以两髻而露出长髻，极可笑也”。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就有一种居高临下自居正宗的傲慢，面对日本人，更是以自己的服装接近大明衣冠而自负[⑤]，同样面对已经改易服色的清国人，他们更是从心底里透出不屑。他们来到清国，便时时试探地询问大明衣冠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外国使节的服装已经让汉族中国人追忆往事时不免羞惭，而身穿大明衣冠的朝鲜人也因为穿了汉族传统的衣服而相当自豪。雍正年间，李宜万（1650-1736）到沈阳，一个叫做张裕昆的汉族读书人来与他笔谈，他就有意向他展示朝鲜“衣冠之制”，穿上道袍说，这是我们上服，张便羞愧交加地写了“法服”两字，李又穿着衣服作拜揖之礼，这更引起张氏的无地自容，写道：“此是汉礼，如今文庙，则行此礼。”据李宜万说直截了当地追问道：“先生乃是汉人，见仆等衣冠，想有悦慕之心矣。”这个汉族读书人便用笔写了四个字“不言而喻。[14]（李宜万《入沈记》，p234、267）有人问朝鲜使者金正中：“（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此是中华旧制，子或未闻耶？其名曰暖帽，冬则着此，春夏之间，或纱帽金冠。”[5]（金正中《燕行录》，p573）而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时，他们却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他说：“中国之帽子、狭袖，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之时，这是华制耶。座中相顾笑视，末乃愀然曰：此非汉唐宋明遗制也，国制也。[5]（朴思浩《心田稿·燕行杂著》，p920）另一个乾隆年间出使清国的俞彦述（1703-1773），便得意地记载说，“彼人（指汉族中国人）有指我衣服而磋叹者，曰：此圆领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戏指其衣云：此亦好制度”，使得汉族中国人大为羞愧，连说“不好不好”。[15]（俞彦述《燕京杂识》，p294）

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⑥]

五、汉族妇女的服饰：边缘的模糊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的《耕织图》与清初的《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的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的《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14]（p484-489、514-515）这倒是实的，就在明朝灭亡的那一年（1644），朝鲜使者成以性（1595—1664）在早已是清人控制下的宁远卫看到，这里虽然“公私家舍，大半夷灭”，但是“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17]（成以性《燕行日记》，p148）有时候，审美的习惯并不跟随政治的规训，到1712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还注意到，“（汉人）女人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问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3]（崔德中《燕行录》，p37）。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看法，因为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是对汉族衣冠的坚持。他们自己从很早起就穿汉族的衣冠，并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1075—1151）的序文中，把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分为五期，称“新罗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色，至第二十三叶法兴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犹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请袭唐仪，太宗皇帝诏可之，兼赐衣带，遂还来施行，以夷易华。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妇人之服。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我太祖受命，凡国家法度，多因罗旧，则至今朝廷士女之衣裳，盖亦春秋请来之遗制欤”[⑦]。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喜爱，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到了明清易代以后，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主体性的意义，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是“夷狄之邦”。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乾隆年间，一个叫俞彦述的朝鲜官员来到北京，看到男女衣服异制，就说，“男子则言语衣服，满汉元无分别，女子则尚服中华旧制，故当初彼中有‘男顺女不顺夕之语”，而汉族中国人也常常面对朝鲜人有些气短，觉得自己穿了蛮夷衣裳，“不好不好，此是鞋子打扮”，自嘲说“我辈独女人不顺”，让朝鲜人俞彦述觉得“可见其有思汉之心”。[15]（俞彦述《燕京杂识》，p283、294）

其实，满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据朝鲜使者洪命夏在康熙三年（1664）的记载，清代初期，当时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但是并没有最终施行。他很好奇坛追问这是为什么，清国的官员就告诉他说，当时朝野确实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这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静。[6]洪命夏《燕行录》，p321-322）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仍然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的政策，也许是觉得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其旧时衣冠并不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忆，也不会成为反抗现政权的族群象征。但另一方面，我以为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人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因而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像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帜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3]（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下》，p505）。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而时间的流逝，更在不断地磨消这种曾经深刻的历史记忆。“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18]（李颐命《燕行诗·次副使见新历有感韵》，p92）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悼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3]（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下》，p482）。

“遵时”其实就是向现买妥协，还有一种说法是“从裕”。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出使北京途中，一连三次向不同人提到同样的话题，得到三次几乎相同的回答。在和一个叫做张奇漠的人谈到明朝衣冠时，张就说，穿旧朝衣冠是“知礼”，但剃头易服是“风俗”。当他在山海关遇见祖上曾是明朝指挥同知的郭如柏，谈及衣冠之制的巨变时，郭却说这是“各朝制度”。当他与一个叫做康田的汉族读书人正话反说，故意说“我是东夷，有甚可观文物，穿的衣冠与大国异样，想必见笑”，没有想到的是，康田却说“爱贵邦衣冠，我这遵时王之制”。[19]（金昌业《燕行日记》，p354-356、386、420）意思都是风俗随各朝而变，时王之制不得不从。同样，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在通州碰到赴京考试的彭氏兄弟，当他问到你们是汉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为什么不穿前代衣服的时候，这两个二十几岁的汉族文人回答是“迫于势”[12]（俞拓基《知守斋燕行录》，P120-121）。所谓“从俗”，所谓“遵时”，所谓“迫于势”，都是无可奈何的意思，经过血雨腥风，正如彭氏兄弟说的，在满清帝国的治下，断然没有不剃头变服的，“其势不得不然”。不过，因为朝鲜在满清政治权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中国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1645-？）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蛮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倒对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20]（姜铣《燕行录》，p503、512）

卢以渐与郑季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道出使清帝国。到了北京，因为他们穿着大明衣冠，因此引起好奇和围观，据说，“其中少年辈见我等衣冠，大笑讥嘲，侵侮之意颇多”[⑧]，难怪差不多同时到北京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01）

真的是“忘本”了吗？也未必。道光八年（1828），离开明朝覆亡已经一百八十多年了，一个朝鲜人问张亨甫说：“入京来，窃有规规管见，盖上国延祚久远，制度范围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礼乐、中国衣冠，是未忍舍旧而然耶？朝着不欲语到耶？列朝来有金石成规而然耶？”这个汉族读书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请者斩。此亦是天数也，又有戒于前者，魏改汉制而云亡故也。”看起来好像很接受满族（洲）衣冠的正统性，不再愿意恢复大明衣冠，但是他临走时却又补写了一句，说“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接着又说，“本日有事，且暂别，另日可至敝寓再谈否，以不便径造使馆也”。[⑨]在这种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神态中，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而20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朝鲜使者李遇骏在广宁遇见汉人萧某，两人之间有一次笔谈，萧某就干脆一些了，“（李）问：‘吾辈所着衣冠，于汝心以为何如？’（萧）曰：‘此本中国衣冠，吾虽不得已胡服，岂无歆羡之心耶？’既而颦蹙眉，隐然有伤感底意。嗯！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间巷之间犹有思汉之心，为之一叹”。既有思汉心，为何汉人却胡服？李遇骏说，这是因为清朝“变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严”。[21]（李遇骏《梦游燕行录》，p437）所以，所谓“忘本”，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和“从俗”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血腥岁月。

注释：

[①] 《弘光实录钞》卷四引马纯仁遗书、《海东逸史》卷十《苏兆人传》引其师张肯堂《赋绝命词》，转引自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第47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年版。

[②] 见《东华录》顺治卷二、卷四。参看桑原鹭藏《支那人辫发的历史》，《桑原鹭藏全集》第一卷第441-453页，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版。

[③] 此图收于《清史图鉴》（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

[④] 佚名《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第50页）。又，可参见俞彦述《燕京杂识》对琉球使团服装的记载（《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第333页）。

[⑤] 朝鲜人洪景海于丁卯年间随着通信使团船队到日本时，正使、副使和书状三人穿红团领，军官穿着羽笠藁鞯，书记医员穿着儒衣冠，他就因为自己人穿着“唐冠道袍”而相当自豪，而对日本人穿着怪异不合中华之制而相当蔑视，在与日本人越缉笔谈时，也因为他自己带了程子之冠，让越缉觉得很是惭愧，越缉的诗里就有“衣冠艳服中华制”，所以他更自豪地记载：“（越）缉……见我国衣冠文物，心悦诚服，顿无一分倭人气味。”《随槎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卷第459页。

[⑥] 19世纪初的1801年，朝鲜使者吴绍载（1739一1811）出使清国，发现当时关内汉族人还有前朝的历史记忆，而关外的辽人却已经“异类”化了，他说：“汉人见东国衣冠，莫不称羡，自伤其变夏，独辽人相随讥笑，夷狄视之。甚矣哉，俗之沦陷于异类也。”转引自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四十二号第170页，日本京都，2003。

[⑦] 转引自武田幸男《新罗·兴德王代の色服、车骑、器用、屋舍制——とくに唐制との关连を中心にしして》，载《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集》第313页，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武田氏指出，兴德王九年（834）下令革除奢华风俗，对各种衣服之制作了严格的规定，《三国史记》卷三三有记载，这是受到唐文宗《俭朴令》的影响，见《唐书》卷二五《车服志》、《旧唐书》卷一七太和六年（831），《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杂录》等等。

[⑧] 卢以渐《随槎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一卷第86页）。在另一处他又记载说，“街小儿见我国衣冠，莫不绝倒，帽带者谓之场戏，戎服者谓之高丽，’（同上第126页）。

[⑨] 佚名《往还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第843-844页），作者乃道光八年（1828）随南球正使、李奎竑副使、赵基谦书状出使北京的朝鲜人。

参考文献：

[1]洪大容．燕记[A]．湛轩书外集：卷七[M]．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影印本2604册．

[2]叶梦珠．阅世编：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燕行录选集：下册[Z]．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

[4]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5]燕行录选集：上册[Z]．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

[6]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7]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8]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八，顺治十年十月戊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二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0]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七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2]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3]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4]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5]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

[17]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8]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9]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三十一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0]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六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003年7月29日匆匆初稿于香港

2004年8月8日修订于北京

2005年4月20日再改于北京

【收稿日期】2005-05-05

【作者简介】葛兆光（1950-），男，福建人，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博导。从事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研究。

【文本整理】独秀书生

资料下载：

葛兆光. 大明衣冠今何在.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pdf（点击进入下载页）

易白沙

《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及《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另见：《五四运动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1959年第1版，第18-31页

天下论孔子者，约分两端：一谓今日风俗、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为之厉阶；一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此皆瞽说也。国人为善为恶，当反求之自身，孔子未尝设保险公司，岂能替我负此重大之责。国人不自树立，一一推委孔子，祈祷大成至圣之默佑，是谓惰性；不知孔子无此权力，争相劝进，奉为素王，是谓大愚。

孔子当春秋季世，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故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此种势力，全由学说主张，足动当时上下之听。有与之分庭抗礼、同为天下仰望者，墨翟是也。有诋其道不足救国而沮之者，齐之晏婴、楚之子西及陈蔡大夫是也。所以孔子只能谓之显学，不得称以素王。其后弟子众多，尊崇其师，贤于尧舜。复得子夏教授西河，为魏文侯师。子贡常相鲁、卫，家累干金，孔门学术，赖以发扬。然在社会，犹一部分之势力而已。至秦始皂摧残学术，愚弄黔首，儒宗亦在坑焚之列。孔子弟子，善于革命，鲁诸儒遂持孔氏之礼器，往奔陈涉，此盖以王者受命之符，运动陈王，坚其揭竿之志。远孙孔鲋，且为陈涉博土，与之俱死。刘秀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项羽授首，鲁竟不下，荐绅先生大张弦诵之声。汉高祖震于儒家之威，鉴秦始覆辙，不敢再溺儒冠，祠孔子以太牢，博其欢心，是为孔子身后第一次享受冷牛肉之大礼。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时则有赵绾、王臧、田粉、董仲舒、胡母生、高堂生、韩婴、伏生、辕固生、申培公之徒，为之倡筹安会。中国一切风俗、人心、学问、过去、未来之责任，堆积孔子之两肩。全国上下，方且日日败坏风俗，斯丧人心，腐朽学问。此三项退化，至两汉以后，当叹观止矣！而曹丕之尊孔实较汉武有加。其诏曰：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伞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泗沫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 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尊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

更以孔羡为宗圣侯，修旧庙，置吏卒，广宫室，以居学者。不知汉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孔子不可复生，安得严词拒绝此崇礼报功之盛德耶？就社会心理言之，昔之丈夫、女子延颈举踵而望者，七十子之徒尊崇发扬者，已属过去之事。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又久，遂成习惯。有人诋此滑稽尊孔者，且群起斥为大逆不道。公羊家接踵，谶说坌起，演成种种神秘奇谈：身在泰山，目能辨吴门之马；饮德能及百觚；手扛国门之关，足蹑郊垌之虎；生则黑帝感召，葬则泅水却流；未来之事，遗于谶书；春秋之笔，绝于获麟；几若天地受其指枘，鬼神为之使令，使人疑孔子为三头六臂之神体！公羊家之邪说，实求合滑稽尊孔者之用心。故历代民贼，遂皆负之而趋矣。乃忧时之士，犹思继续演此滑稽之剧，挽救人心。岂知人心、风俗即崩离于此乎？

中国二干余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然后推论孔子以何因缘被彼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是不能不归咎孔子之自身矣！试分举之：

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君主独裁，若无范围限制其行动，势将如虎傅翼，择人而食。故中国言君权，没有二种限制：一日天、一日法。人君善恶，天为赏罚，虽有强权，不敢肆虐，此墨家之说也。国君行动，以法为轨。君之贤否，无关治乱；法之有无，乃定安危。此法家之说也。前说近于宗教，后说近于法治，皆裁抑君主，使无高出国家之上。孔子之君权论，无此二种限制。君犹天也，民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尚书大传》孔子对子张语）。以君象天，名曰天王；又曰：帝者，天称也；又曰：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皆以君与天为一体，较墨翟以天制君者绝异，所以不能维持天子之道德。言人治不言法治，故是尧非桀；叹人才之难得，论舜治天下由于五臣，武王治天下由于十臣；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孝经》、《论语》之大义微言，莫不主张人治。苟子言，有治君、无治国，有治人，无治法，即师承孔子人治之义，彰明较著以言之也。较管、商、韩非以法制君，又迥然不同，所以不能监督天子之行动。天子既超乎法律、道德之外，势将行动自由，漫无限制，则修身、齐家、治国、乎天下诸空论，果假何种势力迫天子以不得不遵？孟子鉴及此弊，阐明君与国之关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是弃孔子之君治以言法治，谓先王之法，犹五音之六律，方圆之规矩，虽有尧舜，舍法取人，不能平治天下。其言得乎丘民为天子，舜禹践位，亦由民之讴歌，非孔子所敢言也。

一、孔了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诸子并立，各思以说易天下。孔子弟子受外界激刺，对于儒家学术不无怀疑，时起问难。孔子以先觉之圣，不为反复辨析是非，惟峻词拒绝其问。此不仅壅塞后学思想，即儒家自身学术，亦难阐发。盖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也。宰我昼寝，习于道家之守静也，则斥为朽木；樊迟请学稼圃，习于农家并耕之义也，则诋为小人；子路问鬼神与死，习于墨家明鬼之论也，则以事人与知生拒绝之；宰我以三年之丧为久，此亦习于节葬之说也，则责其不仁。宰我、樊迟、子路之被呵斥，不敢申辩，犹曰此陈述异端邪说也。乃孟懿子问孝，告以无违。孟懿子不达，不敢复问，而请于樊迟。樊迟问仁、智，告以爱人、知人，樊迟未达，不敢复问，而请于子夏；孔子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门人未达，不敢直接问孔子，而间接问曾子。师徒受授，几杖森严，至禁弟子发言，因此陈亢疑其故守秘密，询异闻于伯鱼。—门之中，有信仰而无怀疑，有教授而无质问。王充《论衡》曰：“论者皆云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渭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希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颜、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皋陶陈道帝舜之前，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此说极而深切，触而著明也。”（见《问孔篇》）王充责七十子不能极问，不知孔子不许极问也。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于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惟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而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至于叩原壤之胫、拒孺悲而歌，犹属寻常之事也。

一、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藉口。孔子圣之时者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其立身行道，皆抱定一“时”字。教授门徒，亦因时、因地而异。韩昌黎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夫孔、墨言行大悖，岂能相用？盖因孔子讲学无绝对主张，言节用、爱众，颇近墨家节用、兼爱之说。虽不答鬼神之问，又尝言祭鬼、祭神，颇近明鬼之说；虽与道家背弛，亦称不言之教，无为之治；不谈军旅，又言教民即戎；主张省刑，又言重罚；提倡忠君，又言不必死节；不答农圃，又善禹、稷躬稼，此讲学之态度极不明了也。门人如于夏、子游、曾子、子张、孟子、荀卿，群相非滂，各以为圣人之言。岂非态度不明之故、酿成弟子之争端耶？至于生平行事，尤无一定目的。杀身成仁，仅有空论。桓魃一旦见陵，则微服而过宋；穷于陈蔡，十日不食；子路烹豚，褫人衣以沽酒，则不问由来而饮食之；鲁哀迎飨，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沽酒不饮；从大夫之后不敢徒行，视陈、宋之时，迥若两人。求如宗教家以身殉道，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商鞅、韩非杀身行学，皆不可得。美其名曰中行，其实滑头主义耳！骑墙主义耳！肼肿见召而欲往，南子请见而不拒，此以行道为前提，小德不逾闲，大德出人可也。后世暴君假口于救国保民，污辱天下之名节，皆持是义。

一、孔于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是为儒门安身立命第一格言。孔门之学在于六经，六经乃先生治国政典，管子谓之六家，君与民所共守也（见《山权数篇》）。孔子赞《易》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遂有儒家之六艺。孔子尝执此考察列国风俗政教，其言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孔子因此，明于列国政教，故陈说六艺，干七十二君。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六艺者，孔子之质也，亦孔子之政见书也。孔子尝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干七十二君，论先之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见《庄子·天运篇》）是孔子虽干说诸侯，一君无所钩用。昔言禄在其中，已失效验，忧贫之事，其何可免？既不屑耦耕，又不能捆屦织席，不能执守圉之器以待寇，不能制飞鸢车辖以取食。三千弟子中，求如子贡之货殖，颜回之躬耕，盖不多见。然子贡常相鲁、卫，游说列邦，不专心于货殖；颜回且说齐君以尧舜、黄帝之道，而求显达，其志亦非安于陋巷箪瓢、鼓琴自娱者矣。儒家生计，全陷入危险之地，三月无君，又焉得不皇皇耶？夫孔子或志在救民，心存利物，决非薰心禄饵，竦肩权贵，度不暇暖，尚可为之原恕。惟流弊所趋，必演成哗世取宠、捐廉弃耻之风俗。李斯鉴于食鼠窃粟，遂恶卑贱而悲穷困；鲁诸生各得五百斤金，因尊叔孙通为圣人。彼去圣人之世犹未远也，贪鄙龌龊，已至于此，每况愈下，抑可知矣！

以上四事，仅述野心家利用孔子之缺点，言其学术，犹待下篇。

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有儒者之学，有九家之学，有域外之学。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各思以学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学，则印度之佛，皙人物质及精神之科学，所以发挥增益吾学术者。三者混成，是为国学。印度、欧洲，土宇虽远，国人一治其学，螟蛉之子，祝其类我。佛教之发扬于中国，已有明证。西土文明，吾方萌动，未来之演进，岂有穷期！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工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神州国学，规模愈宏。愚所祈祷，固不足为今之董仲舒道。何也？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学术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也。

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则一而已矣。汉武帝以来，二千有余岁，治学术者，除王充、嵇叔夜、金正希、李卓吾数君子而外，冠圜履句，多抱孔子万能之思想。谓孔子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见《列子·仲尼篇》），乃与佛教精神相往来；《礼运》言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符于世界未来之文化。此种理论，是否合于事实，非愚所敢武断。即令近代文物，孔子皆能前知，发为预言，遂使远方学术，一一纳诸邹鲁荐绅先生之门，汉武帝复生，亦难从事于斯矣。圣哲之心理虽同，神明之嬗进无限。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国人正无须如八股家之作截搭题，以牵引傅会今日学术，徒失儒家之本义耳。

尊孔子者又以古代文明，创自孔子，即古文奇字，亦出诸仲尼之手。沮诵、仓颉，失其功用（近儒廖平之学说）。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焕发，睿思幽渺，灵耀精光，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备；文字为一切文化之结晶，尤难专功于一人。故西方言希腊、罗马文字者，不详始作之人。中国文字，亦得如是。故学者言文字起源，其说不一：有谓始于庖牺者（许慎<说文解宇）序）；有谓始于容成氏、大庭氏者（《庄子》云：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有谓始于无怀氏以前者（《管子·封禅篇》）；有谓始于仓颉者（《鹃冠子》、《吕氏春秋》皆言之）。而荀子则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此言古人作书者众，不过仓颉集其大成，所以独传。人文孟晋，决非一代一人能奏功效。文字创造，归美仓颉，犹且不可，况仓颉二千年后之孔子乎？周之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周奏诸子皆受保氏之教，孔子因此精于六书。试举许氏《说文解字》所引孔子之说证列于左：

王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士 孔子曰：椎一合十为士。

璠 孔子曰：美哉跨与，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学胜。

羊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

貉 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

乌 孔子曰：乌，于呼也。

几 孔子曰：人在下，故诘诎。

犬 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

狗 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六书纲要，在形、声、训三者。孔子解字，皆能得其本原。愚谓尊孔子者，与其奉以创造文字之虚名，无宁扬其精深六书之实德。为政之道，先以正名。郑氏注曰：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文字为一国文明之符号，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孔子深于文字之学，知其关系人民甚切也。周室衰微，保氏失教，列国并起，文字错乱，实以中国文字，本不统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各国有各国之文，学者不便，莫甚于此。其后大儒李斯相秦，统一文字，以行孔子正名之说。中国文字统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诚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赐矣。

古代学术，胚胎既早，流派亦歧。不仅创造文字不必归功孔子，即各家之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以列国之时言之，孔子之学与诸子之学，门户迥异。读周秦典籍者，类能知之。班固《艺文志》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各家发源不同，学说主张因以绝异。儒家游文于六经，干说诸侯，以此为质；而道家则以六经为先王陈迹，不合当世采用；法家亦谓国有骈L》、有《乐》、有《诗》、有《书》，必致削亡之祸；墨家则不遵孔子删订之六经，而别立六经。此异于孔子者一也。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而道家则曰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又曰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法家则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此异于孔子者二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法家则以为伊尹无变殷，太公无变周，则汤武不王；管仲无易齐，郭偃无更晋，则桓文不霸；墨家亦曰，所谓古者，皆尝新矣；道家亦曰，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贵同而贵治（道家以上古之世为至德，而又不重守古，此其说似相矛盾）；保守主义终不能战胜进化主义，故荀子亦不法先王，而法后王。此异于孔子者三也。儒家慎终追远，厚葬久丧，而墨家则主张三月之丧、三寸之椁；道家则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蝼蚁何亲？乌鸢何疏？皆言薄葬短丧。此异于孔子者四也。儒家乐天顺命，以法自然，此近于道家之无为，而悖于墨家之非命。墨家之言曰：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土：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又曰：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法家亦言自然，其重在势；道家之言自然，其重在理，与儒家言自然重在天者，稍有不同。此异于孔子者五也。儒家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不注重农圃。而道家、农家均贵自食其力，上可以逍遥物外，保全廉耻，不为卿相之禄所诱；下可以仰事俯畜，免于饥寒，不为失业之游民。许行且倡君臣并耕，禁仓廪府库以自养，舒其平等伟大之精神。法家亦重垦令，贵耕稼，恶谈说智能。此异于孔子者六也。儒家不尚物质，重视形而上之道，贱视形而下之器；而兵家重技巧，以为攻战守备之用；墨家长于制器，手不离规矩，刻木为鸢，飞三日而不集；刘三寸之木，以为车辖，而引五十石之重；司空之教，赖以不坠。此异于孔子者七也。以上七事，仅举其大者。各家学术，皆有统系，纲目既殊，支派亦分，不同之点，何可胜道！庄子所谓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当时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涂，风奈云疾，竞争纷起，应辨相持，故孔子不得称为素王，只能谓之显学。

证以事实，孔子固不得称素王。若论孔子宏愿，则不在素王，而在真王。盖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规模宏远，欲统一当代之学术，更思统一当代之政治。彼之学术，所以运用政治者，无乎不备。几杖之间，以南面事业推许弟子，《说苑》曰：“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盐铁论》曰：“七十子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是孔子弟子，上可为天子诸侯，下可为卿相。孔子亦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又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此明以文王自任，志在行道，改良政治，非若野心家之囊橐天下。故于说七十二君，而不以为卑；应公山弗扰之召，而不嫌其叛？后人处专制时代，不敢公言南面之志，或尊为素王，或许以王佐，岂非厚诬孔子？孔子以后，有二大儒：一日孟子，一日苟子。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又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子尝自谓德若尧、禹，宜为帝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可见孟、苟二巨子，均以帝王自负。列国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钩用。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

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予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王天下。孔子之志，孟子已言之。令尹子西有见于此，遂沮书社之封。儒家革命思想，非徒托诸空言，且行之事实。如田常篡齐，子贡、宰我颇涉谋乱之嫌疑。《史记·弟子列传》：“宰我为临苗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墨子·非儒篇》言：“孔子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则田常之谋齐，宰我、子贡均为谋主。”《庄子·盗跖篇》，言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肢箧篇》言：“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察庄子之言，是孔子亦与闻其事矣。墨子又言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俚乱乎卫，阳虎乱乎齐，肼肿以中牟叛，漆雕形残。庄子又言于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由诸家所说，子贡、宰我、阳虎、肼肿、漆雕开，皆欲据土壤，以施其治平之学。此处于专制积威之下，不得已而出此。汤武革命，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天下称道其仁。儒家用心，较汤武尤苦，而诛残贼、救百姓之绩，为汤武所不逮，以列国之君，罪浮于桀、纣也。墨翟、庄周不明此义，竟以乱党之名词诬孔门师弟，千载以后，遂无人敢道孔子革命之事。微言大义，湮没不彰。愚诚冒昧，敢为阐发，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之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完）

背景简介——《〈孔子平议〉：易白沙的文化批判精神》摘录

易白沙，本名坤，号越村，因家住离白沙并不远的地方，又仰慕明代思想家陈白沙，所以又号“白沙子”，人们习惯称他易白沙。易白沙少年聪颖，勤奋好学，熟读经史百家，尤喜墨家学说。1903年，他离湘赴安微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怀宁中学、安徽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校长。辛亥革命时和他人一起组织青年军，参加安徽光复起义。“二次革命”期间，他又奔走于湘皖之间，力促武装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参与章士创创办《甲寅》杂志的工作，先后在该杂志发表《广尚同》《铁血之文明》、《平和》等论文，痛斥袁世凯独裁专制、尊孔复古的倒退行径。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后，他为该刊撰写了《述墨》、《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我》等文章，宣传文化革新，思想解放。1916年，他又编写了名扬一时的《帝王春秋》。次年，易白沙返长沙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和国文教员，后再往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短期任职，但不久又回到湖南家乡，僻居岳麓山冲，息影先人墓庐。这阶段他目睹国事日非，心情非常郁闷。1921年端午节，易自沙在乘轮从广州赴陈白沙故乡陈村的途中蹈海自杀，年仅35岁。

……

他在“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孔子平议》一文，就是一篇比较系统地评价孔子的论文。在文章中，易白沙揭去了孔学头上神圣的光圈，指出孔子在春秋之时，“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只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智”，才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的思想，使人们失却自由，这就是二千年来尊孔的大秘密。易白沙还于文中历数了孔学四大弊端：（l）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2）孔子讲学不许商榷问题，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3）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4）孔子单重做官，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正是后世暴君利用了此四弊，遂使得全国上下，日日败坏风俗，堕落人心，腐朽学问，专制思想横行。易白沙批判孔学，但并不是批判孔子本人，他强调必须把原始的孔子学说与被统治者利用的正统儒学相区分，要“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悼孔子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在《孔子平议》中，易白沙还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考察，揭示文明的产生是人们集体创造的结果。他认为，如果要“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扬墨、管曼申韩、长沮梁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必须实事求是的承认各家的贡献，而不能把它归美于一家，更不能统一于一家，学术是如此，政治也是如此。易白沙说：“联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由此出发，他响亮地提出了“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口号，这一口号表明了先进知识分子对政治、学术的科学新态度，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盛行于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对孔子学说所作的批判，虽然存在许多偏激之处，但对当时那些长期被专制正统思想束缚的人们确实起到了震聋发胰的作用。此文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的文章，它呼吁打破封建文化意识一统天下的局面，鼓动思想学说自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1916年时，目睹衰世凯复辟帝制的教训，易白沙编写了《帝王春秋》一书，书中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全面揭示了千年封建专制帝王政治上的反动，思想上的愚昧，生活上的荒淫，将弱民、虚伪、奢靡、严刑、多妻、悼逆……等罪恶一一罗列，以求“探其病源，以示救民之道”。该书于1921年易白沙逝世的当年出版刊行，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流传十分广泛，名扬一时。易白沙也盖棺论定，以新文化运动杰出斗士的称誉而名垂史册。

资料下载：五四运动文选. 重印1959年7月第1版 (26.8 MiB)

黄如一

2009-10-12

前段时间一直忙于《铁血强宋》的创作，连常去的论坛都很少光顾，更遑论看电视了，前几天终于定稿、出片，稍微闲下来一点。很巧的是，刚闲下来就看到《百家讲坛》的广告：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讲解《两宋风云》。配着《精忠报国》的背景音乐，很壮烈。我当时别说有多高兴了，心想：有人说2007年是明朝热，2009年该是宋朝热，果然，吾道不孤矣！

《百家讲坛》捧红了一个又一个专家学者，电视把这些本应在象牙塔里钻故纸堆的教授们带到了寻常百姓面前，既扩大了专家教授们的名利，也给普罗大众带来了一股普及历史文化的春风，可以说使当代国人对历史文化的兴趣以及人文修养都上了一个台阶，可谓皆大欢喜。

当然，《百家讲坛》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易中天、于丹、阎崇年几位当红主讲都曾广受质疑，甚至爆出过“十博士炮轰”、“掌掴”等严重冲突事件。但凭心而论，我认为这不是坏事，恰恰相反，这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研究历史文化热情高涨的表现，堪称是人文界的一个盛世。首先，无论专家们的观点是对是错，他们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其次，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讨论，互动提高，十分有助于国民的人文素养建设。而一些貌似“草根”的民间历史爱好者比如纪连海老师等也纷纷走上讲台，更将这场盛世推向高潮。也就是在这时，世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登上了讲坛。

然而当我真正看到《两宋风云》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第一次正式看袁老师在《百家讲坛》上的演讲时他已经讲到了岳飞在北方打游击。袁老师面带微笑、口若悬河的讲到：岳飞不听王彦的将令，所以王彦很恨他，还要杀他，正是宗泽救了岳飞，所以后来岳飞就在宗泽的手下打仗了。

是的，当时我就惊呆了。

我不太清楚袁老师讲这一节是根据什么史料，就我看过的几本相关史料《宋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都说是岳飞擅自脱离建制，这确实是死罪，但王彦看岳飞明知是死罪，还敢带着部队归建，可见此人虽然犯错，但确也是条好汉，值此国家用人之际，不轻易杀人，只把他打发走，然后岳飞才去投奔的宗泽。这几本都是相当可靠的正史，如果没有争议，一般来说是可以相信的，那袁老师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好吧，或许还有人说这种细枝末节不必过于考究，《两宋风�